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_郭桂环

第31卷第6期

河北法学Vol ．31，No．62013年6月Hebei Law Science Jun ．，2013

论BIT 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

郭桂环

收稿日期：2013-03-20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3年5月14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郭桂环（1972-），河北邢台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摘

要：大量存在的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简称BIT ）构成了国际投资法的主体，而BIT

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则是保障平等竞争，促进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工具。目前在国际投资实践中出

现了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的争议，该争议的解决有赖于国际仲裁机构的解

释。国际仲裁机构对该问题的解释存在着从宽解释和限制解释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最惠国待遇条

款在争端解决适用上的不确定性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构成了条约解释的习惯法规则，按照习惯法规则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进行解释，不仅有助于投资争端解决的一致性和一贯性，也

有助于为国际投资体制提供保障和可预见性。

关键词：BIT ；最惠国待遇条款；文本解释；目的解释中图分类号：DF9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3933（2013）06-0159-06Stud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Clause

GUO Gui-hua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

Abstrac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have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e most-

favored-nation treatment （MFN ）clause of the BIT is an important tool of ensuring fair competition and

promoting economic liberalization．At present ，the disputes have appeared whether the MFN clause

applied to the dispute settlement．To solve the problem ，it depend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B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 are different ，there are

broaden interpretation and limitation interpretation．It leaded to the uncertainty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MFN clause applied to the dispute settlement．This text must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as codified in the Vienna Convention．Interpretation of MFN clause

according to article 31and 32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onsistency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and help to provide protection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ystem．

Key words ：BIT ；MFN clause ；text interpretation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目前，数量众多的BIT 构成了现代国际投资法的主体，而几乎所有的BIT 中都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缔约国将给予第三国投资者和投资的优惠待遇无条件地给予缔约另一国

的投资者和投资。因此，

该条款为不同国家的投资者创造了平等的竞争平台，在国际投资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实体性事项已经为各界所接受，但对于该条款能否适用于争

端解决等程序性事项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适用一直众说纷纭［1］。因此，在国际投资实践中，一旦发

生有关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争议，就需要国际仲裁机构根据特定BIT 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具体规定对

其进行解释。不同的解释方法导致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不同适用范围，如何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进行合理解释，成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条约解释在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问题上的重要性

（一）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的模糊性与争端解决条款的多样性

1．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规定的模糊性是产生争议的缘由

目前BIT中针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规定主要有三种模式：其一是明确将争端解决条款排除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之外。例如2003年《美国自由贸易区协定（草案）》规定“缔约方的共同理解和共同意图是，该条款不适用于本章c2b部分包含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类的事项。”其二是明确将争端解决条款纳入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调整范围：例如《英国双边投资范本》第3条明确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第三是宽泛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未明确最惠国待遇条款与争端解决条款的关系。例如，德国的BIT范本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非常宽泛，同时也明确规定了该条款的几种适用例外，但并没有明确其是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

明确将争端解决事项纳入最惠国待遇条款或将其排除，一般都不会发生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争议。但当双边投资条约只是宽泛地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没有进一步明确最惠国待遇条款和争端解决事项的关系时，就必然会发生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争议，而目前多数BIT是属于这种情况。

2．BIT中争端解决条款的多样性为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留下空间

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历来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分歧的焦点。发展中国家基于国家主权原则，主张东道国管辖；而发达国家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司法不信任，主张国际管辖。1965年华盛顿公约形成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简称ICSID）是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之间妥协的产物，除了仲裁本身较其他争端方式而言具有优势，ICSID还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制度性优点［2］。在BIT中是否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谨慎接受到全盘接受两个阶段。以我国为例，1998年以前我国对外签订了89个BIT，其中不接受ICSID仲裁管辖的条约占绝大多数，共76个；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的只有13个［3］，其仲裁范围也都限定在征收及其补偿额方面。但1998年以后我国签订的BIT中大多接受了ICSID仲裁管辖权，仲裁事项也有了明显的扩展，现在有不少双边条约已将可提交仲裁的事项扩大至与投资有关的任何法律争议。由于新旧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的不同，必然会引发投资者能否利用旧双边投资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去适用新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较优惠的争端解决条款的问题。

（二）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正确适用有赖于对其的合理解释

鉴于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的多样性，国际仲裁必须针对特定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具体规定进行解释。正如法解释学认为，法律解释就是在立法者和司法者之间、法律和具体案件之间建立沟通和联系的桥梁［4］，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也是这样。如果条约中明确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或者排除某些事项的时候，根据条约的约文可以直接探究缔约国的意图，这种条约解释是比较简单的。但当在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宽泛的适用范围，并且也没有将争端解决的事项明确排除的情况下，就需要利用条约解释规则进行解释。

