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叙事视角下理雅各《左传》译本中的“三重具象”
晋灵公不君ppt课件
3.请结合语境，把省略的成分补出来。 （晋灵公）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
之，（晋灵公）使鉏麑贼之。（鉏麑）晨 往，（赵盾家）寝门辟矣，（赵盾）盛服 将朝。尚早，（赵盾)坐而假寐。麑退， （鉏麑）叹而言曰：“（赵盾）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 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鉏麑）触 槐而死。
《左传》介绍：
《左传》是《左氏春秋传》的简称，又称《左 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相传为左丘明所著。
《春秋》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 之一。《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 的。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 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由于 《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 《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 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 和《谷梁传》。
晋灵公之“不君”表现如下几件事上： ①厚敛以雕墙。（贪婪） ②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 （荒唐） ③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
使妇人载以过朝。 （残暴） ④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 （心胸狭窄） ⑤公嗾夫獒焉。 （狠毒）
烧伤病人的治疗通常是取烧伤病人的 健康皮 肤进行 自体移 植，但 对于大 面积烧 伤病人 来讲， 健康皮 肤很有 限，请 同学们 想一想 如何来 治疗该 病人
1.读准字音
胹 ér 蹯 fán 寘 zhì 畚 běn 溜 liù 衮 gǔn 阙 quē 鉏麑 Chú ní
饮 yìn 嗾 sǒu 獒 áo 箪 dān 橐 tuó 戟 jǐ 弑 shì 诒 yí
烧伤病人的治疗通常是取烧伤病人的 健康皮 肤进行 自体移 植，但 对于大 面积烧 伤病人 来讲， 健康皮 肤很有 限，请 同学们 想一想 如何来 治疗该 病人
山东省青岛市2022届高三二模语文试题及答案
2022届高三二模考试语文试题注意事项：1．本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2．考生作答时请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非选择题请用直径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卡．上各题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试题卷、草稿纸上作答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 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在西方，解释学大体上说是从解释《圣经》开始的，它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真正成为一有重要影响的理论。
这就是说，解释学成为一种“学”也有一个多世纪了。
在中国，本来也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并且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对经典注释的方法。
例如在汉朝多用所谓“章句”的方法注释经典，分章析句，一章一句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详細解释。
据《汉书•儒林传》说：当时儒家的经师对五经的注解，“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
至魏晋注释经典的方法为之一变，玄学家多采取简明带有思辨性的方法。
王弼释《周易•系辞》“言不尽意，书不尽言”，提出“得意忘言”的玄学方法，而开一代新风。
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些佛教名词概念很难翻译，因此采用了音译的方法，如“般若”“涅槃”等等，但“音译”的名词概念如不加以解释很难懂，于是在佛经后面常常有“音义”或“音训”之类为之解释。
其时并有僧人提出某些翻译的原则，如隋彦琮建“八备之说”，齐大亮立“五不翻之义”。
这些有关翻译方法和原则的资源如加以利用，或亦对中国之“解释" 理论有重要意义。
自魏晋以来，我国代有“类书"之编纂。
《辞海》说：“类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便于寻检、证引的一种工具书。
”《太平御览》的“天部”列“元气”“太初”“太极”等条，没有对“天”作专门解释，但对“元气”引用了二十几种古书作了说明。
读书心得——《左传》中的“天人关系”探析
读书心得——《左传》中的“天人关系”探析《左传》全称《左氏春秋》，又名《春秋左氏传》。
它是针对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进行专门阐解的经典文献。
与同样传解《春秋》的“公羊”“榖梁”二传不同，“《左传》是史家”，其“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
《公》《榖》解经，事则多出揣度”,故而“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
在后世的流传中，《左传》的地位不断提高，它不仅成为儒家核心经典的“十三经”之一，更以其对《春秋》史事详实可征的补充，而成为研究中国先秦时期社会诸多问题的宝贵材料。
依据《左传》中较为可靠的文献记录，从表面的人事情状到内在思想观念，对过往历史特别是春秋时期的历史人事，进行由浅而深的考察探賾。
这对于更加深入地了解数千年前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具有重要的学术探求价值。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化时代，其上承夏、商以来的社会积习，下启人文理性觉醒和之后的诸子百家争鸣。
