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

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

吴光兴

关键词世纪之交、“兴寄”、陈子昂、杜甫、韩愈、诗歌风格

（晚唐）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

汉武帝刘彻“罢黝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广为人知的史实。中国诗史上也有过类似的“独尊”事件，相当于学术史上的孔夫子，被独尊的是八世纪的诗人李白(701一762)、杜甫(712一770)。从考察诗史的原生状态的角度看，八世纪是一个风尚统一、相对独立的诗史阶段①。李白和杜甫在他们的同时代人当中没有得到尊崇，这与八世纪的诗歌观念和风尚有很明显的关系。那么，李杜的神圣权威最初是由谁、以什么方式建立起来的，“独尊李杜”的诗歌理想究竟意味着什么，伴随着“李杜独尊”而来的对八世纪诗史的价值重估，其内容如何。本文试作这方面的考述。

李白、杜甫在生前得名程度稍有不同。孟棨《本事诗·高逸》：“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之。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竞，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据学界的新考证，此事约在天宝元年(742)②。李白以其诗歌“奇之又奇”的特色，在京城长安引起过一次小小的轰动效应，应是确凿的。殷璠《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十二载(753)，对李白的评语是：“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但是，李白只是个特色很鲜明的诗人而已，当代诗歌的正宗是五言和律体，而他主要擅长古乐府，《权载之文集·左谏议大夫韦公诗集序》记韦渠牟，“初，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右拾遗李白见

而大骇，因授以古乐府之学。”这说明李白对古乐府之学确有精研。当时，他周围的追随者也远不能与王维相比。盛唐诗人储光羲、祖咏、卢象、崔颢、綦毋潜、丘为，包括钱起等，都与王维过从密切，形成一个主持当代诗坛的诗人群体。而仰慕李白的，除杜甫以外，只有当时既无诗名、又无实绩的魏万(颢)、任华等。杜甫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又谓“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阴铿、庚信、鲍照都是曾经代表过一代的诗人，杜甫的称誉，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当代对李白的基本评价。与李白相比，杜甫在当代诗坛的遭遇则更为艰难，他基本上被忽视了。杜甫与当代诗人王维、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李白等人或共同赋诗，或有诗歌往还，但他的诗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形式的赞扬。相反，对于同时代诗人，杜甫则多所称赞。即以薛据这个在后代读者眼中几乎已被淹没的诗人为例，在杜甫眼中，他却是杰出的，杜甫《喜薛三据授司议郎》有句，“文章开窔奥，迁擢润朝廷。”又有《寄薛三郎中》诗云：“与子俱白头，役役常苦辛。虽为尚书郎，不及村野人。天未厌戎马，我辈本常贫。子尚客荆州，我亦滞江滨。闻子心甚壮，所言信席珍。赋诗宾客间，挥洒动八垠。乃知盖代手，才力老亦神。”高适也尝称薛据：“故交负灵奇，逸气包謇谔。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杜甫一直在辛勤地写诗，却没有从诗坛得到什么积极的反应。直到晚年，在西川(约762)，严武称杜甫“最能诗”(((巴岭答杜二见忆》)，在湖南(769)，韦迢称他“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郭受称道其“新诗海内流传困”，“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严、韦、郭并非有品评权威和眼光的诗人或论者，其称誉之中，难免虚美和恭维。杜甫生前，他的诗运和他的官运一样的不亨通，这当是不可怀疑的。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应在此一提。李、杜同时代有一个任华，曾作杂言体诗《寄李白》、《寄杜拾遗》。据《寄杜拾遗》诗内证据，此诗约作于上元元年(760)。二诗分别对李、杜作出高度评价，“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算高格，清人心神，惊心动魄。我闻当今有李白。”(《寄李白》)“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寄杜拾遗》)有论者据此作出如下结论：“赠李杜二诗，题同，体同，遣词造语亦相类，为一时之作，可视作《旧唐书·杜甫传》‘天宝末诗人李白与甫齐名’的佐证。”③笔者认为，这种推断是不可靠的，李杜齐名应是指其作为一种诗歌理想的代表被发现而受尊崇，他们没有被作为普通诗人而齐名的可能。作为一种新诗歌观念的重要主张，独尊李杜的理论论证，它的基本条件是：(l)诗歌风气需要改变，成为一种时代性的要求；(2)李杜具备被阅读的条件，李杜集开始行世；(3)论证这一主张的理论基础已经成熟。这些条件的具备，大约在八、九十年代。所以，任华的评论最

