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言中的女性意识看冯梦龙的妇女观

从三言中的女性意识看冯梦龙的妇女观绪论林丹娅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中有这样一番见解：自从父氏社会成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形态以来，父权宗法制君临天下的统治地位，在漫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造就了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化形态。

男性执文化霸权之牛耳，男性意识与男性创造的上帝神话一样无所不在——它通过社会化与教化的途径，直接侵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心理甚至生理，使之成为每一个人生存的提示、暗示、甚至压抑，造成并最终沉淀为社会每一分子似乎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人性意识。

男性视角、男性观点、男性声音成为普遍性，而女性视角、女性观点、女性声音被排斥、被抹去、被忽略、被成为特殊性。

[1]阐述了身为女性的命运，并非从来如此，而是根据男性所制造的蓝图加以描绘而形成，她认为父权宗法制度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让她们完全丧失了言语和思想的自由表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女性也曾有过相当辉煌的历史，在母系社会，女性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随着父权制的产生，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男尊女卑成为两性之间的主旋律；步入封建社会之后，压迫进一步加强，最终产生了程朱理学式的道德教条，给这一时期的女性们戴上了沉重的锁链。

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作品中本身的人物的声音外，背后还隐藏着作者的声音、观点。

三言“篇篇有据，无一篇凭空创作，也无一篇不经过冯梦龙润色加工。

”[2]虽非冯梦龙直接创作，但是冯梦龙“在题材的选择，篇目的增删以及字句的斟酌上都体现出运思和匠心”，[3]符合冯梦龙的审美眼光，由此编著而成的文学作品，包含了作者本身发出的声音，能够体现出他的性别观念。

依此我们可以认为，“三言”能够体现冯梦龙对女性角色的认知。

《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冯梦龙曾这样写道：暇日攀今吊古，从来几个男儿，履危临难有神机，不被他人算计？男子尽多慌错，妇人反有权奇。

若还智量胜蛾眉，便带头巾何愧？[4]在关键时刻女性能够给予男性一定的助力，可见，冯梦龙认为女性的能力并不输男性。

但在《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中，又有这样一段描述：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事。

主四方之事的，顶冠束带，谓之丈夫；出将入相，无所不为，须要通古博今，达权知变。

主一室之事的，三绺梳头，两截穿衣。

一日之计，止无过饔飨井臼；终身之计，止无过生男育女。

[5]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出，在冯梦龙的性别观念中，男女两性间的社会地位并非是平等的，男性可以一舒心中抱负，做一番大事业，女性却只能依附于男性的而存在，安于一室之内，她的所有才能唯有在男性的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内才能得以发挥。

有关“三言”女性意识的研究的论述，如陈果的《“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全书分为五章，将性别理论贯穿于“三言”的研究中，以文献比勘的方法，通过“三言”中“规范性性别话语”和“非规范性性别话语”的博弈，分析“三言”中作者的性别意识和观念。

杨云芝的《“三言”中的性别意识》通过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分角度阐述了“三言”性别观念中的矛盾。

闫焱的《从“三言”看明代小说中进步的女性意识》从婚姻自主，贞操观念的淡薄，独立性的方面，反映了“三言”在女性塑造方面的先进性。

张荣的《<三言>中的进步女性意识》从社会制度、传统观念、婚姻的自主性、女性的自立自强等角度分析“三言”的进步观念。

王花的《从“三言”故事中的夫妻离合看明末社会的婚恋伦理观》从夫妻离合的角度分析男女双方对爱情的态度，从而得出“三言”中进步婚恋观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和的结论。

还有一些相关论文，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言”收录的作品题材广泛，描绘出广阔复杂社会下的世情百态，尽管诸多研究“三言”的文学评论，认为“三言”体现了冯梦龙对女性的歌颂和尊重，体现了女性积极追求爱情婚姻的自主性，敢于冲击封建礼教的反抗性，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然而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她们虽然积极谋取自己的人生，但行为却往往止步于礼教之大防，不可否认，“三言”是由男性书写的文本，他所创作的女性依然是中国封建思想的产物,是在礼教的基础上作出的有限的变通而已。

本论文试图通过文本及作品背景的分析说明“三言”中对女性角色认识的局限性，分析作者妇女观形成的原因。

1 “三言”中的女性意识“三言”中，塑造了大量充满个性魅力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敢于冲破传统贞节观、大胆追求幸福婚姻的女子，才情智能不输于男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们能够积极主动地争取独立的人格，反映出冯梦龙具有一定的平等女性观。

然而，这些优秀女性形象的塑造依然笼罩在父权统治的规范下，正如西蒙·波伏瓦所言，“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

”[6]冯梦龙一面控诉着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摧残，一面却又将造成这一切的男性宣判无罪。

正是作者的这种自觉维护，使得女性在努力想冲出封建礼教的重重包围的同时，又被男性强行置于他们所规定的主流伦理道德规范中，永远无法真正实现自我。

1.1 女性追求自主情感的困囿在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形式往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父母包办，女性没有自主选择配偶的权利，这导致男女双方的婚姻生活互相没有了解，毫无感情可言，仅靠礼教维持婚姻所带来的义务，少有美满的婚配。

幸福的婚姻建立在男女双方平等的基础上，“从一而终”却使得女性失去了独立人格，完全顺从于男性，除了与原配厮守到老之外难有其他选择，而男性占领着婚姻的主导地位，在择偶方面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妻妾成群。

这种现象在“三言”中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女性们大胆私定终生，积极追求所爱，从而否定了父权制度下的性别规范。

