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文学自觉

汉赋与文学自觉[摘要]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主观条件，汉赋接受的实际效应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客观条件。

汉代文学观念的变化和文体辨析的意识、汉代社会的审美风尚以及先秦文化的滋养则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原因。

[关键词]接受关学；汉赋；文学自觉；审美娱乐性汉代文学由于受政治、经学等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化、经学化的色彩。

但汉代也是中国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具有鲜明的文学自觉化的倾向。

龚克昌先生的《论汉赋》《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和张少康先生的《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魏晋始》等文均论述了这一问题。

本文试图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辨析。

要讨论“文学自觉”，我们必须先明确“文学自觉”这个概念的含义。

一般认为，“文学自觉”是指作家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追求艺术性和审美性。

实际上，这种理解是不够全面的。

所谓文学自觉，应是整个文学活动的自觉。

而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完整的文学活动指“作者——作品——读者”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创作过程，作者赋予文学作品发挥某种功能的潜力；第二个过程是接受过程，由读者通过鉴赏来实现这种潜力。

因而作品实际上存在于作品与读者之间往复交流的过程之中。

因此，文学自觉应该包括创作主体的自觉和接受主体的自觉。

一、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主观条件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指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文学活动的意义，能认识和掌握艺术规律，并在文学实践中有意识地遵循这些规律。

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主观条件。

(一)赋作家群的出现在汉代，出现了赋作家群。

汉朝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各诸侯国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

如《汉书·文三王传赞》载：“梁孝王虽以爱亲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货材，广其宫室车服。

”但当时的诸侯国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文化、享乐等方面发展，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淮南王刘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

汉初辞赋作家群首先在这三位诸侯王那里生成。

到了汉武帝、汉宣帝时期，诸侯王的势力已彻底削弱，原来会聚在各诸侯国的辞赋家们渐渐云集到长安，成为皇帝的言语侍从。

班固的《两都赋序》对当时的情形作了记载：大汉初定。

日不暇给。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

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在这里，班固将言语侍从之臣和公卿大臣的创作情况分别论述，公卿大臣是“时时间作”，而言语侍从之臣则是“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这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对公卿大臣来说，创作辞赋是一种“余业”，而对言语侍从之臣来说，则是其在朝廷安身立命的“本业”。

因此，言语侍从之臣可说是当时的专业作家。

赋作家群的生成，意味着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自觉、专业的创作队伍，这是文学走向自觉的基础。

(二)赋作家对艺术规律的自觉认识在痴迷赋创作的同时，赋作家对赋的创作规律亦有了自觉的认识。

谈到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提起的是《西京杂记》所记载的司马相如说的一段话：合纂组以成文，列绵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司马相如之前，枚乘的《七发》实际上已涉及到了汉赋的创作：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

于是使博辨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

在这里，枚乘谈的其实也就是汉赋这种文体的内容和形式：从内容上看，汉赋是咏物之体，所写之物主要是山川自然等壮丽事物，能令读者得到审美的愉悦。

从形式上看，汉赋连缀相类的事物，进行排比归纳，造成铺张扬厉的效果。

可见，枚乘对汉赋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已有了明确的认识。

另外，扬雄则强调作赋应善于学习和模仿，他说：“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

”(《全汉文》卷五十二《答桓谭书》)。

这与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创作规律的。

据记载，扬雄早年热衷于辞赋写作，崇拜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所以“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

扬雄注意到司马相如的赋“弘丽温雅”，表明他明确认识到汉赋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并将之作为追求的目标。

汉赋作家对艺术规律的认识，意味着文学创作已不再是盲目的、自发的，而是已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作《上林赋》《子虚赋》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桓谭《新论》说扬雄作《甘泉赋》：“诏使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始成，遂因倦小卧，梦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

及觉，病喘悸，大少气。

病一岁。

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

”《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创作《二京赋》是“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汉赋作家创作时的殚精竭虑体现了他们对艺术的自觉追求，使汉赋具有“丽”的特征。

所谓“丽”，主要指文辞的华美。

李泽厚认为：“正是这样，不怕去追求一种强烈地刺激着感官，使人心神摇荡之美，正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的一大成就。

虽然这种美的追求在后来产生了堆砌、造作、轻佻、浮薄、萎靡等流弊，但从它打破儒家那种处处受着政治伦理束缚的美的观念来说，却是一种解放。

”这种说法是很正确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汉赋作家不管在主观意识上还是在实际创作中都强调赋的“讽谏”功用。