多只能被视为可能有过的并尊李杜的现存最早的个人尝试。

要论李杜进一步的社会影响，文集的行世是一个重要方面。李白文集，最初由他的族叔李阳冰编定，时间约在宝应、广德(762、763)之后。李阳冰在编定李白集之后所作《唐李翰林草堂集序》，已从一个非同寻常的高度来评价李白，类似于八世纪初卢藏用为陈子昂编集后在《陈集序》所作的努力。首先，《草堂集序》将李白置于整个时代风气的对立面，要求以李白的风格来矫正时俗，称李白“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所为著述，言多讽兴。”“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其次，虽然李阳冰犯了一个类似于卢藏用当年的错误，以主观意愿来抹煞客观事实，但那种意欲以李白式的诗歌精神批判当代诗歌风尚的意志却是非常坚决的，当然也很可贵。尤其是，李阳冰恰如卢藏用，他们将李(或陈)置于遥远的风骚传统继承人的位置，实即以复古诗人来确认李(或陈)。李阳冰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引按：李白)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按：说李白生前使六朝遗风“扫地并尽”，如同说陈子昂使“天下质文翕然一变”，都不符合事实。其自相矛盾处，两篇序文中即可获见，不待细说。

再次，李阳冰以李白与陈子昂先后相续，开了贞元、元和而下、以陈子昂为李杜先声的千古之论的先河。总之，力倡复古讽兴、以李白作为标准来变易当代诗风、视李白的先驱为陈子昂，这是李阳冰《草堂集序》所发掘的李白的意义。李白文集是伴随着这篇极有份量的序文一同行世的。杜甫生前似曾手定全集六十卷，但是，只流行于江汉之南，偏在一隅。杜集的真正行世，当视樊晃所序《杜工部小集》为定。樊晃自己也是诗人，曾有诗一首入选天宝三载(744)编定的《国秀集》，是集题晃名为“前进士樊晃”，《全唐文》小传谓晃“开元时，擢书判拔萃科。”④《唐文拾遗》小传：“晃，德宗朝润州刺史，历度支兵部员外郎。”可见樊晃为杜甫同时代人，辞世稍晚。据论者考定，樊晃《杜工部小集》的编成，当即在大历七、八年间(772、773)的润州。《小集》收集了杜甫一生各个时期的诗歌，包括《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悲青坂》、《哀王孙》、《至德二载甫自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京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新婚别》、《梦李白二首》之一、《后出塞五首》之三、《江村》、《丹青引》、《秋兴八首》之四等。其中兼收各体，偏重古诗⑤。樊序文虽简要，然眼力不俗，感叹当代诗坛“曾不知君(引按：杜甫)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唐文拾遗》卷二十三)实际上樊晃对杜甫的肯定，不亚于李阳冰之于李白。他们共同地将杜、李二人推到当今一人的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实即欲以此针贬时代诗风。并且，

理由也极为近似，都认为李、杜继承了式微千载的上古“风雅”的传统。李、杜文集，在八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分别冠以李阳冰、樊晃的序言、带着它们都已被阐明的杰出意义行世，便真正开始了李、杜走向被诗界尊崇的历程。本文认为，在没有进一步材料证成的情况下，我们对李白、杜甫齐名的最早时间的假设，应以李、杜文集都已行世为限，所以，李杜真正齐名，极可能出现在李、杜文集行世稍后的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为唐德宗建中元年至贞元六年(780一790)。

李杜齐名独尊的具体事实究竟如何，它初起的契机何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白居易《与元九书》：“诗之豪者，世称李、杜。”观此，以李、杜并称的说法在元、白的时代看来，已是由来已久了。上引二文分别作于元和八年(813)、元和十年(815)。