在以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受经济形态的影响，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自然深刻影响了时人的观念与社会思潮。
其突出表现便是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成为“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思潮观念之一。
故而通览《左传》一书，可以发现其中既记载了先秦时期古人的许多对自然、人事的理性认识，又夹杂着大量有关鬼神信仰、天命思维、吉凶因果观念的言、行记录。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新的文化思想因素与旧的文化思想体纠结在一起”的时代［3］23。
而夏、商之后的“天人关系”，便是在融合了自然与神等多个维度概念的“天”观念下（1），世人与其保持着既近又远的多层次关联和矛盾关系。
即“春秋时代出现的‘天道'与‘人道'分开的思维倾向，冲破了天命神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4］188，但又未能和宗教思想进行彻底决裂的倾向，这在《左传》的文本叙述中表现的特别明显。
文题中所说的“天人关系”一般指的是人与自然界关系，也可以说是人与超越未知的全能，主宰祸福的神、天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5］。
广东省佛山市2024届高三二模语文试题
2023～2024学年佛山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检测（二）高三语文2024.4本试卷共8页，23小题，满分150分。
考试用时150分钟。
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将条形码横贴在答题卡右上角“条形码粘贴处”。
2.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对应题目后面的答案信息点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
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内相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答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
不按以上要求作答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
考试结束后，请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8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年少时读书，特别热衷于寻找某个“简单的结论”，觉得一本书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千头万绪，归结为一句话”。
书读多了，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要不得的肤浅读书习惯，是带着中学时代“总结中心思想”“找关键结论”的应试惯性。
真正的读书，需要戒除那种“找简单结论”的简化诱惑，而是要读到复杂性。
深刻的读书过程，应该总能在掩卷之余在脑海里盘旋这句话：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那么，问题又来了！所谓认知肤浅，就是对世界的了解冻结于某个简化的结论。
读一本书，如果读到的仅是某个简单的结论，说明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认知仍停留于薄和浅的“表层”，没有对“已知的已知”形成某种冲撞、侵犯、挑战，它只是既有认知区中某种“熟悉而愉快的确证”“未增加新知的浅阅读”，没有在冲撞已知上飞跃到“未知的未知”。
很多时候我们貌似读书和思考了，实际上只不过是重新整理了一下既有的偏见、狭隘，强化了一种闭环中的偏执。
这个过程并没有真正的“思想”——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一个“越过简单结论”的过程，抵制某种未经思考、未经论证之结论的思维行动。
左传与国语资料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
《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
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
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
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
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
《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
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
”（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
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
（成公十六年）《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
《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
社会符号学视阈下《诗经》言内意义翻译方法探究——以詹姆斯·理雅各和许渊冲翻译《关雎》为例
A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ng the Intralingual Mean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A Case Study of James Legge and Xu YuanChong's
Translation of Guanju
作者： 吴旻昊[1];刘荔[1]
作者机构： [1]无锡太湖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无锡214000
出版物刊名：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 85-87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5期
