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韩两国文化的比较研究
日韩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现状
日 韩影视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现状
三 、 国 内外 研 究 概 况 、 水 平 和 发 展 趋 势 （ 一） 女 性 主义 电影 理 论 ：女 性 主 义 电 影 理 论 是 电 影 理论 领
（ 二 ） 以女性为研究对象 ，但不一定 以女性主义 的立场来研 究 问题 。这一部分是 以女性文学作 品作为研究对象 的居多 。而电 影 文学作 品的大部 分研 究也都 是 以女 性作家或 女性导 演为对 象 进行 的。 （ 三） 女性 学不 一定 以女性为研究对象 ，它研究 的对象 可以 是经济 ，环境和政治等 ，但必须站在女性 的立场看 问题 ，这是新 兴观点。此类的电影作 品正在 兴起 。 （ 四） 女性学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女性这个社会存在物的本质 和特征 ，其生存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其学术性和权威性研究基 础在美 国女性心理学教学 中广泛使用 ， 贯穿始终的社会建构主义 方法使其价值超越 了研究性别差异 。该理论其实贯穿于每个 电影 作 品中，关键在于 电影 的侧重点 。 另外 ，在 以上 的研究领域里 ，还不断地 出现一些更为细致 的 概念 。比如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在 电影界 中以 ９ Ｏ年代 为 分水岭进行研究 的学者也不在少数 。不难看 出，国内外在女性 电 影 的相关研究方 面虽然 已经取得 了一定 的成果 ， 但在这一领域 上 还是有很 大空缺 。各 国的学者 ，比较喜欢研究欧美 电影 ，更喜 欢 研 究女性 导演或女 作家 的作 品 ，而对 中韩 日的 电影作 品研究 很 少 ，除 了本 国学者之外 ，很少有人 问津 。韩 国和 日本 影视 中的女 性具有显著的特点 ，而一些作 品在 世界 范围也有 些影响。大部分 人在小说上研究得 比较多 ， 却很少有人去研 究那些根据小说拍 出 来的电影 ，特别是从女性学角度 出发的 。所 以 ，这为文化圈的母体文化 ， 在历史上给 了韩 国和 Ｈ本 以深刻的影响 ， 三者在文化语 言的运用上呈现 出某些相 同的文化 印记。但又有长期以来形 成的各 自的特色 。本课题 主要 以中国、 韩 国、日本三 国的电影文学作品 中出现的女性形象 的共性 和特性 进行 比较分析 ， 以文学语 言化 为视角 ， 探讨三 国女性文化 的异 同， 通过对亚洲女性 自身 的价值 、身份 、社会地位等 问题 的分析 ，希 望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该项 目研究 的意义在于通过电影作品中的出现女性形 象 ， 来 探讨现代社会 中的女性主义发展方 向的可行性。通过文化 、心理 学 、美学 、语言学等学科的综合运用 ，研究 电影产业 中出现 的女 性形象 问题 ，为促进亚洲女性及 电影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 更 大程度地发挥 女性 角色在影视作 品中的作用 ， 对于 电影文学作 品有着 非常大的影 响。具体表现为 以下几点 。 二 、 几 种 女 性 文 学观 点 （ 一） 女性是整个社会 的半边 天 ， 女性所 表现 出来 的特点也 是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性 的社会地位 以一定 的物质基础 、 政 治 、文化背景 为前提 ，因此涵盖了一定 的 自然 的 、社会的 、文化 的 、伦 理的 、心理 的 、民族的 、美学 的等诸多 因素 ，也反映了一 种有趣而独特的社会现象 。因此 ，通过对中韩 Ｈ电影文学作 品中 的女性形象 的研究 ，可 以深刻地了解其 民族的文化背景 、语言现 象 、民族思想 、审美观念等 。 （ 二） 女性学研究是从欧美兴起而传播至全球的 ，中韩 日等 国深受欧美影响 ， 所 以在其现代性和 自身的封建性相结合的前提 下， 形成 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女性群体 ， 兼具 典雅 和现代化 的特点 。 而 又 受 到 中华 文 化 和 市 场 的影 响 ， 其 自身 的特 点 更 是 给 人 们 以赏 心悦 目感 。 通过这一研究可 以了解 中韩 日电影文学作 品中女性 的 发 展 和变 化 。 （ 三） 中韩 日三国在地理上都是东亚 国家 ，是一衣带水 的邻 邦 ，在历 史上 日韩 两 国也都 曾不 同程 度地受 到过 中国文化的影 响， 共 同传 承着儒家文化 的思想 ， 百德孝为先 ， 拥有相近的文化 ， 但 是因为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 异 ，长期 以来形成 的 自身特色 ，本 课 题通过 三 国的研 究揭示 中韩 Ｈ电影文学作 品 中出现 的女性形 象的特点和差异性。 （ 四） 通过对中韩 Ｈ电影文学作 品中的女性特点 的研究 ， 深 入了解历史背景文化与思维方式 ， 加强民族 与国家问的交往 和文 化交流 ，从而使 『 生 得到正确定位 ，不再在矛盾 中徘徊 ，而是 大 胆 尝 试 并 接 受 来 自各 方 的 挑 战 。这 对 中 韩 日影视 的 发 展有 着 不 可 忽视的价值和推动作用 。
读书心得——海外《汉书五行志》译介之研究
读书心得——海外《汉书五行志》译介之研究《汉书·五行志》自东汉以来历代争议颇多，受近代学术的兴起此项研究进入到新的阶段，《汉书·五行志》不再框定在《汉书》或汉代思想社会研究视野下，在研究方法日益丰富的今日，《五行志》诸多问题已在史学界形成专题进行探讨。
欧美与日韩学界均在“五行志”研究领域陆续取得不菲的成绩，相继发表学术著作与论文数十篇。
海外学者利用《汉书·五行志》研究开始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成就做出回顾与整理，如进行题录、综述等方式。
本文主要以欧美汉学家和日韩学者近百年研究《五行志》相关科研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译介研究。