正因为这一点，不少论者认为汉赋并没有实现文学的自觉。

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文学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

审美从目的上看具有非功利性，从方式上看具有形象性，从态度上看具有情感性；意识形态则具有功利性、概念性、认识性的特征。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意味着“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双重性质”，即文学既是无功利的也是功利的，文学既是形象的也是理性的，文学既是情感的也是认知的。

可见，是否具有功利性不能作为判断文学是否自觉的标准。

而审美性是文学的基石，汉赋作家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追求，使汉赋具有了强烈的审美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赋具有鲜明的文学自觉化的倾向。

二、汉赋接受的实际效应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客观条件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研究中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它把文学批评的重点从传统的文学作品的本体研究转向了对文学作品接受对象的研究。

接受美学把没有经过读者阅读和检验的文学作品称为“文本”，经过阅读检验的才称为“作品”。

尧斯认为，在文学进程中，不仅有作家作品，而且有读者。

作品通过阅读才能表现出作品的价值。

文学史是作家作品和读者的关系史，文学价值是作家创作意识和读者的鉴赏意识构成的。

因此，仅仅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探讨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关注接受主体对汉赋的接受。

不可否认，文以致用的精神一直是汉代文学思想的主流，《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上书对鸿都门学的看法：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

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固当志其大者。

蔡邕认为辞赋“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也就是说辞赋无益于政治，无益于教化。

但从蔡邕对辞赋的否定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汉代人们已经意识到辞赋与政治、教化的距离。

实际上在汉代已出现了以文为娱的做法。

《汉书·枚乘传》载：“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嫂戏，以故得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

”《汉书·严助传》说汉武帝“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虞丘寿王、司马相如。

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

另外，汉宣帝召令王褒、张子侨待诏，几位赋作家数从游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当时还发生了用辞赋为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治病解闷的奇事，由于疗效显著，太子得以康复，后来在后宫中形成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

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

疾平复，乃归。

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赋》，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汉书·王褒传》)《汉书·王褒传》中还记载，汉宣帝刘询喜辞赋，“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他反驳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

辟如女工有绮彀，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在这里，汉宣帝指出辞赋“与古诗同义”，“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但这更多的是为辞赋的合理存在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汉宣帝喜爱辞赋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它“辩丽可喜”，能够“虞说耳目”。

而他用孔子肯定博弈的话为辞赋辩解，已表明他认为辞赋和博弈一样，都具有娱乐作用。

这种重娱乐轻教化的观点与传统的儒家诗教观是背道而驰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当时不少人对汉赋的接受强调其“讽谏”功能，但实际情形却是，汉赋的“讽谏”效果远远不及审美娱乐的效果：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拒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

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

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

(《汉书·扬雄传》)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法言·吾子》)扬雄已经注意到了汉赋的审美属性，并意识到了接受主体对审美娱乐性的关注。

对此，李泽厚曾指出：“司马相如的赋区别于‘诗’和楚辞的地方，在于它处处自觉地讲求文词的华丽富美，以穷极文辞之美为其重要特征。

虽然它也有歌功颂德和所谓‘讽谕’的政治作用，但构成汉赋最根本的特征的东西却在于它能给人充分的艺术美的享受，并以给人们这种享受为自觉追求的重要目的。

”也就是说，从赋的接受角度来看，汉赋确实具有鲜明的文学自觉化的倾向。

那么，为什么汉赋作家会大量创作这种“欲讽反劝”的作品呢?实际上，这体现了汉赋作家创作的自觉意识。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接受过程在艺术构思中就产生了，作家要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并在艺术传达中不断修改，以适应读者的期待视野。

汉赋作家创作的目的是“润色鸿业”，希望在圣明君主的统治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必然会考虑到接受主体——帝王的期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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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关系的研究

对于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关系的研究“赋”这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最早是在战国时期产生的，并逐步受到文人的喜爱与青睐，因而在中国文学发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说，汉赋的内容包括了对宫殿城市的渲染、对帝王游猎的描写、对旅游经历的叙述、对不遇之情的抒发以及对禽兽草木的杂谈。

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是不可比拟的，它以赋这种特殊的文体表达了汉代人民对生活的体会，以及对生活的美好期待。