我们再来看一些其它论及李、杜的材料：权德舆《吴尊师传》谓吴筠：“虽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惟筠乎!”孟郊《戏赠无本二首》其一：“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有时踉跄行，人惊鹤阿师。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狂痴。”杨巨源《赠从弟茂卿》：“王维证时符水月，杜甫狂处遗天地。”韩愈《感春四首》其二：“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皇甫湜《题浯溪石》：“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我们发现，所有这些材料有一个比较一致之处，“放荡”、“壮丽”、“狂痴”、“狂”、“无检束”、“才海翻”，与元、白二文提到李杜时所用的“奇”、“豪”，所有这些，他们都共同指向一种壮大奇丽的风格。在他们的论述中，李杜并不如宋代以后的定论那样，分别是“豪放”、“沉郁”两种相异互补的诗歌的典范，恰恰相反，李杜被认为是一种共同风格的代表。这种认为“李杜同”(而不是“李杜异”)的观点，从八、九世纪之交开始，流行了很长时间。九世纪中诗人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晚唐司空图《与王驾评诗》有言：“杰出江宁(引按：王昌龄)，宏思李杜。”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宋·欧阳修《六一诗话》有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这还是以李杜同属“豪放”之格，但是，在《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一文中，欧阳修又说：“‘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大家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确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从唐诗学术史考察，欧阳修的李杜优劣说的评论，下开以李杜为两种诗歌风格的典范的先

声，同时，也大致标志着从八、九世纪之交开始独尊李杜时以之为“奇”、“豪”诗格的共同代表的诗史认识的终结。王安石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引)从此，李杜异途。从着眼“李杜同”，到着眼“李杜异”，唐诗学术史上的这一转变，其意义非常重大：当李杜作为共同的风格被宣扬时，这表明一种诗歌观念和理想还处在建立之中；而当论者开始分析李杜的不同特点时，其前题乃是：作为典范，李杜独尊的局面已最终完全形成。这不仅事关李杜二位诗人的被接受史和研究史，也不仅局限于唐诗学术史，在这一重大事件背后，影响诗史至巨的诗歌观念正在完成其历史性的转变。八世纪的两个普通诗人李白、杜甫，从八、九世纪之交开始被推崇，至十一世纪成为神圣权威，其间历时约三百年。

三

在大致考察过李杜独尊的历史事实之后，我们来仔细推究一下，李杜独尊的学术倡导，其初起的渊源究竟何在?

首先来看一段历史公案。九世纪初，围绕怎样评价李、杜，发生过一桩笔墨官司。官司的一方是韩愈，元和十一年(816)⑥，他写作诗歌《调张籍》，开头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很显然，被韩愈骂为“群儿”的人意欲评价李、杜，并且似有臧否的意味，韩愈不能容忍他们。那官司的另一方到底是谁，《调张籍》没有明说。然而，史实昭彰，就在元和十一年的前几年，元稹、白居易有过对李、杜的广泛的评论，韩愈所骂的对象，当包括元、白在内。元和八年(813)，元稹作《杜工部墓志铭》云：“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和十年(815)，白居易《与元九书》：“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串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元、白对李、杜的评论，显然反映了两方

面的情况，其一，他们都沿用时论，称李白、杜甫二人齐名，“以奇文取称”，为“诗之豪者”，如上节所述，这表明在九世纪初李杜二人已被公认为是一种诗歌风格的共同代表；其二，元、白二人的观点，实际上对时论不以为然，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在对杜甫诗歌的意义作出自己的分析的同时，发表他的看法，他认为李白比不上杜甫。白居易《与元九书》则从“六义”的标准出发，一方面同意元稹“李不如杜”的看法，另一方面，对杜诗的评价也不高。

