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小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浅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内容摘要：苏轼的豪放词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写人状物，以

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他的婉约词感情纯正深婉，格

调健康高远。而最能代表他深刻思想和宽广胸襟及性格特征的则是他的

旷达词。本文即从其旷达词来看其人生态度。

关键词：苏轼豪放旷达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可说是一个诗、词、文、书、画皆独步天下的文化巨匠。但他的一生，却宦海沉浮，屡遭贬谪，忧患频仍，坎坷多舛。他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乌台诗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苏轼秉持的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态度。不过之后哪怕一再贬谪，他还是尊主泽民，忘躯为之。而横遭贬谪的苏轼，能在人生逆旅、仕宦险境中，做到任天而动、随缘自适、超然物外，又缘于他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苏轼复杂思想的构成因素，除了“儒家的底子”，还有“庄子的哲学，陶渊明的诗理，佛家的解脱”。[1]

一.尊主泽民，忘躯为之。

苏轼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年少时即以东汉的“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为榜样激励自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仁宗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双双高中进士。兄弟二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经历极大地激发了苏轼的功业理想，他觉得“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马上寄子由》），立志要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主动请求外任。在任职地方官期间，苏轼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政绩卓著。初任凤翔签判，他为舒民困，改革“衙前役”。任杭州通判，他访问民间疾苦，了解运河堵塞的情况。任密州太守，他率领民众，灭蝗减灾。任徐州太守，筑堤抗洪，“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宋史·苏轼列传》），最终取得抗洪的胜利。他还亲身视察监狱，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此时的苏东坡，正实现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宏愿。他的作品中也洋溢着对生命永恒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弘道济世的生命观，如“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谩去乡”（《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富贵一朝名不朽”（《石鼓》），“功名意不已”(《韩子华石淙庄》)。但是，有济世之才、正直不阿的苏轼却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乌台诗案”里苏轼死里逃生，被贬黄州。身处逆境的东坡，仍以执着的信念高唱生命之歌。他在《与李公择书》中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在苏轼的政治信念和人生态度中，“尊主”与“泽民”是高度统一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身为京官，忠言谠论，尽“尊主”之责。苏轼在任

职史馆和元祐年间高太后摄政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写过许多激扬清议

的政论文章和奏议表章，从中足见他忠君报国的赤胆忠心。“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民”，任职州郡，关心民瘼，尽“泽民”之任。所以即使他被贬黄州，

政治失意，幅巾芒履，躬耕东坡，生活困窘，但仍心系民瘼，关注民生。当

时武昌一带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他非常痛心。一面上书太守，希望

官方出面，禁止溺婴恶俗。另一方面，又成立救儿会，动员富人捐钱，他自

己虽穷困，却每年自行捐出十缗钱。元祐四年苏轼再度来杭任太守，正值“岁

适大旱，饥疫并作”，他立即采取各种赈济措施，拯救民难。最著名的是疏

浚西湖，修复六井，将湖中淤泥堆成一条直线，这就是当今西湖的一大景观———苏堤。即使远贬惠州，失去了权利地位，苏轼还是凭借当时任提刑的

程正辅的友情，对地方颇有建树。如向当地政府建议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

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热心卫生、饮水等公益事业最后甚至贬谪

到蛮荒之地、瘴疾之乡的海南儋州，他仍然作诗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

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谪居海南，作诗

示子由》）综上可知，苏轼无论穷达祸福，无论处境顺逆，他始终是“尊主

泽民”，一生积极有为。心存魏阙，心系民瘼，力行惠政，矢志为民。正如

陆游评价苏轼的一生：“公不以一生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

凛然。”（《放翁题跋·跋东坡帖》）苏轼身上的那种匡时济世的责任感、

忧国忧民的情怀、民胞物与的精神，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二.随缘自适，旷达超脱。

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治打击，先贬黄州，再贬惠州，卒贬儋州。在不断地遭贬被黜中，苏轼没有被悲伤和痛苦压倒，而是及时调适心境，排解悲苦，以一种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自身的处境，这与他在中晚年时他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佛道思想中的精神养料是分不开的。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他的《定风波》就很好得说明了这一点。“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行路中遇到雨，其他人都狼狈不堪，苏轼独不改乎其度，反而觉得雨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别有其趣。这是借眼前经历抒写胸臆怀抱，而笔致轻松诙谐，表现了苏东坡一贯持有的豪放通达的人生态度。词中的风雨其实可以看做是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挫折，每个人的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坎坷时，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风雨总会过去，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要有诗中“谁怕？”的精神，不要害怕困难，要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坦荡和轻视困难的态度。要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胸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既不怕雨，也不喜晴，心境恬淡。在生活中，有时也要随遇而安，很多事顺其自然，不为外物所动，不为忧患所扰，对于困难泰然处之，心胸豁达。苏轼很早就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濡染。苏轼母亲程氏信奉佛教，父亲苏洵曾游嵩山、庐山诸寺与诸长老交往，苏轼皆有耳闻。少年时的苏轼就喜爱读《庄子》，感叹“今见是书，得无心矣”。所以在经历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狱中遣子由》）的“乌台诗案”后，罪贬黄州的苏轼觉得自己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精神上渐趋佛道思想。“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与章子厚书》）苏轼开始精研佛学，遍交僧人道士。他摒弃了佛道的虚无、愚妄，吸取了道家的崇尚自然、安时处顺的态度，佛家的超越尘世欲求、求得空明心境的精神，

