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研究理论与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

区域史研究理论与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摘要：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复兴，区域性历史研究也日益繁荣，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取向。

在这种形势下，近代东北史的研究也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地方史研究模式，兴起了一股区域史研究的浪潮。

然而，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混淆、理论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关键词：区域史；近代；东北史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和推广，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近代区域性史研究呈现出一种方兴未艾的局面。

随着全国范围内区域性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也日益高涨，在近代东北社会史、近代东北城市史等方面都得了可喜的成绩。

然而，由于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当前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从地方史到区域史：一种新研究范式的兴起东北是在历史的风雨激荡中逐渐形成的涵盖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区在内的相对独立的区域。

清末，随着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的日益加剧，兼具“龙兴之地”和边疆重地双重身份的东北地区逐渐引起了国内一些爱国人士的关注，出现了徐世昌的《东三省政略》、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图说》、《东北边防纪要》、《西伯利东偏纪要》等关于清代东北地区的最早著述。

此后，日俄等西方列强出于侵略的目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进行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出版了一批歪曲东北历史事实、鼓吹东北独立的著述，特别是日本“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

［1］（p.2）为了反驳列强的反动谬论，傅斯年、金毓黻、冯家升等一批最早的东北史研究学者分别从疆域、民族、文化等方面对东北地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从史实上论证了东北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抨击了列强的侵略言论，也揭开了东北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①80年代以来，随着国外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传统的东北地方史研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东北区域史研究异军突起，并很快在东北史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来自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汉学界，是一种学术视野的转换，由关注国家、民族、王朝、精英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下层、特定区域、普通民众的历史，立体地、多层面地展现历史发展的细节过程。

这种“历史研究单位”的改变，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的兴起，即跳出传统的国家政治史、王朝兴衰史体系，而以区域社会的整体历史为研究内容，运用系统分析、比较研究、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等方法，在区域史中发现历史演进的独特性，从而建构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深化对历史整体性或“总体历史”的认识。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编撰地方史地著作的传统，古今方志汗牛充栋，各种地方史著述亦有如山积。

一些人由此认为，地方史即是区域史，将二者混为一谈。

实际上，区域史和地方史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两者在概念层面、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是概念层面上的差别。

地方与区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地方是相对于中央而言，虽然研究对象也有大或小的变化，但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静态的概念；而“区域则是相对于整体而言，区域的概念既是个动态的概念，包括经济、交通等因素，又是个开放的概念，涉及区域的辐射问题”。

［2］（p.213）一般而言，地方表现为一定范围的行政区划，而区域的划定则不一定与行政区划吻合，它可以以流域、山系、平原、海岸等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界定，也可以从经济、文化、人口等人文角度来划分。

区域注重的是区域内同一性和系统性。

这种“地方”和“区域”在概念上的差别，直接导致了地方史和区域史在概念上的区别。

张博泉认为：“中国地方史，是以我国历史上的区域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对象，进行多系统、多层次、多门类的研究，从各个地区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

”［3］（p.1）那么，东北地方史作为中国地方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就应该是以东北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对象，对东北地区进行多系统、多层次、多门类的研究，并在研究东北地区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征；而“中国区域史是研究中国特定地区历史发展规律与特殊性，以及中国各地区的互动关系及其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的中国史分支学科”。

［4］（p.2）那么，东北区域史作为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就应该是把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及揭示东北地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特征，并探讨东北和其它地区及东北与全国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历史过程。

可见，从概念层面上讲，东北地方史研究与东北区域史研究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的。

其次，是研究对象层面上的差别。

由于地方史和区域史在研究地域上有重叠性，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存在着某种交叉和重叠，这也是经常令人把二者相混淆的重要的原因。

其实，二者在地域选择的标准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从选择地域的标准来看，地方史是一种“时空结构下的历史”。

［5］（p.84）也就是说，“大到民族国家（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或者跨民族国家的地区史（如东亚史等）、小到县域历史、甚至个案类型的村落史等等”［5］（p.84）都可以作为地方史研究的对象，地方史的研究首先要服从行政区划，研究的是区划内的历史；而区域史是“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的研究”，“如果讨论的问题并不具有区域同质性或共趋性，就不应该归于区域史，而只能归属于其他规范下的历史。

