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梦龙“三言”的中和之美
内容摘要：冯梦龙以近古新兴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的同时，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此种独特的思想形式直接促成了“三言”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中和之美。主要体现在：“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情感形式和中和的叙事结构形式两方面，之所以如此，是冯梦龙企图通过儒雅与情俗之间的调适，来达到其“情教”的目的。
关键词：三言中和之美儒雅情俗调适
在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其中冯梦龙的“三言”就是它们的杰出代表。从表面上看，“三言”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但实际上，冯梦龙在对其进行编辑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的修订。编辑与修订便是冯梦龙的文本重构。从“三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的思想极为复杂，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分辨出其思想的总体结构形式，这便是：以近古新兴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的同时，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三言”即是冯梦龙那种思想形式下的独具特色的小说艺术形式，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儒雅与世俗互摄互涵的中和审美形式，这具体体现在“三言”的审美情感形式，叙事结构模式等诸方面。
一、在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调适的冯梦龙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明代中晚期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具体表现在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出它的脆弱性。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实质上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在这种供广大听众消闲取乐的世俗小说由宋元时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为江湖河海，由口头的说唱文学发展成为正式的书面语言。
冯梦龙毕生所从事的通俗文学的整理与编辑工作，是与当时文艺环境分不开的，当时的主情思潮弥漫文坛，这一点对冯梦龙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但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文艺思想及审美倾向由有着自己的特色。即是他在对通俗文艺的整理与编辑的创作中本着坚持发扬儒学的基本精神，并包容其它文化思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所提倡宣扬的儒学精神是先秦的儒学精神，这里也包含了一些释、道思想，而不是宋明之际提倡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
宋明理学认为理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准确的说是封建等级制度及与其想适应的封建伦常的总称。二程说：“上下之分，尊卑义也，理之当也”，①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②这样理学禁锢下的人的感性的枷锁的时候，个体感性的高扬就成为必然。冯梦龙所提倡宣扬的先秦儒学就成为他高扬个体感性的一种方式。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其道德伦理的核心是“仁”学，“仁”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本主义的人学，认所谓“爱人”、“爱众”为指归。而“爱人”、“爱众”就是尊重人的感性存在。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③子曰：“……汛爱众，而亲仁”④这也就是《孟子?离娄下》所说的“仁者爱人”，以及《礼记??中庸》说的“仁者，人也”孔子之所以重视“仁学”就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仁人才能推行礼制，不然“人而不仁，如礼何”⑤这与冯梦龙的文艺思想有着共同之处。冯梦龙就是借“三言”等通俗文学的创作让死气沉沉的晚明儒学生动起来，活泼起来。
明正统文艺只讲理性，不讲情，似乎与伦理哲学，经学和史学等在理论上没有了区别，从而受到情真意切，不与诗文争名的中下层文艺的挑战，于是当时中晚明民俗文艺思潮兴起，大批进步文人学士激烈抨击正统诗论批评中的假道学，而通过儒学伦理文化批评的方式，重构以“情教”为中心的道德批评格局，发展民艺价值观和忧患政治人生观的统一。冯梦龙也是
想借此方式来实现其“情”与“理”的和谐统一。
具体到冯梦龙的“三言”，其在思想上主要体现为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及整个儒家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总原则，在儒学体系中“仁”是总体的道德内容，“礼”是总体的道德规范，二者构成了儒学的总纲。如“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⑥“有子曰：‘孔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⑦“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⑧
“中庸之道”在艺术上具体表现为“中和之美”。“中和之美”的美学理想对中国古代文艺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已积淀为中华民族深层的审美心理结构，成为集体无意识。在明朝中晚期社会背景涵盖下的冯梦龙，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的接受了“中和之美”的熏陶，在“三言”这个白话短篇小说领域中垦拓出一片“中和之美”的艺术天地。我们不难看出，他编辑、整理“三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喻世”、“警世”、“醒世”唤醒世人改变世风。即如：“六经国史之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继《明言》、《通言》而作也。”⑨冯梦龙作为一个封建社会中的进步文人，尽管其思想受到了市民意识的深刻影响，但基本方面还是站在回归先秦儒学精神的立场上。在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中和的调适。因此，总的来说，他仍要求小说的内容“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以求“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警世通言序》）
另外，冯梦龙特别重视小说中描写的“男女之情”，他在《情史叙》中提出“情始于男女”，“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牵”只要加以正确导引，可使它“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以达到“情教”的目的，产生像《六经》一样的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理论上反对在小说中描写色彩内容。《醒世恒言序》云：“若夫淫谭亵语，取快一时，贻秽百世”。冯梦龙在当时淫风特盛的晚明文坛发表这样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调适的结果。这一立场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就指出：“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我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衊世界，广摭污造，非荒诞不足法，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世，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历禁，宜其然也。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着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