形成了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不为祸福得丧所牵绊，不为苦乐生死所烦扰，从容自若，圆融通达。遭贬的苏轼，善于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寄托，获得超越。他善于用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所以即使贬所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与章子厚书》），还是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的诗句；在惠州，也有“岭南万户皆春色”（《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罗浮山下四时春”《食荔枝》）的佳句。他常常以与各色人等闲谈为乐，以至于“鸡犬识东坡”；他常常以“闲人”自居，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在山水的审美中，苏轼获得了超脱。“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据说苏轼的政敌得知他过着如此安适的生活，很不舒服，就又把他贬至儋州。在“流离僵仆”的贬谪生涯中，“佛老思想成为他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精神武器”。[2]所以无论贬到何处，苏轼都能安时处顺，安土忘怀，求田问舍，把贬所当作亲切温暖的故乡。“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谪居海南，作诗示子由》）饱尝人世苦难，终于在那垂暮之年从南方归来，他却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完全超脱了世俗的生死苦乐观念，这显然是受庄子的齐死生、齐得丧的相对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最能体现苏轼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的作品当数《前赤壁赋》和《定风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强烈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性。在他看来，生命既然像霜露一样倏忽易逝，那我们又何必要受外在的羁绊拘蹇地过一生呢？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摆脱物累，自由逍遥，旷达超然才是生命的本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苏轼在与山水的共适中获得了生命的自由本真状态。在《定风波》中，苏轼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词人从容而行，潇洒地对待人生中的风雨，何其旷达超脱。从《前赤壁赋》和《定风波》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佛禅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客亦知乎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前赤壁赋》）在此，苏轼以阐述“变”与“不变”的道理来协调自己的内心，这番话正是来自于万物皆空、以心为本的禅宗思想与老庄哲学混合而成的人生观。“变”与“不变”只在于观者的角度不同，一切都是心的幻象。这就使得苏轼不再为人生的无常而烦恼，更无须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了。正是这种“精微玄妙而又残酷的人生哲学—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3] 使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再看《定风波》中所写：“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人回头一望，刚才下雨刮风的地方，云开雾散，没有了阳光，也没有了风雨，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首词写出了苏轼旷达乐观，处事不惊的人生态度。虽然遇到了不曾料想到的风雨，却仍然一边吟唱一边前行。这里的风雨既指自然界的风雨，也指政治上的风雨。面对骤然而至的生活“风雨”，苏轼表现出惊人的旷达和乐观。回头看看刚才走过的路，既没有风雨，也没有阳光。一切都过去了，一切仅仅如此罢了。身处逆境的苏轼

学会了心理自我调适。当他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走入低谷，遭遇黑暗看不到前途时，他便投身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去感受大自然的美。请看他笔下的大自然：“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些美景让苏轼更加热爱自然，更加热爱生活。苏轼通过对人生风雨阴晴的否定，化解了曾有过的苦难，使心灵归于宁静和澄明，以达观圆融的态度对待人生。对他来说，风雨不会让他愁眉不展，阳光也不会让他欣喜若狂。在这里，他的思想进人佛教的“无差别境界”。也就是说，只要自己对一切无欲无念，超然自得，那么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差别的，就像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晴天一样。那么，人生道路上的忧患和喜悦、官场上的得意与失意又有何不同呢？“一切只不过是心的幻象，所以痛苦可以在内心中化解，欢乐也不必过于欣喜，世事沧桑不过是过眼烟云，求得本心宁静便是红尘的解脱，沉浸于无欲无念的状态便是无上的幸福。”[4]禅宗的一切本空的世界观帮助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从而宣泄了内心之苦，达到了随缘自适、澄澈空明的境界。

三.对儒道佛的融通和超越。

宋朝是一个思想大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时期。儒道佛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到了北宋则呈现出“三教合流”的局面。生活在北

宋的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兼收并蓄。受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大势的影响，苏轼形成了他独特的融通儒道佛的人生观。苏轼诗词所表现的宽阔胸襟

与豁达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轼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

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和庄子的齐物论，又

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

通达。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自幼便“奋厉有当世志”，终身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他一生都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不委曲求全，不迎合时俗，不跟风，不苟从。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朝，他都坚持自己的政治

主张，即便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他心中“望美人”（《前赤壁赋》）垂顾的

期望一直未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也时时撞击心扉。在面临官场的挫折

与劫难后，苏轼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在被贬黄州之后，基于

对命运的反思，开始对佛教进行认真的研读。禅宗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理论原则出发,强调“无法无执”。六祖慧能在《坛经》中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执”的根本原因在于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

转瞬即逝的,正如大乘般若经典《金刚经》中有名的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事物都是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

露如电,不能执着于它的虚幻表象,执虚为实只会起惑造孽。对于苏轼而言,

他人生中的数起数落让人心力交瘁,身心疲惫不堪。禅宗这种视人生如梦幻

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了苏轼那颗看透人间变化无常的心灵。既然“凡所

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 ,那么富贵名利得失犹如过眼烟云,皆为虚妄;

更有甚者,整个人生何尝不是有为法之一,又何尝不是梦幻泡影呢? 这使得

他长叹“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 ,“万事到头都是

梦”(《南乡子》) ,“君臣一梦,今古空名”(《行香子》) ,“乐事回头一

笑空”(《采桑子》) ,“人间何者非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十一日初食荔枝》) 。不仅如此,苏轼更从中认识到在茫茫宇宙和悠悠岁月中,人生的短促

和生命的渺小,正如他在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长叹一样,纵使曾有“雄姿英发”的慷慨豪迈、“谈笑间灰飞烟灭”的英雄伟业,却仍只能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