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冤案的侦查错误剖析

佘祥林冤案的侦查错误剖析

内容摘要：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因而，佘祥林冤案的形成，归根究底还是在侦查阶段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判断，折射出侦查理念、体制、程序之弊。本文深刻剖析了佘祥林案的侦查过程中存在的错误以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防范和纠正侦查错误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佘祥林；冤案；侦查错误；分析；防范纠正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的、独立的诉讼阶段，是诉讼案件的必经程序。公诉案件只有经过侦查，才能决定是否进行起诉和审判。在我国，由于长期奉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因而，凡冤案之形成，无不可以追溯至侦查阶段。正如李心鉴：“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①

佘祥林冤案的发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因“杀妻”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11个春秋的佘祥林，被当庭宣判无罪。法律终于还佘祥林一个清白。这起案件本身已没有什么悬念，之所以仍能受到广泛关注，原因在于这起因“死者复活”而被发现的错案，唤起我们对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弊端进行深刻反省，也警醒那些手执生杀予夺大权的办案人员纠正办案理念的偏差，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佘祥林最终获得清白，可是，对侦查而言，意味着侦查结论被完全推翻，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折射出侦查理念、体制、程序之弊。对佘祥林冤案的侦查错误分析，寻找出提高防范和纠正侦查错误能力的办法就更为重要了。

一、佘祥林案的侦查过程

1994年1月20日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后，张的亲属怀疑张被佘祥林杀害。同年4月11日，雁门口镇吕冲村一个水塘发现一具女尸，公安机关立案侦

①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查。警方推测死者可能就是张在玉。经张的亲属辨认死者与张在玉特征相符，当时张的亲属提出进一步确认尸体，但当地警方以没有办案经费为由让张家出两万元做亲子鉴定，张的亲属说：“没有能力出钱，我们也就相信了”。在辨认无名女尸是否为张在玉的过程中，佘祥林及其哥哥并未见到尸体。由于无名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辨认条件非常不好，因而，辨认时须注意核对尸体细微特征，必要时必须进行DNA鉴定。但是，侦查人员未经深追细查，在女尸出现仅6个小时就草率做出结论。加之，据张在玉亲属反映，佘祥林曾有外遇，二人夫妻关系紧张，时有斗嘴、吵架之事发生。据此，公安机关将佘祥林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1994年4月12日佘祥林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京山县公安局监视居住，同年4月22日被刑事拘留。当时京山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佘祥林突审。11天后，由京山县公安局法医出具的鉴定书显示，死者系佘祥林妻子张在玉，系被钝器击伤后沉入水中溺水窒息而亡，并从腹内提取有硅藻之类。据佘祥林的叙述，他被拘留后，经历了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喝水，不让睡觉，连打带骂。如此“车轮战”最终迫使佘祥林在极度疲劳，困乏之下招供，供出了四种作案方式。但他毕竟未作案，仍然说不清埋尸地点、作案工具等现场情况。据佘祥林回忆，刑警大队民警对他审讯时，见他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他拉到写字台旁，边讲解如何走边给他画一张“行走路线图”，之后，还叫他仿画一张给刑警大队长看。1994年10月13日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佘祥林死刑，佘祥林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年1月6日做出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1995年5月15日原荆州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佘祥林不服提出上诉，同年9月22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佘祥林案的主要侦查错误

侦破无名尸体案件，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查明死者身源，这是前提；二是准确认定作案人，这是关键；三是依法收集、运用证据，这是保证。然而，佘祥林案的侦查错误就是在这些环节出现。

（一）查明死者身源——侦查错误的起点

唯有准确认定死者身份，才能通过对死者的调查揭示因果关系，发现嫌疑线索，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途径。佘祥林案的侦查错误，就是从确认死者开始的。在案件侦查过程中，警方根据张在玉的亲属称张在玉失踪，并怀疑和佘祥林有关，就推测无名女尸可能就是张在玉。由于无名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因而，知情人员也无法准确辨认出尸体身源，加之，侦查人员并没有对尸体进行指纹、血型DNA等物证技术鉴定，也没有扩大排查范围，获取更多的失踪人员信息，就草率认定死者是张在玉。由此，侦查员从头至尾都围绕张在玉之死来展开调查，其恶果不仅仅是冤枉了佘祥林，还耽误解开无名女尸案谜团的时机，也导致了侦查错误的开始。