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三言”的情感形式
“三言”在总体的情感形式上呈现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形式，在“三言”中我们看不到纯粹意义上的悲剧或喜剧。情感表达上通过悲喜交织，让悲喜趋向中和。通过这种情感形式使人得到审美享受的同时,又不至于使人有过分强烈的情感刺激。这主要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的。“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⑩
为了论述的方便，在这里姑且借用“悲剧”、“喜剧”的概念来对“三言”中的一些作品作个简单的界定。
《杨思温燕山逢故夫》是个悲剧。爱情的离合悲欢被嵌入国破家亡的大框架中。杨思温只是陪衬人物，他因靖康事变，流落燕山，而对燕山元宵灯市，“情绪索然”初露悲剧倪端。遇见嫂子郑义娘，后者的遭遇加深了悲剧性。韩思厚出使金国，在秦楼题写吊妻词。杨韩晤面义娘丈夫韩思厚叙说与义娘生死离别境况，追寻义娘遗骨，得遇义娘鬼魂。义娘说：“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愈见悲凉，但夫妇（人鬼）相见，相约决不辜负对方。悲中透出几分喜气。义娘虽死，而鬼魂时隐时现。以“喜”淡化悲剧性。韩背叛义娘，娶妻刘氏，义娘遭遇更令人同情，悲剧性得到强化。但紧接着魂附刘氏，揪骂韩思厚，在悲剧中掺入喜剧因素。最后义娘鬼魂把韩郑二人拽入水中，则稍快人心。无论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还是小说中的悲剧气氛，都未达到惨痛的地步，读者的心理也趋于平衡。《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都是爱情悲剧，前者写李甲与杜十娘的相爱过程，颇具喜剧色彩，直到高潮李甲才露嫌弃之心，且将她卖给孙富，杜十娘怒斥孙、李，抱匣沉江而死，悲剧始得完成，整篇小说悲愤而不低沉，女主人公虽沉江身亡，却在道义上获得胜利，李甲郁成狂疾，孙富奄奄而终，反面人物得到应有下场。悲剧性得到缓解中和。后者写王娇鸾与周廷章相爱，诗词酬答，全无一点悲剧痕迹。近结尾处，周廷章变心，王娇鸾自缢，悲剧仿佛在刹那间形成，由原初的郎情妾意突变为负心他求。但最终一顿乱棒打死周廷章，正义战胜了邪恶，悲剧性又得以缓解。
喜剧中的“中和之美”的情感形式，在“三言”中亦十分突出，“中和之美”在喜剧的本质上，表现为“乐而不淫”，即要求喜剧性不应过度，而要恰当。讽刺喜剧较之幽默喜剧，其讽刺，嘲弄的程度更为强烈，其主人公多为作者批判的对象，揭示其虚伪可笑的本质，撕破其毫无价值却伪装有价值的假面，用笑声去否定和鞭挞丑恶的人和事。而幽默喜剧对喜剧人物虽作某种讽刺，但程度较轻微，作者对喜剧人物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喜剧人物未必是坏人，只不过性格，行为具有某种弱点、缺陷，这是种轻松的喜剧。儒家的“中和之美”制约“三言”的喜剧艺术，造成讽刺喜剧少，幽默喜剧多的情况。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苏小妹三难新郎》《唐解元一笑姻缘》都属于幽默喜剧。讽刺喜剧仅《桂员外途穷忏悔》，《滕大尹鬼断家私》等二、三篇，但冷嘲热讽十分尖刻，桂富恩将仇报，作者对之予以严惩，安排了桂氏之妻及二子变犬，其女为妾，报答施金的喜剧情节。小说对桂家落难得施济时的感激涕零，掘得园中埋银别置产业时的虚伪狡诈，发迹后的倨傲负义，最终荡尽家产时的嗟伤忏悔，都刻画得活灵活现，也讽刺得淋漓尽致。更兼以夸张虚幻之笔，画出“变犬”结局，对假丑恶的鞭挞毫不留情。滕大尹始以正剧人物的面目出现，直至最后，他装神弄鬼，攫取千两黄金，把一坛黄金抬回衙内受用，才露出喜剧角色的真相。对此，作者嘲讽的态度十分严峻。
“三言”中的喜剧作品，大多把幽默戏剧与讽刺喜剧融与一篇之中，而以幽默喜剧为主导，将正剧因素注入喜剧，使喜剧性不至于过分浓烈，甚至悲喜交揉，以悲淡化喜，形成“谑而不戏”、“婉而多讽”的格调。《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的喜剧性在于“有老婆的翻没了老婆，没老婆的翻得了老婆”故事情节朝喜剧主人公愿望的对立面转化，构成诙谐有趣的情节。喜剧主人公梁尚宾乃冯梦龙鞭挞的对象，他与鲁学曾为表兄弟，鲁向其借衣，他因贪心，冒名顶替去会孟夫人，孟夫人不知，赠金银首饰，此一错也；梁向阿秀求欢，阿秀屈从，此二错也；滑稽的底蕴包含着悲剧性。梁走后，鲁求见，阿秀因已失身，赠金钗二股，叫鲁“别选良缘”，此三错也；阿秀自缢，此四错也。小说掺进了悲剧性。梁回家，无意中泄露了冒充之事，夫妻感情破裂，田氏与其离婚，此一正也。顾佥事告状，鲁屈打成招，此五错也。陈御史细审此案，微服出访，掌握物证，此二正也。梁尚宾不知陈御史身份、底细，把孟夫人
所赠金银首饰换成银子，一味蒙在鼓里空欢喜，运用了喜剧“嘲弄”的手法，此三正也。阿秀附魂田氏，孟夫人认田氏为义女，把她嫁给鲁学曾，结局出人意料，真喜剧也。一篇之中，一错再错，而至五错。错者，误会或失误也。其中多属喜剧性。又有三正。正者，正剧因素也。阿秀的失身，亡身，则带有悲剧性。喜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一篇之中，梁尚宾是讽刺喜剧中的恶棍歹人形象，鲁诚实善良，是无辜受害者的形象，陈御史乃正剧中的人物，阿秀却是悲剧人物。无论人物，情节，总是喜剧性，悲剧性交织，主要倾向是喜剧性。把喜剧、悲剧这些矛盾对立的因素统一起来，使得小说不至于“过”喜，也不至于“不及”喜，而达到“中和之美”的理想境界。
“三言”的此种情感形式，与当时的市民文艺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市民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所谓常人，是指那些天真朴素，没有受过艺术教育与理论，却也没有文艺上任何主以及学说的成见的普通人。他们是古今一切文艺的最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文艺创作家（11）往往虽看不起他们，但他自己的作品之能传布与保存还靠这无名的大众。”而“常人犹爱以‘人性’附与万物，诗人，小孩，初民，这些十足的常人都相信‘花能解语’，‘西风在树林里叹息’”。（12）也就是说冯梦龙为了更好的达到“情教”的目的，必须尊重广大市民（常人）的审美习惯，接受心理。儒雅与情俗的内在调适在冯梦龙那里成为必然。
三、中和——“三言”的叙事结构形式
“三言”的叙事结构缺乏像西方小说那样强烈的戏剧冲突，在叙事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平和冲淡的结构形式。此种结构形式主要是通过让人物性格带上软弱性，局限性，当情节发展到严峻关头，以“中庸”、“中和”来冲淡缓解的方式来实现。这或多或少减轻了作品批判的锋芒与力度。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与三巧儿天作之合，感情笃厚，过了几年幸福的夫妻生活。小说在此呈现出一种和谐美满的气氛，但由于蒋兴哥出门逾期未归，三巧儿寂寞难耐，又加以薛婆和陈商的引诱、挑逗，终于背叛与蒋的誓言与陈发生奸情，并将蒋兴哥所赠的传家之宝珍珠衫赠与陈商。后被蒋兴哥发觉，一纸休书将三巧儿送回娘家。情节发展到这里，似乎蒋兴哥与三巧儿的感情完全割绝，但是峰回路转，三巧儿被迫无奈嫁与吴杰进士做妾，蒋兴哥在吴杰所任县内因人命官司而受审。最终三巧儿与蒋兴哥久别重逢，抱头痛哭。当吴杰县主看出他们不是兄弟，而是夫妻时，让三巧儿重回蒋兴哥的身边。整个故事的发展呈现出平和的迹象。
