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浅析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
浅析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自20 世纪下半叶，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决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美国社会兴盛、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它以传统经济学理论并不关心的集体行动问题(或者说是非市场决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肯尼斯J.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康芒斯的《集体行动经济学》、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提出相关理论。
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奥尔森的以全新的视角完整地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
1 集体行动的失败：个人理性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传统的集体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第一定律指出：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因而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会自发增进那些共同利益,集团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增进它们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
与此截然相反，奥尔森的集团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认为除非用强制或者其他特殊手段，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主动自发地采取行动以实现集团利益。
理性是人类具有以推理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的行为是理性地适应于追求行为者的某个目的的行为。
理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总会倾向于使用有效方法获得最大的效率，即在一定产出下投入最小或在一定投入下产出最多。
基于这种个人理性的逻辑起点，集团成员不会志愿地为增值集体利益努力。
奥尔森首先将集团概念的内涵界定为享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团体，认为拥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成员会自愿地增进集团利益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集体行动困境名词解释
集体行动困境名词解释
集体行动困境，又称公共物品问题，是指当个体面对决策时，可能会
优先追求自己私利而忽略集体利益的一种现象，因而导致即使人人都
知道集体行动是有利的，但实际上往往会出现选择不行动或采取负面
行动的情况。
这个困境的出现表明了集体行动必须采取某些机制来调
整行为，尤其是在缺乏明确约束的社会环境中更是必须如此。
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步，明确公共物品的含义。
公共物品是指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资
源或服务，无法或难以排除任何人使用的物品，例如公园、河流、市
政府等。
第二步，探索个体的动机。
个体行为的动机是理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因为个体在行动前将自己的行为选择建立在自身利益之上。
这些
动机包括利他主义，和其他人分享公共物品而不求回报；利己主义，
通过采取攻击性行为来防止他人使用公共物品；以及合作行为，采取
合作行为以打破困境，获得更多的利益。
第三步，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
当没有一个独立第三方来监管的时候，个体很容易采取负面行为。
监管机制可以通过政策法规来制约个体的
行为，也可以通过互助协会等团体来实施集体监管。
第四步，优化信息沟通。
沟通机制使个体能够更好地了解集体行动的
潜在利益，为他们提供一个清晰的激励与惩罚机制，同时明确公共物
品的价值，增加个体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个体共同参与。
因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需要多方面的协力，包括政治力量、企业力量、市民力量等，建立合理的制度与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目标。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公共物品，如公园、道路、桥梁等，这些公共物品对整个社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公共物品的供给却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导致一些问题无法有效解决。
本文将探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并分析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是指在供给公共物品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多个参与者，往往存在行动协调困难，导致难以有效提供和维护公共物品的现象。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个体难以独立享受其带来的好处。
公园是一个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并享受其中的美好环境和设施。
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权和使用规定，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对公园进行破坏或滥用，从而影响其他人的利益。
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导致了供给者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收取对应的费用。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供给者可以通过售价来获取收入，从而鼓励他们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公共物品由于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导致供给者无法有效地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收入，从而造成了供给不足的问题。
公共物品的供给往往需要多个参与者共同协调和合作，但由于各自利益的不一致，很难实现有效的行动协调。
道路和桥梁的建设需要政府、居民和企业等多方共同参与，但由于各方利益的冲突和协调成本的高昂，往往导致项目难以顺利进行。
公共物品的使用和维护往往需要公民自觉遵守规则和秩序，但由于缺乏监督和管理，一些人可能会产生“搭便车”行为，从而损害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数量。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一些乘客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破坏车厢内的设施和装备，从而影响其他乘客的正常使用。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各方利益的不一致。
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各方往往缺乏对整体情况的全面了解，从而导致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些参与者可能会夸大自己的付出而忽视他人的贡献，导致了合作的困难。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参与者缺乏积极性。
试析全球气候问题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试析全球气候问题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近年来，全球气候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尤其《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力量的对比、各国的博弈以及斗争，但迟迟不能达成妥协。
本文尝试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出发，分析在全球气候问题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从集体的有效性和“搭便车”行为，以及机制内选择性激励效果两个角度分析集体行动的障碍和造成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缓慢的原因。