（二）认定嫌疑人错误——侦查错误的诱因

在确认死者就是张在玉后，根据张的亲属反映的情况，和侦查人员调查得到的一些信息，公安机关就把佘祥林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拘留审查。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侦查人员而言，佘祥林之妻被害无疑是事实，但要认定佘祥林为犯罪嫌疑人，至少应找到佘祥林杀人的动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和现场遗留物，以及找到佘祥林是否具备犯罪痕迹物证条件。但事实上，佘祥林既未实施作案，也未去过埋尸现场，并且佘祥林不具备作案时间。在侦查员提审时，佘祥林反复交代在张在玉出走当晚，他从凌晨两点半到六点钟一直在寻找妻子，期间曾经搭乘过两次路过的汽车。这一点，经警方调查，佘祥林搭车的司机也证实了佘祥林的说法。警方仅凭佘祥林曾经有外遇、夫妻关系不和，就认定佘祥林有杀人动机，并实施抓人、拘留，实属草率。

（三）侦查取证错误——侦查错误的形成关键

随着侦查阶段的深入，收集证据成为核心任务。按常理推断，佘祥林并没有真正实施作案，所以并不存在他所供述出的现场和“行走路线图”。侦查人员只要仔细寻找遗漏的地方，定能推翻佘祥林的供述。可就是因为取证的错误，使得佘祥林越陷越深了。同时，冤案的另一元凶——指供、诱供的出现，也导致佘祥林最终做出了与现场基本一致的虚假供述，除口供外侦查人员还炮制了其他证据，如所谓的“行走路线图”及“指认现场记录”，无不是在侦查人员的诱导、

提示下形成的，是典型的虚假证据。

（四）运用证据错误——一错再错的悲哀

侦查到了最后的阶段，就是重点审查和判断证据，并运用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得出侦查结论后，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对于佘祥林案而言，运用证据存在六大误区：1.把一般证据等同定案证据。佘祥林妻子出走的事实；与一个女青年有特殊关系；发现一具面目全非的女尸，张家人一口咬定死者为张在玉。这些是一般证据，只能证明某些案件情况，但它还不能作为认定佘祥林杀害其妻的定案证据。2.把证据线索当作定案证据。在佘祥林妻子出走后发现的无名女尸，佘祥林与某女子有特殊关系，这些事实与佘祥林杀妻之间没有直接因果联系。这仅是证据线索而不是定案证据。3.证据印证想象。以证据印证想象，表明上似乎重视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但其本质上是在搞有罪推定。4.举证责任不当转嫁。

5.非法取证，搞逼供信。

6.认定证据环境不透明。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警方如何认定尸体，认定理由一律不向被告人说明，被告人的合理参与要求也被拒绝，整个认证程序封闭也是另一误区。

三、佘祥林案侦查错误的形成原因

侦查错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包括生理性、心理性、感知性、思维性（主体性）；客观方面、客体方面（非主体性）。佘祥林案侦查错误主要形成原因有：

（一）“有罪推定”观念根深蒂固

大量的冤狱，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还要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的推断。佘祥林案中，侦查人员用证据来印证想象，但不做深入的调查分析，这样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使得佘祥林背上了本来就没有的罪名。

（二）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现象是我国刑事追诉程序中一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它的普遍存在，使其成为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在追诉过程中倾向于“由供到证”而不是“由证到供”，重口供，轻物证。过分追求口供体现到司法实践中，即出现了刑

讯逼供及诱供、指供等非法取证现象。

（三）侦查人员没有恰当应用科技侦查手段

忽视必要的科技手段以获取关键物证，成为当前造成冤案的一大肇因。或偶有应用技术者，也未做深入全面分析，反为技术所误，得出错误结论。在佘祥林案中，如果对涉案无名女尸进行DNA鉴定确认死者身份，即可避免酿成冤案。