《陈可常端阳仙化》吴七郡王的婢女新荷与人私通怀孕，受吴唆使，新荷诬陷和尚陈可常与她有染。陈可常被押至府衙，屈打成招，后真相大白。按照生活逻辑，必有一番抗挣，辩诬风波。但在“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的制约下，作品安排陈可常不作任何的辩解，反而赋词说：“前生欠他债负”，坐化圆寂，以妥协求得和谐、宁静。《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莫稽恩将仇报，中举后将金玉奴推入江中欲淹死之，金玉奴被官员许德厚救起，认作女儿，入赘莫稽。“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在此决定了作品的思想构思，对如此负心险恶之人竟然只安排了一顿篱竹细棒的痛打和“千薄幸，万薄幸”的一顿臭骂，便和好“比前加倍”。冲突的调和，使一出正剧或悲剧成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还有一种形式，即悲剧主人公既有痛苦遭遇，又有幸福结局，二者矛盾统一，中和平衡。《玉堂春落难遇夫》中玉堂春与王景隆有段欢乐光阴，不久离散，玉堂春被鸨儿骗卖，身陷囹圄，
几乎惨死，但结局为两人团聚。《乐小官团圆破毡笠》，《范鳅儿双镜重圆》等篇男女主人公历尽磨难，终于团圆。痛苦、灾难，悲剧性的遭遇，在叙事结构上用喜剧性的结尾来冲淡。作品遵从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典型地体现了儒家：“中和之美”的美学理想。
“三言”的“中和之美”的艺术形式是冯梦龙在晚明对当时文坛的一种匡正与革新，为通俗世情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从单纯的伦理说教或色情描写中走出，成为一部儒雅与情俗，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高度融合的杰作，在中国小说史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辉！
注释：
①：《伊川易传》
②《朱熹文集》卷七《读大纪》
③《论语·颜渊》
④《论语·学而》
⑤《论语·八佾》
⑥《论语·雍也》
⑦《论语·学而》
⑧《礼记·中庸》
⑨《中国小说史略》第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1月第一版
⑩宗白华《中国艺术与社会》《宗白华全集》第41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11）（12）宗白华《常人欣赏文艺的形式》《宗白华全集》第31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
①游国恩等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版
②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③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年版
④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⑤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齐鲁书社 1987年版
⑥宗白华《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⑦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⑨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⑩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⑾《中国古典文学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⑿胡有清《文艺学论纲》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⒀冯梦龙《喻世明言》
⒁冯梦龙《警世通言》
⒂冯梦龙《醒世恒言》
从三言中的女性意识看冯梦龙的妇女观
从三言中的女性意识看冯梦龙的妇女观 绪论 林丹娅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中有这样一番见解： 自从父氏社会成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形态以来，父权宗法制君临天下的统治地位，在漫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造就了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化形态。男性执文化霸权之牛耳，男性意识与男性创造的上帝神话一样无所不在——它通过社会化与教化的途径，直接侵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心理甚至生理，使之成为每一个人生存的提示、暗示、甚至压抑，造成并最终沉淀为社会每一分子似乎是“自然” 的、与生俱来的人性意识。男性视角、男性观点、男性声音成为普遍性，而女性视角、女性观点、女性声音被排斥、被抹去、被忽略、被成为特殊性。[1] 阐述了身为女性的命运，并非从来如此，而是根据男性所制造的蓝图加以描绘而形成，她认为父权宗法制度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让她们完全丧失了言语和思想的自由表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女性也曾有过相当辉煌的历史，在母系社会，女性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随着父权制的产生，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男尊女卑成为两性之间的主旋律；步入封建社会之后，压迫进一步加强，最终产生了程朱理学式的道德教条，给这一时期的女性们戴上了沉重的锁链。 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作品中本身的人物的声音外，背后还隐藏着作者的声音、观点。三言“篇篇有据，无一篇凭空创作，也无一篇不经过冯梦龙润色加工。”[2]虽非冯梦龙直接创作，但是冯梦龙“在题材的选择，篇目的增删以及字句的斟酌上都体现出运思和匠心”，[3]符合冯梦龙的审美眼光，由此编著而成的文
学作品，包含了作者本身发出的声音，能够体现出他的性别观念。依此我们可以认为，“三言”能够体现冯梦龙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冯梦龙曾这样写道： 暇日攀今吊古，从来几个男儿，履危临难有神机，不被他人算计？男子尽多慌错，妇人反有权奇。若还智量胜蛾眉，便带头巾何愧？[4] 在关键时刻女性能够给予男性一定的助力，可见，冯梦龙认为女性的能力并不输男性。但在《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中，又有这样一段描述：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事。主四方之事的，顶冠束带，谓之丈夫；出将入相，无所不为，须要通古博今，达权知变。主一室之事的，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日之计，止无过饔飨井臼；终身之计，止无过生男育女。[5] 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出，在冯梦龙的性别观念中，男女两性间的社会地位并非是平等的，男性可以一舒心中抱负，做一番大事业，女性却只能依附于男性的而存在，安于一室之内，她的所有才能唯有在男性的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内才能得以发挥。 有关“三言”女性意识的研究的论述，如陈果的《“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全书分为五章，将性别理论贯穿于“三言”的研究中，以文献比勘的方法，通过“三言”中“规范性性别话语”和“非规范性性别话语”的博弈，分析“三言”中作者的性别意识和观念。杨云芝的《“三言”中的性别意识》通过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分角度阐述了“三言”性别观念中的矛盾。闫焱的《从“三言”看明代小说中进步的女性意识》从婚姻自主，贞操观念的淡薄，独立性的方面，反映了“三言”在女性塑造方面的先进性。张荣的《<三言>中的进步女性意识》从社会制度、传统观念、婚姻的自主性、女性的自立自强等角度分析“三言”的进步观念。王花的《从“三言”故事中的夫妻离合看明末社会的婚恋伦理观》从夫妻离合的角度分
【课外阅读】冯梦龙的文学思想
