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2010年2月第22卷 第1期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ofHunanPublicSecurityCollegeFeb12010Vol122 No11

收稿日期:2009-10-16作者简介:高永刚(1976-),男,河南安阳人,江苏省溧阳市检察院检察官,法律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王超(1971-),男,河北秦皇岛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法律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

论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高永刚1,王 超2(11溧阳市人民检察院,江苏溧阳 213300;21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200) 摘 要:刑事和解的价值应从公平正义价值、刑法的人道性、效益价值等角度去分析。为充分实现刑事和解的功能,在当前缺乏统一规范的情况下,应综合考虑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国情及操作可行性等因素,通过界定一定标准来确定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范围。关键词:刑事和解;确定标准;适用范围中图分类号:D925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575(2010)01-0067-03

在纠纷解决型刑事司法理念的背景下,刑事诉讼的本质是解决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刑事纠纷的活动。由于犯罪行为侵害法益,破坏社会秩序,国家作为法益及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有责任去追诉犯罪、处罚犯罪,即国家追诉主义原则。作为一项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新举措,刑事和解是指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谋求以起诉和审判以外的方式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替代解决方案,从而国家追诉机关放弃追诉的活动。[1]刑事和解制度是对调解制度的发展和革新,是一种平和的、协商的、合意的结案方式,即在国家追诉机关的引导下,被追诉人和被害人之间就民事部分问题如劳务、赔偿、赔礼道歉、谅解等事项协商谈判达成和解后,国家追诉机关根据被追诉人的悔罪情况、赔偿情况和被害人的态度等依法对被追诉人从轻处理的一种方式。刑事和解不是对民事赔偿的和解,解决的是刑事问题。近年来,刑事和解已成为理论和实践中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各地司法机关也相继开展了有关刑事和解的试点工作,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但是对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仍旧缺乏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对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如果过于宽泛,则不利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如果过于狭窄,则不利于刑事和解制度构建探索中取得的积极成果,不利于实现法律的效益价值。因此,我们应当从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出发,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和法律规定等现实状况,充分汲取国内外司法实践中的有益经验,科学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一、刑事和解的价值分析(一)公平正义价值。公正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评价一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基准。随着报应性司法向矫正性司法的转型,刑事和解在实现刑事追诉目的的同时,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核心,同时兼顾被追诉人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被追诉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2]在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中以被追诉人为本位,在刑事程序中强调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与此相反,被害人的权利长期受到忽视,被害人甚至成为刑事司法制度遗忘的人。根据现代刑罚理论,犯罪被视为对国家的侵害,国家的利益是最重要的,被害人遭受的痛苦成了第二位的,赔偿在刑事诉讼中居于次要地位,再加上受被追诉人赔偿能力的影响,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往往难以得到积极的、完全的赔偿,精神损失更无从谈起,被害人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正如学者所言/在最好的情形下,被害人在犯罪问题中是被遗忘的角色。在最糟的情况下,他们可能还会再次受害。第一次为犯罪所害,第二次为过分热衷于满足刑事程式要求而不是被害人需要的刑事司法人员或机构所害,刑事司法系统经常为了满足既定的程序要求而再次从心理上对被害人造成损害。0刑事和解以被追诉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赋予被害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提高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定的实体权利,从而及时安抚其因犯罪行为及/冷漠司法0而受到的精神创伤,平息其报复犯罪心理,弥补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从而充分实现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机能。[3]刑事和解有利于对被追诉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通过和解过程,使被追诉人能深刻地体会其行为后果,真诚地认错、觉悟。同时,因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终结刑事追诉,使被追诉人摆脱了犯罪标签的不利影响,被追诉人可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二)刑法的人道性。刑法的人道性是指刑法的制定与适用都应与人的本性相符合,尽可能地宽缓。它要求从人类本性出发,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4]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人文精神的鲜明体现,是尊重人的存在所固有的尊严性,现代的刑事司法都被注入了人文精神)))人们认为,法治的最高

