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超越革命与改良

如何超越革命与改良——述评马勇之《超越革命与改良》今获一小书，为马勇先生之《超越革命与改良》，一气读罢，其冷静理性之风格，让人倍感清爽；其独树一格之观点，让人眼前一亮。

然，当合上书页，摩挲封面，凝视标题，反生疑虑。

改良走入误区，革命生不逢时，何去何从，懵然不知。

即便要旨隐于字里行间，依吾之体会，非能跳出“改良”概念之窠臼，而新用一词，予以标榜。

是故，吾等不禁疑惑：如何超越革命与改良？本书标题为：超越革命与改良。

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激进与保守：估戊戌”；第二章是“革命与改良：平辛亥”；第三章是“共和与帝制：衡洪宪”；第四章是“超越革命与改良：论五四”。

就如题目所示，本书的主题词是“革命”与“改良”。

作者在引言里说到：“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极为复杂，并不能简单的二元对立就能够给予圆满的解释，……从百年后的历史眼光看，我们现在反观百年前的历史，似乎应该摒弃那些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似乎应该超越革命与改良、超越激进与保守这些传统的价值评价体系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着眼于当下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通过审视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试图用更加务实，更加理性的，“超越革命与改良”的眼光为“中国怎么向前去”提供一种认识理路。

当然，作者为这种“超越”提供哪些智识活动，以及最终是否完成了这种“超越”，都是笔者考察的对象。

第一部分文意梳理一、民族主义，必须正视的不幸19世纪的中国，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稍有闪失，大清二百多年的基业将化为断壁残垣，陈年往事。

作者认为，面对如此危急状况，作为清朝的统治者，无论光绪还是慈禧，采取的任何措施，其首要的目的都只能有一个，就是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江上，至少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皇位。

所以，不管光绪和慈禧在对具体事件的态度看法上有多么大的分歧，但他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

当康梁等以光绪为大旗，进行改革的时候，慈禧并不是不知情，也不是没有能力阻止，这点从后来的“戊戌政变”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而是“作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当然清楚中国当时落后于世界的实际状况，她当然也期望通过变法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事实上，不仅光绪帝颁发的‘定国是诏’得到了西太后的同意和批准，而且在整个百日维新的过程中的所有重大举措也得到了西太后的默许与赞助。

”（P3）所以，可以看出，光绪与慈禧，对“改与不改”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可以说是很一致的，都认识到了只有“改”才有可能保住大清王朝。

在“要改”的前提下，真正的问题在于“怎么改”，即改革的道路方式问题。

在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成为了主要问题。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的活动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改革道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通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洋务运动总算有了一定的“成果”。

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转折。

“它既激起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维新运动，促使中国人的危机意识的觉醒，更由此引发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次大转变，人们在反思洋务运动成功得失的同时，一个最明显的意识便是：如果中国的改革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能否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中国的改革如果仅仅是用西方之‘用’而嫁接到中国之‘体’上，‘中国问题’能否获得根本解决？”（P11）从这以后，维新人士纷纷认识到了光从技术上学习西方是不足于“御外侮，平内乱”的。

于是，学习西方政制的思潮奔涌出来，而这一思潮的集中的早期体现就是以康梁为首的“戊戌变法”。

然而，作为清王朝一线生机的“戊戌变法”却被作为权宜之策的“戊戌变法”终结了。

作者认为，“戊戌变法”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满清贵族能够承受的底线，如果继续进行改革，则统治阶级内部可能出现分裂，一致自乱。

所以慈禧的政变，与其说是反动，不如说是权宜，进而换为一种稍微稳健的，渐进的改革。

如果这时全国都支持政府的渐进式改革，那么，即便说是“渐进”，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就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

然而，历史充满了必然和偶然。

就在慈禧准备实施其“渐进”式改革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凸显出来了，就是“谁是改革的主体”。

作者对中国浪费的一次又一次的“渐进”式发展机会无不扼腕叹息，针对“改革主体”问题，作者强烈的批判了当时存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首先是“汉族主义”。

作者说到，“甲午战争唤醒了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沉睡了近三百年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促成了戊戌新政，然而戊戌新政乃至新政的主体清政府最终却又被民族主要的冲突所扼杀”。

（P18）就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清政府当然是社会整合的最有力的力量，在资产阶级的力量不足以让改革或革命“自然”发生的情况下，在广大的民众并没有改革自觉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肯定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

但是，当“汉民族主义”意识激起过后，中国社会的汉族精英们便力图将改革的主导地位揽到汉族的名下。

但当时的汉民族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没有掌握整合社会力量的最强大的力量。

故而历史的进程就到了汉民族夺权的时刻了。

其次是以中国国家为本位的“民族主义”。

“甲午战争之后，思想界实际上陷入极度的怀疑主义，他们不仅怀疑清政府的动机、能力，以及洋务新政基本国策的有效性，而且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及精神遗产的现实价值。

