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之走向

广东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之走向　陆杰荣张佳琳　［摘　要］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要拯救西方哲学的危机，重新论证和定位形而上学，对理性范式　自身逻辑蜕变过程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理性的“合理性”根基与形而上学的“合法性”　根据统一于对人之本性的理解当中，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走向具有历史的逻辑的一致　性。对理性范式演进逻辑进行系统把握，不仅能够认识形而上学发展历史的基础结构，还能够进一步　理解不同类型形而上学的存在样式的内在根据，进而可以诠释形而上学的未来命运和现实特征。　［关键词］理性　目的理性认知理性审美理性生存理性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１．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１４Ｘ（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４４—０７　

传统哲学因其内在矛盾开启了向现代人文型思维方式的转型，形而上学因其在本质上承载与　延续着西方哲学的精神命运而受到各方面的实质性挑战。在现代性背景下，对“在者”的占有　和把持“引诱”着人们远离形而上学，并试图从各种差异性的视角对旧哲学的内在弊端展开批　判的同时构建出新的哲学形态。与此同时，人们发现近代以来所倡导的理性至上并没有真正实现　人的自由与解放，反而使人陷入一种新的客体化奴役状态之中。由此，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要　拯救西方哲学的危机，重新论证和定位形而上学，对理性范式自身逻辑蜕变过程的反思是必不可　少的重要一环。旧形而上学的兴盛与衰亡均由认知理性的知性思维方式所致，在形而上学将其内　在逻辑发挥到极致的同时，理性的认识能力发展到极端的抽象形式主义使主体与客体都溶解在脱　离了具体对象的逻辑概念之中。因此对理性范式的演进逻辑进行探讨不仅仅是对理性的能力与至　善性的反思，更是为形而上学未来的合理性寻找可能的希望。　

本文系２０１４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现代形而上学思想研究”（项目号１４ＢＺＸ１１４）、辽宁省教育厅　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价值观建构”（项目号ＺＷ２０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马克思与西方浪漫主义关系研究”（项目号１４ＣＺＸ０５５）的阶段性成果。　对理性概念的初步理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纯粹哲学的形成期，在自然哲学对世界本原的不断　追问中逐渐凸显出的“逻各斯”和“努斯”成为理性的初始内核，并直接上升到人的精神世界　及其结构关系，为精神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哲学形而上学的建立作了准备。从巴门尼德　开始，“逻各斯的希腊语本义为说，在哲学上涵义丰富，既表示说出的东西，又可被理解为理　性、尺度、规律等”　。