1 欧美汉学家对《汉书·五行志》的介绍最早通过系统和科学方法来探讨《五行志》的西方学者是德裔美籍汉学家埃博华(Wolfram Eberhard)，其著述的《<汉书>中的中国人宇宙观思辨》(Beitrage zur kosmologischen Spekulation der Chinesen der Han-Zeit)[1]。
该文完全由德文著述，对《五行志》“五事传”所记述的天文日食现象进行了整理，以董仲舒、刘向等汉儒赋予志中的政治阐发进行分析。
埃博华的观点认为汉儒通过灾异的各种现象对朝政进行干预，利用“天人合一”思想来实现对统治不合理的批判。
埃博华从志书天文现象所记日食的研究认为班固将日食当做灾异来记述，可以得出东汉早期儒生对于西汉历史兴衰多以天象为基本认识标准。
埃博华通过《五行志》日食现象与《汉书》纪传相比较的研究方法影响到较多西方学者，英国汉学家德效建(Hhomer H.Dubs)在英文翻译的《汉书》(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中将埃博华的研究进行深化[2]。
同埃博华所关注的日食现象所讨论的方式不同，德效建把研究放在志中旱灾、洪灾、火灾、冰雪灾、陨石、地震等各种灾异上。
德效建的研究注重对各灾异纵向上的分析，通过与武帝、元帝时期的灾异记述对比，统计出两朝《五行志》所记灾异的情况，分析以武帝时期为代表的董仲舒和元帝时期为代表的刘向灾异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日本和韩国农业多功能性理论与实践及其启示
日本和韩国农业多功能性理论与实践及其启示曹俊杰1,徐俊霞2(1.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山东淄博255049;2.淄博市水利勘测设计院,山东淄博255020)[关键词]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实践;日本;韩国[摘 要]农业的多功能性是指农业除了满足人和牲畜所需要的食物和纤维这一基本功能以外,还具有满足其他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需要的多种功能。
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较早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研究与建设的国家,其农业多功能性研究和实践是出于应付国际游戏规则调整的形势需要,但它符合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要求,迎合了各国制定农业保护政策的潮流。
日韩对农业多功能性的概念、内容和评价方法等理解具有一致性,但在农业多功能性研究与实践的社会环境和重视度等方面有所差异,其有关经验对我国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具有很好的启示。
[中图分类号]X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941(2006)06-0018-03 农业的多功能性就是指农业除了满足人和牲畜所需要的食物和纤维这一基本功能以外,还具有满足其他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需要的多种功能。
农业功能的多元化逐渐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关注的重要问题,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较早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研究与建设的国家,已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具有很好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1 日本、韩国农业多功能性研究和实践的背景日本和韩国都强调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这反映了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和基本趋势。
过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经济效益,而常常忽视了农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功能,农业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可持续因素,从而引起人们对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反思和重新审视。
1.1 日韩农业多功能性研究和实践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思想要求改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协调多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和谐与持续发展。
中日韩三国民法现代化道路之比较
中日韩三国民法现代化道路之比较法律现代化是时下在中国，抑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很流行的研究主题。
然而法律现代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却始终令人感到模糊不清。
韩国民法典的修订是韩国民商法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总体上说，两者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但就其进展的速度和节奏来看却并不完全同步。
功夫在诗外，与其近邻中国一样，民法在韩国的发展主要并不在于其自身形式的完善或体制的进步，还有赖于诸多其它因素。