在全球气候问题的集体行动中，国家作为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组成利益集团，出现了“搭便车”的行为，同时，由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选择性激励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致使全球气候问题治理产生集体行动困境。
标签：全球气候问题集体行动困境全球气候问题近些年来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也超越环境问题本身，扩展到政治、经济领域，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新领域。
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对于此类全球问题，国际社会只能采取全球治理的合作形式，通过集体行动进行综合治理。
从全球气候问题产生以来，这个议题就一直充斥着各国的博弈和较量，其解决与发展相对缓慢，《京都议定书》作为人类全球气候问题治理史上第一个具有明确减排目标的法律文件，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但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减排目标将在2012年到期，而国际社会却迟迟未能拿出后京都时代的减排方案和目标，本文将通过集体行动逻辑解释在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的困境。
一、集团的有效性与“搭便车”行为奥尔森认为：“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
”[1]（p1）全球气候问题由于其特殊性，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囊括其中，但是作为成员的国家在此议题上，未必有着共同利益，而国家作为理性选择者，国家在参与一项集体行动时，首要要保证相关信息的确定性并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也成为了全球气候问题中，国际社会集体行动的障碍之一。
各国维护自身利益自不必说，而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是否由于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是否可以由减排解决，仍然是很多国家所考虑的问题，对于不确定性的信息，国家的采纳较为困难。
《2024年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范文
《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篇一一、引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议题。
从群体决策到社会运动，从商业合作到政治协商，无一不涉及集体行动的逻辑。
然而，这种行动逻辑往往伴随着种种困境。
本文将探讨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并深入分析其面临的困境，以期为理解集体行动提供新的视角。
二、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的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共同目标导向：集体行动的首要前提是拥有共同的目标或愿景。
这一目标通常反映了群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期望，是集体行动的驱动力。
2. 协作与沟通：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协作与沟通至关重要。
有效的沟通可以增强成员之间的信任，促进协作，提高行动的效率。
3. 规则与决策：集体行动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以确保行动的秩序和公正。
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利弊，以达成最优决策。
三、集体行动的困境尽管集体行动在许多情况下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但also面临诸多困境：1. 利益冲突：在集体行动中，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难以避免。
不同成员可能对目标的定义和实现方式持有不同的看法，这可能导致行动的分裂或无效。
2. 沟通障碍：有效的沟通是集体行动的关键。
然而，由于语言、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沟通障碍在所难免。
这些障碍可能导致信息传递失误、误解或信任破裂。
3. 领导问题：领导在集体行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选择合适的领导者并非易事。
领导者的能力、价值观和决策方式可能影响整个集体的行动效果。
4. 外部因素干扰：集体行动还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政策变化、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行动的延误、失败甚至完全无效。
四、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策略为了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以下策略可供参考：1. 建立共同愿景：通过明确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增强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使大家朝着同一方向努力。
2. 加强沟通与信任：通过有效的沟通、建立信任关系和解决冲突机制，促进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2024年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范文
《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篇一一、引言在当今社会，集体行动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
无论是企业内部的团队合作，还是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行动，都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巨大力量。
然而，集体行动并非一帆风顺，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逻辑和难以避免的困境。
本文旨在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以期为更好地理解和应对集体行动提供参考。
二、集体行动的逻辑1. 共同目标驱动：集体行动的首要前提是成员间共享的目标和愿景。
这一共同目标将成员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以实现预期的结果。
2. 合理分工：在集体行动中，合理的分工是提高效率、保证任务完成的关键。
通过明确各成员的职责和任务，使整个行动有序进行。
3. 沟通与协作：沟通与协作是集体行动的核心。
有效的沟通可以减少误解和冲突，提高决策效率；而良好的协作则能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
4. 激励机制：为了激发成员的积极性，集体行动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通过奖励、表彰等方式，激发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集体行动的持续发展。
三、集体行动的困境1. 利益冲突：在集体行动中，成员间的利益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不同的成员可能有着不同的目标和需求，这可能导致行动方向的不一致，甚至引发内部矛盾。
2. 沟通障碍：由于成员间的背景、经验、价值观等差异，可能导致沟通障碍。
这会影响信息的传递和理解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决策的效率和效果。
3. 领导力挑战：集体行动中的领导力是确保行动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
然而，如何选择合适的领导者，以及如何处理领导与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是集体行动面临的挑战。
4. 外部压力：集体行动往往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和挑战，如政策限制、资源短缺等。
这些外部因素可能影响集体行动的顺利进行，甚至导致行动的失败。
四、应对困境的策略1. 建立信任：通过加强成员间的沟通和交流，建立信任关系，减少利益冲突和沟通障碍的影响。
2. 明确目标与责任：在集体行动中，明确共同目标和各成员的责任，确保行动的有序进行。
试论集体行动的困境
试论集体行动的困境集体行动问题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分支之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①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可谓研究该领域的奠基之作。
他站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立场,认为集团是由各构成主体的自发意志所形成的,其理论主要阐述的是以谋求集体财富为目的的集团规模问题。