然而否定毕竟是有限的，自主情感的追求，往往会受到女性与男性共同的阻力，连女性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在反叛的道路上义无反顾，有时不得不回归社会道德规范，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醒世恒言》第九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讲到周胜仙与范二郎茶坊相遇，二人“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周胜仙为了打听范二郎是否婚配，便自陈“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回家后茶饭不思，在被王婆道破心思后，直陈自己有了心上人，“那子弟唤作范二郎。

”当她死而复生后，她想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让朱真带她去见范二郎，并在最后向范二郎陈情“两遍死去，都只为官人。

”虽为范二郎所伤致死，却并不记恨，反而救其脱于囹圄之间，由此可见周胜仙是个为情痴狂之人，她敢于主动表白，积极追求自己的所爱，最后为情而亡，这在当时非常的难能可贵。

然而这样的女性并不能见容于社会，她藉由自己的感觉定下的婚事，受到了父亲的反对，文中也并未写出周胜仙气亡后，范二郎有何悲痛之意，反而当她死而复生去找范二郎的时候，他却为了自身的安全，将周胜仙失手打死，身陷囹圄之际，范二郎心生怨怼，认为是周胜仙致使他陷于此地，待释放之后，范二郎更是“欢天喜地回家”，看不到对周胜仙的真情。

相对于女主角用情至深而至香消玉殒的凄惨下场，男主人公的无情反倒能够消解困厄，娶妻生子，可见这个时代里对男女两性在婚姻爱情上的不公平对待。

《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临安卫指挥长女王娇鸾，幼通书史，举笔成文，因在花园打秋千，偶遇美少年周廷章，两人一见钟情，其后便书信来往不绝，以诗相和传情。

周廷章到王府求婚遭拒后，二人背着父母，立下婚约，私结良缘。

不久，周廷章因父病急回家，其父做主为他议婚，因贪魏女美色无双，妆奁丰厚，便又娶魏妻。

王娇鸾与廷章别后，相思成疾，她派人打探廷章消息，方得知廷章已背弃前盟，遂写了三十二首绝命诗及《长恨歌》，状告周廷章的负义再娶，封在了送往吴江县的官文内，自缢而死。

后周廷章于公堂之上被乱棍打死。

王娇鸾初见周廷章，便动了情，心中想“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聪明一世。

”二人交往中，她也能努力谋求自己的幸福，要求周廷章前来提亲，求婚遭拒后，她能够战胜自我的克制与周廷章成为夫妻，可以看出，王娇鸾是一个用情至深的女性，她敢于捍卫自己追求的爱情理想。

另一方面，王娇鸾在感情方面虽有意动，行为上却不够积极主动，甚至极为被动。

她虽对周廷章一见倾心，却并未做出任何表示，反倒是周廷章主动逾墙写情诗。

当两人感情受到父母的阻碍后，王娇鸾劝周廷章“休得跳东墙学攀花之手，可以仰北斗驾折桂之心。

眼底无媒，书中有女。

”“此生但做干兄妹，直待来生了寸心”，竟然不敢主动追求所爱，宁愿割舍自己的爱意，将二人的感情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来生。

在故事的最后，虽然周廷章在王娇鸾的设计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王娇鸾却也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这不仅是对情的绝望，更是对于失贞的羞愧，即使面对薄情郎，女性除了从一而终别无他法。

冯梦龙赞同女性热情追求爱情的行为，但是这种赞同是有限制的——“情”必须服从“理”，辅助“理”，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感必须发乎情，而止于礼，而不可以过多的逾距。

一旦涉及到主流意识的根本上，作者就无法以反叛者的面目继续，成为了一个封建礼教的说教者。

因此，“三言”中女性举步维艰的逾矩行为，反叛传统的性别意识，只能在礼教的规范下处处碰壁，轻者失去所爱，重者丧失性命，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警告世人切莫行差踏错，触犯自己的角色规范；另有一些叛逆者则在礼教的压力下屈服，通过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或者是男性的功成名就被重新纳入正常的礼教传统之中，得到了夫妻恩爱,封官进爵,子孙繁盛的看似美满的结局,而企图让人相信,“礼”是宽容的，只要扮演好社会赋予自己的角色，才会拥有幸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显然是认同并且封建礼教的标准的，而非像众多著述所描述的一个纯粹的反叛封建社会的斗士。

1.2 女性自身价值的体现为了将更好的控制女性的思想意识，使女性安于一室之内，成为顺从的妻子，男性们为女性制定了从言至行，由身到心的一大套理论及规范来束缚女性，使女性心甘情愿成为“他者”，成为附属，成为男性私有的财产，而少有自己的思想。

而“三言”中却有不少篇幅赞叹女性的过人才华，津津乐道女性智慧给男性的事业带来的极大帮助，关键时刻能巧计助男性脱困的能力，可以说，这是对“妇人见短”的有力反驳。

1.2.1 对女智的有限肯定传统观念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要求女性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向他人炫耀，必须守拙，必须谦卑，才能称其为有德行。

这种无理的要求将女性圈于狭小的空间，而必然导致她们见识的狭窄，因此，在这样艰难的生长环境下，有才能的女性的出现就更为难能可贵。

《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是冯梦龙赞美女性的著名篇幅，在入话中赞美了不少文采出众的女性，从汉代的曹大家、蔡琰，到晋时的谢道韫，到唐时的上官婕妤，到宋时的李清照、朱淑真，都说明了女性在文学上所展露出的光芒，连众多男儿都无法企及。

正文中数次提到苏小妹的文采超然，过目成诵，能替老父续诗，闲暇也敢于同文采斐然的兄长诗歌相和，丝毫不显逊色，更能解苏轼都不能解的诗歌，难怪苏轼在文中感叹：“吾妹敏悟，吾所不及！若为男子，官位必远胜于我！”想必这也正是作者由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