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规范，社会自身的进步才是私法现代化的基础和根本驱动力。
韩国民法现代化的历程以及中国最近20年来的经历似乎在证实这样一个道理：民生的富庶、价值观念的转变、宪政的发展是民商法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
韩国介乎中国与日本之间，历史上与中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分享着几乎相同的文化传统，在近代又有着大致相似的遭遇。
因此，以中、日作为比较的参照物，对韩国的民商法现代化道路加以研究势必会对中国自身的问题获得更清晰的认识。
一、民法典的制定韩国的法律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法律的影响。
朴秉壕教授曾说：“尤须注意的是，近代以前，继受中国法是其特色。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悠远的历史进程中，从中国继受的儒家法律文化对韩国的传统法律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将中国文化度外视之，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前近代韩国法的特征。
”[1]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自同年9月7日起，朝鲜半岛北纬38度以南地区由美国实行军政统治，但实际上仍继续援用旧有的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法令。
后来有学者批评说：“直接援用外国法律，对于一个独立国家来说是个很不体面的事情。
这些法令不仅是用外国语写成的，而且也不是按照本国国民的意思制定的。
”1948年8月巧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
韩国政府急于构筑自己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包括民法在内的与日常生活和裁判紧密相关的基本法律。
[5]民法典总则编设“通则”、“人”、“法人”、“法律行为”、“期间”、“消灭时效”7章，有关住所、失踪、物、期间的规定，属于民法全体的通则性规范。
异境颤栗——美日韩恐怖片叙事艺术比较研究的开题报告
异境颤栗——美日韩恐怖片叙事艺术比较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恐怖电影是电影中最特殊、最独特的一种类型。
恐怖片有很大的类型多样性，但其最重要的特点是试图在观众中间制造出不安和紧张的气氛，甚至是恐惧和惊慌的感觉。
在这方面，各国的恐怖电影都有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其中尤以美国、日本、韩国的恐怖片最为出名和受欢迎。
美国影片以其强烈的个体主义和流行文化的影响力而为世界所熟知。
而日本和韩国的电影，则以“异境颤栗”的叙事风格为特色，而这一叙事风格已经为全球观众所熟知。
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电影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不仅通过影像与声音等传感器，影响了观影者的感性意识，而且由于它是一种涉及让多个感官共同作用的艺术，它更容易通过统合观众的感官，使得观众在情感和认知层面上的感知更加强烈。
因此，在电影中营造出强烈、复杂的情感和故事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美国、日本和韩国恐怖片的分析，将试图比较这三个电影制片厂的叙事风格，以及他们在制造恐惧情绪时的差异性。
二、研究目标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美国、日本和韩国电影制片厂的叙事风格，强调恐怖电影叙事的制作技巧的不同之处。
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1.探究美国、日本和韩国电影制片厂的叙事风格的不同之处。
2.考察这些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如何影响人们的情感状态和认知水平。
3.了解三国电影制片厂如何设计配乐和音效以增强画面的震撼力。
4.探讨如何利用对恐怖片的受众心理的了解以增加电影成为票房的可能性。
三、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探究恐怖电影中的叙事技巧和心理暗示，以及它们与观众的情感和认知的关系。
本文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美国、日本和韩国电影制片厂的叙事风格分析。
2.美国、日本和韩国电影制片厂对故事情节的特殊处理。
3.音效和配乐在制造恐惧感方面的作用。
4.恐怖片中暗示和眩晕的使用。
5.电影中对受众感情和认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四、论文结构第一章：研究背景和研究目标第二章：美国、日本和韩国电影制片厂的叙事风格分析第三章：美国、日本和韩国电影制片厂对故事情节的特殊处理第四章：音效和配乐在制造恐惧感方面的作用第五章：恐怖片中暗示和眩晕的使用第六章：电影中对受众感情和认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第七章：研究总结与未来展望五、参考文献将从以下几个领域中收集资料：电影制作、叙事艺术、视觉美学、影视动画等。
中日文化的对比和反思
中日文化的对比和反思作者：崔杰王胜波来源：《现代营销·理论》2017年第12期摘要：本文从当代日本的“妖怪热”现象入手，分析中国和日本民间故事中的“妖怪”形象，了解中日古代人们的信仰变迁、中国思想对古代日本的影响、以及日本接受与改造外来思想文化的情况，以此透视出日本文化的特质，从而总结出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妖怪热” 启示一、日本的“妖怪热”现象分析近年来，“妖怪”这一看似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词语几乎成为日本大众文化的代名词。