其论点为旨在获得集体财富的集团,其规模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
具体而言,他认为规模小的集团比规模大的集团更能实现集体行动。
但在书中,奥尔森认为规模小的集团情况复杂,故其研究的对象为大集团,更为确切地说强调大集团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标签：集体行动;困境;公共物品;搭便车一、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课题及其特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盛并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门新的分支,其研究对象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注的非市场决策问题,或者说是集体行动问题。
在传统经济学中,之所以对非市场决策问题不加关注无非认为“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行动由于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所以就超出了经济学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1]1。
在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对象的“经济人”这种假定是最为根本的。
而非市场决策问题则难以适用“经济人”这一假定,因此传统经济学对其不加关注亦在所难免。
然而,现代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告诉我们,即使是非市场决策问题,亦并非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可行。
换言之,在该领域中,同样可以对研究对象作“经济人”的行为假定。
而公共选择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牢牢紧扣“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
时至今日,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早已突破经济学的范畴,其在政治学等领域的渗透也已为学术界所认同。
本处所探讨的这一理论也是倾向于该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方面。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一、本文概述本文将深入探讨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并对其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进行实证分析。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指，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往往会选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这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困难和低效。
这一现象在公共管理中尤为明显，特别是在非合作博弈的情况下，公共管理危机往往由此产生。
本文将首先概述集体行动困境理论的基本内涵和发展历程，接着分析其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实际应用，特别是如何通过实证数据揭示非合作博弈下公共管理危机的形成机制。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如何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果，为解决公共管理危机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集体行动困境理论，也有助于提高公共管理的实践水平，对于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阐释集体行动困境是一个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现象，它指的是在群体中，尽管每个个体都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缺乏有效组织和协调的情况下，个体往往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利益。
这一现象在公共管理领域尤为突出，表现为公共管理危机的频发和难以解决。
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阐释主要基于非合作博弈论。
在非合作博弈中，参与者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缺乏统一的行动指南和协调机制，导致集体行动难以形成。
具体来说，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在集体行动中，每个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往往需要个体牺牲部分自身利益。
这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使得个体在面临集体行动时往往选择保持观望或搭便车，导致集体行动难以形成。
信息不对称和沟通障碍。
在集体行动中，个体之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沟通障碍，导致个体难以全面了解和评估集体行动的风险和收益。
这种信息不对称和沟通障碍使得个体在面临集体行动时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进一步加剧了集体行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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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作者：陈潭——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摘要：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并作出了若干理论阐释。
这种非合作博弈下的集体行动逻辑反映在公共事务管理现实中可能会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秩序混沌无序、公共组织效率缺失、公共政策执行失范等诸多问题。
为此，明晰产权、明确责任、沟通协调、自主治理、理性激励、合理监督等制度安排是解决公共管理危机或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集体行动；非合作博弈；公共管理；制度安排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and Empirical Analysis——The Crisis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Overcoming Under Non-cooperation GameCHEN Tan(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China)Abstract: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a objective social phenomenon. The western scholars create some theoretical patterns about the dilemna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give som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life world. If the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non-cooperation game logically reflects in the reality of governing public affairs, it will appear some problems: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shorted, the public resource overused, the inorder public order,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organization lost, the anomie of pup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us, the possible path to resolve the crisis of public managementor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such as distinct propertyright, clear responsibility,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utonomic governance, creating encouragement, reasonable supervision and so on.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non-cooperation game; public management; institution arrangement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