【课外阅读】冯梦龙的文学思想 综合冯梦龙的小说创作，他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冯梦龙在文学上主张“情真”。他重感情，认为情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东西，甚至提出要设立一种“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他曾自负的说“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有怀》评），又在《叙山歌》中说山歌“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落实到小说中，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说小说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在他的有关小说的眉批里，常可看到“叙别致凄婉如真”，“话得真切动人”，“口气逼真”，“真真”等。情真、事真、理真是冯梦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反复提到的，是他追求的总目标，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第二，他虽然不反对文言小说，他的《情史》便收集了很多文言作品，但他更强调文学作品的通俗性，作品通俗易懂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在《古今小说序》中就：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又在《醒世但言序》说：“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这里，“文心”指的是文人典雅的作品，“里耳”是闾巷平民的感受，只有通俗的作品，才能得到闾里小民的欣赏。 第三，冯梦龙主张文学有教化作用，而且主张把社会教化的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结合起来。他在《警世通言序》中举了里巷小儿听《三国》故事受小说人物影响的例子：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通俗小说的巨大影响力，确不是被奉为经典的《孝经》、《论语》这类书所能达至的。所以冯梦龙希望借着这些通俗作品去达到教化的目的。“三言”就是他的突践，他解释“三言”的命名：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者，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序》）明白的昭示这套书的目的是“导愚”、“适俗”和“习之不厌，传之可久”。
《三言》三“话”东坡共6页文档
《三言》三“话”东坡 冯梦龙的《三言》中记载了与东坡相关的故事有四则，分别是《喻世明言》中的《明悟禅师赶五戒》、《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醒世恒言》中的《苏小妹三难新郎》和《佛印禅师四调琴娘》。四则故事刻画的东坡形象既取材于历史事实中的东坡原型，又吸取了前代笔记、话本、小说中东坡之形象，同时又有著者本人之再创造。本文将从这四则故事中三位主人公的视角对东坡形象进行分析、归类，探讨东坡形象的多样化特征。 一、多面佛印“话”东坡 《明悟禅师赶五戒》《佛印禅师四调琴娘》的主人公皆为苏轼和佛印禅师。二则故事中佛印形象多样化，但却“殊途同归”。《明悟禅师赶五戒》中佛印在未被钦度之前便是潜心修佛之人。“你平昔最喜佛事，今日朝廷请下三十六处名僧，建下祈场，诵经设醮，你不去随喜，却不挫过？”苏轼的这段邀请足可见佛事是佛印一直的喜好。但《佛印禅师四调琴娘》中的佛印在未钦度之前是热衷求取功名之人。“那谢端卿的学问与东坡肩上肩下，他为应举到京，指望一举成名，建功立业，如何肯做和尚？”从这句话可见其志向所在。二则故事中佛印形象明显差异颇大，那么多面佛印眼中的苏轼是否也是多面的？ 《明悟禅师赶五戒》中，苏轼与佛印为前世今生之关系。佛印一直追随东坡以求渡化东坡。二人今世成为莫逆之交，常一同闲讲。“每常二人相会，瑞卿便劝子瞻学佛，子瞻便劝瑞卿做官。瑞卿道：‘你那做官，是不了之事，不如学佛三生结果。’子瞻道：‘你那学佛，是无影之谈，不
如做官，实在事业。’终日议论，各不相胜。”佛印眼中的东坡是充斥着立“三不朽“之志的文人士大夫形象，求取功名才为现实之道。当然，佛印对东坡的耳提面命也最终起了作用，东坡在饱经宦海浮沉之后，也终于悟出佛印之所言：“今日我苏轼枉了能言快语，又向哪处伸冤？岂不苦哉！记得佛印时常劝我戒杀持斋，又劝我弃官修行，今日看来，他的说话，句句都是，悔不从其言也！”佛印一方面对苏轼热衷于功名的态度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因为前世之缘以及苏轼本身所具有的佛性慧根，对苏轼不断教诲，最终使东坡逐渐悔悟，通晓佛理，最终羽化大罗仙，成为旷达之士。这则故事中的佛印一直以正面身份出现，对于佛法的坚决来自三世的坚持。诚然也正是这种陪伴使东坡感化。 《佛印禅师四调琴娘》中，佛印是故事的主人公。其内容是通过苏轼托琴娘以美色诱惑佛印以使其破戒而未得逞之故事体现出佛印禅师佛法 之坚决。东坡的无心插柳使得佛印被钦度为僧，最初是违背了佛印之初衷的。东坡为此耿耿于怀：“其时佛印游方转来，仍旧在相国寺拄锡，年历尚壮。东坡一见，想起初年批剃之事，遂劝佛印：‘若肯还俗出仕，下官当力荐清职。’佛印哪里肯依。东坡遂嘲之曰：‘不毒不秃，不秃不毒。转毒转秃，转秃转毒。’佛印笑而不答。”佛印对东坡的“笑而不答”，一是对东坡的固执予以否定；二是对于深谙佛法的佛印来说，这种“笑”意味着东坡以后的生活轨迹和最终归宿。东坡为劝佛印还俗费劲心力，最终想以琴娘之美色迫使佛印破戒。佛印对东坡的种种做法都是一笑置之，大概是因东坡皆是出于善意的缘故。佛印也最终抵制了诱惑，东坡亦知佛印佛法之高深，不再进行无味的劝解，反而是佛印最终对东坡的点化，使
认识冯梦龙
认知一代文学巨匠冯梦龙 ——对研究冯梦龙作品推进搜集、设立纪念馆的建议 一、认知冯梦龙 冯梦龙字犹龙。今苏州人，生于1574年（明神宗、万历甲戌二年）。死于1646年（南明唐王隆武丙戌二年）。是明代杰出的俗文学泰斗。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集大成者。市民文学的先驱。他曾以“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14个笔名，整理、编纂、创作、出版了近3000万字的话本小说、历史小说、笔记小说、民歌、散曲、戏剧等作品。直至当今，在架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古今概谈》、《笑府》、《智囊》、《情史》、《山歌》、《挂枝儿》…各类图书，超过1500万字，为历代文人所遗存的文字数量之最。其作品流布地区极广。各类译文遍及五洲，改编成电影、电视10多部，故有“海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冯氏之作”。调查表明：凡我国稍有文化者，无不读过冯作。 冯梦龙死于明末天下大乱。清人入关后，其主要作品屡遭尽毁。散失殆尽、流失海外。在以后长达300年的时间内，冯梦龙的名字几乎湮没于世。1920年鲁迅仅见到《醒世恒言》一种（日本藏本国内尚未正式出版），便于北大课堂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时欣然指出：“在小说史上，实是大事。”足见鲁迅对冯梦龙《醒世恒言》的高度重视与评价。 “五四”运动后，冯梦龙作品逐步引起重视并公开出版。继而涌
现出容肇祖、赵景深、孙楷弟、杨荫深一批冯梦龙的专家学者。开了研究冯梦龙其人和作品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17年间，在“古为今用、推成出新”方针的指引下，作为弘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冯梦龙作品出版和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重排出版了《三言》普及本。中华书局出版了《挂枝儿》、《山歌》……，其时研究冯梦龙作品的专家更为活跃。其中尤以路工、谭正壁、胡士荣、王古鲁发表和提供了大量研究冯梦龙的基础材料。开始触及到如何认识冯梦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研究冯梦龙蔚然成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学艺术在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重又激发了盎然生机，李厚泽等文艺理论家，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地全面的看待当时明朝中叶后我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的市民阶层；看待当时带有启蒙性质的新思潮的出现；看待当时大量出版的通俗小说、戏曲、民歌等俗文学作品（其发源地在苏州），从而也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冯梦龙对中国俗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价值。自1981年起，全国20多家出版社，一时以出冯梦龙作品为己任。从而冯作得到了广泛地普及。 1982年福建寿县几经辗转获得了从日本上野图书馆保留的冯梦龙《寿宁待志》孤本胶卷本。继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福建省委指定为“干部必读”，人手一册（可见这位知县不寻常）。1984