“妖怪热”始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这股热潮很快席卷了日本全国乃至全世界，与妖怪相关的漫画、动画、小说以及周边产品每年在日本不断推出，销售业绩惊人。
一到夏天，日本不少博物馆、美术馆都会举行与妖怪相关的特别展。
2009年一2010年更是在巴黎举办了首届日本妖怪展，这是日本妖怪文化在海外的首次展出，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2013年任天堂开发的一款游戏《妖怪手表》更是一举成功，与之相关的手表等玩具也受到了日本年轻人的青睐，它带来的经济价值仅去年一年就达5亿日元。
随着《妖怪手表》的成功，日本再掀妖怪狂潮，可以說“妖怪”成为了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
它的经济效益吸引了不少城市的注意，日本很多地区开始以“妖怪”为卖点宣传地方文化，拉动地方经济，妖怪博士水木茂的家乡鸟取县境港市就是典型一例。
那里的水木茂纪念馆里有各种以妖怪为主题的展馆，该市还有“妖怪一条街”，街上摆放着水木茂笔下的各种妖怪形象，境港市至米子市的电车以“鬼太郎列车”命名。
不仅是境港市，日本不少城市都开始打造以妖怪为主题的车站、列车、公交车等，以此来招揽游客。
二、中日妖怪文化对比1.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妖怪在我国，以动物姿态呈现的妖怪十分罕见。
即使有，也多现于古书典籍或少数民族的宗教中，以图腾的方式呈现。
依据我国的民间传说，妖怪的姿态和人一模一样，而且一般具有人类无法企及的神通。
我国的妖怪故事不像神话，而是更生活化。
中日韩三国庭院设计比较研究 规章制度
中日韩三国庭院设计比较研究规章制度摘要：庭院是建筑类型的空间，广义上可理解为庭院是围绕和影响建筑的周边的一切外在的构成素材。
庭院是利用室外植物等自然环境所构成的空间，有的是自然形成的，有的是人工形成的，最常见的庭院就是普通住宅的院子。
东方的庭院受古山水的影响，多用植物，石头，水来装饰，包括装饰用的建筑、莲花池、瀑布、小溪等，是用于观赏并包含小农场的庭院是东方庭院的特征。
作为东方风格的庭院，中日韩三国的庭院都有哪些特点，本文就这一问题展开具体的阐述与比较。
园林;庭园;庭苑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地理位置相近，同受佛教和儒教等宗教的影响，又同属汉字文化圈，自古以来就是具有很多共同点的国家。
在相同的文化圈里，三个国家也形成了各自固有的文化，并且有了鲜明的差异。
建筑是各国的文化的代表，这里所谓的建筑指的是建造空间。
也就是说，不仅是建筑物，花园、城市等人类生活的所有空间都可以看作是建筑的领域。
庭院在众多的空间中属于非常感性的空间，庭院是体现使用者情绪的空间。
因此，对比中日韩的庭院，可以发现三国人民有着怎样的情操，其情操是如何表达在庭院中的，也能从这里看到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人们对人性的感悟和偏好。
中日韩三国的庭院首先从名字开始就各不相同。
中国的庭院称为“园林”，就像“造园造林”的解释一样，可以看到中国的庭院是“造园造景”。
日本的庭院称之为“庭园”，而韩国把庭院标记为“庭苑”。
韩国在明治维新时代也称庭院为“庭园”，这是日本在强占韩国时期所用的名称，直到1982年，韩国庭院学会才将“庭苑”定为正式标记。
根据字面的意思，“园”是房子前后或左右建造的院子或大房子，“苑”就是用围栏围成的庭院，虽然有些差异，但通过汉字标记可以看出韩国和日本庭院的微妙差异。
日本的庭院是在房子内部打造自然，韩国的庭院是将自然景观设为界限的。
1 中国庭院的特点中国把庭院称为园林，中国的园林从规模上就远远超过韩国和日本的园林。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爱上了大而华丽的东西。
韩国道教的起源_韩国道教的自创论和外来传入论的比较研究
⑤ ⑥ ⑦ ⑧
轼等以汉文编撰 ，采纪传体。共 50 卷。 崔致远 （ 857 － ？） ： 字孤云，新罗宪安王元年 （ 857 年） 生于京都沙梁部。新罗末期人，是韩国历史上 第一位留下了个人文集的大学者 、诗人。 真兴王 （ 534 － 576 ） ： 姓金名彡麦宗，又叫深麦夫，是新罗第二十四代君主 （ 公元 540 ～ 576 年在位） 。 “花郎” 是朝鲜三国时期新罗封建贵族阶级的青少年团体组织 ， 其目的是组织年轻人们一起进行武艺 锻炼，培养出很多忠君爱国 、英勇顽强的武士。而花郎不仅仅是武艺高强的战士，在举行盛大仪式时， 花郎还要负责演奏乐器 ，绘画等。 金富轼 （ 1075 － 1151 ） ： 高丽王朝时期的历史学家， 官员。 其所著的 《三国史记 》 是韩国现存最早的 历史书籍。 《三国史记》 卷 4 ，《新罗本纪》 。 毅宗 （ 1146 － 1170 ） ： 高丽第 28 代王。 《高丽史》 ，卷 18 。
二
韩国道教的两种起源论
如果韩国道教的起源是由中国传入的话 ，那么理所当然韩国道教的 “外来传入论 ” 的说法成 立。在历史记载中也明确地指出高句丽时期从唐传入的道教文化对韩国当时社会起到了很大的影 响。除了中国学者以外，日本和欧洲的道教学者也认为韩国道教的起源是中国 。 与这一观点对立的是，一些韩国道教研究学者和一些外国学者却认为韩国道教是韩国自创的 而不是从中国传入的。这种说法不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这种观点。 韩 国道教的自创论在以前只是在韩国受到关注 ，可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韩国与国外学界的交 流更加频繁。这一观点吸引起了一些国外学者的注意 ，但是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的人远远多于
①