赫拉克利特将其理解为“世界秩序”，将其表现看作“在一定分寸上燃烧　和熄灭的火”　，他把这种运动、变化所遵循的尺度和规律说成是命运，将普遍性与必然性引入　了他的变化哲学之中，既要超越感性世界又要对此加以规范。而巴门尼德则从“真理”与“意　见”的比较性视域来说明只有“逻各斯”所形成的本质世界才具有“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　同一的”　本真性质。从此逻各斯便成为一种有客观效准的精神活动，构成理性的重要内容，并　为形而上学的奠基埋下了至关重要的理论伏笔。“努斯”，亦译“心智、理性、理性灵魂”④。阿　那克萨戈拉第一个明确地将“努斯”作为独立于事物之外并具有能动力量的无限的自主的纯粹　的精神概念，它和种子一起构成其具有二元论哲学倾向的两个平行的本原，将其看作是使宇宙万　物井然有序的原因，把目的论与世界秩序的唯一和完善联系起来，使努斯的理性本原意义最终跳　出有限的感性束缚，成为面对无限自由世界的终极原始动能，成为以“至善”为原则的目的论　体系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目的理性的最初起源。逻各斯与努斯的提出与互相补充，不仅赋予了理性　以秩序的逻辑规范性的宇宙理性意义，又蕴含着推动世界的自由超越性的生命理性意义，且构成　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核心内容。　理性在古希腊不仅具有本体的意义，同时代表着一种认识外部事物的精神能力，即“理性　灵魂”。在此意义上，理性成为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灵魂的最高原则，力图超越具体的感性事　物、通过心灵的思辨去寻求抽象的普遍性的精神原则。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意味着　灵魂的努斯本质使人类具有认识自身、反思自身的能力，他通过归纳思辨和普遍定义的方法将话　语提升为概念，使人们实现对自我意识的培养与普遍概念的认知，“帮助已经包藏于每一个人的　意识中的思想出世”⑨。在努斯超越现象世界的冲动中，意识不停地努力求索自身目的，从日常　理性的有限目的上升到神的理性的无限目的，最后形成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善”的概念，奠　定了最早的目的理性范式的雏形。柏拉图从世界二重化理论开始，借助于理性这种认识“理念”　的能力来寻找一个在现象世界背后的“理念世界”，通过概念的一般性规定构造出“对象性”的　世界，初步建立起目的理性的对象化结构。经验的现象流动不居，形而上的真实作为绝对、永恒　的实在，是超验世界对经验世界“纯化”而来的“理念范本”。同时，也正是由于努斯的世界性　和创造性的动力功能，柏拉图展开了对“对象性”规定的先验性理论预设前提的论证。然而柏拉　图的努斯更多的只是停留于假定和比喻，努斯的能动性尚达不到理念的逻各斯，因而柏拉图的理　念世界也只能够是缺乏生命性和主观性的阴影王国。亚里士多德“形式的形式”恰好弥补了柏　拉图的不足，对形式的追求既是一种由潜能到现实的活动，又是一种将自身的不断变化设定为目　的的一种具有自我规定性的活动。在他看来，灵魂是用来进行判断和推理的部分，这是一种异于　感觉的，能够把可知形式从可感形式中完全抽象出来的认知功能。“质料的消极理性中潜存的概　念通过形式中的积极理性成为真实的或者实存的”　，自我意识的思维与思维对象的统一通过努　斯能动地建立起目的并借逻各斯成就了合乎理性的、摆脱了偶然性的实现过程，而积极理性的来　