《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条约应以其用语及其上下文之通常含义，并参照条约目的和宗旨善意解释之，该条款所规定的文本解释是条约解释的首要规则。条约解释不能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只是对已有义务的释明，但条约的解释通常与案件结论有直接的联系。

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解释的分歧：从宽解释和限制解释

正如上文所述，双边投资协定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差异悬殊，也不存在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的国际习惯法。因此，一旦在投资实践中发生争议，就需要对个案当中争端解决条款和最惠国待遇条款进行正确的解释才能最终确定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5］。

（一）Maffezini、Siemens等案中的从宽解释

Maffezini案是ICSID裁决的第一起利用最惠国待遇条款规避提交国际仲裁前等待时间的案件。

阿根廷的投资者Maffezini在西班牙投资建立化工厂，与当地政府发生争议。阿根廷与西班牙BIT中要求投资者将其与东道国的争端提交仲裁之前有18个月的等待期，而西班牙与智利BIT却只要求6个月［6］。阿根廷与西班牙BIT的第二段第4条规定：“在该条约涉及的所有事项方面，一缔约国给予另一缔约国的待遇不低于给予第三国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的待遇。”仲裁庭认为虽然基础条约中并没有明确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但争端解决安排和投资者的保护密切相关，如果第三方条约中包含着比基础条约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权利和利益的争端解决条款，将该优惠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展到基础条约是完全符合同类原则的。另外该仲裁庭认为判断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必须对缔约国的缔约意图进行分析，而争议解决的安排与保护投资者的缔约意图密不可分。因此，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来看，最惠国待遇条款应当适用于争端解决的程序性事项。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该案仲裁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进路是：首先是从条约中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文本进行解释；因为该条约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是条约涉及的所有事项方面，而争端解决条款显然是该BIT所涉及的事项。而西班牙政府所主张的所有事项仅限于实体事项是缺乏依据的，争端解决对保护投资是至关重要的，其与BIT的实体事项紧密联系。因此，如果第三方条约中包含着比基础条约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利和利益的争端解决条款时，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同类原则，该更优惠的争端解决条款可以扩展到基础条约。其次，该案仲裁庭认为，判断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必须对缔约国的意图进行分析。由于争议解决安排与保护投资者的意图密不可分，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议解决规定是促进外资进入和对外资进行保护的基石之一。因此，从条约的宗旨和目的出发，最惠国待遇条款应当适用于争端解决的程序性规定。

Siemens v．Argentina案与Maffezini案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三方条约中提交国际仲裁的等待期是6个月，确实比基础条约中的18个月要短，但它同时规定了岔路口条款这种不利条款。因此，阿根廷政府主张：即使Siemens可以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缩短等待时间，它也必须受阿根廷和智利BIT中的岔路口条款的约束，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从第三方条约获得利益，不能将不利的条款弃之不顾。仲裁庭拒绝了阿根廷的主张，它认为最惠国待遇条款涉及投资者的待遇问题，当然包括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解决事项；其次，争端解决条款并不在缔约方明确列明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排除范围；最后，仲裁庭考虑到BIT目标是为保护和促进投资。同时，最惠国待遇条款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只与更优惠的待遇有关，而与不利的条款无关。在后续的一系列案件中，例如Suez and Interaguas v．Argentina；AWG v．Argentina；Suez and Vivendi v．Argentina等案都基本采纳了Maffezini案的分析方法。

从以上案件可以看出，各仲裁庭强调根据《条约法公约》，文字解释要高于那些在条约中没有反应的缔约国的意图，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在国际法范围内不属于特殊条款，所以对它的解释要和条约的其他条款一样。既然条约对最惠国待遇条款做了宽泛的规定，例如：“条约所涉及的所有事项”、“条约所涉及的所有待遇”等，并且在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除外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将争端解决事项排除。因此，可以将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

（二）Salini、Plama等案中的限制解释

在Salini v．Jordan案中，在意大利和约旦的BIT中只允许以违反条约而申请仲裁，而在约旦和美国、约旦和英国之间BIT中做出了更宽泛的同意，这两个条约中不仅允许投资者以违反条约而且以违反合同而请求申请仲裁。因此，该案申请者希望利用最惠国待遇条款将合同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仲裁庭拒绝了这一请求，仲裁庭提出根据约旦—意大利BIT第3条，没有任何言语表明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也没有证据证明将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是当事人的共同意愿［7］。也就是说仲裁庭认为只有在申请者能够提供并证实缔约方有意图将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时，最惠国待遇条款才可以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