李能和 （ 1868 － 1945） ： 朝鲜李朝末期学者。日韩合并 （ 1910） 之后，致力于史料的收集与宗教、民俗等方面 》 、《朝鲜巫 的研究。1921 年，担任朝鲜史编修官，撰述有关朝鲜文化的史籍。著作甚丰，有 《朝鲜佛教通史 》 、《韩国道教史》 等书。其中 ，《朝鲜佛教通史》 为近人研究朝鲜佛教的重要参考书。 俗考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日韩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日韩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一、引言在当今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家间经济交流与竞争的重要领域。
日本和韩国作为亚洲经济的重要体，其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中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对日韩两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二、全球价值链与服务贸易概述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从原材料采购、加工制造到最终产品消费的全过程中，涉及的各种经济活动及其所形成的价值链。
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中，服务贸易占据着重要地位。
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三、日韩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一）日本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日本在服务业方面拥有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和强大的服务贸易实力。
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金融服务、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日本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
同时，日本政府积极推动服务业的国际化，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二）韩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韩国近年来在服务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特别是在文化娱乐、信息技术、旅游、物流等领域，韩国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
同时，韩国政府也积极推动服务业的开放与国际化，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四、日韩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一）竞争优势比较在信息技术领域，日本和韩国均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然而，韩国在文化娱乐和旅游服务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而日本在金融服务和高端服务业方面表现较为突出。
此外，两国在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政策支持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各具特色。
（二）全球价值链地位比较在全球价值链中，日本和韩国均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
然而，两国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有所不同。
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更侧重于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而韩国则更注重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这导致两国的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差异。
五、提升日韩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策略建议（一）加强政策支持与人才培养政策支持与人才培养是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韩国传统婚俗及其演变
② ③
同 注① 。 （ ）郑 玄 注 ， （ ）孔 颖 达 等正 义 ： 《 记 正 义 》 汉 唐 礼
韩 国的先人 们在 李朝 以前所 实行 的就 是 “ 归 男
女 家” 的婚娶方 式 。新 郎先 “ ” 到新 娘家 ，在新 嫁
娘 家过上三年两 载 以后 ，再把 妻 子 儿女 领到 新 郎家
里过 日子。对于 这种 婚 娶方 式 中 的婚礼 形 式 ，从 史
上 ） ・ 俗 》 载 ：李 氏 朝 鲜 “ 尚 信 义 ，笃 好 儒 风 崇 术 ，礼让成俗 ，柔谨 为风 ” 。于是 ，儒教文化 传播 开 来 之时愈加强 调冠 婚丧 礼 等礼 仪 和 日常生 活 中的 言 行规范 。在冠婚 丧祭改革运 动中 ，作为 “ 道之始 ， 人 万 物之源 ” 的婚姻 制度 的改 《 宗 实 录 》 卷 ２ ，１ 月 甲 寅 条 。 韩 太 ９ 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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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韩 国 ２６ ０ 年夏季 ０ 号