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
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
因此，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
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但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
因为制度是长期迭演博弈所选择的均衡结果，它是行动个体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径依赖。
实际上，“关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表面上是描述非合作的规律，更深的目标其实是寻找合作之路”［1］。
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累进(Pareto improvement)，是包括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学者共同致力探讨的重大问题。
一、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Aristole)曾经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2］而使这一断言模式化的公共选择分析模型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公用地悲剧、囚徒窘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
1968年英国科学家哈丁(G.Hardin)在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用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此文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
哈丁设想古老的英国村庄有一片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用地，每个牧民直接利益大小取决于其放牧的牲畜数量，一旦牧民的放牧数超过草地的承受能力，过度放牧就会导致草地逐渐耗尽，而牲畜因不能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就只能挤少量的奶，倘若更多的牲畜加入到拥挤的草地上，结果便是草地毁坏，牧民无法从放牧中得到更高收益，这时便发生了“公用地悲剧”。
同时，尽管每个牧民决定增加饲养量考虑到现有牧畜的价值的负效应，但他考虑的只是对自己牧畜的影响，并非所有牧畜的影响。
于是，最优点上的个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纳什均衡总饲养量大于社会最优饲养量。
正如哈丁所说：“这是悲剧的根本所在，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
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3］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模型也说明了：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对于集体来说往往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
假设两个合谋犯罪的嫌疑犯被警察抓住，分别被关在两个不能互通信息的房间进行审讯。
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刑5年；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抗拒，则坦白者立即释放而抗拒者重判8年；如果两人拒不认罪，则他们会被以较轻的妨碍公务罪各判1年。
如果我们用-1、-5、-8分别表示罪犯被判刑1年、5年、8年的得益，用0表示罪犯被立即释放的得益，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特殊矩阵(图1)将这个博弈表示出来：囚徒A 囚徒B坦白抗拒坦白-5，-5 0，-8抗拒-8，0 -1，-1图1 囚徒窘境对该博弈中的两个博弈方来说，各自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即，坦白或抗拒；共有四种可能结果，其中，最好的得益是0，最坏的得益是-8。
假定A选择的是坦白，B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假定A选择的是抗拒，B的最优选择同样是坦白。
事实上，(坦白，坦白)不仅是纳什均衡，而且是一个占优战略选择。
而(抗拒，抗拒)不是纳什均衡，因为它不满足个人理性要求；订立攻守同盟也没有用，因为没有人有积极性遵守协定。
因此，两个囚徒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无法实现最大利益甚至较大利益。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M.Olson)演绎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说明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free-riding)的倾向。
奥尔森批驳了传统的集体行动观，即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体是要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的，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4］。
在奥尔森看来，集团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可以等同或类似一种公共物品，任何公共物品都具有供应的相联性(jointness of supply)与排他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exclusion)两个特性。
公共物品的两个特点决定集团成员在公共物品的消费和供给上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即使个人不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承担任何成本也能为自己带来收益，因为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不承担成本者的消费。
与囚徒窘境描述的一次博弈所导致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稍有不同，奥尔森阐述的是n人存在的场合下，反复式的迭演博弈所导致的集体非合作性结局；与哈丁叙述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过程稍有不同，奥尔森阐述的则是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理性的个体不会为共同利益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
尽管如此，三种分析模型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致的：集体行动存在着困境，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并非轻而易举。
中国古代“三个和尚没水喝”、“滥竽充数”的故事，俗话中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众口难调”，古典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装”，说明的实际上也是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
奥尔森在为桑德勒(T.Sandler)《集体行动》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几乎都是围绕两条定律展开的。
第一条定律是“有时当每个个体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会自动出现一种集体的理性结果”；第二条定律是“有时第一条定律不起作用，不管每个个体多么明智地追寻自我利益，都不会自动出现一种社会的理性结果”［5］二、集体行动困境的现实考察集体行动未必能导致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由n人组成的团体里的公共事务管理就是如此。
在现实的公共管理中，为数不少的人抱着“有我没我影响不大”、“我不做总有人去做”、“我不管总有人去管”、“反正少不了我的份儿”的消极心理，个体对公共事务采取漠不关心甚至非合作的态度。
这种“搭便车”的心态是造就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源，也是公共事务管理出现危机的肇因。
如果集体行动不加以规制，那么公共管理过程中将会出现下列现象：第一，公共产品供给短缺。
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和非排他性(non-etclud ability)。
它既是有形的物质产品，如公路、桥梁、航标灯等，又是非物质产品和服务，如法律、政策、消防等，此处仅以有形的物质产品为例说明公共产品的供给也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
倘若大家都出钱兴办公用事业，所有人的福利都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