韩愈的观点是：李杜并尊齐名，不可臧否。看韩诗的具体论证，可见，韩愈所抨击的是对时论的非议，所捍卫的就是时论。以李杜为“奇”、“豪”诗风代表的流行观点，恰恰与韩愈自己的论诗论文的主张完全合拍。韩愈论文尚“气”，《送孟东野序》：“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作者的主观情志“郁于中而泄于外”，付诸言词，遂成真正的文章。所以，“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谭唱和诗序》)总之，“不平则鸣”，从不平于中到喷薄而出，是韩愈心中的诗歌发生学程序。对于诗歌，当然他欣赏穷苦壮大之词。《调张籍》以“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硍”，“仙官救六丁，雷电下取将”，“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来状写李、杜，又谓李、杜“唯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其宗尚并尊李杜的立论，也极自然。既然情况如上所述，那么，韩愈的诗歌理想与李杜齐名独尊会不会来自一个共同的渊源?情况可能正是如此。

先看一些韩愈的材料。在韩愈全集中并举李、杜的例子，除《调张籍》外，还有《荐士》：“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醉留东野》：“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感春四首》其二：“近怜李杜无检束。”《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远追甫、白感至诚。”所有这些例子都将“李杜”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来引述，并尊李、杜似并非韩愈最先提出。韩愈师从独孤及和梁肃，《旧唐书》本传记载：“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梁肃师事独孤及，独孤及又与李华、萧颖士过从并齐名，这是韩愈的学术渊源。

从八世纪中叶天宝年间中期以后至八世纪末叶贞元中韩愈登上文坛之前这段时间，萧颖士(708一759)、李华、独孤及(725一777)、梁肃(753一793)、柳冕、权德舆(759一818)等人，积极倡导宣扬古道、写作古文，呼吁文体文风的改革，他们的活动在当时就很有影响。也构成八、九世纪之交贞元—元和期间以韩愈为突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前奏，韩愈自己又是这派文人的正宗的继承人。这些

“新古文派”(他们所作当然不可能是秦汉或上古的古文，所以本文取“新古文派”称之)在论文上有大致一致的趣味，他们本以恢复古道、拯救天下为己任，这是他们的宏大志向，而慷慨言志就成为他们对文章的要求，由于文章言大志，所以，他们赞赏“气势”和壮丽的风格。虽然他们各人之间的具体的观点经常有差异，但“志一气一气势一壮丽”能够概括他们论文的旨趣，这种旨趣也包括他们基本的诗歌趣味。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时代(约五、六、七十年代而下)正是诗史上的大历时期，胡应麟所谓“气骨顿衰”(语两见《诗蔽》内编卷三、卷四)的时期。在“新古文派”眼中，“志”是文章的基本出发点，“言志”是文章的基本职能。李华曰：“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送薛九远游序》谓薛“以文章导志”，“一句一韵，遍于衣冠。江山为之鲜润，烟景以之明灭。其余情性所得，盖古人之俦欤!”独孤及曰：“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揖而后济。”(((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又谓：“足志者言，足言者文。情动于中而形于声，文之微也。粲于歌颂，畅于事业，文之著也。”(((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而“言志”的方法，他们独推“比兴”。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又谓：“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饰愈工，其实愈丧。”《萧府君文章集录序》又谓：“君子修其词，立其诚，生以比兴宏道，殁以述作垂裕，此之谓不朽。”梁肃《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亦尝盛赞李泌“用比兴之文”。在梁肃和柳冕有关“文”的论述中，“气”的概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故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文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丧，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答杨中丞论文书》：“故无病则气生，气生则才勇，才勇则文壮，文壮然后可以鼓天下之动，此养才之道也。”不管梁、柳“文”的概念多么宽泛，他们分别将“气”与文辞、文才联系起来论述，适足以启发我们将韩愈文说中的“气”与之作源流关系对待。韩愈本是梁肃的学生。从最初纯粹经学式的“明道”，发展至“言志”、“比兴"、“气”，“新古文派”的“文”的思想显然越来越与纯粹诗文接近。梁、柳将“气”与文辞、文才联系起来，建立“文”的理想，这种思维方式已足以为“独尊李杜”的诗歌主张作充分的论证。在最初被独尊的三百年间，李杜所象征的诗歌理想就是“言志一气势一壮丽”。梁肃在给予李泌诗歌较高评价时，其思路与之已很接近，他赞李诗“用比兴之文”，“闳丽而合雅”(《李泌文集序》)。可惜资料阙如，我们无法确考是谁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应以李杜为最。现在所能见到的，就是韩愈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尊李杜。

