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个案研究：庞德《华夏集》
从目的论视角看庞德的《华夏集》
从目的论视角看庞德的《华夏集》作者：吴雨缙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31期摘要：作为意象派代表诗人和翻译家的庞德于1915年出版了轰动西方文坛的《华夏集》。
本文将翻译目的论作为研究视角，对庞德《华夏集》中的选材、编排和翻译方法的目的性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庞德的《华夏集》是结合时代背景，为了改革当时诗歌风格的译作。
关键词：美国诗人庞德《华夏集》目的论1.引言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意象派代表人物之一。
由于深受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表现手法的影响，庞德翻译精心选取了15首中国古诗录入于1915年出版的轰动西方文坛的《华夏集》。
在这本译作中，庞德采用了大胆创新的翻译方法，成功实现了宣传意象派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练的意象生动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融入诗行中这一主张。
2.目的论翻译目的论是德国三位功能翻译学家赖斯、弗米尔和诺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基于翻译行为的目的出发提出的翻译理论。
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都可以看做一种行为。
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的。
[1]P15无论何种翻译，其最高规则都是目的准则。
根据目的准则，翻译行为由行为的目的决定。
[1]P15可以理解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此目的就是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
为了达到翻译的目的，对原文既可以采用逐字直译的方法，又可以采用完全改写的方法，或者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翻译策略。
[1]P35由此可见，翻译目的论的核心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由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
翻译目的论是对结构主义等值翻译观的突破，提出了翻译的本质不仅是纯语言方面的转换，而且是建立在语言形式上的不同文化的交流，从而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
目的论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意译和直译、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灵活译法和饱受译法等让人进退两难的问题。
[1]P373.选材的目的性庞德的《华夏集》一共收录了15首中国古典诗歌，这些诗歌是由以战争、亲人朋友离别、自然景色、日常事物这几类题材组成的，庞德在选材时可谓用心良苦。
从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从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翻譯的“文化转向”使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重视。
本文从创造性叛逆角度论述了译者的主体性，提出了主体性有其受动的一面，基于创造性叛逆的三种类型，即特色翻译、有意识误译和改编，以《红楼梦》英译本为语料，分析了译者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展现不同译文风貌的主体性翻译过程。
标签：译者主体性创造性叛逆红楼梦受动性一、引言自古以来，“忠实”被捧为翻译的金科玉律，从支谦的“因顺本旨，不加文饰”、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到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论”及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这些翻译思想无不将作者及原作置于中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抹杀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至于译者完全被边缘化。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把译者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贝尔曼（Berman，1995）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翻译主体”上，必须以译者主体为基本出发点，并提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操纵学派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
这些观点使学界重新认识到：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原作和译作的中间人，是翻译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发挥其主体性。
翻译有创造性和叛逆性，创造性是它赋予作品崭新的面貌，叛逆性则是对原作的客观偏离，即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这一观点的提出，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认为，译者主体性不仅在于译者能动性的发挥，更体现在译者在翻译时的受动性会有意识地转化为能动性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正是译者进行创造性叛逆的过程。
本文立足以上观点，通过选取《红楼梦》中体现译者主体性的若干例子，说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译文以何种形式呈现。
二、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要了解译者主体性，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主体性。
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自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
简言之，主体性就是主体的本质特性。
对于“译者主体性”，国内有多个学者对其下了定义。
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视角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视角 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王鹏飞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近年来提出 是说 ,它已将文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 。它和早期法国 层面的变异主要体现在“文化过滤 ”,指的是文学交流和对
不羁的精灵呦 ,你是周流八垠 ;
(黎明还在黑夜笼罩之中 ) ,也没有“stone”(石头 ) 和“the
你破坏而兼保护者 ,你听哟 ,你听 !