４５　源使形而上学赋予了神学的性质与内容，蕴含着哲学在之后的发展进程中加以分裂的可能。亚里　士多德的形式与目的的结合将对象化的本体确定为至善的理想，这种将“形上”本体看作完美　存在的理性视角标志着目的理性范式的最终建成，同时，把握超验之上存在的逻辑概念的“综　合”进一步加固了形而上学对对象性世界的概念式整体把握，构成了形而上学体系的认识论基　础。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性代表着本原能动性的生命原则努斯与追求客观规范逻辑原则的逻各斯　双重要素，这种合而为一标志着古希腊哲学理性概念的完成，同时也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形成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代哲学的这种目的理性的态度，使至善这个最高目　的无法依赖任何内在的证明，只能成为信仰支撑的对象，这就使目的理性范式蒙上了一层神学色　彩，最终不可避免的演变为中世纪神学目的论的信仰理性。　

古希腊哲学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理性，将其看作按照一定目的，井然有序地、能动地推动　世界万物使之趋向自己的世界本体。这种理性范畴的提出为西方哲学理性观的发展制定了最基本　的框架结构，为后来理性范式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长久的生命力。以人的主体性为标志的近代哲　学在内在意识中确立起以“主客二分”模式为预设前提的知识形态使人的意识崇高起来，使理　性概念产生了质的飞跃，对知识本质的探讨以及对知识有效性和合理性的确证构成了知识论意义　上的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笛卡尔将人视为“自主的理性存在”，为寻找确实性的根据他从普遍　怀疑开始把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心灵并最终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我思”这一实体范畴，“这　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　’，一切都要通过“我思”这一精神实体去滤选，这就建构　了一种“逆自然　’的理性主义的哲学类型。与古希腊哲学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努斯根源不是　灵魂不巧而是灵魂天赋，这是主体性哲学的根基。近代哲学精神本体确立的同时使思维与存在之　间呈现出一种认识空间与内在理论的紧张关系，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两种认知模　式都超越了理性自身的能力，其理论归宿最终都是针对观念的二律背反以不同的方式对外在对象　本体提出质疑。　从理性范式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时期的主流是致力于形而上学之“知”的认知理性，即　“以理性的认知功能统摄理性的本体论意义”　。首先，将理性的本体的自由因观照为一个对象存　在，不断的追寻对超越性存在的认知，这种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按照明证性原则建立起关于对象　的具有逻辑必然性和确定性的规定系统，所达到的目的是作为广义的表象与对象存在合一从而成　就至上的真理。从某种程度上看，一直到黑格尔都是认知理性的思维方式，即广义的知性思维方　式下形成的知性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所固有的对象化与逻辑化的双重规定正是传统形而上学　认识论困境的症结所在。要对旧形而上学发起挑战和进行改造，首先要认清认知活动中有限性与　超越性、自由与真理的固有矛盾冲突。认知理性作为追求自由的人之本性的精神力量必然趋向于　“形上”世界的超越之物，认知主体不仅以实现自由为目的，同时将这种自由以对象性的方式看　作一种形而上学的永恒的最高的终极对象。与此同时，理性活动的认知目的使其不断追寻具有内　在逻辑明证性的最高真理，而超越性的对象所要求的终极解释是无法通过逻辑来澄明的，因为终　极解释只能是一种假设，所以认知理性所构建的超越性的理想存在物因不符合真理的标准不能成　为认知意义上真理。形而上世界中的超越性理想本身不会在认知主体的意识中直接显现，而认知　理性恰恰将对象自身在意识中的显现作为明证性的标准，故超越性存在的真理性前提预设与形而　上对象不具有实现认知意义上的真理性之间的固有矛盾成为认知理性的认识论冲突。从逻辑论证　的角度来看，倘若不追寻终极解释，至少应当有一个达到一定限度的逻辑推断，当限度无法推进　之时，推断就成为了理论假设。而逻辑判断的进程无法突破理性能力的界限，这种主体能力的退　却就内蕴着在限制的端点设立概念以达到消解问题的可能性，以重新设定形而上学的存在方式。　这种现代路标式意涵的形而上学最为明显的表现当属康德，他以理性批判的名义将形而上学　的限度看作划分人类理性界限的方式，“在知性与理性之间作出重大区分，并澄清了观念与范畴　之间的差异”　，指出追求无限对象的理性努斯先天不可避免地局限于知性逻各斯规范的有限性　困境之中。同时，在实践理性领域的批判，旨在证明理性在道德上的自律性，实践理性不仅是道　德法则的源泉，并且“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人作为主　体在意志自由的前提下必然地面对着上帝本身，展开以追求至善的实践性活动，就此开辟了形而　上学进入现实境遇的迂回路径。相比较康德，黑格尔哲学虽然也强调一种理性至上，但却更富于　现实主义的色彩，他已不再看重理性的立法功能，而是将“单纯的无限性或绝对概念看作生命　的单纯本质、世界的灵魂、普遍的血脉”　，即理性概念的根本特性。这种“无限性”既成为能　够直接理解存在的构成世界根本的逻各斯，是“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又是凝聚起一切　理智手段超出感性世界向更高的彼岸世界真理冲击的生命冲动。黑格尔的这种理性的迷狂由知性　本身提升而来却成为与知性相对的蕴含着辩证法的理性，他运用这种思辨辩证法的否定理性将主　观性与客观性分裂的境地加以扬弃，“转化成自我之一体　’从而实现了“自觉理性”与“存在　理性”，主观能动性的努斯与客观制约性的逻各斯之间的和解，恢复了哲学与现实的本质性联　系，把现实与哲学统辖在一起，使形而上学的“在世”规定和实践内涵有了展现的现实根基。　从近代知识论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原初形态的形而上学的至上性的本体特征逐渐消解，形而上　学的研究重心呈现出阶梯式下降的世俗化趋向，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在这种沉降式的运动变化过　程中，日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