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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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钱学森之问”
已故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曾向温总理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在教育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发展，时至今日，无论从教育规模、受教育程度还是师生数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目前的教育体制却再也没有培养出像解放前培养的邓稼先、杨振宁那样的大师，也没有出现70年代中国杰出的张广厚、陈景润等人才。

从200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设立到现在，得奖的一共有14人，其中有11人是1951年前毕业的。

2006年，温家宝总理曾拿“钱学森之问”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我认为，这种回答并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

回答“钱学森之问”，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当前我国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教育体制行政化。

教育体制行政化的含义，就是把学术机构当成行政机构来管理。

由上级任命书记校长，下级服从上级，权力和地位决定了所能获取的资源和收入。

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机制负面效应很多，首先是破坏了教育的规律。

教育最根本的规律是要有一个安静的、不受打扰的环境，让师生们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

可是过去十年中国大多数高校都忘记了这个根本，变得急功近利，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扩招和并校，新建了大片的新校区、校舍，成立了大量综合性大学。

这些显然是由于教育行政化后，行政官员追求政绩的行为，破坏了教育的根本。

此外，行政化的教育体制导致本应追求学术卓越的大学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地位低、待遇少，只能转而迎合权力，崇尚权力，极大伤害了教授们治学的热情，导致大学的活力日渐衰竭，创新能力日渐萎缩。

要改善这种局面，就不能仅对教育体制做些表面的修补，而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

要去行政化、去官化，把学校的文化和风气扭转回原本的状态，让所有人崇尚学术卓越。

目前，很多人对去行政化的意思有误解，认为就是不要行政管理。

所谓的“去行政化”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要以学术主导代替行政权力主导。

通俗讲就是“谁的话有道理听谁的，而不是谁的行政职务高听谁的”。

决策的时候不是靠最高行政领导来拍板，而是应该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认真讨论，取得共识，再由行政官员包括校长执行；第二层意思是要尽量减少行政架构，缩小管理体系。

可以不在校内设院系行政机构，只设学科的管理机构，把院和系的行政机构对学术科研的干扰降到最低，同时也让学校里面的交叉学科获得发展。

大学被行政化，最重要的原因是外界行政权力干预学校。

症结在于大学的领导干部任命制度，求解的方式就是大学要走自治的道路。

然而由于我国绝大部分学校发展要依赖政府财政支持，因此要走出一条大学自治的道路并不容易。

一个切入点就是通过地方人大（如：深圳特区人大）立法，制定大学章程，然后依法治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所有大学都要有章程。

但目前国内有章程的大学寥寥无几，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章程，政府就不能依法治校，学校也没有自己的约束力，只能依靠行政力量管理学校。

因此我认为，中国高校要办学独立，第一步就是每一所大学都要认真制定自己的章程，并交付地方人大立法成为法律，不仅规定应该怎么做，而且要规定违反了怎么处罚。

一旦拥有了具有法律权威和威慑力的章程，政府和大学都依章程治校，大学才能实现自治。

在章程中应反映出，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内部不应该有任何干部级别，所有的管理者都应能上能下。

但是行政管理岗位一定要有高报酬，让这些岗位有足够的吸引力吸引管理精英加入其中。

但是行政岗位工
作者应严格依照大学的章程来管理学校，不能用行政化的办法发号施令。

管理者也没有权力干预教授的学术工作，而是要根据教授的需要提供相应的服务。

首先，应该选择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来做校长。

因为教育有其特定的规律，只有真正由懂得教育客观规律的人来管，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办，才有可能办好大学。

其次，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定校长，而应在理事会（董事会）主持下遴选校长。

在校长的遴选过程中，应该设置经由教授们选举的专门程序，一定要充分听取教授的意见，使校长真正成为教授们的代表。

校长要对教授们负责，否则，教授们就有权利罢免、更换校长。

这就是“教授治校”。

最后，校长要善于民主协商，要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与教授们商讨，真正反映大部分教授的集体意志。

由此可见，在大学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下，校长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但同时又受到很严格的监督。

他可以放手干正确的事，一旦他做错事，随时都将面临监督和弹劾。

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都是为了恢复大学应有的崇尚学术、追求学术卓越的氛围。

创造了这样的氛围，才能激发师生们的研究热情和创新能力。

而研究热情和创新能力是一个杰出人才必备的条件。

学术卓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学术自由。

在校内，学术成就应当成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学术成就突出的人，不论老少，不论行政职务如何，都应该受到大家的尊敬，享受很高的待遇。

学校应该提供宽松的研究环境和学术探讨的氛围，鼓励大家自由的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

当然，要帮助鼓励年轻人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我理想的学校以后开会应该是这样：主讲人是最有活力、干得最出色的年轻人，而老专家、像我这样的老院士,坐在下面听，为他们服务，帮他们组织。

我们要把话语权让给最有创造力、最出色的年轻人，这样才能保证学校的活力。

第二是学者自律。

学者自律很重要。

近些年，国内不断发生学术剽窃的问题，被广大社会所诟病，进而影响了学术交流的进行。

许多研究人员怕自己的想法和成果被他人窃取，不再在公共学术交流场合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

需知，创新思想必须要在自由交流中产生、成长和成熟。

因此杜绝学术剽窃的现象，除了加强法律保障外，还要有诚信的学术道德作保障。

“钱学森之问”反映了60年中国教育体制发展之积弊。

未来几个十年中，我们应该不断理顺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以不断探索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实践求解“钱学森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