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

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

释迦牟尼是北印度人，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尼泊尔境内。

佛教的思想，吸收了婆罗门教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达到觉悟的人。

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

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痛苦，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

它宣扬自我牺牲的精神。

提倡众生平等，认为任何人只要依照佛教教义修行就能获得解脱。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更早一些。

有说法说，佛教正是传入实在后汉的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

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

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

自汉代至今，佛教的传入已近2000年。

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

佛教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任一起。

中国佛教虽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

历史上，宗教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一向息息相关，佛教也不例外。

佛教传入是在汉代，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人们把佛教看成是黄老之学的同类，禅学被看作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佛教是在与道教方士思想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

在这一段时期内，佛教主要是被统治者用来追求长生不老，成佛成仙，并期望以达到自己的统治的永恒，而其在社会上还未产生强大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被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般若学出现了不同学派，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

著名大师有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和僧肇等。

此期，佛学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玄时期。

此时期各族统治者大都以佛教为其加强统治的工具（例）。

虽然如此，但这个时期也发生了运用政权毁灭佛教的事件。

中古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四次大规模灭佛的前二次就发生在此时期的北朝。

引起北朝二武灭佛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势力膨胀，影响政府的兵源、财税收入、土地和劳力。

灭佛导致了佛教在短时期内出现极大萎缩。

唐代也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

唐高祖武德二年，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管理一般僧尼。

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

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

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

佛教的兴盛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

其后，玄宗时，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于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

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

佛教的广为传播，使百姓的生活有了精神的依靠，因而造就了唐代的盛世之景。

同时，在文化上，佛教也丰富了唐代的人们的精神生活。

文化的多元性，也造就了唐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不过不久之后，安史之乱起，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

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
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

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等多方牟利。

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这个意图在武宗时实现了。

从会昌二年到五年，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

综计当时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

因而，我们看到，大多数时候，佛教是为统治者所用的。

统治者对其大加吹捧，给与佛教极高的地位。

但是，当佛教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时，便会出现大量的灭佛现象。

究其原因，这与佛教的教义、主张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佛教从其于印度产生初始就具有利于王的政治态度。

虽然佛教追求出世、解脱，视富贵权势如粪土，但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支持，它就难以生存、传播和发展，这样就有了一个佛教肯定、颂扬政权、王权和统治者以寻求外护的问题，所以，佛经中就明确提出了佛法、王法“二法不可违”。

当佛教传入中国时，它的避世、厌世和出世的态度，护法（王法）护国的思想一并传入我国。

其二，东晋南北朝时中国的佛教思潮主要是“空”，所谓空是指一切事物都是无自性、无实体的意思。

般若学通过阐发一切事物都不是真的，劝导人们不要去分别事物，不要执著于此。

这在客观上掩盖了门阀士族对统治权力和封建剥削的执著，掩盖了他们贪婪的行径。

而对于下层民众则是要求他们超脱现实，不计较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自然更不能从事起义斗争，这显然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有利的。

因果报应论是宣扬众生的言论和行动都将按其善恶的性质得到不同的报应。

它在民间的流传甚广，使人们不再抱有反抗之心，所以统治者往往以此来弥补封建统治理论和法律的不足，作为政治统治的补充手段，从而更有效的钳制人民，维护统治。

但是，无论怎样，佛教都不可能避免与统治者相冲突，佛教主张出世，即号召人们投入佛门，摆脱轮回与生老病死之苦，这在本质上与政治是相矛盾的，因而我们发现，每当佛教发展到一个鼎盛的时期时，就会出现对佛教的打压，甚至是灭佛的现象。

同时在战乱的时代，佛教的发展也会受到政治的牵连，变得缓慢，甚至倒退。

政治对佛教的兴衰有着巨大的作用。

有人对佛教在政治上的影响作了如下的总结。

“政治是管理众人，维护社会的团体；佛教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的力量。

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和乐利的生活；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的做人。

政治是怒目金刚，要人人守法；佛教是菩萨低眉，要人人自律。

政治是护法降魔，保卫国家；佛教是护生救苦，拥护国家。

政治重视才干机变，以力服人；佛教重视戒律因果，以德服人。

政治是权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佛教是实法，因教、因法、因理而肯定。

政治是曲线的，曲而求远，人人平等；佛教是直线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政治重视实效通行，即日成办；佛教重视远益利济，普度未来。

政治的大同世界，是理想目标；佛教的净土极乐，是如愿往生。

政治以财力、军力治理国家；佛教以德力、法力辅助国家。

政治从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佛教从内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

政治要求人人奉行四维八德，以家齐国治；佛教要求人人实践五戒六度，以自度度人。

”虽然有些片面，但是也能反映其和政治的一定关系，
现实政治决定佛教，佛教反作用于现实政治，两者既一致又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