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记者特稿写作入门

特稿写作入门一，打破观点：典型与非典型性报道；时讯新闻与特稿作品：日用品和奢侈品二，特稿的定义、特点获得首届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记者乔恩·富兰克林在论文《为故事而写作》中提出“特稿是一种非虚构的/短故事形式”的观点。

在甄别一篇报道是否为优秀特稿的时候，普利策评奖的条件是：“除了具有独家新闻、调查性报道和现场报道的共有的获奖特质外，特稿主要是考虑高度的文学品质和原创性。

”特稿作为一种新兴的新闻文体，究竟靠什么赢得受众的青睐？除了故事化的形式和受众的审美、阅读的期待心理等外在因素，特稿它在题材选择、表达方式上又有不同之处：纪实特稿首先要是新闻，但又一种有别于通常消息、报道的特殊的新闻。

特稿是一种新闻故事，又是带故事的新闻，它与一般的通讯相比较，篇幅更长、最接近文学。

它所涉及的人或事物比较复杂，同时有大量的细节和情感穿插在其中，对文字要求也很高。

特稿就是把身边闯进了你的生活的百姓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离奇古怪、惊天动地、感人肺腑、看似平常经过提炼又不平常的人和事，用特别的笔法，生动的语言，写出别具特色情节的，让人看了不敢相信又不得不相信的真实故事的稿件。

美国新闻学教授詹姆斯·阿伦森在《特稿写作与报刊》中指出：“特稿，通常指报刊上篇幅较长的某类稿件，这类稿件没有正规的新闻导语，写的是有关某人、某个机构的一桩新闻事件，或某一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

”《华西都市报》的创始人、前总编席文举是当代中国特稿（他当时叫特别报道）的“催生婆”；张建新就是特稿走红的第一功臣。

他曾任《华西都市报》编委，并长期担任特稿部主任、“特别报道”主编，对特稿特有研究。

张建新认为纪实特稿的“特”在它的文学包装上。

新闻特稿具有可读性和故事性，就需要作者按照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心理，运用文学手段来包装新闻特稿。

通讯与新闻特稿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在于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受众性。

不同之处，二者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新闻特稿更强调可读性和故事性。

而可读性和故事性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文学手段来包装。

新闻特稿运用和借鉴文学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物和事件，比通讯借鉴和运用文学艺术手段更彻底、更集中、更广泛。

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讯与新闻特稿是不相同的。

在保证新闻特稿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我认为，文学的各种手段都可以用来“制作”包装新闻特稿。

第一，真实是新闻纪实作品的生命。

第二，深入采访是保证新闻纪实作品真实性的唯一途径。

第三，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提炼文章的立意与意境。

第四，题材要有张力，要能以小见大。

热点、及时、争议、关切、深度、调查四，人物写作、调查报道1，蔡崇达谈GQ写作要求蔡崇达：GQ报道的要求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人心和人性。

这是个实在并且到位的要求，是难以到达的要求。

他认为，文学，就是刻画人内心纹路的学问。

在这样的理解框架下，某个事件会引发大家的内心反应，成为我们希望了解的“新闻”，其本质在于触动了这个时代的人心，也因而有机会以此刻画出时代的人性特点。

众多句子之所以难以抵达这样的真实，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具有快感的个人思考逻辑会让表述者轻易把一个人和一个事情说死；带着自我满足感的演说判断权力，会让我们傲慢到无法俯身看到更多质疑你的细节和碎片。

去除了这两点，其实还有个根本性的问题：你对世界对人的生动和复杂，有多大的想象力、多大的理解力，从而，具有多大的感受力。

没有足够的想象力、理解力、感受力，表达出来的真实，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特稿写作者或许比小说创作者更需要警惕自己。

一个写作者最本质最美好的力量，不是用以结构文章的逻辑力、不是用以撩拨阅读情趣的叙述技巧，不是对情绪的调控力，决定一个写作者能写出什么文章的，是感受力——能感受到多复杂、多生动、多到位、多准确的信息。

我给自己造了一个指南针，虽然我不确定它一定对：每要采访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情，我都要反复地、一次次地提醒自己，这确实是活着的一个个人，你用来定位他的每个字，真的对得起他们的逼视吗？你写出的确实是真实的句子吗？或许再概括一点；就是是否有足够的同理心和同情心。

是否有足够的心力和智慧、理解、尊重、甚至审美人心的各种构成，和人性的各种可能。

要以文字刻画、容纳活的真实，除了自我的能力，还有采写过程中许多的挑战和障碍：这个社会众多潜规则、明规则、操作采访的难度……以及一个根源性的问题：这是个不真实的社会。

这个社会活在众多情绪、阴谋论、不安全感中，没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而这给采写者更多的难度：对内，如何破除自我心中那诸多的偏见、偏执和虚荣感，对外，如何拨开每个当事者和描述者充满夸大和粉饰。

事实上，这种不真实还造成了这个行业本身的问题：情绪化的、观点性的表达更容易同时也看上去得到更多的反馈，而笨拙的扎实的追问，却似乎总要忍受孤独。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这个不真实社会，在媒体这一行业生出的毒瘤。

现在回头看，药家鑫案恰恰集中了这种种的不真实，展现了这个社会种种不真实能造成的可能的后果：无法信任、无法沟通、情绪泛滥、阴谋论容易被传播……而真实的人心和人性，不被尊重、认识到，这让这个案子，到最后偏离人，而成了一场集体的、情绪的、非理性的、阴谋论的狂欢。

事实上，驱动我出发去西安采访药家鑫案的，是来自我的不安。

我也曾随着各种信息渠道铺天盖地而来的形象，曾着急于要参与宣判，然而，当消息出现过多相互矛盾和大量情绪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或许这个案子早已经被不真实给掩埋了。

