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疾病隐喻探析

文学作品中的疾病隐喻探析作者：毛晨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29期摘 ; 要：文学作品中的疾病隐喻传统由来已久，疾病就其本体性而言，先验性的负载着严肃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审美指向。

疾病是人类的基本经验，也是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

在作家们眼里，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它还具有哲学意蕴，运用隐喻，有助于表达人的深层心理与思想。

关键词：隐喻 ; ;命运 ; ;爱情疾病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资源，疾病在文学作品中，不仅仅作为单独的生理状况的表征而出现，它与文化、与政治、与道德等等意识层面的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

疾病就其本体性而言，先验性的负载着严肃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审美指向。

疾病是人类的基本经验，也是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

疾病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使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时刻都发生着变化。

因此，疾病伦理不仅是医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和关怀之一。

①在《修辞哲学》中，理查兹认为，隐喻不是一种装饰，它由现实构成，同时，它也构成了现实。

现实的“对立的与不和谐的性质被隐喻的相互作用功能赋予了一个形式和整合。

一个统一的角色和秩序。

在这一意义上说，人类的现实是由隐喻过程铸成的，而这些过程的信息见之于人的语言”。

②在作家们眼里，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它还具有哲学意蕴，运用隐喻，有助于表达人的深层心理与思想。

本文将从隐喻的视角对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做一些浅薄的研究。

一、对个体悲惨命运的隐喻疾病吞噬了病人健康的身体，也让个体渐渐偏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趋向于“他者”的角色，而病体的主体意识在这种边缘化的过程中渐渐觉醒，“他者”的角色与主体意识觉醒之间产生的矛盾，让患者对这种偏离的认识更加的清醒，也更加痛苦，加剧了患病个体对苍凉人生、悲剧命运的感知，肉体和灵魂受到了双重的伤害，两者交替循环式的共同驱力之下，共同呈现了个体无可奈何的悲惨命运。

（一）疾病和个体命运表层上的共时性对应在许多文学作品当中，某些长期折磨人物的疾病，尤其是必须作者安排一定故事时间来阐释的慢性病，投射出的是人物沉浮其中却难以抗争的悲惨命运，文本中出现的疾病的侵害和人物命运的转变恰巧有着千丝万缕的对应性，人物患病与人物命运往悲剧倾向发展这两件事在文本内在的故事时间的时间轴上同向延展，得病是命运开始扭转的信号，因病而死是悲惨命运的终结，疾病和个体的命运之间有着潜在的共时性对应。

“疾病本身并不足以为真正艺术家的对象，欧里庇德斯之所以采用它，正是因此它对于生病的人导致进一步的冲突。

”一方面是作者刻意安排的巧合，另一方面，从疾病的本体性意义而言，是疾病叙事本身的内驱力在推动故事的发展，扭转人物的命运。

对于有经验的阅读者来说，遇到文本中疾病的出现，总是会根据以往的阅读经验反应过来，这是叙事者给予的人物命运将要发生某些改变的信号。

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有云：“骤看之，犹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花凋》中，川娥所患的肺病就是这样一条“拽之通体俱动”的线索。

她的墓志铭刻着这样的字：“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

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

永生的玫瑰。

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

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然而此故事的叙述者张爱玲发话说：“全然不是这回事，可是全然不是这回事。

”墓碑上描述的“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只是川娥身患肺病之前的假象，就像泡沫一样，看似无限美好其实脆弱无比，轻轻一戳，就会破灭甚至难寻踪迹。

患病前的郑川娥，拥有健康动人的肉体、美丽的脸庞和为人称道的未婚夫，而川娥患上肺病，就是她的命运开始扭转的隐喻和信号，在巴尔特的理论中，肺病是叙事者安排的核心事件，所有的卫星事件都受肺病的影响力的驱动。

疾病是改变个体命运重要的能量元素，它强有力的内驱力，推波助澜，改变川娥命运的轨道。

从这时候开始，她生命中的一切渐渐变得丑陋残忍，“然而现在，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

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

母亲不愿意拿钱出来为他治病，父亲怕传染不愿到女儿房里来，姐姐泉娟在她一寸一寸死去的时候买了一房新家具、从前男友新交的女朋友余美增穿着妖艳的衣服在她的病床前晃来晃去、周围的人们看到她瘦弱的病体眼睛流露出的只是惊骇而没有悲悯。

疾病一步步吞噬着她原本青春美丽又健康的躯体，“她一天天瘦下去。

她的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像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也一步步的吞噬着她原本光明灿烂的人生，家人的冷淡，亲情的逐渐淡漠，使她的灵魂变得更加的娇弱，而她原本满怀期待的爱情也在生命消逝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随风而散，说好等她痊愈就成亲的未婚夫在两年之后也另娶他人，花自飘零水自流，面对这一切，川娥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就像她也无法阻挡疾病正在一寸一寸凶猛的吞噬她的生命，“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她的肺病和她的命运，就像叙述者所言“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一起向着深不可见的黑暗蔓延。

她只能无奈地接受自己的生命正在急速朝着死亡走去的事实，无奈地看着自己的爱情在医生章云藩而不是未婚夫章云藩“科学的微凉的手指下”与自己所有美好的期待一起渐去渐远，无奈地任由自己的命运走向了彻底的悲剧，川娥的肺病和她的悲惨命运，在文本内在故事时间的时间轴上的同向延展、共时对应，为我们演奏了一曲凄凉的命运悲歌。

（二）从表层的共时对应到深层的隐喻疾病，在文本的表层含义上来说，和个体命运产生了奇妙而有趣的共时性对应，而深究其深层含义，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作者刻意安排的带有强烈的巧合意味的隐喻，即对个体无可奈何的悲惨命运的隐喻。