67法制长廊高永刚,王 超论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层次就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5]刑法宽容的思想历来为思想家所重视。贝卡利亚是通过批判刑罚的残酷性来强调刑法的宽容精神的,他认为/严峻的刑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0[6]刑法的宽容性有助于使刑事控制手段从强制型走向诱导型,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刑法宽容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消除被害人和被追诉人之间的对抗状态,在沟通过程中,被追诉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被害人谅解,从而国家和被追诉人之间的对抗状态也得到消除或者缓解,这样就确立了被害人的宽容心态,也确立了国家的宽容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和解是对社会冲突的及时、有效的回应,它不是与社会冲突相对抗,而是与之达成妥协。对犯罪的宽容,不仅是指不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压抑和禁止,而且还包括鼓励冲突双方放弃对抗,进行让步和妥协,达成和解和合作。刑事和解的运作使得冲突双方能够即时宣泄自己的不满,使敌意能够不断化解,不致积累起来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当然,刑法宽容必须有一定限度,对刑事和解范围必须作限定,既不会使得刑法的权威和强制性受到太大冲击,又有助于刑法宽容的实现。(三)效益价值。效率与公正一样,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价值目标。英谚/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0,充分诠释了刑事诉讼中的/法贵神速0的诉讼效率价值。刑事和解运用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理论,以效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价值理念。效益最大化理论主张个人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和无价的,相对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为追求这一权利所付出的资源与社会成本而言,其价值可以做出衡量和舍弃;个人的权利可以由其主体根据利益的综合权衡放弃、交换和交易,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成本的计算与权利的主张同样重要,而根据效益原则放弃权利、做出妥协,较之坚持无效益的权利主张可能更合乎理性;社会和国家在司法救济上的投入不应是无限的,而应根据成本)效益原则设计或改革诉讼程序,建立和发展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使这些方式在某些方面不尽符合程序正义的标准。[7]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将轻微刑事案件从刑事司法体系中分流出去,一方面可以使这部分案件得到及时的处理,另一方面可以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以更好地处理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犯罪,从而实现司法资源效益最大化配置。因此,刑事和解制度起着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的效果,对全面提高诉讼效益有着积极的作用。二、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确定(一)确定标准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的确定标准应为:11被害人是特定的自然人。刑事和解制度主要是以被害人为中心设计的程序,必须通过被追诉人和被害人之间就相关民事问题如赔偿、道歉、谅解等事项协商谈判达成和解,国家追诉机关依法对被追诉人从轻处理。因此,刑事和解必须以特定被害人的存在为前提,即行为人的行为有明确的特定目标并且有意识地将危害结果控制在特定目标上,行为的客观后果是使特定的对象遭受损害。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法人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由于没有直接被害人或者被害人是不特定的,则对此类案件不应当进行和解,应当排除在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之外。2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对案件客观方面的要求,只有满足了这样的证明要求才能保证结果的公正,真正体现刑事和解的价值。如果案件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则无法确认相应人员的责任,双方当事人也就不具备协商谈判的客观基础。31被追诉人主观恶性较小,真诚认罪悔过,积极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被害人一方愿意接受对方的悔罪、道歉等。这是刑事和解的主观条件,被追诉人不认罪的,谈不上和解;而被害人一方如果不愿意接受,也无法达成和解。只有在被追诉人真诚悔罪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同时有效地修复被害人的心灵创伤,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的负面影响。双方达成和解都必须是出于平等自愿,不是受到暴力、威胁等原因,出于非自愿而被迫接受和解协议的,国家追诉机关也不予认定,即被追诉人不能采用威胁而使被害人违心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被追诉人的悔罪和赔偿都必须是自愿的,被害人接受和解协议,也是出于其真实意愿,而非外力所迫。被害人也不能为了报复被追诉人而提出不合理或非法的要求,否则就不能适用刑事和解方案。41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结果较小,犯罪情节较轻。(二)具体范围11被害人为自然人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人处于青春期,心理及心智尚未发育成熟,对行为的后果缺乏完全的判断力,其犯罪偶发性比较大。同成年人相比,其犯罪主观恶性、客观行为所表现的恶劣程度以及犯罪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都较小。在一般情况下,未成年犯罪人更容易获得被害人的宽恕,从而使和解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说,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可改造性,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改过的容忍度和期望值也较高,国家追诉机关应当坚决贯彻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对犯罪人及其家庭、社区的参与合作,形成帮教体系,争取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同时,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一贯的政策。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在于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因此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可以适当放宽,对一些比较严重的犯罪,可以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21成年人犯罪中被害人为自然人的轻微刑事案件,即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案件。我国虽然在立法上还没有明确轻微刑事案件的界定,但是在理论界一般把法定刑3年有期徒刑作为区分重罪和轻罪的标准,是基于现实利益平衡基础上的合理选择。从现有的刑法规定来看,适用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通常来说侵犯的客体性质比较轻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