”［5］（p.85）进一步说，“能够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一定是一个具有历史发展完整性的地区，而不是对地球表面所作的任意的人为的分割”。

［4］（p.1）这种区域单位，是人在历史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往往是变动的。

在研究对象上，地方史与区域史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再次，是方法论层面上的差别。

地方史从属于传统史学研究的范畴，区域史在学科性质上虽然有历史学分支和社会史分支的不同认识，但从研究趋势看，则更趋近于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学科属性上的差别导致二者在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区别。

“地方史、地方志虽然具有区域性，但其研究理念、视野和方法与区域史并不相同，它们不过是通史内容的‘地方化’，或者通志的地方化而已。

”［5］（p.84）这种研究虽然也运用了一些民族学、地理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基本上还是运用传统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而“区域史并不是研究主题的地方化，而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探讨影响一定区域内的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或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视野或方法”。

［5］（p.85）因此，在区域史研究中并不是以史学研究理论的运用为主，而是广泛的运用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些研究理论和方法。

其中，又以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应用为广泛。

二、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的现状分析国内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研究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大体说来，这时期的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各个方面：其一，区域史研究的特色不鲜明，不少成果尚带有浓重的传统地方史研究的痕迹。

如前所述，区域史研究是一种新的历史解释体系，在研究理念、视野与方法上都是一种创新。

许多论著仅仅是吸收了区域史研究的某种理论或某些方法、概念，便以区域史研究自称，实际上，这仅是地方史研究中的区域化倾向，而非区域史研究。

严格地说，现有的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成果中，尚无如《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王笛，中华书局，1993)《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李伯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这样较为典型的区域史研究著作。

一个习见的问题是，几乎无人对“东北”这一区域或东北内部的次级区域的划定作出符合区域史研究规范的阐释，而区域的界定与选择，恰恰是区域史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和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区域界定，按徐国利的研究，应从三个原则出发，即具有同质性、系统性和独特性。

［6］（p.124）“东北”一词虽然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岁月中，它仅是个表示方位的地理概念。

到清末民初，它才成为行政区划。

用东北作为历史研究中的空间范围，是传统地方史的界定，从区域史的角度来说，是否符合三原则，是应当推敲的。

即便是大体可用，如果区域史研究的主题不同，也应各自有别。

如近代东北的区域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区域人口史、区域社会史，在区域界定上不可能完全一致。

而现有的相关成果中，并没有人对此进行过分析。

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所难免，但一直得不到克服，则会对深入研究造成障碍。

其二，研究视角上的相对单一性。

这时期的东北区域史研究尽管有大有小，大到整个东北，小到县城和乡村，还有个别学校和人物的个案研究，但是在研究视角的选择上还是存在一些空白或薄弱的环节。

一方面，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如辽宁、吉林地区及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少数几个大城市，而欠发达的黑龙江地区和其它中小城市，特别是地域广袤的东北乡村社会，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另一方面，研究领域虽然也涉及到了群体、人口、城市史、文化教育和经济等几个方面，但还相当粗糙，诸如东北的乡绅、学生、教师（塾师）、官员、妇女、贫民等群体的研究，乡村新旧教育的变革，近代东北生活习俗的变迁、东北基层社会的管理与运作，官、绅、民三者之间在地方事务中的合作与冲突、乡村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及村庄、宗族、家庭等方面的都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在今后的研究中，如果学者能在这些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必将大大推动近代东北区域史的研究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的问题在今后的东北区域史研究中，研究者应该着重解决好以下“四个统一”的问题：2实现外来理论的消化性汲取和东北区域史理论创新的统一。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历史学似乎进入了一个“模式研究”的时代，即试图通过某一种理论模式的运用概括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各种历史现象，甚至预设出历史发展的方向。

当然，西方史学界的一些研究理论和方法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然而任何理论模式都有其自身的适用性，如果不加改造地照搬照抄，就会出现一种淮橘为枳的结果。

因此，在进行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时，我们应该从东北研究的实际出发，在借鉴和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努力实现外来理论的消化性吸收。

国内一些学者已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如杨念群等一批青年学者进行的“中层理论”的建构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这些文章尽管在运用西方社会理论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却大多通过修正与反思的途径，力图设问出个性化的中国式问题，并力图实现其本土化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