出发时，我确实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写这报道，没有角度（太多新闻报道从来不缺角度，而是缺乏事实），只有预设的“偏见”（我的一个方法，做一个报道时会尽量阅读此前所有相关的信息，以这个基础设立“偏见”，然后再到现场，去推翻和推进）。

但我有着一种惶恐和谦卑——我想用最笨拙的方式，尽可能接近（我知道无法完全抵达）现实。

人是人，对自己来说七情六欲、对别人来说复杂但又自成体系，但对这世界来说，每个人又只是人，只是一粒尘埃。

这么个又庞大又渺小的人，能拉扯住那么多人内心，只有一个原因，他在某一些深层次的层面上，以激烈的方式，呈现出了我们在承受的、在塑造我们的，以及被我们塑造着的某些东西。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必须做这个报道的原因。

而要鲜活地捕获这些东西，我个人认为，故事是最大的道理、细节是最客观的判断：故事像是一个容器，能把各种鲜活的庞杂盛放进来，而细节只能直接刻骨地抵达这庞杂背后的本质。

因此，在出发前，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逼着实习生褚玥，把这个案子各个层面、各个人物、各种可能的思考逻辑都整理出来——也因此，我们是带着打印的厚厚的一千多页打印材料到西安的；进入采访阶段，我的努力是，每个当事者都要采访，每个人至少采访三遍，每次一定要相互交叉追问，才能相互证伪，才能立体起来。

与此同时，还要尽可能采访相关的周边，然后，每次采访之后一定要碰撞讨论。

真正开始采访，才发觉每次采访后碰撞和讨论的时间，甚至比对当事者的采访还多——每一个个人构成这么一个现实，每个复杂的人构成更为复杂的现实，这种丰富到让人有淹没感的现实，让我们停不下追问——最终我们带回来的录音整理出来，打印出来，又是厚厚一千多页。

我是海边长大的孩子，所以我知道如何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谦卑，你知道你无法拥抱整个海洋，但你可以试图以此，寻找自己的航向，并抵达目标。

这么庞大的现实，不让自己一头扎进去，并淹没在其中的办法在于，你要更加笃定自己希望到达的什么？我关心的是这个案子中，每个人、每个灵魂究竟经历过什么，这个目标，最终形成这样的三万字。

其实，这个稿子后来确实没做到多了不起的揭露和什么独特的看法，只是，尽可能去逼近每个被社会、被此前言论妖魔化的一个个人，尽可能真实，尽可能把每个人还原为人，去理解其中的人心和人性。

2，杜涌涛：写好人物的十四点提示人物报道是本报的长项，本报例来就是以人物报道见长的。

从五十年代到一直到八十年代，每个时代的重大典型都能看到本报的身影。

本报确实出现了不少人物报道的高手。

从最高的王石、李海燕、马役军等等，都是本报在人物报道方面非常有建树的老记者。

但不可否认，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我们的人物报道始终沿用的是一种典型人物的报道模式。

八十年代末我写过一组人物报道，四篇，写完后在报社上下确实引起很好的反响。

这组报道写完后，我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总结性的东西，当时题目叫“写人还是塑造”。

我第一次提出人物报道的非典型性，想从对人物的典型报道转到非典型报道。

我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想尽量让人物报道回到人的本身，不再重复教育功能、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

这组报道我个人今天回过头来看，对本报的人物写作的走向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一定的作用的。

今天我讲人物报道就是讲“非典型人物报道”，不适合典型人物报道。

写好人物的基本要素是谢湘给我的题目，我想到哪写哪，今天讲“写好人物的十四点提示”，但大部分都没有案例。

一是写人物就是写个性。

这还是针对典型人物而言。

怎么让人物回到人物本身，不再承载人物本身以外的东西。

为什么要写这个人？我认为之所以写这个人，往往是因为这个人身上的某种个性吸引我们，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或者这个人做出某种非同寻常的事也罢，都和这个人的个性有关。

一个人一生做很多事情，而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的事并不是很多，记者在采访中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很多事情我们采访到了，哪些事情能进入我们文中，大有讲究。

我认为一个人在重大关口所做出的选择最能体现这个人的个性。

就拿一些创业英雄来说，之所以做成功，恰恰是这个人的个性决定的，是他和别人不一样的个性在起作用。

我们现在写作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把他的业绩写出来，采访到很多故事，但找不到这些故事和这个人的个性有何关联。

我们不是在表现个性，而是罗列事迹。

二是写人物要突出人物的某个侧面。

这和第一个问题还是有关联的。

每人的性格都很复杂，有矛盾。

每个人都有一个很朴素的底色。

在有限的篇幅里，要能抓住这个人的底色展开。

比如冰点周刊，有三千五到四千字的人物，但大部分是一千五到两千字的篇幅。

我们能否设想一下，在这样的篇幅里概括一个人的个性。

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尝试。

像张建伟写的，一个四十六岁的团干部不转业，却干得津津有味，他做了很多事。

具体到写这篇报道，怎么组织材料？怎么让主题不散？作者就围绕着一个“痴”字，所有的材料主体性非常强，就围绕这个字，他写出来就不会散。

冰点周刊还有丛玉华写的“抠门谢老太”。

这个人省吃俭用，抠到一个常人无法想像的地步。

报道写她一生的“抠”和死之前的“不抠”。

我在组织材料时始终围绕着谢老太怎么抠，怎么省这一个点上。

所以一千五百字的篇幅，最好能用两个字或一个字来概括，你写的东西才不会散乱。

我曾经写过的一个公务员，就写他两个字——本份。

他身上可能还有其他个性，但我就围绕着他的本份写。

像刘元写的“傻得出奇的红娘”，一辈子无偿给人当红娘，不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