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访突发事件——吴庆才(中新社)

如何采访突发事件——吴庆才（中新社）用敬畏之笔还原真相2005年，12月2日，法制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死亡谷‘少死’48人》。

两天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最大的一起车祸恰恰发生在八达岭著名的“死亡谷”附近，这起车祸夺去二十四命，恰好是法制晚报“预测”的一半。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的母校厦门大学门前的海滩，这是一道美妙而性感的海滩，以致于校方以开除相威胁，都无法阻止学生们下海游泳。

直到有一天，学校里流传着这道海滩每年夺三条人命而到现在还“差一命”的传言时，这道海滩才安静了下来。

看到法晚“少死”的报道时，我感觉到一股和当初在学校时路过厦大海滩时一样的冷意。

唯一不同的是，厦大坊间的“冷幽默”只是吓到了那些不谙水性而又跃跃欲试的新生，而法晚的“冷幽默”却不幸一语成谶了。

怀着敬畏之心为什么一则为北京市治超办歌功颂德的文章，却让人读出瑟瑟寒意？因为，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嗅出作者对生命的轻蔑和不尊重，至少是不严肃。

我敢断言，作者没有经历过那些血淋淋的突发事件报道，否则他不会如此轻易地写下“死”字。

从业四年多，我“不幸”参加过若干次突发事件报道，刻骨铭心的有三次：从密云踩踏事故到大安山事故，再到这次的八达岭车祸事故，每次事故报道，我都有一种难言的沉重感，我知道，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之感。

“只有我们拥有对于生命的敬畏之心时，世界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它的无限生机。

”上个世纪著名思想家史怀哲“敬畏生命”的名言，理应该成为我们报道突发事件的一个指导思想。

因为只有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你才能用心去和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交流；只有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你才会真正还原事件的真相；只有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你才会追溯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只有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你笔下的人物才是有血有肉的，才是可亲可敬可怜的，你的文章也才会动人，感人，揪人。

遗憾的是，我们的周围充斥着太多“冷幽默”。

最近一则内蒙古客车坠入黄河的报道，在报道郝某与李某这对恋人相互帮助脱险时，有记者竟然用了“和你在一起上演《泰坦尼克号》”来做新闻标题，一段惨烈的悲剧在记者笔下变成恋人表演的舞台，而事实是，郝某的母亲在这次车祸中沉入了冰冷的河中；另一个例子是，12月27日北京《竞报》在报道永定门一起两死两伤的车祸时，竟然在文中有意无意地加了一个细节：“随后，记者从铁路公安部门了解到，火车停留7分钟，损失约近7000元。

”人道就是力量在纷乱的事故现场，采访什么，报道什么？是追着官方的发言人，还是追着死者家属？是写幸存者的伤情，还是写死亡者的惨烈？是采目击者的回忆，还是采救援人员的惊天大营救？是的，这些我都要。

在现场，你会如此真切而迫切地想得到这一切。

你的文章可能会因为它们而独特独到独家，而神采飞扬，而上中新网头条，而被海外报纸广泛转载，而获社里的好稿……而它们就躲在某一个角落里，等着你去挖掘。

现场又是如此混乱，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你想写的东西太杂，该从哪里入手呢？刚开始，我也很迷茫，后来我悟到了，是“人道”二字，就像陈道明在《英雄》里悟到的“天下”二字一样，所有的江湖恩怨，打打杀杀，在这两个字面前突然就变得渺小了。

“人道”就是力量，这是不久前华夏时报激情改版时打出的广告，我想它是道出了某些真理的。

当我们抓住了“人道”二字，也就抓住了人世间最细腻、最动人、最美好的一面，也就抓住了一篇报道的灵魂所在。

今天，当我们回想起《泰坦尼克号》时，电影里最让我们动容的是“让妇女和孩子先走”的场面，是“YOUJUMP，I JUMP”（你跳，我也跳）这样生死相许的画面，它们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灵魂深处最柔软的部分。