维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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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
屋” 。傍 晚 ，未婚女婿来 到女家窗外 ，自报姓 名 ，跪 拜再三 ，反复请 求 ，女 儿 父母 方 准他 进 小屋 与 女 同 宿。此 后准备聘礼 钱 财 ，直 到生 下 的孩 子 长 大 ，女
从 上述 引 文 中 可 以得 知 ，在 韩 国的李 朝 以前 ，
朝鲜族 的先人 们 在嫁 娶过 程 中没有 专 门举 行 如 同后
一
达 ，纳采用雁 ” ，即 “ 纳采择之礼也 ” 指 由男方 谓 ③ 家送 礼至女家 ，表示 求 婚 之意 ；二 是 问名 ，这是 求 婚后 托媒人问 女方 姓名 及 出生年 月 Ｅ准 备合 婚 的仪 ｔ 式 ；三是纳吉 ，是 把 问名 后 占 卜合婚 的好 结 果再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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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韩两国文化的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 日韩两国拥有相近的习俗和文化,但又各具鲜明特色。本文分析了日韩两国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并剖析了两国文化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 日本/韩国/文化/比较研究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历史上讲,日韩两国的都相当密切。然而,日本与韩国却是“地理上靠近,心理上疏远”。地理上靠近,指的是日韩两国只有一水之隔,虽不是鸡犬相闻,但也可相互收听到对方的国内广播。心理上疏远,指的是日韩两个民族之间经常出现矛盾,摩擦不断。从文化层面分析,日韩两国虽同属东方儒家文化圈,有较多的相似点,但又有各自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 一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日韩两国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儒家文化很早就传入了日本。公元645年日本“大化革新”从酝酿到发动,始终是在儒学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奈良时期,日本颁布了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成文法。其中就根据儒家“百行孝为先”的思想,在757年的敕语中,强调孝为“百行之本”, 并效法中国唐玄宗的做法,“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令地方官推荐孝子,对不孝者要予以流放①。江户幕府成立以后,日本又以儒学(即朱子学)为“官学”,以此作为巩固幕藩体制的精神支柱。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脱亚入欧,但儒家文化的影响仍随处可见。日本各地建有许多孔子庙,其中有的称“圣堂”,有的称“圣庙”,有的称“学校”,有的就叫“孔子庙”。孔子庙是学庙一体,既是庙堂,又是学校,主要作用是普及儒学,利用儒学为政治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各地现存孔子庙30多座,主要有长崎孔子庙、冲绳孔子庙、名古屋孔庙、东京附近的汤岛圣堂、水户孔子庙等②。日本孔子庙现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孔,以此来增强日本的民族精神,建立一个健全和稳定的社会。 日本人的家庭观念和集体观念比较强。日本的民法规定,夫妻成婚后应统一姓氏,其中多数采用男方的姓氏。这无疑与儒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人都要先在家里学习家庭内部的等级制度及团结,同时这样的等级和团结也适用于他们以后的社会生活③。可以说,家庭观念、家庭的管理模式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日本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往往忽略具体从事的职业,而是强调在哪家就职④。进入尤其是大的日本员工,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感恩意识,他们将自己所属的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竭尽所能地为之服务。日本的谚语“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就生动地反映了日本人以工作单位为家的群体意识。工作中的社会关系都被日本人看成是家庭关系的延伸或是广义的拟制家庭关系。日本人经常强调员工对的忠诚,反对任何叛离或孤立于集体的行为,这使日本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大为增强,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儒家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对韩国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学的三纲五常,尤其是长幼有序和恪尽孝道。韩国从“孝”派生出了家长制的集体主义,从长幼有序派生出了权威主义。儒家文化里没有契约观念,但重视人际关系上的义理、人情,重视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的共生,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性与同甘共苦等,并且将家的原则扩大到国家。