主题词： 社会符号学;言内意义;《诗经》翻译;《关雎》
摘要：基于“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标准,分别从音韵、词汇及句法这三个言内意义的层面,对比分析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和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译《关雎》时言内意义的转换,以此探讨《诗经》言内意义的翻译方法。
19万字的《左传》，字太多，读这15句精华就够了
19万字的《左传》，字太多，读这15句精华就够了《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原名为《左氏春秋》。
与《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旧时相传，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
《左传》实际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
它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
它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
1、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译文】处于安乐的环境中要保持警惕，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想到了就有防备，有了准备，就会免遭祸患。
2、苟信不继，盟无益也。
【译文】如果信用跟不上，结盟也无益的。
3、多行不义，必自毙。
【译文】多做不义的事情，必定自我灭亡。
4、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
【译文】谨慎开始并且不怠慢结果，结局就不会困窘。
5、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
【译文】君子能深谋远虑，小人的目光只放在眼前。
6、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
【译文】忖度德行如何，以便决定自己怎样处理事情；估量自己的力量大小，从而决定该怎样行动。
7、修己而不责人。
【译文】努力修养自己的品德，对别人则不求全责备。
8、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译文】面颊和牙床骨互相依存，失去了嘴唇，牙齿就会露出来受寒。
9、能敬无灾。
【译文】能够恭敬，便没有灾祸。
10、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译文】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
即使过了很久也不会被废弃，这就叫做不朽。
11、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
【译文】空有虚名而无其实，言过其行的人。
必然会招来人们的怨恨。
12、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译文】谁能没有过失？有了过失而能够改正，那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13、宴安鸩毒，不可怀也。
【译文】贪图安逸享乐等于饮毒酒自杀，不可怀恋。
14、骄奢淫逸，所自邪也。
【译文】骄横、奢侈、荒淫、放荡，是邪恶发源的处所。
《左传》是否刘歆伪作
《左传》是否刘歆伪作经今古文学之争，清末发展得很激烈。
康有为写了一部《新学伪经考》，提出西汉古文经传都是刘歆伪造，其中以《左传》部分的论述在学术界影响最大。
从清末到今天，一直有人赞成并加以发挥。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弄清，使人感到《左传》这部书是一笔糊涂账。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讨论：一、康有为和在他影响之下的同时人崔适是怎样论证的；二、康、崔以后其他一些人是怎样论证的；三、他们的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
以下分别地来论述。
一、康有为、崔适的论证。
康有为认为《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改编的，在刘歆以前，根本不曾存在过一部编年的《左氏春秋》。
《国语》不编年，刘歆把它改编之后，．系上年月，和《春秋》比附，就成为《左传》。
从《国语》到《左传》，不但体例改变，内容也有显著不同。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刘歆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
《左传》的著作权自然要归到刘歆。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出版。
当时今文经学家崔适推崇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
崔适写了《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等书，对康有为的说法作了补充。
他把康有为比作“攻东晋《古文尚书》的阎若璩，把自己比作惠栋1。
在30年代，有的学者把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比作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崔适的《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中《左传》辨伪部分比作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丁晏的《尚书余论》2。
总之，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左传》和东晋《古文尚书》一样是伪书。
3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搁置了几十年，没有人加以研究和解决。
在人们中间，信者自信，疑者自疑。
解放以后，虽然学术界一般把《左传》当作先秦典籍，但疑团并没有打破。
有的论著里还是相信刘歆伪作之说。
应当指出，刘逢禄是并没有想当阎若璩的。
刘逢禄虽然考证《左传》中讲“书法”、“义例”的文字是刘歆伪作，他没有考证《左传》是伪书。