在“天下”的大旗下，陈道明乱箭射死了惺惺相惜的李连杰。

同样在“人道”二字面前，你也要学会舍弃。

在采访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做“加法”，把能采到的通通纳入囊中，但写的时候，就要学会做减“减法”，要有陈道明拿得起放得下的枭雄气魄。

从一群人聚焦到一类人，从一类人选择一家人，从一家人中又突出一个人，从一个人中抓住一件事，一个细节，甚至一滴眼泪。

层层递减，罗衫轻解，直至露出赤裸裸的“人性”。

密云踩蹋事故，成千上万的人发生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

当你扑到现场，你会发现信息铺天盖地而来，如何写一篇特写再现当时的情景呢？我采了差不多十几个家属和幸存者。

每一个幸存者都可以独立成篇。

这逼得我不得不作减法，最后将目标定在王大志一家人身上。

通常，突发事件中，一家人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小孩（儿子、女儿）怎么样了，丈夫（爸爸）怎么样了，妻子（妈妈）怎么样了，每一个成员的命运都息息相关。

当他谈起她，当她谈起他和他时，一定是最动情的。

这篇题为《悲剧发生在月圆之夜》的稿件，从一家人写到父女俩，从父女俩又集中到五岁的小女儿身上，从小女儿身上又聚焦到她的一滴眼泪。

细节的描写也是其最感人之处，如：“就在王大志极度悲观的那一刻，女儿从头顶滴下来的一滴眼泪让他鼓起了生的勇气。

他用尽浑身的力气挺直身子，他让女儿闭上眼睛，勇敢地抱紧自己的头。

‘女儿还小，不能让她看到绝望和悲观。

’王大志说。

”我相信，那一滴眼泪不仅滴在王大志的脸上，更滴进了读者的心，因为它也打动了我自己。

文章的最后还描写了中学生张章和一个男子的无声对话，虽然至始至终张章都不知道那男子叫什么，长什么样，甚至那男子也没说过一句话，但他的命运却是如此让我们揪心。

文章写到“在张章的前边，许多人的脚死死地被别在栏杆里，哭声不绝于耳，而在她的旁边，一名男子头部着地，嘴里、鼻子正流着血，有人从他身上踩过，这名男子不时响起呻吟声。

突然那名男子从缝隙里死死地拉住小张章的手，张章似图拉起那名男子，但却动弹不得。

几分钟后，那只一直抓着张章的手突然用力握了握就放开了，被人群往前挤的张章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呻吟声了。

”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名网络写手，将这篇报道扩写为一篇小说，写得十分动人。

事实上，我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就是在尝试着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发生在元宵之夜的悲剧。

用亲人的口吻发问王大志小女儿的那滴眼泪是如何捕捉的呢？在悲剧发生时，如何让惊魂未定的幸存者和遭遇不幸的死难者家属开口的确是个问题。

每次采访，我都不忍心向他们发问。

如果可以，我宁愿陪着他们默默地流泪。

但是，我是记者，必须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回到开头提到的那起内蒙古客车坠入黄河的报道，当郝某正在承受丧母之痛时，记者却去询问他们的恋爱经历，结果郝某嚎啕大哭，质问记者：“我妈还没上来，我能谈这些吗？……”然后是全屋里的人都掩面而泣。

显然，那名记者没有把自己融入到遇难者家属的情境和心境中去，而是为了一个先行的主题功利地跳将出来，这是犯了这类突发事件的大忌。

记者必须把自己当做一个亲人，用亲人的口吻，小心试探，小心求证。

如何问第一个问题是一门学问，因为他决定了你本次采访的成败。

千万不要轻易而随意地问出第一个问题，不要轻易地问他们当时怎么样，而要更多地关心他现在怎么样。

要先观察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什么，然后适时而自然地问出第一个问题。

比如王大志一家在医院时，他们一家并不配合媒体，我注意到王大志始终紧紧地抱着孩子，在关心他们的伤情之后，我适时提出第一问题“没事吧，小朋友，没事吧？”王大志回答“她没事”。