关于近十年来《 三言》《 二拍》 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三言》、《二拍》研究综述 王敏 明末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和凌蒙初创作的《二拍》当推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之翘楚。建国以来，不少学者对它们进行了多方面多导次的研究。王立言、人民的《“三言”“二拍”研究综述(1949 —1989) 》(《中国文学研究》1993 年1 期) 提供了建国后四十年的研究情况。 90 年代以来，关于《三言》《二拍》的研究文章有60 余篇，它们或就已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或以新眼光发现新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在本文中，笔者将对这些研究成果略作概述，以使读者对此有整体的认识。 一、关于《三言》《二拍》的思想内容 (一) 婚恋问题：《三言》《二拍》中，此类题材的作品占其总数的二分之一强。这一问题也是多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90 年代以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许多学者致力于新境界的开辟。刘敬圻《婚恋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北方论丛》1994 年2 期) 考察了那些表现传统礼地观念已发生裂变的作品，并把其中的婚恋现象分为“传统模式”和“非传统模式”，指出：它们“一方面是对现存婚恋关系的合理调整和热心疗救，一方面是对某种新婚恋模式(以人的自身价值为唯一纽带的婚恋模式) 的痴心构想与积极探求。”王平《双重超越：聊斋与三言二拍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 年2 期) 一文指出：《三言》《二拍》中婚恋爱情小说的主人公，“追求自由爱情，婚姻自主是对封建礼教的背叛，是民主精神的体现。”而作品中露骨的色情描写，又损伤了其美学价值。刘、王二先生之文，各有千秋，前者立足于个体价值来考察婚恋模式，比后者只注重民主精神以反封建的思想更深刻，因为个体价值是民主精神的核心原因。然而王文正确评价了色情描写，显示出内容的广泛。 (二) 女性形象问题：近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研究中的新视角，重要的文章有：黄焕新《从“三言”“二拍”看作者的妇女观》(《天中学刊) 1995 年增刊) 和王引薄《试论“三言”中的妇女主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1 年2期) 。后者从社会历史的维度，考察了妇女题材的小说，提出了全新的观点。文章指出：《三言》“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广大妇女的生活和心态”，肯定妇女对自主婚姻的执着追求，“显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觉醒，带有新生产关系萌芽时期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这种评价把女性性别的特殊性视作人类的一种个性，以个性从共性中脱离来阐释妇女解放的历史必然，显示出思维的精密。 (三) 商人形象与商业活动：《三言》《二拍》中不少篇章把商人和商务作为描写对象。以前的论文笼统认为：它们“表达了市民作为一个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心声。”90 年代以来，研究者对此问题涉及较多且有了新突破。王枝忠《凌蒙初的新贡献——“二拍”平议》(《东岳论丛》1994 年6 期) 经以比较见长，认为：《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大都是小商贩，《二拍》中则出现了大商巨贾且被作为正面描写的对象。文章还指出，《三言》《二拍》中关于发迹变泰的描写，又有很大不同。《三言》中，“发迹变泰的主人公大都为文士与武夫，而且一般都是社会政治地位的改变，即由贱变贵。”而在《二拍》中，“否极泰来者基本上都换成了商家贾客，并且是以经济方面的变迁为特征，也就是由贫转富。”由追逐政治地位到追求经济势力，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晋云《“三言”与明代商人的思想意识》(《社会科学研究》1991 年4 期) 着重分析了明代商人的思想观念，指出：《三言》中的经商观念，最突出的是“治生论”。“经商治生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德之本”。其中的贡道，超越了传统的经商观念，是‘创业垂统’与‘建立功名于天
【课外阅读】冯梦龙的三言
【课外阅读】冯梦龙的三言 三言由来 "三言"及其他小说"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有宋元旧篇，也有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但已难以一一分辨清楚。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都程度不等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之民的生活。"三言"即表现了资本主义萌牙时期的新思想，又存留有消极、腐朽、庸俗的旧意识。这种进步和落后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正是新兴市民文学的基本特征。在艺术表现方面，"三言"中的那些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正如《今古奇观序》中所称："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目。"这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三言"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的刊行，不仅使许多宋元旧篇免于湮没，而且推动了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影响深远。 三言特色 “三言”中每个短篇小说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明代拟话本约有七、八十篇。“三言”的内容很复杂，在那些优秀的拟话本中，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了被压迫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拟话本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杜十娘。她是京城的“教坊名姬”，为了摆脱非人的境遇，她迫切要求“从良”。当她一旦相信李甲的爱情后，便与贪酷的鸨母展开了种种斗争，终于凭借自己的机智，跳出了火坑。但在她和李甲一起回家的途中，李甲竟在金钱引诱和个人利害考虑下，把她出卖给富商孙富。十娘愤恨填鹰，在痛骂李甲之后，就抱持宝匣，投身于滚滚波涛之中，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控诉了这个罪恶的社会，维持了她对爱情的理想。小说写十娘投江之后，旁观的人皆咬牙切齿，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反映了人民对这些纨绔子弟和市侩的憎恨；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的鲜明爱憎。《卖油郎独占花魁》是一篇富有时代特色的爱情作品。小说写卖油郎秦重被花魁娘子莘瑶琴的美丽所吸引。他凭自己辛苦经营积蓄起来的一笔钱想去亲近她。莘瑶琴起初因为他不是“有名称的子弟”，“甚是不悦”。由于秦重对她格外体贴、诚恳，她才觉得“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但等级地位观念，