hunter of the east”(东方猎人 ) 。他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把
“stone”所暗喻的初升的太阳点出 , 体现了创造性的叛逆 。
对比原作 ,在形式上 ,我们可以看出郭译在形式上虽保 留了十四行诗句 ,但莎翁十四行诗体中三行体 ( terza rima) 的韵脚 ( aba, bcb, cdc, ded, ee)却不见了 ,从而 ,原诗中各种 音韵也跟着产生了变异 。这是由于在英语诗歌创作理论
比较文学学派所倡导的实证性研究被称为国际文学关系研 话过程中 ,接受者一方因为自身文化背景和传统而有意无
究的两大支柱 ,是全球化语境下研究不同国家文学 ,尤其是 意地对传播方的文学信息进行选择 、删改和过滤的现象 。
异质文化语境下各国文学的横向交流与联系不可或缺的方 这种文化过滤必不可少的会带来文学的误读从而引起文学
特性的传达 ,他的“诗首先应该是诗 ”的理论使翻译文学达 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换而言之 ,郭译在其精华上 ,便突显出 各种相对于原文的前景化 ( foregrouding)的翻译特点 ; 而这 些前景化的翻译特色正是郭译在“虚拟原作 ”中所形成的
The w inged seeds, where they lie cold and low, Each like a corp se w ithin its grave, until Thine azure sister of the Sp ring shall blow
翻译改写理论视角下庞德诗歌翻译的探析和思考
翻译改写理论视角下庞德诗歌翻译的探析和思考作者：武嘉澍来源：《卷宗》2019年第19期摘要：埃兹拉.庞德是美国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建立的“意象派”对美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庞德对于中国古典文化，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情有独钟，在其多元创作素材中，中国元素一直是其作品的核心和支柱。
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都收录于《华夏集》一书，受到美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美国诗人T.S.艾略特称他为“中国诗歌的发明者”。
然而，庞德本人却并不懂得汉语，他自己“翻译”的诗歌有很多对原文意思的“创造性误读”之处。
本文通过对庞德所“翻译”的诗歌进行分析，结合操纵派旗手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探讨庞德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希望能够对庞德所译汉语诗歌深受欢迎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关键词：庞德；华夏集；创造性误读；“改写”理论1 引言20世纪90年代，随着翻译理论范式讨论的逐渐深入，翻译理论家、著名学者巴斯奈特，与勒弗维尔合作共同提出了翻译发展中的“文化转向”理论。
“文化转向”理论是在传统对等理论、交际翻译理论、目的论等语义文本视角的升华，也对翻译理论的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文化转向”理论依然具有很大影响力。
勒弗维尔在其后期的理论著作中对“三要素”理论的内容进行了详细阐释。
由于受到“操纵学派”的熏陶，勒弗维尔提出翻译行为本身是一种对源语文本的改写过程，他的观点极大地改变并丰富了学界对翻译的视角和认识，也为翻译学的理论探讨开拓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2 翻译改写理论的内涵勒弗维尔其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指出：“翻译是对原作内容的一种改写”。
翻译的内容如果不能真实表征原作的面貌和风格，主要归结于翻译思考过程受到三种因素的巨大影响，即诗学风格，赞助人、意识形态等。
勒弗维尔认为，诗学风格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社会所使用的美学手法、艺术规律、环境认知、文本类型、题材风格等；另一方面是指文学艺术与政治、经济、环境等社会因素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代指文学对社会革新所起到的作用，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浅谈文学翻译主体的忠实性和叛逆性
浅谈文学翻译主体的忠实性和叛逆性作者：房萱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4年第04期摘要：在传统翻译理论中，人们通常把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作为衡量译文优劣的标准，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译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文的一种翻版或者复制。
因此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译者相对于作者的仆人地位也就天经地义了。
人们对于译者的要求归结为客观、忠实。
然而随着翻译事业的不断繁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越发频繁，我们逐渐意识到从原文到译文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从译者选择了一个文本进行翻译或接受了出版商的委托制定翻译一个文本，到译作进入市场与读者见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中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影响。
同时，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索，则会意识到在更深层次，还存在着作者文本依托的文化语境背景与译者文本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背景之间的巨大差异。
关键字：翻译主体；文学翻译；异化与归化；文化差异忠实的概念，可以说来源于严复的“信”。
严复没有为“信”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定义，但从后来学者们的论述可以看出，笼统地讲，所谓忠实，就是形式和内容上都应力求忠实于原文，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
总之，原作怎样，译文也应怎样，尽可能还其本来面目。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从严复提出“信”的标准之日起，翻译家们在实践中就深切感受到“忠实”，事实上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化标准，含混抽象，没有具体的东西可以把握，一到实践中，顾此必然失彼，因为如果把这个标准绝对化，那就只有不译，一动手翻译，不忠也就尾随其后。
译者不可避免的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在思想上力求做到忠诚与客观，但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又因为种种难以克服的障碍或困难，迫使自己对原文发生偏离、妥协、牺牲甚至背叛。
