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人为骈文正名

清初学人为骈文正名
自从骈文产生以来，揭示其弊端、否定其存在价值的言论就屡见不鲜，尤其是唐、宋及明代古文倡导者在这方面态度尤为激进。

到了清代，这种观念依然流行，如清初的姜宸英就强调“易排而散”，“力芟六代浮华之习”（《五七言诗选序》）。

再如方苞也强调古文不能入“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书方望溪先生传后》）。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清初一些骈文批评家站出来为骈文正名，从各个角度入手，论证骈文的存在价值。

一、直接从正面立论，强调骈文的存在价值。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毛先舒和田雯。

毛先舒在其《陈迦陵俪体文集序》中直接指出：“原夫太极，是生两仪，由兹而来，物非无耦。

日星则珠联而璧合，华木亦并蒂而同枝。

关关锵锵，鸣必相和；镳镳俟俟，聚斯为友。

物类且尔，况于人文者哉！是皆天壤自然之妙，非强比合而成之也……或谓三古六经，气留淳朴；先秦西京，体并高古。

焉用骈组，聿开浮华？岂知‘万邦九族’之语，已见诸《虺诰》；‘水湿火燥’之句，亦载于《文言》。

嚆矢权舆，引厥端矣。

至若武灵王之论骑射，丞相斯之谏逐客，往复征引，排比颇多；战国龙门，云何损格？”从天理、物理、人文等多个角度立论，直接从正面论证骈文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存在价值，同时，又列举史实，证明骈词俪语早已存在于历史典籍之中，颇为文章增色，进而彰显其存在价值。

田雯的《学政条约序》也从正面立论：“国家取士，二场用表，三场用策，所以观士子排偶之文，考古今通达之识也。

奉行既久，视为具文，遂有四六不知何体，策问不知何事。

非临场倩人，即率意妄作，以为主司点策数判，无事须此。

不知四书经义，止试一场，而表策独试两场。

其得土苴弃之乎！夫排偶之文，莫工于崔蔡，次则为徐庾，又次则为郑穆，为眉山，悉有法度，可师多士。

”一方面从科举选士的需要入手，说明骈文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标举历代骈文大手笔的骈文创作成就，特别指出其骈文“悉有法度，可师多士”一点，进一步证明骈文的存在价值。

二、从骈散关系角度切入，论证骈文的存在价值。

在这一点上，傅作辑和黄始是突出代表。

傅作辑在《思绮堂文集序》中指出：“世尝谓散行、排偶两体判不相类，甚或左排偶而右散文，似不谙个中三昧者。

试观章子是集，措词雅，对仗工，而其开阖顿宕，起伏照应，盘旋空际，一气折行，何尝不可作韩欧大家读耶？”结合章藻功的骈文创作实际，强调骈、散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批评尊散轻骈的观点，认为骈文家也可以堪比韩愈、欧阳修一样的文章大家。

黄始在《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序》中说：“理者，文之经也；词章者，文之纬也。

文无定格而词章之用亦无定体，故可以古可以今，可以奇可以正，可以散行可以比偶，虽体用各异，而终归于理之当而已矣。

”认为文无定格，亦无定体，所以既可以散，又可以骈，关键是看所言之理当与不当。

同时，他还以自然之道比文章之道，揭示骈文与散文之关系：“日、星丽乎天而光华常旦，川、岳附乎地而经纬恒新。

是日、星、川、岳，天地之大文也。

使天有其日、星，而无云霞为之披拂，雨露为之濡润，则天亦颓然其光华尔；使地有其川、岳，而无波涛为之潆洄，草木为之掩映，则地亦庞然其经纬尔。

曷以穷生态之奇，宣物华之盛哉？文章之道亦然。

西京而下暨唐宋诸大家之文，文之日星、川岳也；魏晋而下自六朝以迄唐初诸子比耦之文，文之云霞、雨露、波涛、草木也。

龙门、昌黎、欧、苏诸家发其光华，彰其经纬而无徐、庾、谢、鲍、王、杨、卢、骆诸子为之披拂焉，濡润焉，潆洄而掩映焉，则文之体终未备，文之奇终未宣，文之精英光怪终未毕呈而畅露。