冯梦龙简介_冯梦龙古诗词作品名言_古诗大全
冯梦龙简介_冯梦龙古诗词作品名言_古诗大全冯梦龙（1574－1646），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又字子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等。汉族，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冯梦龙的作品比较强调感情和行为，最有名的作品为《古今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三言与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 冯梦龙代表作： 《智囊》作者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其全诗文如下： 《智囊》全文： 冯子曰：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梁、纣愚而汤、武智；六国愚而秦智；楚愚而汉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智。举大则细可见，斯《智囊》所为述也。或难之曰：智莫大于舜，而困于顽嚣；亦莫大于孔，而厄于陈蔡；西邻之子，六艺娴习，怀璞不售，鹑衣彀食，东邻之子，纥字未识，坐享素封，仆从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冯子笑曰：子不见夫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绳以入，畚以出，其平地获泉者，智也，菲夫土究而石见，则变也。有种世衡者，屑石出泉，润及万家。是故愚人见石，智者见泉，变能穷智，智复不
穷于变。使智非舜、孔，方且灰于廪、泥于井、俘于陈若蔡，何暇琴于床而弦于野？子且未知圣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窥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则诚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错所以膏焚于汉市也，子何取焉？冯子曰：不不！错不死于智，死于愚，方其坐而谈兵，人主动色，迨七国事起，乃欲使天子将而已居守，一为不智，谗兴身灭。虽然，错愚于卫身，而智于筹国，故身死数千年，人犹痛之，列于名臣。（左车右免）斗宵之流，卫身偏智，筹国偏愚，以此较彼，谁妍 谁媸？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错，有樗里子焉；后乎错，有鲁匡、支谦、杜预、桓范、王俭焉；其在皇明，杨文襄公并擅此号。数君子者，迹不一轨，亦多有成功竖勋、身荣道泰。子舍其利而惩其害，是犹睹一人之溺，而废舟揖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将令人学智也。智由性生乎，由纸上乎？冯 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犹水，然藏于地中者，性；凿而出之者，学。井涧之用，与江河参。吾忧夫人性之锢于土石，而以纸上言为之畚锸，庶于应世有廖尔。或又曰：仆闻“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鸡鸣狗盗，亦备奇闻，囊且秽矣，何以训世？冯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唯其人唯其事，不唯其事唯其智，虽好猾盗贼，谁非吾药笼中硝、戟？吾一以为蛛网而推之可渔，一以为蚕茧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众水同归，岂其择流而受！或无以难，遂书其语于篇首。冯子名梦龙，字犹龙，东吴之畸人也。 《情史》作者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其全诗文如下：
论冯梦龙“三言”中的美男子形象
论冯梦龙“三言”中的美男子形象 汉语言文学（双专业）宜小白 [摘要]冯梦龙的“三言”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涉及明代社会各类各阶层的不同群体。其中对“美男子形象”的描写，就占了很大的篇幅。本文把“三言”中描写的美男子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归纳美男子的类型及特点，从作者的思想、文学的因袭及当时的社会风气这三个方面来阐述“三言”出现众多“美男子形象”的原因，并揭示其蕴含的社会意蕴。 [关键词]冯梦龙，“三言”，美男子，原因 on the characters of handsome males in “T hree Books of story collections” Primary Education QIU Li-yin Abstract：Feng Menglong shapes many characters in his “Three Books of story collections”, rang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groups in Ming. The length of description of “characters of handsome males” is lo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racters of handsome males in the “Three Books of Story Collections” and concludes the styl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males. Then reasons why “characters of handsome males” are so popular in the three boo ks are discussed from the mind of the author, the traditions of literature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Finally the significances of these characters are revealed. Key words；Feng Menglong ,Three Books of Story Collections, handsome males, reasons 绪论 “三言”是明末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三本书的简称。在“三言”中，作者塑造了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涉及到“美男子”形象的有三十六篇之多。本文主要采用作品研读法和研究比较法，以“三言”中的美男子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三言”中的美男子类型及特点，从作者的主观追求、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学的因袭三方面去探讨这些美男子产生的原因，并揭示这类形象存在的更深层次的意蕴。 一“三言”中美男子形象的研究综述 “三言”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涉及到明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人物。学者对 “三言”人物形象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女性和商人的形象上研究上，而对“三言”中的
三言 明代 冯梦龙 的短篇小说集