翻译家叶君健就曾经发出过如何忠实于原文的疑问，他在《谈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就写道：“我每次提笔搞点儿翻译的时候，总感到有些茫然。
译篇文学作品，如一首诗，无非是把原作者的本意、思想、感情、意境如实地传达给读者，使读者的感受与作者当初写作时的感受一样或差不多。
文学翻译可译性障碍下的创造性叛逆探析
窗体顶端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168摘要：作为人类所独有的文化现象，文学翻译却呈现出一种矛盾性。
文学翻译的使命，原本就是用本民族语言把一部非本族语写成的文学作品转化过来；但翻译的宗旨，虽然是对一部外族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转化，但不应该让人觉察到这其实是一部外族的文学作品。
从文学翻译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的探索，其实很难避免对原文本的表达产生一定程度的弯曲，由此导致了译文文本对原文文本的创造性的叛逆。
随着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叛逆有许多共性的东西，有的呈现出外国文学的影子，有的折射出了某个国家文学的发展情况，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文学翻译中的应该关注的东西。
关键词：文学翻译；可译性障碍；语言；创造性；叛逆性无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翻译，还是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比较专业的翻译，无非就是把一种语言所传达的信息符号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符号。
文学翻译所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工艺”，这种“工艺”具有美学功能。
译者需要利用这种功能，通过形象思维重现原作者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世界。
然而，在这种重现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障碍，我们也称之为可译性障碍。
要突破这种可译性障碍，需要我们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入手，在时代的脉搏中实现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让原作焕发新的魅力。
一、文学翻译中的可译性障碍文学翻译中的可译性障碍目前在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概念，但是各种学说的基本内涵是极为相近的，总体来讲是由于语言文字所依存的结构和文化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独特性，也正是此种独特性使得相应的意思只能在本语言系统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形式，而原语在转换为其他语言时，目标语很难再现原语的意义、功能、风格等，这种在不同语言之间表达相应意思很难找到对应体的现象就是可译性障碍。
（一）语言层面的障碍任何语言反映着不同民族在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其语言本身又存在着在语音、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差别，这就使得在翻译过程中很难找到恰当的概念或表述方式来表现源语想表达的内容，也就很难实现自然贴合。
庞德诗学与_华夏集_翻译策略_董晓华
代、各具特色的文学中汲取养分， 努力构建现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人们深受战乱之苦， 翻译《华夏集》时， 会毅然摒弃传统的翻译标代诗学， 探索英语诗歌的现代表现方式， 提出 妇女们饱受离别之苦。士兵们在保卫世界民主 准和方法， 竭力体现原作中最为闪光的特质，了意象派诗歌创作原则， 从而奠定了现代诗歌 和自由的崇高目标的号召的激励下走向战场， 并采取与之相应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 达到情的创作理念， 开创了一代诗风， 他所领导的意 可他们目睹的更多的战争的残酷， 经受的是与 感共鸣， 引导读者充分感受原语诗歌元素中特象派为英语诗歌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庞德不 亲人的生死离别。另外， 新诗诗人们对第一次 质之美的目的。以诗歌形式为例： 《华夏集》仅将其构建的诗学思想贯穿在自己的创作中， 世界大战大都持反战的立场。庞德在战争刚刚 中所选篇目均为中国古典诗歌， 均为格律诗，也体现在他的诗歌翻译中。他独特的诗学思想 爆发时就明确表达了对其反对意见： “这可能 语言为古代汉语。在以前的汉诗英译的文本决定了他迥异与时人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 是两个同样令人憎恶的势力之间的冲突”。（３） 中， 以英语格律诗的来对译汉语格律的比较普《华夏集》正是他诗学思想已初成体系时的力 《华夏集》的１９首作品中， 其中有三首是战争 遍， 有些译本用比较古雅的英语来体现这些诗作， 成为他诗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题材： 《诗经・小雅・采薇》、李白的《古风・胡 篇的古雅之意。但是也有用自由体来汉语格律
（）
重合， 这是一个奇特的事实。“ 庞德以他渊博 庞德在一百多首诗歌中挑选翻译篇目的题材标 以贴切传达诗歌情感为目的。“字面的模仿没的学识和卓而不凡的洞察力， 在这东西汇通， 准正是他的诗学历史观的反映。翻译的目的是 有多大用处， 除非这种模仿是为了通过模仿产古今碰撞的历史结合点上， 辨正地看待历史传 为了古今精神的共通， 译本乃是古今精神聚会 生的效果研究某种原作的力量或者为了更好地统。他以世界文学眼光， 通过翻译， 从各个时 之所。仅以战争题材为例： 当时西方国家正处 观照原文”。这一诗学思想决定了庞德在着手（６）
庞德《华夏集》翻译研究
庞德《华夏集》翻译研究作者：杨瑞来源：《北方文学·下旬》2016年第01期摘要：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最著名的是《华夏集》。
他翻译的目的是创造出现代主义意象派新诗，其翻译策略是在理解原诗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再创作。
作者试分析庞德《华夏集》中所译的两首汉诗，提出我们不必去纠缠他的译作是否忠实与等效，指出他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实践对诗歌翻译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庞德；诗歌翻译；忠实；等效埃兹拉.庞德，美国现代著名诗人，评论家，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
他是第一个将中国的古诗译为“自由诗”体的西方人。
他想借鉴中国诗歌的创作手法，摒弃维多利亚时期过分注重形式的诗风，他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塑造堪称典范。
一、《华夏集》的问世T.S.艾略特谈到意象派诗歌创始人庞德时，曾称他“为我们时代发明了中国诗歌的人”。
这里的“中国诗歌”是指庞德的《华夏集》。
1915年4月庞德出版了根据美国东方学者厄内斯特.费诺洛萨的遗稿翻译的中国古诗英译本《华夏集》。
没有证据表明费诺洛萨的汉语水平。