而文学自觉发源于汉赋，汉赋的发展形成了文学界百花争鸣的局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多彩。

因此，研究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汉赋的形成和发展根据相关研究和分析可知，汉赋既有古诗的特点又有散文的特点，但更多的是偏向散文的形式，在我国文学发展上，它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文体。

1.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汉高祖初年到汉武帝初年，这一时期的汉赋受《楚辞》的影响较大，内容以抒发作者对政治的看法为主，也有抒发作者身世感慨的，写作形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以及枚乘的《七发》。

《吊屈原赋》抒发了对屈原的悼念之情以及对屈原冤死的愤慨之情，并借此以自喻。

这篇文章虽然继承了骚体，但文中表达的是作者的真实感受，又与《楚辞》的文学形式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而贾谊的《鹏鸟赋》中出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对话形式，写作方式上采用了铺叙陈述的形式，开始展现出了散文的气息。

虽然其与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都比较接近骚体，但其中的一些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并预示着一种新的赋体即将产生。

而枚乘的《七发》则用七大段文字描写了统治阶级奢华的生活，抒发了对统治阶级的批判之情。

虽然其内容没有明确地以赋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已经基本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

因此，《七发》在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一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指西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期，这一阶段是汉赋的重要发展时期。

从《汉书·艺文志》看“汉代文学自觉说”

从《汉书·艺文志》看“汉代文学自觉说”作者：邹雪洁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06期摘要：《汉书·艺文志》是我国最早的史志目录学著作，由于其在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目前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目录学方面，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试图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热议的“文学自觉说”议题，以《汉志·诗赋略》为例，展开具体论述，最后得出结论，“汉代文学自觉说”是不成立的，且更不足以成为汉代文学风貌的代表。

关键词：诗赋略;文学意识;审美自觉一、“文学自觉说”的缘起国内关于“文学自觉”的讨论缘起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一次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不必寓教训”的说法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表现，也由此产生了“魏晋文学自觉说”的观点。

鲁迅先生的言论一出，关于“文学自觉说”的讨论就丰富起来。

李泽厚在其著作《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出关于魏晋时期“人的觉醒”说，认为魏晋时期人们摆脱经学的束缚，在道学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有了个体的觉醒，而伴随着“人的觉醒”，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为艺术而艺术”的特征，这些都成为了“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有力证據。

在很多文学史的编撰过程中，“魏晋文学自觉说”都得到了认可。

诸如王运熙、杨明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中，“魏晋文学自觉说”都得到了普遍接受。

最具代表性的是袁行霈提出判定“文学自觉”的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体制和风格特点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地追求。

”二、“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汉代文学自觉说”的出现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挑战，针对上文袁行霈提出的关于“魏晋文学自觉”的三个标准，“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支持者对其进行了反驳。

从文体学角度看赋体的完成--兼论唐宋文赋的赋史地位

从文体学角度看赋体的完成--兼论唐宋文赋的赋史地位田耕宇【摘要】作为一种文体，赋由最初的一种修辞手段发展为一种创作方法，再演变为一种文学文体，即汉赋。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汉赋这种文体最基本的特色，但绝不是赋体的全部文学表现手段。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到完成的过程，文学作品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铺写仅仅只是一种手段。

所以，在西汉大赋迅速崛起而又急遽衰落之后，东汉以后赋体文学在不同时代的语境下，不断被其他显赫当时的文体所影响和改造，同时作家也不断地汲取他种文体优势，开拓、创新出赋体的新形式。

由于文学内、外在因素的推动，赋体文学才会有六朝骈赋、唐宋律赋和文赋的新形式，出现一批批优秀作品，并使赋体最终得以完成。

因此，赋史上“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唐无赋”一类言论的谬误是显见的。

【期刊名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年(卷),期】2014(000)011【总页数】6页(P164-169)【关键词】文体学;赋体;唐宋文赋;赋史【作者】田耕宇【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04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在中国文学史上，赋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学体裁，它似诗似文，又非诗非文，既有诗的韵律，又有文的气势。

赋是中国文学最早觉醒的一种文学样式，它迅速崛起为一代文学，又急剧地沉潜，被后起的诗歌、骈文和古文的光辉所掩映，但反观赋史，可以发现汉大赋后有六朝骈赋、唐宋律赋和文赋相继出现，且代有佳作甚至远远超越汉大赋成就的千古名篇产生，直至今天，赋体文学依然在特定的语境中焕发出其特有的艺术魅力。