三言明代冯梦龙的短篇小说集。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二拍中国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濛初。与“三言”合称“三言二拍”。 吴江派，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璟。 临川派，明代传奇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汤显祖。因汤显祖的祖籍是临川(今江西抚州)。骈文古代汉族以两两字句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 以意逆志：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别人的心思。出自《孟子·万章上》。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作者曹丕。 《诗品》，古代汉族诗歌美学著作。钟嵘著。强调内容：赋比兴并用。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代表人物商鞅、韩非、秦始皇。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春秋时期鲁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倡导：仁义礼智信。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发扬、完善并推广孔子思想和儒学。 庄子，姓庄，名周。他是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创立了华夏重要的哲学学派庄学，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基督教是信仰神的宗教，发源于中东巴勒斯坦地区。三大流派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式，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 石鼓文，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 楷书，由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这种字体，就是现在汉字手写正体字。行书，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的，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 “六分半书”指（郑板桥）所创书法字体，世人亦称“板桥体”。【他以隶书笔法形体掺入行楷，创出这种介于楷隶之间，而隶多于楷的字体。由于隶书又称“八分”，因此郑燮戏称这非隶非楷的书体为“六分半书”】 北宋四家代表人物为苏、黄、米、蔡。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是大书法家。 帛书中国古代写在绢帛上的文书。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 敦煌文化艺术又称莫高窟文化。它保存了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的洞窟735个，彩塑三千余身等。 敦煌石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是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1]。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代表人物：郑板桥。 雕版印刷是中国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活字印刷“四大发明”之一，曾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活字印刷是一种印刷方法，通过使用移动的金属或胶泥字块，来取代传统的抄写，毕昇发明的. 指南针，主要是一根磁针，磁针在天然磁场的作用下自由转动并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利用这一性能辨别方向。用于航海、军事等。指南针由司南、罗盘和磁针组成。 造纸术，纸是汉族劳动人民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西汉时期发明，东汉人蔡伦改进。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外界能量作用下，自身能进行有规律的燃烧，同生成大量高温燃气的物质。成为了人类文明重要发明之一。
论冯梦龙“三言”的中和之美
内容摘要：冯梦龙以近古新兴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的同时，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此种独特的思想形式直接促成了“三言”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中和之美。主要体现在：“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情感形式和中和的叙事结构形式两方面，之所以如此，是冯梦龙企图通过儒雅与情俗之间的调适，来达到其“情教”的目的。 关键词：三言中和之美儒雅情俗调适 在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其中冯梦龙的“三言”就是它们的杰出代表。从表面上看，“三言”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但实际上，冯梦龙在对其进行编辑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的修订。编辑与修订便是冯梦龙的文本重构。从“三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的思想极为复杂，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分辨出其思想的总体结构形式，这便是：以近古新兴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的同时，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三言”即是冯梦龙那种思想形式下的独具特色的小说艺术形式，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儒雅与世俗互摄互涵的中和审美形式，这具体体现在“三言”的审美情感形式，叙事结构模式等诸方面。 一、在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调适的冯梦龙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明代中晚期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具体表现在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出它的脆弱性。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实质上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在这种供广大听众消闲取乐的世俗小说由宋元时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为江湖河海，由口头的说唱文学发展成为正式的书面语言。 冯梦龙毕生所从事的通俗文学的整理与编辑工作，是与当时文艺环境分不开的，当时的主情思潮弥漫文坛，这一点对冯梦龙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但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文艺思想及审美倾向由有着自己的特色。即是他在对通俗文艺的整理与编辑的创作中本着坚持发扬儒学的基本精神，并包容其它文化思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所提倡宣扬的儒学精神是先秦的儒学精神，这里也包含了一些释、道思想，而不是宋明之际提倡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 宋明理学认为理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准确的说是封建等级制度及与其想适应的封建伦常的总称。二程说：“上下之分，尊卑义也，理之当也”，①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②这样理学禁锢下的人的感性的枷锁的时候，个体感性的高扬就成为必然。冯梦龙所提倡宣扬的先秦儒学就成为他高扬个体感性的一种方式。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其道德伦理的核心是“仁”学，“仁”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本主义的人学，认所谓“爱人”、“爱众”为指归。而“爱人”、“爱众”就是尊重人的感性存在。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③子曰：“……汛爱众，而亲仁”④这也就是《孟子?离娄下》所说的“仁者爱人”，以及《礼记??中庸》说的“仁者，人也”孔子之所以重视“仁学”就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仁人才能推行礼制，不然“人而不仁，如礼何”⑤这与冯梦龙的文艺思想有着共同之处。冯梦龙就是借“三言”等通俗文学的创作让死气沉沉的晚明儒学生动起来，活泼起来。 明正统文艺只讲理性，不讲情，似乎与伦理哲学，经学和史学等在理论上没有了区别，从而受到情真意切，不与诗文争名的中下层文艺的挑战，于是当时中晚明民俗文艺思潮兴起，大批进步文人学士激烈抨击正统诗论批评中的假道学，而通过儒学伦理文化批评的方式，重构以“情教”为中心的道德批评格局，发展民艺价值观和忧患政治人生观的统一。冯梦龙也是