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对家的孝必然要求对国的忠,由此建立的国家组织,是按有系统的位序伦理维持的上下级人际关系。韩国社会几乎照搬了中国儒家那种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崇尚儒学的朝鲜王朝长达五百年的统治,以及随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军政统治都给韩国社会烙下了集权的印记。即使在韩国独立后,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儒学思想中的国家观和权威观在韩国被转化为“秩序原理”。受儒学国家观和权威观影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韩国社会较为普遍的认同和遵从,这对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在韩国,长期以来民众已习惯于听从政府的安排,就如同在家庭内小孩习惯于服从父亲的决定那样,对于政府的权威地位毫不怀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中,国家利益往往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人服从国家的需要也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韩国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和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但几十年来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上级、民间为下级这样的模式为主。由于政府和之间存在着这种上下级关系,因而韩国有时会被认为是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介入主义国家⑤。虽然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参照的完全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儒学作为潜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力量,仍然深刻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使韩国社会表现出与欧美不同的特点,如群体观念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念,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教育的习惯等。这些特点都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推动着韩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⑥ 直至80年代末,韩国社会由儒学观念维系的人际关系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宗族、氏族乃至民族仍在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支配自己的行动。韩国有学者认为,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韩国社会的基层。可以说,儒学伦理已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韩国的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团队主义教育,推崇儒家学说,学校对学生在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和市民伦理方面都有规范化的要求。又如,韩国不少体现着儒学“家长制”的管理原则,主往往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而员工一般都尊重与服从“家长制”的管理与指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日韩两国文化具有的共性: 第一,日韩两国文化同受儒家文化浸润的特征十分明显。由于 地理相近的原因,自古以来日韩两国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并将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的文化基础。韩国学者指出:“儒家的价值观念已成为今日东亚国家迅猛发展的基础。”⑦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认为:“汉文化圈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成功,可能同儒教的许多特征有重大关系。”⑧ 第二,日韩两国文化中的家族集团主义相当浓厚。日韩两国文化都将家族关系延伸到社会组织中,并借助家族集团主义去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这种家族集团主义依靠礼义和人情把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并且,由于将家族集团主义一直扩大到国家体制中去,从而形成了“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体制。历史上日本幕府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并提出“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尽其份而已,无浸渎之患,则天下治矣”的观点。