关于隐喻，理查兹有一个著名的“相互作用理论”，他对隐喻的定义依据的就是“互相作用”这一标准，他指出，“要判断某词是否用作隐喻可通过它是否提供了一个本体和一个喻体并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包容性意义”。

所谓“互动”是指隐喻中的两个词义互相影响，互相启示。

理查兹声称，思维过程就是隐喻的。

人们赋予意义时只简单地看到在一个语境中与过去所碰到的语境中的一个相似的方面，当人们使用一个隐喻时，对不同的事物有两种思想，这两种思想在相互作用并被一个词或短语所支持，这个词或短语的意义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隐喻中只存在本体和喻体这两个成分。

但是，二者之所以能够互动，是因为两个成分的概念中存在“喻底”（ground），对隐喻能力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在于寻找“喻底”，即隐喻内潜在的理据。

③疾病，让患病个体被迫进入了“他者”的角色，病人在边缘化过程中受到的刺激让他们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他者”的角色会刺激原本蛰伏的主体意识在新的语境中迅速觉醒，让患者对外界世界的感知更加敏感，对于命运的种种变化，他们会有更加敏锐的嗅觉和更加痛苦的体验。

痛苦，是心灵的脆弱，而不论是从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心灵的脆弱对原本就虚弱的病患身体来说，无疑会导致疾病的侵害的加剧。

这就是疾病作为本体，命运作为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依据理查兹的理论，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究促成这种有效互动的深层原因，也就是其所谓的“喻底”，即隐喻之所以生成的内在理据。

深究其动因，一方面固然是在文本内在故事时间的时间轴上，疾病和个体命运之间呈现了巧妙的共时性对应，疾病在文本中显示了其强大的内驱力，疾病推动了情节发展，改变了人物的生命轨迹，除非个体生命消解，否则悲惨命运会随着疾病的吞噬一起没有尽头。

疾病带来了悲惨的命运，同时，疾病也包含在悲惨命运这个概念里面，它是悲剧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是疾病和悲惨命运之间，有其外在的相似性。

疾病，作为隐喻本体，自带悲剧色彩，因为其对原始生命力的消耗，常常会剥离人物原本五光十色的鲜活色彩，《花凋》中的郑川娥，张爱玲曾用那样美好的词汇去赞美她，可是后来，作者说，她变成了“一只冷而白的大蜘蛛”，苍白甚至可怖。

人们常说，生病的人有一股“病气”，这股病气笼罩在人物身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负面的消极的磁场。

这样的磁场，和光明背离，和悲剧相近，这份相近，就为隐喻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如此，疾病作为个体无可奈何的悲惨命运的隐喻也就成为了作家们喜好的一种修辞手段。

二、对爱情的隐喻爱像瘟疫蔓延。

爱情的产生不受控制、毫无理性，人们无法预知它的发生、也无法控制它的结束，爱情袭来如同龙卷风过境，有着难以估计的破坏力。

爱情侵蚀了人类的原则，把人类的带入了一个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情感世界，强烈的爱甚至可以像火把一样燃烧其所有的理智，爱情把人变得脆弱不堪，沉浸于爱中的人受到一点点伤害都可以产生灾难一般的痛苦和绝望，爱情就像一场无法治愈的疾病，让人们束手无策只能彻底投降。

有时候，爱的蔓延就如瘟疫一般，声势浩荡，难以抵抗、极易传染，杀伤力巨大，后果不堪设想，这给作家们带来了新的灵感，许多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显然是有意或是无意的利用了两者之间的共通性，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些文学作品当中，瘟疫被用来当做隐喻爱情的依托。

在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中，贯穿始终、无法治愈的霍乱就像是这部号称爱情的百科全书的小说里永不磨灭、至高无上的爱情。

小说主人公阿里萨对费尔米娜的爱拥有瘟疫一般强大的力量，浩浩荡荡，倾覆一切。

马尔克斯说过：“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了。

”④在这座霍乱横行的城市，各种各样的肮脏和疾病肆意污染着人们的世界，然而，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爱情也在这肮脏之中发芽，不染尘埃。

马尔克斯对《霍乱时期的爱情》有着这样的深切寄予：“我想讲述一种人们可以将之珍藏在心头并保持终身的爱情。

”在小说主人公阿里萨身上，我们的确看到了这样的爱情。

大风起于清萍之末，自卑的电报员阿里萨看见费尔米娜的第一眼并没有过多强烈的心理变化，然而微妙就在于这第一次见面好似染上了霍乱的病菌一般，爱情的毒注入了他的身体，阿里萨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患上了相思病，不由自主的，费尔米娜的身影时不时出现在阿里萨的脑海里，在反复回忆和咀嚼中费尔米娜成了一个尤其特别的存在，他自我加工了费尔米娜的形象，姑娘在他眼里升华成了“戴王冠的仙女”，他开始对她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开始费尽心思地打听她的情况，制造见她的机会。

爱情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运作。

从此以后，爱情就变成了他的命运。

爱情的这种时机性，不可预见性，使得爱情与霍乱的爆发有了另一种相似性。

霍乱不声不响地埋伏着，时机一到，突然爆发，发病之后迅速而猛烈。

⑤就像霍乱在人群之中穿梭相互传染一样，阿里萨的任务就是把爱情传染给费尔米娜。

马克思曾说：“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⑥阿里萨就是这个不幸者。

阿里萨的情书攻势缓缓的打开了费尔米娜的芳心，慢慢地，姑娘也被爱之毒传染，“她从未想过在何时这种见面的兴奋变成了不安，血液也由于着急想见到他而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