《三言》名著导读
《三言》名著导读 作者简介：“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又和“二拍”合称“三言二拍”。三言的作者是冯梦龙，他少年时即有才情。博学多识，为同辈所钦服。为人旷达，治学不拘一格，行动也每每不受名教束缚。曾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等结社作文。在嘉定侯氏西堂读书时，与侯峒曾兄弟及其他名士，卷帙过从，往还。熊廷弼督学南京时，曾把冯梦龙视为隽才宿学，予以甄拔。但他自早年进学之后，屡考科举不中，久困诸生间，落魄奔走，曾以坐馆教书为生。万历末，冯梦龙应麻城田姓邀请，去讲授《春秋》。天启元年，冯梦龙宦游在外,次年因言论得罪上司,归居乡里。天启六年，阉党逮捕周顺昌，冯梦龙也在被迫害之列。就在缇骑横行时，冯梦龙发愤著书，完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纂工作。 内容简介：这里选几个有代表性的故事说一下。 《杨思温燕山逢故夫》是个悲剧。爱情的离合悲欢被嵌入国破家亡的大框架中。杨思温只是陪衬人物，他因靖康事变，流落燕山，而对燕山元宵灯市，“情绪索然”初露悲剧倪端。遇见嫂子郑义娘，后者的遭遇加深了悲剧性。韩思厚出使金国，在秦楼题写吊妻词。杨韩晤面义娘丈夫韩思厚叙
说与义娘生死离别境况，追寻义娘遗骨，得遇义娘鬼魂。义娘说：“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愈见悲凉，但夫妇相见，相约决不辜负对方。悲中透出几分喜气。义娘虽死，而鬼魂时隐时现。以喜淡化悲剧性。韩背叛义娘，娶妻刘氏，义娘遭遇更令人同情，悲剧性得到强化。但紧接着魂附刘氏，揪骂韩思厚，在悲剧中掺入喜剧因素。最后义娘鬼魂把韩郑二人拽入水中，则稍快人心。无论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还是小说中的悲剧气氛，都未达到惨痛的地步，读者的心理也趋于平衡。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都是爱情悲剧，前者写李甲与杜十娘的相爱过程，颇具喜剧色彩，直到高潮李甲才露嫌弃之心，且将她卖给孙富，杜十娘怒斥孙、李，抱匣沉江而死，悲剧始得完成，整篇小说悲愤而不低沉，女主人公虽沉江身亡，却在道义上获得胜利，李甲郁成狂疾，孙富奄奄而终，反面人物得到应有下场。悲剧性得到缓解中和。后者写王娇鸾与周廷章相爱，诗词酬答，全无一点悲剧痕迹。近结尾处，周廷章变心，王娇鸾自缢，悲剧仿佛在刹那间形成，由原初的郎情妾意突变为负心他求。但最终一顿乱棒打死周廷章，正义战胜了邪恶，悲剧性又得以缓解。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苏小妹三难新郎》《唐解元一笑姻缘》都属于幽默喜剧。讽刺喜剧仅《桂员外途穷忏悔》，《滕大
明代小说“三言”中媒婆形象三议
【摘要】明代小说作品中出现众多的媒婆形象，以冯梦龙“三言”中的媒婆形象最具代表性。“三言”作者眼中的媒婆大多能说会道，精通世事。历代作品中的媒婆，她们在提供满足男女生理需要的服务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忽略了道德伦理的要求。媒婆文化由来已久，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古典小说中的媒婆形象逐渐淡出作家的作品，但这一类人物的存在依然会引起后来人的思考。 【关键词】三言；媒婆；媒婆形象 明代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的“三姑六婆”。“三姑六婆”最早出现于元人陶宗仪《辍耕录·十卷》：“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现代汉语词典》：“三姑六婆，比喻不务正业的各种市井女性。”（本文中“媒婆”泛指以做媒为主要职业或者是职业兼有做媒性质的女性）。明代小说中众多的媒婆形象形成了具有研究价值的“媒婆文化”。媒婆生活在市井之中，以赚取金钱为目的从事各种服务，她们取悦公子少爷、妇人小姐，或使男女成双成对，或撮合男女通奸。对于她们，历来评点不一，或褒或贬，但不能否认，她们在败坏社会伦理道德时又填补了传统生活方式的不足。 一、一议——媒婆文化 中国文化中“媒”字由来已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媒，谋也，谋合二姓也。’‘妁，酌也，斟酌二姓也。’”“媒灼”即谋合二姓以成婚。我国古代社会中媒人分为官媒和私媒，官媒主要是指为官府当差，以做媒为职业；私媒是指游走于民间，有自己主要的职业，兼做媒人。古代社会，男女都可以充当媒人，但多数都是女人，这些女人大多年过半百，花容失色，靠做媒谋生，所以称之为“媒婆”。 媒人自古以来在社会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最早的《诗经·卫风·氓》中“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正反映了一个年轻女人拒绝心爱男子的理由即没有找到合适的正当的媒人。《诗经·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日得止，曷又极止？”中“薪”代指婚姻之事，其中就说出了要是娶妻怎么办，没有媒人是不能成全的。由此可以看出媒人的重要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以来便是封建社会不能撼动的准则，它来源于西周时期的一种婚姻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社会，男女没有爱情自由，父母和媒人全权包办的婚姻，是幸或不幸就取决于命运。 媒婆形象绝非明清小说中才出现，早在唐代小说中就出现了“媒婆”这一形象。元稹《莺莺传》中的丫鬟红娘在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中扮演着媒婆的角色，虽着墨不多，但她的机灵、圆滑给人留下来深刻的印象。明代小说“三言”中描写了众多的媒婆形象，他们大多属于私媒，在以卖珍珠、花粉赚钱的同时帮人做媒，而更多的媒婆还是人贩子、接生婆。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牙婆”、“虔婆”。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卷三》）中的虔婆刘四妈，《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中的牙婆薛婆，《陆五汉硬留合色鞋》（《醒世恒言》·卷十六）中的媒婆陆婆。与“三言”同时代的小说“二拍”或者《金瓶梅》、《水浒传》中都出现了众多的媒婆形象。如《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的王婆，《金瓶梅》中的王婆、薛婆、文嫂、冯妈妈。《水浒传》中的王婆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在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奸情中，王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人物也成为作品刻画的经典人物形象之一。 “媒婆文化”是中国古代众多文化中的一种。古代社会，往往将媒婆称为“马六泊”，原因在于，“马”隐指女子，“入马”指男女勾搭成奸。“六泊”是“伯乐”的谐音，伯乐善于识别优良的马匹。而“六泊”即是善于使男女勾搭成对的一种人。所以将“媒婆”称为“马六泊”，含有贬低和斥责之意。媒婆能够自由穿行于大街小巷，根本原因在于她们有一套自己的谋生手段。这些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妇人，几十年的生活实践，练成了她们独特的处事态度，因此形成独特的“媒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