费氏曾两次较长时间居于日本。
并向日本学者森槐南学习汉诗，作了详细的笔记，并对所学汉诗注以日本读音，或加逐字英译，不过没有全篇英译，并记了两本厚厚的笔记。
所注诗歌共有49首，大部分为李白所作。
这些笔记随同费氏其他遗稿送到庞德手中。
庞德对这些汉译作了自己的选择，从中选了19首（其中有12首是李白诗），题名为《华夏集》。
在费氏的素材里，中诗原文并不存在，只有他在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和注释，所以庞德的翻译是通过“理解的理解”或“影子的影子”来揣摩原文。
这一特点，是庞德的《华夏集》一开始就注定有原创性。
二、庞德《华夏集》翻译的忠实性和等效性问题下面作者分析《华夏集》中的两首不同题材的汉古诗，试说明庞德翻译的忠实和等效问题：（一）《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譯文完整保留了汉诗原作所蕴涵的诗情画意，表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诗中有画（黄鹤楼、孤帆、碧空、长江），“画”中有情。
论译者主体性与其成功的创造性叛逆
论译者主体性与其成功的创造性叛逆【摘要】译者的地位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一直处于遮蔽状态。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了探讨。
译者主体性导致了创造性叛逆的产生，而创造性叛逆又是译者主体性的直接表现形式，二者为辩证统一的关系，一名合格的译者应该充分利用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这一原则，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关键词】翻译；译者主体性；创造性叛逆一、引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从语言层面寻找翻译的原则和技巧，并以“原著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来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恪守“忠实”这一原则。
“传统译学忽略了译者作为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者，是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介入翻译时不可避免的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且会带入其主观色彩。
”（仲伟合、周静，2006）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转向”浪潮的深刻影响，人们开始将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其他方向，例如，背景文化、译者、译入语文化、读者等其他研究因素。
西方学派中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埃文-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图里（Gideon Toury）的多元系统论，为我们认识翻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翻译研究的译入语文化取向，不可避免要涉及翻译主体问题，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议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逐渐意识到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进而可以更加全面客观的理解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汪璧辉，2010）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必然性主体是一个哲学方面的概念，它指的是主体在其对象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与自主型。
主体性包括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简言之就是人做持有的主观能动性。
在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不可或缺的，表现为：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译者在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方面。
与此同时，译者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本身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以及个人阅历，内在修养等方面的影响。
浅谈庞德译作《华夏集》中的创造性叛逆
浅谈庞德译作《华夏集》中的创造性叛逆作者：陈玉洁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09期摘要：目前，学界从比较文学译介学角度研究《华夏集》的成果很少，对照中国古诗原作，庞德译作中存在大量的创造性叛逆。
庞德用英文对中国古诗进行了一次个性化改造，为西方文坛带去了一阵异域文化的春风。
本文以译者为主体，取误译、编译、转译三方面举例对《华夏集》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研究。
其文本中东西文化的合璧和古今诗文的融合，是《华夏集》在西方引起轰动的秘密。
关键词：埃兹拉·庞德；《华夏集》；比较文学；译介学；创造性叛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现代主义诗人、文学家。
同时，作为一名译者，庞德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20世纪诗歌的翻译性质和翻译理想，他的中文古诗翻译作品《华夏集》一经出版便取得成功。
庞德的汉诗英译之所以蜚声文坛，主要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一词是1961年法国社会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在其《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as a key to Literature）一文中首次提出的。
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讀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2]谢天振在《译介学导论》一书中探讨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7]他将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分为三部分：译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又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
具体表现在个性化翻译、误译和漏译、节译和编译、转译和改译四方面。
本文，笔者依据原本，以译者为主体，取误译、编译、转译三方面举例对《华夏集》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