晚明袁宏道以发展的文学史观论赋体曰：“赋体日变，赋心亦工，古不可优，后不可劣”[1](P.515)，显示出明中后叶反复古主义者的进步思想。

然而自古到今不少赋学研究者却沉溺在今不如昔的文学发展观泥潭中，此现象应该止步于今了。

明代胡应麟云：“赋圣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2](P.6)，清程廷祚《骚赋论》更极端地说：“唐以后无赋”[3]。

秦汉文学思考题22

秦汉文学思考题22秦汉文学思考题1、如何理解“秦世不文？”“秦世不文”指的是：文章没有文采,学术一片荒芜。

由现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原因：一、是秦王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历史功绩是伟大的，然而它在文化思想上采取禁灭《诗》，《书》，取缔百家之说，坑杀儒生扼杀自由等严酷的专制政策，这对学术与文学是一次严重的摧残，造成了秦文学的萧条和荒芜；二、是秦在位时间短暂；三、文化底子薄2、两汉文学的概况如何？一、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1）王者一统天下理想的实现，汉人形成了苞括宇宙、总揽天人、雄视古今的心胸与气魄，激荡着浪漫主义豪情和英雄主义气概。

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出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2）封建君主专制使汉代士人独立人格心理严重失落。

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而当这一理想无法实现时,就产生了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

二、汉代的文学样式及分期1）汉代的文学样式包括赋、散文（政论文、史书）、诗歌（乐府、文人诗）。

①两汉散文以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最为突出。

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成就。

东汉班固的《汉书》与之齐名。

②两汉诗歌以乐府诗和五言诗成就最为显著。

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种新诗体。

③汉赋乃两汉一代之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体。

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它兼收并蓄《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诸种文体。

形成了一种容量宏大且颇具表现力的综合型文学样式。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骚体赋，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司马相如的大赋是汉赋的顶峰。

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都为汉大赋力作。

张衡的《归田赋》还开启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2）分期汉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对于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关系的研究

对于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关系的研究“赋”这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最早是在战国时期产生的,并逐步受到文人的喜爱与青睐,因而在中国文学发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说,汉赋的内容包括了对宫殿城市的渲染、对帝王游猎的描写、对旅游经历的叙述、对不遇之情的抒发以及对禽兽草木的杂谈。

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是不可比拟的,它以赋这种特殊的文体表达了汉代人民对生活的体会,以及对生活的美好期待。

而文学自觉发源于汉赋,汉赋的发展形成了文学界百花争鸣的局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多彩。

因此,研究汉赋与中国文学自觉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汉赋的形成和发展根据相关研究和分析可知,汉赋既有古诗的特点又有散文的特点,但更多的是偏向散文的形式,在我国文学发展上,它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文体。

1. 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汉高祖初年到汉武帝初年,这一时期的汉赋受《楚辞》的影响较大,内容以抒发作者对政治的看法为主,也有抒发作者身世感慨的,写作形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以及枚乘的《七发》。

《吊屈原赋》抒发了对屈原的悼念之情以及对屈原冤死的愤慨之情,并借此以自喻。

这篇文章虽然继承了骚体,但文中表达的是作者的真实感受,又与《楚辞》的文学形式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而贾谊的《鹏鸟赋》中出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对话形式,写作方式上采用了铺叙陈述的形式,开始展现出了散文的气息。

虽然其与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都比较接近骚体,但其中的一些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并预示着一种新的赋体即将产生。

而枚乘的《七发》则用七大段文字描写了统治阶级奢华的生活,抒发了对统治阶级的批判之情。

虽然其内容没有明确地以赋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已经基本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

因此,《七发》在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一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 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指西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期,这一阶段是汉赋的重要发展时期。

