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变革及其影响

2012-2013年第二学期《中国文化概论》科目考查卷 专业：历史学师范 班级：历史11-1 任课教师：钟炜 姓名：刘敏健 学号：11064060135 成绩

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变革及其影响 ――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大变革，出现了社会的大变革和文化的大变革。其变革的

背景经济上是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上是周王室的衰落，文化上是。社会上的变革出现了文化上的变革，内容是“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是“礼乐文化”的破坏。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规律，这些规律有助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时少走弯路。 关键词：春秋战国;文化;社会;变革

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的特点是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转型。这一持续到西汉时期的“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奠定了中国今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大变革值得讨论。本文将以这次大变革的背景、内容及其影响展开研究讨论。 春秋战国时期大变革的背景 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工具的发展。而生产工具，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的标志。比如青铜器，则标志着石器时代的结束和青铜时代的开始。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铁”字最早见于《诗经》，可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出现，中国进入铁器时代。而从全国各地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剑、铁铲、铁凿、铁斧、铁锤等[1]工具来看，在春秋末战国初时期，铁器已经应用于军事、生活、生产等领域。铁器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器在农业方面的应用，铁器以锋利坚固的特点，大大提高了土地耕作的效率，保证了农业生产的质量，使农作物产量显着增加。同时，铁器也提高了土地开垦的效率，使得土地耕作面积扩大，出现了私田。 在私田出现前后，土地的所有制是土地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说天下的土地都是属于周天子的，但这也仅仅局限在周天子能控制的土地。与之相对应的耕作制度是井田制，这是一种以族为单位组织集体耕作生产方式。赋税就来源于井田的收获所得。与井田相对的私田，其实就是被开垦的，周天子无力分封的无主土地。由于规定在私田耕作收获的农作物全部归耕作者所有，于是人们纷纷开垦私田，使得井田被荒废，周王室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到了战国时期，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各诸侯开始对私田征税，从公元前685 年齐国“相地而衰征”,公元前645 年晋国“作爰田”, 公元前594 年鲁国“初税亩”,都是对当时赋税制度的改革，这就意味着诸侯公开承认土地的私有化。这不仅使已经过夏、商、西周三代发展的“井田制”遭到严重破坏，而与此相对应的集体耕作方式也逐渐被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所取代。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具有封建性质的社会阶级的转化和重构, 即由贵族和商人转化而来的贵族地主阶级, 如齐国的田氏、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和一些商户大贾转化来的地主。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2]的个体私营手工业者和私营商户。到了战国时期，封建性的私有制几乎在所有的诸侯国发展起来，新旧生产关系的争锋与斗争开始了。 在政治上，各诸侯国为了“争霸”，纷纷通过内部改革来实现富国强兵。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赵国的公仲连、秦国的商鞅、燕国的子之等分别就各国的情况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经过政治改革，用人制度变“亲亲”世卿、世禄制为用人唯贤制、奖励军功等，使得宗室贵族逐渐衰亡，卿族甚至平民贵族势力大增。经过经济改革，农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这些都为诸子百家学说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 在思想上，由于周天子对各诸侯的控制了逐渐变弱，权力无法集中权利到中央，使得中央对文化也逐渐失去控制，商、周以来形成的宗教思想发生动摇。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 掌握文化知识的都是卿、大夫一类的人物。到了春秋时期旧时的王官之学逐渐废弛, 学术下移民间私学兴起。以孔子为代表, 他着书立说、传授弟子, 主张一切人“齐之以礼”[2]实践“有教无类”[2] ,从而使知识文化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士人阶级兴起。而一些新思潮、新思想也逐渐被提出。如：重民轻神言论的出现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的新思想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辩证思维，春秋时期的新思想开始逐步从宗教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一时期，地域文化也得到较快地发展，但各地域之间的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特点。以中原各国被代表的北方地区和以楚、越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各自发展出不同方向和内涵的文化。 为诸子百家学说的丰富多样性创造了条件。[3]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大变革 诸子百家学说的兴起，表面上是各士人对社会现状、君臣关系和大自然的看法，实际上是一次社会主导文化的重建。这是文化转型是否成功的判断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能否一脉相承：传承原有的文化和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 从夏代的巫觋文化到商代的祭祀文化再到周代的礼乐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能在改朝换代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关于礼乐文化，有学者认为：“周礼是从氏族习俗演化出来, 原生的氏族文化转变为再生的宗族文化, 独特地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意义与功能的礼仪文化体系。”