Plama v．Bulgaria案中，在塞浦路斯与保加利亚的BIT只允许就征收补偿额争议提起仲裁，但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的BIT中却允许对任何条约违反提起仲裁。塞浦路斯投资者以保加利亚政府为被申请人向ICSID提出仲裁申请，试图利用最惠国待遇条款引入第三方条约中的可以将其他案件提交ICSID的规定。但该案仲裁庭背离了Maffizini案的分析，认为特定条约中争议解决条款是为解决该条

约下的争议而协商制订的。因此，不能推定缔约方已经同意可以通过纳入在完全不同情况下的其他条约中的争议解决条款来扩大基础条约中这些条款。仲裁庭同时强调，行使管辖权必须经东道国的同意，而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还不能满足提交仲裁所要求“清楚的、毫无疑义”的同意，除非MFN 待遇条款有特定语言表明此同意。

Plama案的仲裁庭形成了和Maffizini案相反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方法。即除非基础条约有明确的意图将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否则争端解决则构成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的例外。

当然，在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问题上形成了截然相反的结果，除了解释方法不同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促成了这一结果。Maffezini案中的申请者仅要求绕过一段等待期，而Plama案中的申请人则要求完全替代整套争端解决机制。在Maffezini案中东道国已经同意提交ICSID仲裁，而在Plama案中东道国根本没有同意将此类案件提交ICSID仲裁［1］。

三、对最惠国待遇条款做不同解释的原因分析

（一）解释规则本身的原因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进行了编纂，也吸收了条约解释的传统理论，该公约的第31、32条被称为条约解释的金科玉律［8］。但解释者在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解释方面具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空间给了各个仲裁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的余地，但同时也会造成仲裁理念缺乏连贯和一致性，使得仲裁结果具有很大随意性和不可预测性［9］。

在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和争端解决事项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多数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比较宽泛，也没有明确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可以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在发生投资争议时，如何理解最惠国待遇条款和争端解决事项的关系，不同的仲裁庭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条约解释的本质是对条约权利义务释明，即通过解释规则探明缔约者的意图。有的仲裁庭认为，条约文本就是缔约者真实意图的体现，解释条约的起点就是对条约文本本身的含义做最原始的探究，而非上来就着手对缔约主体的内在含义做探讨。正如Wintershall v．Argentina案所指出的那样：《条约法公约》明确条文的意图不是进行独立的调查去从其他渠道获得缔约国的意图［10］，在双边条约中，脱离条约的约文去探求缔约方的意图是不可行的。但在Plama案中，仲裁庭则更强调缔约国的真实意图，认为特定条约中争议解决条款是为解决该条约下的争议而协商制订的，除非基础条约有明确的意图将MFN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否则争端解决则构成MFN待遇条款适用的例外。将争端解决条款看成特殊条款必然将条约解释引入到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即双边条约中哪些条款是特殊条款。因为BIT的每一个条款都是经双方特别协商达成的，区分特殊条款和一般条款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可行的。另外，《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要按照约文的通常含义来解释条约中的具体条款，然而事实上，从现在国际投资条约公约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各种约文用语中，根本无法找出该待遇应该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通常含义”［11］。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借助目的解释的方法。但目前缔结BIT的目的基本上都是“单向度的”，即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财产权益。目的解释往往有扩大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的倾向。

所以，《条约法公约》中的条约解释规则并没有为实践中的条约解释提供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案，存在着解释者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

（二）解释规则之外的原因

解释者选择任何一种解释规则或方法的原因往往存在于解释的外部。比如解释者的文化、教育背景、经历、信仰等都会干预解释者对解释规则的选择，解释者在选择任何一种解释规则时，解释的最后选择早已存在于解释者的头脑之中。这时解释者要做的是要把头脑中的结论转化为解释的规则和形式［12］。

ICSID是专门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议的机构，ICSID案件的仲裁员大都来自发达国家。在2006年到2007年间10个案件中选任的仲裁员30人，仅有来自南非、埃及和阿根廷的仲裁员四人，其余的仲裁员均来自发达国家［9］。由于这些仲裁员的文化、教育背景，多站在投资者的立场，认为争议解决是投资者最重要的权利。因此，自然倾向于将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从而实现对投资者的更好保护。