（四）公、检、法三机关重配合轻制约

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分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其规定本身违背了司法中立应有之义。这种事先协调、先定后审，公、检、法一条流水线强调配合而忽视制约的做法，使法庭审判沦为形式，使二审终审名存实亡，最终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了一桩冤案。

（五）非理性的民愤影响法庭公正裁判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将“民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由于人们群众法律意识淡薄，传统“杀人偿命”的观念根深蒂固，对刑事案件的“民愤”多倾向于严刑峻法，致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语，屡屡出现在死刑的判决书上。在佘祥林案中，所谓的“被害方”要求从速判处并执行佘祥林死刑，鼓动了两百多人签字、示威游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的判决。

（六）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方面的因素外，还有许多因素对侦查错误的形成起着不同程度的催化作用。如：“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等违背司法规律的人为压力，不当的错案追究和奖惩制度，都不当地影响着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在佘祥林案中，侦查人员关押迫害证人就体现出这一点。

四、侦查错误的防范与纠正建议

遏制侦查错误，一靠预防，即消除各种致错因素、减少侦查错误发生机会；二靠纠正，即完善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因而，防范和纠正侦查错误，既要立足于侦查，又不仅局限于侦查。佘祥林案的侦查错误警示我们，必须提高防范和纠正侦查错误的能力。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对侦查错误进行防范和纠正：

（一）必须加强执法监督，改善侦查工作

通过工作报告和述职等方式加强检察机关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部门的侦查监督应贯穿于整个案件侦查全过程，实现及时监督；实行案件线索跟踪制度，强化举报中心的监督作用，举报中心应专门从事对举报、控告的受理，登记、审查、分流以及对举报线索的跟踪管理和监督。从事刑事侦查工作一定要加强法学素养，关注法律要求的事实；侦查机关应严格依法办事，树立起正确的司法理念；重视侦查环节：（1）改变侦审合一的现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侦查体制；（2）建立稳定、具有专业侦查素质的侦查队伍；（3）建立科学的刑事侦查工作机制；（4）抓好侦查的几个重要环节。

（二）增强科学、法治意识，提高侦查能力

在办案理念方面，侦查人员和侦查机关要树立发现真相、尊重人权的理念；提高逻辑推理、取证、询问、非法证据排除、科技侦查手段的运用等能力；提高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等方面的法律素养。在运用科学技术方面，要建立高素质的刑事科学技术人才队伍；促进刑事科学技术程序化、标准化、规范化；加强公检法之间刑事技术工作交流，使新技术得到合理运用；要慎用案件中的刑事技术鉴定结论。

（三）完善证据制度，确保证据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不单单是法律问题，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规范合法的程序来获得真实、客观的证据。由于可能直接涉及人权保障，因而在侦查阶段应禁止刑讯逼供；一些如传闻证据规则等应该在侦查阶段适当放宽，至少应允许将其作为证据线索使用；更新侦查观念，淡化口供意识；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学取证能力；改善证据收集调取规则；规范存疑证据的审查规则。

（四）完善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合作办案流程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加大侦查监督力度：制定完善投诉接待制度；向社会公开投诉电话和网址，运用媒体进行宣传，提高公民意识；进一步加强完善侦查机关和起诉程序；确立并细化警察制度原则；建立侦检一体化模式，从而确立新型公检关系；实行侦查鉴定分离的原则；逮捕审批程序应贯彻执行法院审查制。

从古至今，侦查破案都是为打击犯罪、除暴安良、伸张正义。面对犯罪案件，

我们需要侦查人员运用相关的专业知识来收集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从而侦破案件，还社会一片安宁。但如果出现侦查错误，偏离了科学与法治的轨道，必然伤及无辜。通过对佘祥林冤案侦查错误的分析，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科学与法治是侦查工作的灵魂。

参考文献：

1.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张立：“愚人节这天，他无罪出狱”，载《南方周末》2005年4月7日。

3.贾云勇：”杀妻冤案与一群人的命运转折”，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5日。

4.杨宗辉：《侦查学前沿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

5.唐伟：“试论移送起诉前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弱化的原因及控制对策”，载自中国法律信息网2008年3月26日。

6.刘炳路：“佘祥林有罪推定全记录”，载《新京报》2005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