另外有一个证据，使我们确信：独尊李杜的倡导，即使不出自“新古文派”中某位文人，其思路也无疑是“新古文派”的。迄今为止，在学界以李杜为独尊的诗史观中，陈子昂被视

为唐诗史上李杜之前的第一重镇。观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有关宗尚陈子昂的历史事实，从而旁推出李杜独尊风气之起的事实。这方面可征最早的材料亦出自韩愈，《荐士》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而现存若干资料表明，韩愈“子昂始高蹈”的论调系承其先辈而来。在对现代人物的评价上，“新古文派”一致肯定陈子昂的特殊功勋，使得当年卢藏用的呼吁最终成为定论。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载，萧颖士尝论文谓：“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独孤及《李华中集序》：“则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雅易郑，学者浸而向方。”梁肃《补阙李君集序》：“唐有天下凡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更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亦益炽。”权德舆《梓州刺史权公文集序》述其先人权若讷“知陈伯玉于下辈，卒成大名。”陈子昂是七、八世纪之交的诗人，他在世纪初去世后，其友人卢藏用撰《陈子昂集序》，以为“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这种矫枉过正之论，并没有立即得到舆论界的认同。在世纪初及二、三、四十年代，对陈子昂的评价有渐高之势，但远未到可以认同卢藏用观点的地步。“陈子昂热”的兴起，其时间在五、六十年代以下，发动者正是萧、李等“新古文派”。对于这股“陈子昂热”，以诗歌界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一些论者马上进行了批评。六十年代中(765)颜真卿撰《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批评卢藏用《陈集序》的观点，“若激昂颓波，虽无害于过正，榷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后来，著名诗僧皎然《诗式》亦尝立专节评卢藏用《陈子昂集序》，以为“此《序》或未湮沦千载之下，当有识者，得无抚掌乎?”笔者认为，围绕“陈子昂热”的这场讨论，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诗史事件。讨论的双方，一出文界，一出诗界，可见在八世纪，宗陈的趣味与“文”的关系密切，而不宗陈的趣味，乃是八世纪诗界的正宗趣味。颜真卿、皎然都是参加领导过诗界的重要人物。既然宗陈和独尊李杜成为“新古文派”的门徒韩愈的现当代诗史观的基本支柱，而宗陈显然出于“新古文派”，再结合上文分析到的该派论文大旨，在有关李杜独尊的直接原始材料阙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谨慎地推论：“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自“新古文派”。至少可以说：“独尊李杜”集中体现了“新古文派”的诗歌理想，具有“新古文派”倾向的文人，他们构成独尊李杜的一支决定性力量。

另外，在此附带提及，“新古文派”中李华、独孤及均与诗人李白有交往，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忆及李白初得文名：“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

之赋，喜相如同时，由是朝诣公车，夕挥宸翰。”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赞李白“文以宣志，公其懿焉。”但是，未见有特别的推许。倒是独孤及曾作大历著名诗人皇甫冉的集序，其中历叙八世纪诗界从沈宋而下经开天、大历三代宗主的大致情况，成为考察八世纪诗界正宗风气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系统的材料。