他虽在《左氏春秋考证》卷上桓公11年说过“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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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科叙事视角下理雅各《左传》译本中的“三重具象”
本文以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叙事与时间》（Time and Narrative，Temps et récit）中围绕“叙事”（narrative）所提出的洞见为依据，试图对理雅各（James Legge）《春秋左传》（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英译本中以齐桓公小白（S aou-pih，the DukeHwan of Ts’e）与晋文公重耳（Ch’ung-urh，the Duke of Tsin）为代表的、“人”的形象的“重塑”进行“叙事化”探索。
在利科的理论框架中，叙事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人类经验交流方式，是回归“具象化”（configurative）“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world）的通衢，也是实现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相互）理解的必由之路。
而对西方翻译理论历史的审视可以清楚地展示，翻译研究领域一向以“抽象化”为务，理论家鲜少关注翻译“具象化”的研究路径，以“叙事”为视角对“具象化”的讨论则更不多见。
翻译，作为传递人类文明、实现民族间对话的实践性活动，产生于“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服务于身处“生活世界”之中的“你”“我”。
因此，从叙事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具象化”的探讨，其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显而易见。
本文以7章篇幅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首先对理雅各的生平及其主要译作进行介绍，突出其翻译思想与翻译策略中的“叙事性”倾向，并对选择利科的叙事思想为理论视角的原因以及探讨理雅各《春秋左传》译本的动机加以说明。
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叙事”的基本设想，突出翻译作为一种“叙事”的“具象化”特质和“人”学旨归，并以此作为本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和基本思路。
在回顾海内外相关文献，对前人的研究做出分析并尝试指出其中
可能存在的缺陷之后，本章提出本文研究的焦点及其可能的创新之处。
此外，本章也对论文的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结构安排做出说明。
第二章“翻译的‘三重抽象’与‘三重塑形’”（上篇）“西方译论的‘两条路径’与‘三重抽象’：转向‘生活世界’的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在沿语言学与存在主义、诠释学两条主线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追溯中，揭示以奈达（Eugene A. Nida）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为代表的“翻译语言学派”与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思想为主要理据的“存在主义、诠释学派”通过“科学化”、“工具化”和“本质化”手段，对语言、意义以及翻译本身所做的“抽象化”设定。
将此三层“抽象化”阶段定义为“三重抽象”，本章最后探讨在“三重抽象”之下翻译与“生活社会”的脱节和翻译研究转向“生活世界”必要性。
第三章“翻译的‘三重抽象’与‘三重塑形’”（下篇）“‘叙事’之中的翻译研究：保罗·利科叙事思想指导下的翻译的‘三重塑形’”，从对西方“叙事学”（Narratology）发展脉络的梳理入手，展现以“三重摹仿”（Three-fold Mimesis）为核心内容的利科叙事理论所具备的“具象化”理论品格和重返“生活世界”的理论指向。
在此基础上，析出与叙事的“三重摹仿”相对应的、以“预塑形”（prefiguration）、“塑形”（configuration）以及“再塑形”（refiguration）为逐次递进层级的、翻译的“三重塑形”方法论框架。
第四章“‘预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所处时空的‘叙事性’构建”，选取春秋时代齐、晋两国为研究对象，分析理雅各在“时间性”（temporalité）、“结构性”（structure）以及“象征性”（symbolisme）三个层面，对即将展开的《春秋左传》英译工作所做的“预塑形”准备，凸显理雅各对齐、晋两国所处的时间、空间以及文化背景的构建。
第五章“‘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人生经历的‘故事性’再现”，着重展示理雅各是如何通过挑选、整合以及排列《左传》中对齐桓公小白与晋文公重耳参与事件的零星记录，译叙出情节完整、结构完备，且上下关联的“故事”的。
围绕这一论题，本章分析“情节化”（emplotment，la mise-en-intrigue）塑形活动，在理雅各译本《庄公八年》、《庄公九年》、《闵公元年》、《僖公四年》、《僖公十七年》、《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五年》以及《僖公三十二年》8个章节中的具体体现，展现理雅各为达到译文“故事性”所作出的努力。
第六章“‘再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形象的‘具象化’重塑”，通过与现有文献中所记录的二人形象做横向比对，探讨理雅各借助“情节化”塑形对齐桓公小白与晋文公重耳形象的重塑，说明借助其对《左传》“叙事化”的翻译策略，理雅各最终实现了跨越文化的理解。
第七章“从‘译’到‘叙’：翻译的‘绪’、‘序’、‘豫’”，总结本文的发现以及作者的主要观点，进而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将“三重塑形”概括为以“绪”、“序”以及“豫”为主要特征的、翻译的三重阶段，并点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论题或能引出的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