故大家之文与比耦之文不可不并传也。

”（《听嘤堂四六新书序》）他将散体古文比喻为日、星、川、岳，骈体文比喻为云霞、雨露、波涛、草木，二者相辅相成，共造生态之奇，宣物华之盛，缺一不可。

所以二者只可并传，不能偏废。

以此为基点，他还从文法的角度进行分析：“或者曰：‘大家之文起伏呼应，宾主开阖，莫不有法，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若夫比耦之文不过选声谐律，句栉字比。

雕虫小技，壮夫弗为耳。

’呜呼！是未知大家之文固贵乎法而比耦之文亦未始离乎法也。

大家之有起伏呼应，宾主开阖则选声谐律，句栉字比之中未始无起伏呼应，宾主开阖也。

（骈文）序事则
有起伏，有呼应而虚实之法备焉矣；用事则有宾主，有开阖而反正之法备焉矣。

况乎叙述而后先有次，敷陈则轻重有体。

箴则有讽有规，颂亦无谀无滥。

掇景而风云起其笔端，摛情则啼笑生于字里。

莫不极天人之奥义，写物类之妍思，则诚哉比耦之文与大家之文不得不相辅而并传也。

”（《听嘤堂四六新书序》）文中将骈体文的行文之法与散体古文一一对比，说明骈文在行文方式上与散体古文一样，起伏开合，皆有法度，其表现功能丝毫不逊于散文，不仅可以与散体古文并行传世，而且还可以相辅相成，所以其存在价值毋庸置疑。

三、先破后立，强调骈文的存在价值。

所谓“先破后立”，就是首先破除否定骈文的观点，进而证明骈文的存在价值。

如陈维崧和许自俊就是如此。

陈维崧在《词选序》中指出：“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此齐、梁小儿语耳。

’掷不视。

是说也，予大怪之。

”“夫客又何知，客亦未知开府《哀江南》一赋，仆射在河北诸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前此史迁、班椽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

”首先批驳某些人否定和蔑视骈文的错误，这是“破”；然后又从正面立论，阐述骈文的存在价值：“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

”“鸿文巨轴，固与造化相关，下而谰语卮言，亦以精深自命。

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

”文中把徐、庾骈文摆在与《庄子》《楚辞》《史记》《汉书》等名著同等的位置，从而彰显其价值。

同时又特别指出：由于作家才性资质不同，文章体格也不相同，因而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文章体制进行创作，所以排斥骈体，强求一律是不公平的。

许自俊在其《四六初征序》中也是有破有立：“说者曰：古大儒不屑为丽句，故司马不习四六。

不知温公以辞知制诰，非不能为丽句也……至今读王僧虔《劝进》、赵丞相《遗表》，令人色飞心动。

读李敬业《讨武后檄》，江浩《宣布中原诏》，令人慷慨呜咽，泣下沾巾。

古之忠臣名将，倚马作露布，草檄愈头风，其英杰雄伟之气，飞扬拔扈之才，皆能随风生珠玉，掷地为金石，何至以寒蛩之唧唧，笑仙凤之喤喤哉！”以事实为依据，先批驳“古大儒不屑为丽句”之说的荒谬，然后以王僧虔《劝进表》和骆
宾王《讨武后檄》等颇具影响力的骈文名篇为依据，证明骈文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其他如陈维崧之弟陈僖，在其《陈迦陵俪体文集序》中也是有破有立：“朱子亦曰：‘东汉文章，渐趋对偶，其气日卑。

’此昌黎讥其衰飒，子厚以为骈拇者也。

然高文大册，代有伟人，而折柳寄梅，不无逸致。

声偶之学又何可少也？今观家兄其年所著，锦心绣口，玉佩琼琚；思若涌泉，辞如注水……皆足以发奎璧之光而传之千百世也。

”首先对否定骈文的论断加以批判，主要是以史为据，说明骈文代有大家，不可或缺；然后以其兄陈维崧的骈文创作成就为依据，论证骈文的存在价值，认为骈文可以“传之千百世”。

此外还有沈心友、吴寿潜等骈文批评家也是有破有立，论证骈文存在的价值，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在清代初期，伴随着骈文批评的深入开展，特别是骈、散论争的深入，对骈文存在价值的分析和探讨成为当时文学批评中的重要议题，为清代骈文复兴做好了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