四

李杜被作为新一代诗歌典范而独尊时，有一些重要的辅助现象：陈子昂被推为李杜之前最重要的诗人，韩愈则是捍卫和宣扬李杜权威用力最多的人。这样，尽管李杜都是内涵极为丰富的诗人，我们通过将“陈子昂一李杜一韩愈”联成一个承传系统，即可大致描述出：作为一种新的诗歌理想，“李杜独尊”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作此描述时，我们可以参证上文征引到的那些对李杜共同风格的评述。韩愈《荐士》：“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对陈子昂的认识，韩愈的前辈萧、李等的看法是：“文体最正”，“以雅易郑”，“以风雅更浮侈”。李阳冰《草堂集序》称李白“耻为郑、卫之作”，樊晃《杜工部小集序》则谓杜甫“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由此可见，陈子昂、李、杜被赞扬，首先都是按“雅正”的标准。陈子昂自己是有过力追“风雅”的诗歌理想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段话有三点可注意：(l)陈氏以“汉魏”、“晋宋”、“齐梁”为等而下之；(2)他的理想瞩目“风骨”；(3)主张“兴寄”。从陈子昂自述的理想及他的代表作《感遇》来看，如果一定要将他的诗歌理想与“雅正”联系起来，他的“雅正”似乎与《诗经》的“雅”的传统没有太深的联系。陈子昂的理想，其实质不过力追汉魏，《感遇》系从阮籍《咏怀》而来。陈子昂的“兴寄”原则，集中概括了他对《咏怀》(也即他的《感遇》)的写作方法的认识：在诗歌所描述的具体事物中寄寓自己的主观情志和感慨。这就是“兴寄”。虽然这一切未尝不可以与《诗经》六义的“比兴”原则相联系，然而，陈子昂诗歌理想的基本出发点，在笔者看来，就是汉魏晋(指西晋)的诗歌。以“在诗歌所描述的具体事物中寄寓自己的主观情志和感慨”为标准，确也可以得出“汉魏”(包括西晋)、“晋宋”、“齐梁”等而下之的结论①。总之，本文认为，陈子昂的理想是比较清楚的，其核心就是“兴寄”，“兴寄”原则上就是陈子昂“雅正”的基本内容。

李杜的“雅正”与陈子昂的“雅正”有其共同处，这可以从一些评论中见出。大历诗人苏涣作《变律格诗》，有模仿陈子昂《感遇》的迹象，《中兴间气集》录苏涣《变律格诗》三首，并评论“其文意长于讽刺，亦有陈拾遗一鳞半甲。”这里的“讽刺”实即陈子昂论诗语言中的“兴寄”。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云：“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综合“怨刺”、“讽刺”，从理论分析上看，“李杜独尊”实即强调诗歌“言志感怀”的原则。

当然，李杜有不同于陈子昂的地方，他们主要地是一种理想的实践者，而不是倡导者。所以，从原则上难以缕析的问题，也许却可以从风格上得到一个更好的把握。八世纪及八、九世纪之交的时论，评论李杜“奇”、“豪”都是从风格着眼，“奇”、“豪”所指为一种壮丽的诗歌风格。以杂言古乐府《蜀道难》等为突出代表的李白诗作，其与“壮丽”的关系很明显，勿庸赘述，殷璠评语即谓李白文章“率皆纵逸”，“可谓奇之又奇”。杜甫的“壮丽”似不如李白明显，但是，这实际上也一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风格。“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赠张垍》)，“思飘云物外，律动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岑参}))，“精微穿溟 飞动摧霹雳”(《夜听许十诵诗》)，“藻翰唯牵率，湖山合动摇”(《赠卢据》)，“或看翡翠兰若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戏为六绝句)))等等，都在评论中表达了诗人的趣味所在。

胡应麟曾说：“‘山随平野阔，江入大荒流’，太白壮语也，杜‘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骨力过之。‘九衢寒敛雾，万井曙钟多’，右丞壮语也，杜‘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精彩过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浩然壮语也，杜‘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气象过之。‘弓抱关西月，旗翻渭北风’，嘉州壮语也，杜‘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风神过之。读唐诸家至杜，辄令人自失矣。”(《诗蔽》内编卷四)由此亦可见杜诗“壮丽”风格之一斑。李杜“壮丽”风格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极力推尊李杜的韩愈的论诗主张得到回答。韩愈认为，“气”是文章的根本，只要气势强盛，就能使文章言辞小大皆宜，无施不可。《答李翊书》：“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的“气”，主要是一种不平之气，不平则鸣，遂产生出好诗歌。韩愈《送孟东野序》有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关于诗穷而后工的主张，《荆谭唱和诗序》日：“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在《送高闲上人序》一文中，韩愈具体分析过张旭的书法如何因其不平之气而臻于极境，其道理正可与文章(包括诗歌)相通：“往时张旭善草书，