虽然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削弱,开始实行地方分权的封建制度,但由家族集团主义派生出来的中央集权的观念在日本社会仍有一定的基础。韩国人维护中央集权的“国家”观念也十分强烈,因此国家意志易于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虽然近年来韩国社会逐步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韩国维护中央集权的基础依旧比较牢固。 第三,日韩两国文化都强调德业双修的思想。在儒学价值观的熏陶下,日韩两国文化都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立德、立功的事业追求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在日韩两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鞭策力,激励着日韩两国民众为各人所属的家庭、、团体进而为整个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日韩两国文化在倡导并实践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的同时,也重视道德理想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强调德业双修。在日韩社会,人们大多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并奉行儒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行为准则。当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日韩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如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崇尚个人“至上”主义的风气,但在日韩社会都遭到了相当的抵制。 第四,日韩两国文化中的“男尊女卑”观念较为严重。日韩两国文化均从传统的家族道德出发,从男性社会的需要出发,重点在于培养女性安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恪守贞淑、顺从的妇德,培养善理家务的良妻、教育子女有方的贤母。虽然随着日韩两国社会的变迁,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数逐年递增,但是在男女分担家务问题上,由女性独挑大梁的仍占大多数,这表明日韩两国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日韩社会中的“男尊女卑”和“重男轻女”现象仍然较为普遍。 二 虽然日韩两国在文化上具有共性,但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别也相当明显。 第一,相较而言,韩国文化略欠“兼容性”,而日本文化则呈“多样性”和“复合性”。例如,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大乘佛教。后来,朝鲜时代儒教被奉为国家主导理念后,排斥佛教,排挤儒教中与中国学派相同的部分,朱子学中也只容纳退溪学。此外,在当今韩国正在扩充其势力的基督教,也是基于否定旧思想体系的⑨。而在日本,佛教、儒教等外来的宗教与日本本民族的神道教之间非但没有发生冲突,相反却能够并存且相互影响。而且,各种佛教流派包括大乘、小乘、密教以及日本特有的带妻僧等,都可以在日本共存。 第二,日韩两国虽然都推崇儒学,但两者在尊儒方面还是有所差异。在韩国,只有强调内在的判断力和道德的严格主义以及具有强有力的思辨性特征的朱子学才被认为是最正统的儒学。而日本的儒学则不仅接受了朱子学,而且也广泛接受了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的阳明学。并且,日本的儒学没有像韩国的儒学那样成为统治阶级的绝对的行为方式。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武士阶层在实现官僚化的过程中虽强调过儒学,但武士道的行为方式仍占上风。因此日本从来就没有施行过科举制度,儒生的地位相对也比较低⑩。 第三,日韩两国都实行过中央集权制度,但后来日本走上了地方分权化的道路,而韩国仍是一以贯之地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公元6世纪, 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的日本成立了统一的政府,那时日本仿效中国,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但10世纪后,日本的中央权力逐渐衰弱,出现了地方分权的局面。16世纪末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日本又形成了中央集权,但此时日本的中央权力并没有完全收回地方权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和允许地方的既得权和自治权,实际上是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协调并存。相反,在韩国的中央集权制下,地方的权力要绝对从属于中央。中央集权制虽然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
定,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为加快经济发展服务,但也会因为过分严格而使体制趋于僵化,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而使社会缺乏活力。在中央集权制的社会里,思想或宗教往往具有统一性,非主流的思想或宗教,都会受到限制。在韩国的“李朝时代”,一元化的思维定势逐渐发展成封闭的锁国思想,以至于当西欧的革新思潮和科学技术涌来时,韩国社会却因为拒绝开放而延迟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