_文学自觉_时代的先声_文赋_诗缘情而绮靡_说美学探幽

于精微的审美心态的沃土之中。
产其始也，皆收悉反听，耽思旁
讯，精鹜八极，心游万初。其致也，情
瞳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
沥液，獭六艺之芳润。……于是沉辞拂
郁，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二‘一谢
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现古今于
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这里，陆机将文学创作中主体心理活
不焕发出生命的灵趣。这时的‘物”，便变
得情趣盎然，“昭然明晰，，成为渗遭主体
情感的审美意象。所谓‘情由物生，物由情
迁”，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就是因为主休的情感体验沉潜到灵肉深处
时，便会“思涉乐其必笑，论戚则声共法
偕”，(《文心雄龙·夸饰》)人格精神受
到震动，审美情感得到升华。艺术形象便会
雅而不艳的时弊，他积极提倡语言的秋丽。
由此看来，陆机提出的‘绮靡一说，正
是几应魏晋打情文学的发达和新的审美思潮
的需要，对传统的文质标准予以大胆的批判
和发展，形成了包容着形象、色彩、声韵、
节奏、均衡对称和杂多统一的系统理论。这
在中国文学的幼年时期，能有如此深刻完备
的艺术形式美思想，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音。”此说颇有见地。唐孙奎联《诗品撼
说》:“绮则丝丝入扣，丽则灿烂可观。”
‘
绮靡.所蕴含的美，都非专指色彩鲜艳华
丽，同时也包括纹理清楚，井然有序。可见，
‘绮靡，作为诗歌语言的审美标准，决不单
指辞藻妍丽，而是取譬为语言的色彩、音声
都必须象彩色的丝织品那样，既丰富多彩，
又完美组合，以求构成“多样统一”的和谐
教化.的单纯功利主义转而为审美对象这一

浅谈辞赋在中国文学自觉进程中的作用

浅谈辞赋在中国文学自觉进程中的作用【摘要】浅谈辞赋在中国文学自觉进程中的作用辞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承载着悠久的传统，对中国文学的自觉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我们将探讨辞赋如何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诗歌的演变，提升文人墨客的文学修养，改革汉赋的创新，以及塑造文坛的风气。

从这些方面来看，辞赋在中国文学领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结论部分指出，辞赋的表现形式和审美理念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

可以说辞赋在中国文学自觉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文学传统与创新的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辞赋、中国文学、自觉进程、传统、促进、诗歌发展、文人墨客、修养提升、汉赋、改革、创新、文坛风气、塑造、重要角色、表现形式、审美理念、深远影响。

1. 引言1.1 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特点和风格。

辞赋是一种具有高度艺术性和表现力的文学形式，它通过精炼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表达，展现了作者对世界的独特感悟和情感体验。

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古以来就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和推崇。

通过辞赋，作者能够借助文字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传达自己的观点和理念，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文学造诣。

辞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文学自觉进程中，辞赋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2 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

这些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辞赋，既包含了对人生、爱情、自然等主题的抒发，也体现了浓厚的民族风格和文化内涵。

在秦汉时期，皇帝诏令民间推崇对诗赋，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辞赋的发展。

汉赋、经学与文学自觉

文学自觉的问题涉及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理解和评价，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焦点集中在对中国文学自觉开始的时代界说上，提出了 “ 国后期至西汉中期 ” 汉末魏晋 ” “ 晋 ” 魏战、“ 、魏、“ 晋六朝 ”、“ 初至北宋初期 ” “ 齐 ” 文学自觉说等等。ｌＰ９虽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魏、宋＿（３４）Ｊ但通过讨论，对文学自觉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在某些方面已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参考学术界的各种看法，大致而言文学自觉是用现代的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描述。所谓自觉是相对于文学的自发和受到其他非文学因素的强制而言的，其核心为文学
学创作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文学创作既包括文学作品（体）所体现的审美特性，客又包括作家（体）地位的独立和创作自由。文学创作是文学自觉的直接实现，文学批评主是文学自觉的理论升华，这是文学自觉的文学语境。但对二者的研究都不能简单地局限于文学本身，还应当深入到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否则就失去了文学自觉的文化语境。本文仅就汉代是否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提出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汉赋是 “ 代之文学 ”，一汉代的文学批评也多围绕汉赋展开，汉代思想文化的核心是经学，因此，本文讨论汉代是否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又集中在汉赋、经学与文学自觉的关系方面。通过对文学语境和文化语境的综合分析论证，我们认为，由于经学的强制和规范，汉赋不是自觉的文学，汉代也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从接受美学的视野看“汉赋与文学自觉”(一)

从接受美学的视野看“汉赋与文学自觉”(一)摘要]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主观条件，汉赋接受的实际效应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