于是很自然地有了以下对话：“她这么小居然毫发未损，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把她高高举到头上”“天哪，举到头上？你坚持得了吗？”“是，我当时差点坚持不下去了？”“倒下了？”“没有，不过当时我很悲观，差不多就要倒下的时候，女儿在头顶滴下的一滴眼泪鼓起了我生的勇气。

”……一旦幸存者打开话闸子，你要不停地追问，不要怕他烦你（就要有直到他烦你为止的精神），问得越细越好（这些细节都可能用到，而且可能是独家），只要你问得巧妙，又用亲人般的口吻发问，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细节。

回到开头的八达岭车祸事故，我的特写《幸存者回忆八达岭车祸惊魂一刻》也有很多细节，我到病房里问的第一句话是：“工钱烧了吗？”我知道，我一定问到三十八岁的煤矿工王刚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他一年的工钱。

在这篇文章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问了他家老婆孩子的情况，问了工钱放的位置，问了他坐在车里的什么位置，问了车出发前有没有什么反常，问了他当时在看什么电影以及电影的名字，问了他出发前的心情，问了车里有没有小孩，问了车祸发生时的情景，问了他爬出车时的情景……由于不断的追问，在我的文章中，能够出现细到当时正在看的电影的名字《救命》，而这个电影名字也并非全然无用，它是一部恐怖片，以致于后来发生真实的“恐怖片”——车祸时，王刚一时竟分不清周遭的一切是电影里的场景还是真实的噩梦。

但身上的巨痛和刺鼻的浓烟提醒他这是一出悲剧，必须尽快逃离。

至于“爬出来时蹬到了某个人的腿或者胳膊”、“那双车上惟一的一位孩子的大眼睛”这样的细节定会让我们揪心，也会让我们痛心；而王刚“小心翼翼地把四千多元工钱放在行李箱最隐秘的地方”的细节，与结尾“四千块工钱被烧没了”呼应，使文章的融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还有关于大巴出发时因故障维修推出两个小时出发，后来路上又一次“罢工”以及中途转车及赶下五名乘客等细节，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事故原因，却让人从字里行间嗅出此次事故的某种征兆。

后来我发现，除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报道“化用”（连用的词都没改）我的报道之外，没有一家媒体提到这些细节。

更重要的是这些细节加强了文章的真实感，读者看的时候就象在脑子里过电影一样再现车祸来的情景。

我注意到，有许多网络在转载这篇报道时，特意在标题后面加了个括号“真实”，有的后面还带了若干个感叹号，我想这便是细节的力量。

巧妙避开采访雷区一位名记者曾经告戒我们，记者必备的素质是：在绝望中坚持不懈，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看起来难，北京的特殊性注定我们的采访遇到的难度会比其他城市大。

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和灾难性报道中。

由于我们没有热线，如何抓住第二落点，如何巧妙避开采访雷区，深入到现场，采访到当事人或者幸存者是一门我们必须长期磨练的学问。

都市媒体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大安山矿难，记者被赶到一个四面悬崖峭壁的山坡上，断绝消息来源，甚至断绝了食物来源，我看到迄今最为团结的一次京城媒体的联手行动。

那些饿得发慌的京城老记集体向官员发难的情景曾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要强调的是，突发事件来临时，与都市媒体的配合对我们这样没有热线的中央通讯社来说尤其重要。

我相信，只要真诚以待，一定会得到同样真诚的回报，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在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报道中建立的友谊。

除了朋友的帮忙外，还需要自己的“智斗”和“勇斗”。

我清楚的记得，大安山矿难时，《新京报》一位记者，将自己的脸摸黑，借了工人的“行头”，冒充工人深入井底拍到独家照片的情景。

从这一次报道，我得到了一个经验教训，在做突发事件时，绝对不能穿着西装革履，背着采访包，一幅体面的无冕之王的派头，有时还不如一麻袋面包来的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