”（P27）而另一方面，“总是觉得西方的东西尽管必然要学，但又总是对西方的东西严重不满，总希望加以改进或改良，并期望在此基础上超越西方，建立中国的现代化模式。

”（P33）“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的理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说到底都是基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超越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模式，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P37）作者认为，当时国人如果以政府为首，相信政府，团结一致，进行改革，是能走上独立自强的道路的；再如果中国能放下“天朝上国”的心态，虚心向西方学习，尽快的融入国际社会，那中国之自立也是可待的。

作者提出：“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永远只能依靠中国社会内部的进步、健康力量，任何完全寄希望于外国支持与帮助的想法都难以获得真正的成功，这或许也是戊戌维新运动留给后世中国的重大教训之一。

”二、革命，一个时代的早产儿辛亥革命，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

在“破”字站主导地位的时期，辛亥革命那种具有终结意义的“破”被奉为了一面旗帜。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旧的统治阶级，即使其营造的上层建筑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了，但也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此时，就需要新兴阶级组织起来，将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从最高权力掌管者的位置上强行的拉下来，而自己去掌握最高统治权。

历史本来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只是，这并不是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中国在明朝中后期便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清末的时候，却遭遇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既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化的必然趋势，又实际上扰乱了这种必然趋势的正常秩序和必然阶段”。

（P58）这样大规模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

无论最高统治者还是中下层的群众，都期望着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能将中国这个任人宰割的睡狮唤醒，成为东亚甚至世界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作者就认为“晚清政府未尝不想谋求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未尝不想使中国早日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化。

”（P61）但由清政府上层领导的戊戌变法，却因措施太过激进而被握有实权的，曾一度默认变法的西太后以政变的方式终结了。

加上铁路国有等政策的重大失误，既实实在在的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又真真正正的损害了民族资本家的利益。

故而，以清政府为主导的渐进式的现代化方式在中国本来具有的空间，就这样被各种“巧合”挤压、排斥，最终失去了力挽狂澜的机会。

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利益受损，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再坐不住了，毅然举起了革命的大旗，反对清政府，反对君主立宪，恢复汉族的统治，引进美国的共和政体。

但作者认为，首先，这次革命并不是社会经济条件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顺理成章的结果。

“革命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辛亥革命之所以于此时爆发，完全是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P81）其次，孙中山等革命者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心理，“使本以现代化的追求为主要目标的中国改革运动，不幸演化成一种民族解放运动，致使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不得不陷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P63）“这势必加重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阻力”；（P67）最后，革命者发动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但因“无视民主政治在各国的特殊性和阶段性，人为地追求某一即成的模式和超前发展，那么必定不能成功，甚至适得其反”。

辛亥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作者当然没有否定。

只是，对于革命的发生，作者认为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早产儿”。

一方面，认为依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满清政权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不是真正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而且，“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情况而言，皇权即是一种国家权力，而更多的则是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象征”，这种象征性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一种威慑力量”。

“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内状况也足以表明，中国人在丢失了意义世界的同时，又缺少皇权的保护，实际上并无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P72）强行进行革命后，社会还是“逐步退回到社会经济状况所能真正承受的水平上”。

（P91）另一方面，革命者“不顾中国的国情以及固有文化传统，不试图在旧有的体制上进行渐进的改革和谋求阶段性的发展，而期望‘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虽然理想甚美，追求无误，但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和自己的主观愿望相反，除了赢得中华民国的一幅空招牌之外，其他的一切几乎都没有改变，而那些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较之皇权专制的黑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P73）并且，这还“开启了20世纪中国政治浪漫理想主义的先河”。

（P78）作者在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后，提出“我们除了要做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更要学会容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和不完美性，相信这些缺陷和不完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只能是暂时的现象，既然历史发展为它们提供了暂时的存在的基础和条件，那么，随着基础和条件的改变，它们又有什么理由不退出历史舞台呢？”三、权力危机，共和理想与习惯思维的博弈在一个群体社会里，总会有权力存在。

起初产生于身体上的强弱导致的实力大小的不一，以及身体劳累和轻松的感觉不一样。

如果一个人能通过别人为自己劳动，而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在自己能对别人进行强制的情况下，那么，在避免劳累，追求轻松的心理驱使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便出现了权力关系。

在当代民族国家这种复杂群体里，不管是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总会存在一个象征最高主权的权力。

社会通过这种权力达到整合的目的，而当这个权力缺失以致出现“权力真空”时，总会有一股力量自愿不自愿地去填充这个真空，尽管这种填充的过程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