它将政治和宗教结合在一起来达到其统治目的，其主导文化精神是“德”、“礼”、“天”。而到了春秋时期，礼乐文化渐渐发生变化，形式化的仪典文明渐渐转变为理性的政治思考和道德思考[4]。各士人针对当时宗室旁落、“礼崩乐坏”的现状，都提出自己的治国方案和道德观。这是一种理性的思潮。这种理性，是一种政治的理性和道德的思考。与此同时，新思潮的另一特点是人文思潮的兴起。政治、道德的理性和人本两大思潮的兴起，无形中构建起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主导的文化精神。这一时期主导文化精神的转变,正是从礼乐文化那种伦理宗教性的文化精神向理性和人本文化精神的转变。 而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文化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大变革而失去了它本来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社会发生大转变的时候，旧的文化就不再能维系社会的稳定和解决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即旧文化也不能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自然、社会、个人之间关系, 如何治理社会、国家, 如何安顿人生等问题。于是，诸子百家学术就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都面临重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了。他们围绕回答上述问题而展开他们的理性思考和探索。但是，由于各家各派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途径的不同，于是形成“百家争鸣”的现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思想大解放时期。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转型模式。儒家从历史文献中寻找答案，注重对文化的吸收和继承，正如孔子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主张“克己复礼”，希望通过恢复西周时期具有浓厚等级色彩的礼乐制度来维持现在社会秩序。而道家则从“天”和“自然”的规律中去寻找社会和人生规律，在摆脱传统宗教和文化习俗在哲学高度上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一方面说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弃绝一切人为的造作，另一方面又提倡“道法自然”、“无为”。法家从政治法律层面去分析解决新时代的问题，提倡：“不期修古，不法常可”[5]，要因时而变，这是纯粹的政治革新派的主张。而墨家，提出绝对平等的信念提出理论并躬行实践。其他的诸子也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解决问题的途径，采用不同的切入点和方法。但在最后，所有诸子都有落脚于对社会人生的论述上，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6]。 诸子百家的各自侧重点不同，就使得各诸子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和学术特点。儒家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吸收，具有保守主义的特色，其主张的“克己复礼”的观点更显示出其倒退的历史观；道家突破传统“截流”文化，力图使社会和人生摆脱来自这旧文化的各种束缚，因而具有自由主义色彩；法家直面现实，有针对性地提倡政治社会的改革，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墨家则以其宗教似的说教以完备其理论体系，具有神秘主义和宗教倾向两种特点。而其他诸子也各具有不同的特点。不管诸子百家各具有什么特点，他们的学术都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未来文化的奠基者，而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总之, 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是他们回应那个时代社会转型的丰硕成果, 是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一场文化转型。 春秋战国大变革的一般规律及启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具有以下的规律： 一、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文化变革和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处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春秋战国时期，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他说：“如果历史有一个轴心„发生于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 才形成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代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 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 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7]除中国以外，在轴心时代中，世界上还有多个古代文明，如希腊，印度，以色列等都出现了哲学思想界的大突破和大发展，不同文明突破方式的不同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历史发展[8]。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不仅塑造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还影响了两千余年的中国文化。 二、文化变革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是其基本方法。拿儒家和道家来说，孔子在总结夏、商、西周三代文化遗产的时候提出“述而不作”，对西周东周文化几乎可以说是全盘接受，但孔子又说：“不语怪、力、乱、神”[4]，这是儒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的一面；与儒家不同，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对于文化和文明进步几乎都持否定完全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对前诸子的阴阳思想和辩证法思想都是有所继承的，同时他们又开创了先秦文化发展的另一路向。虽然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