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①参见拙文《论初唐诗的历史进程》，刊《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综上所述，陈子昂“兴寄”原则强调诗歌“感怀言志”的职能，这是沟通陈子昂、李杜、韩愈的第一个线索；其次，尚气势，成为李杜独尊的第二个条件；再次，重视言志和气势，必然使得诗歌的风格趋于“壮丽”。“言志一气势一壮丽”构成“李杜独尊”的诗歌新理想的基本内容。

另外，李白在开天时期以擅古乐府而得名，杜甫的第一本诗集《杜工部小集》则兼收各体，偏重古诗，元稹《杜工部墓系铭》称颂杜诗之中“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的歌行尤为人所不及。由此可略见，在独尊李杜的诗歌观念指导下的诗歌创作，在诗体上偏好歌行体和古诗，所以，从诗体看，李杜独尊的诗歌理想的出发点也正是欲以之扭转以近体为基础的时风。

五

本文认为，在分析李杜独尊的历史现象时，不能忽视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李杜都是八世纪中的诗人，他们的创作都要受到时代诗歌趣味的影响。他们之所以显得比较突出，其原因是，在接受当代正宗诗歌风尚的同时，李杜的创作比较突出地表现出冲破时代规范的倾向。所以，虽然后代的论者可以抓住李杜的新倾向建立一种新的诗歌观念，但是，这并不妨碍李杜本人还属于他们的时代。然而，在独尊李杜的论者的眼中，八世纪与李杜是异质对立的，他们用李杜为最高标准，遂将八世纪诗史的原生的秩序打乱，进而在一种新的观念指导下对八世纪诗史作出了价值重估。现略作小结：

1.以李杜为最高标准，就是以“言志一气势一壮丽”为诗歌的基本观念。与八世纪近体诗“意象”的观念比较，新观念否定了“象”在诗歌中的基本作用，而突出“气势”。

2.新观念以“骨力气势”为诗歌追求的最优效果，而不是极力推重“雅调远韵”。

3.“尚气”的诗歌新观念，主张语言服从于表达气势，所以，讲究语言的创造性，其流或入于奇、怪。但是，反对诗歌语言的文饰。

4.新观念在诗体上偏好歌行体和古体。

5.“尚气”的新观念论诗重志向胸怀，而不同于六朝而下的重才情，所以，八世纪“兼善则正宗，偏美则别派”的文评标准被放弃，而代之以格调规模。明·胡应麟《诗蔽》外编卷四：“偏精独诣，名家也；具范兼熔，大家也。然又当视其才具短长，格调高下，规模宏隘，阃域浅深。有众体皆工，而不免为名家者，右丞、嘉州是也。有律绝微减，而不失为大家者，少陵、太白是也。”这是典型的新派论调。

6.在对八世纪诗史作重新认识时，新派论者以李杜为最，以主张“兴寄”的陈子昂为七、八世纪之交的诗坛第一重镇，在新观念对诗史的评估中，沈宋的作用与八世纪的概念基本被忽略，主张“兴象”(或“气象”)的开天诗坛因其“风骨”较盛的特点而被充分肯定，杜甫完全被当作开天诗人。当然，开天诗坛的基本局面也被按照新的认识，以李杜为中心，以“风骨”为标准，作了重新编排。同时，气局较狭小的大历诗坛被降到开天诗坛的“陪衬人”的地位。曾经是一段相对完整的诗史段落的八世纪终被瓦解，八世纪的理想也一去不返。诗史经过独尊李杜的新观念的冲击，终于与产生过李杜的那个时代拉开了距离：别了，八世纪!

注释：

①说详拙作《八世纪诗风考略》，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2年5月。或参见拙作《从八世纪人心目中的诗坛正宗看当时的诗歌风尚》，将刊《原学》杂志。

②参见郁贤皓《李白丛考·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文学遗产·一九九四年第三期

③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载《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④按：《全唐文》作“楚冕”，并注云：“楚一作樊”，皆误，应是樊冕。据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考定改正。

⑤参见《杜诗早期流传考》。

⑥系年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原载：文学遗产 1994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