晚近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突出地反映了仲裁庭过分偏向于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倾向，国际投资仲裁庭往往是“投资者友好型”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它们经常明确地宣称BIT的惟一任务和目的就是保护外国投资者［13］。因此，投资东道国不愿意将投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极力主张最惠国待遇条款不应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

四、最惠国待遇条款解释应把握的基本要点

（一）遵循善意解释的原则

条约解释的首要原则是善意解释，善意解释不是一项特别的解释规则，而是一项总的法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不得对条约做任意解释，条约解释不能偏离条约的真正的、实质性的意思［14］。条约本身说明的就是条约双方达成协议的微妙平衡，条约解释必须充分尊重原文的真实含义，不能任意变动条约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因此，善意解释要求条约解释的结果不得增加或减少缔约双方在条约中的权利和义务。

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基本含义是给予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和投资的待遇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的投资者和投资的待遇。缔约东道国被认为事先同意将现在和未来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优惠待遇无条件给予另一缔约国的投资者，以防止给惠国通过双边条约将更优惠的待遇授予第三方，从而使受惠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最惠国待遇条款追求的目标是平等竞争，因此，不论采取什么样的解释规则，最惠国待遇条款并没有要求给予受惠方获得高于第三方的待遇，这也是条约解释的善意原则所决定的。在Siemens v．Argentina案中，第三方条约中提交国际仲裁的等待期是6个月，确实比基础条约中的18个月要短，但它同时规定了岔路口条款这种不利条款。该案仲裁庭认为最惠国待遇条款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只与更优惠的待遇有关，而与不利的条款无关。即Siemens可以根据MFN条款缩短等待时间，同时不受第三方条约中的岔路口条款约束。这样解释的结果明显使Siemens公司获得了比第三方条约中的投资者更优惠的待遇，违反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非歧视性。因此，该案仲裁庭存在着过度解释的嫌疑。这也明确违背了缔约国的意图，在第三方条约中，缔约国的意图是提交国际仲裁的等待期是6个月，但同时要受岔路口条款的约束，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一类事项。仲裁庭在解释的时候，人为地将其分开，违背了上下文解释的规则。对最惠国待遇待遇条款的这种解读，一方面使缔约国东道国无法预见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符合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义务；另一方面容易造成投资者在众多BIT中任意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条款甚至是词汇，从而造成条约适用的混乱。

如果条约解释者任意变动条约中的权利义务，条约解释自身就会成为制造不稳定的源泉，此时条约解释不仅没有起到解决争端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争端［15］。因此，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时要充分尊重缔约国的缔约意图，不能任意变动缔约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这也是善意原则所要求的。

（二）坚持文本解释的规则

根据《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明确规定的条约的文本解释是条约解释的首要规则。条约解释必须尊重条约文本，不能适用条约文本中不存在的词语，也不能把文本中的词语归于无效。

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措辞形式很关键，条款的措辞不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根据文本解释，如果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使用了“条约涉及的所有事项”、“涉及投资者或者投资的待遇”这样的语言，根据这些用语的通常含义，没有理由推断出程序性事项应该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之外的结论。另外，大量的BIT中都明确列明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除外事项，如果缔约国不想将争端解决事项纳入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范围，可以明确将其列明。因此，这种情况下所做的解释得出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的结论，完全符合条约法的解释规则。

而限制性解释认为，争端解决安排都是缔约各方经特殊谈判达成的，进而得出结论：基础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通常不能纳入其他条约中争议解决条款的部分和整体，除非基础条约让人确信缔约国确实有意作此纳入［16］。这一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每一个具体条款都是来自于制订主体的协商一致，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条约的条款并不因缔约方如何困难达成一致而拥有不同的效力［17］。这种解释是抛开文本，去探求缔约国的缔约意图，违背了文本解释的规则。

根据《条约法公约》，文本解释要高于那些在条约中没有反映的缔约国的意图［18］，就是说，条约文

本是缔约者真实意图的最高体现，而不是在条约之外去探求缔约国的缔约意图。国际法院也多次强调对条约未明确或暗含的内容进行解读不是解释的功能［12］。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在国际法范围内也不属于特殊条款，所以对它的解释要和条约的其他条款一样。

（三）合理使用目的解释

由于条约是缔约双方讨价还价、利益平衡的结果，因此，约文当中往往存在模糊和模棱两可的条款。按照文本解释，往往无法得出满意的结果，这时就需要借助目的解释的方法。大多数国际仲裁机构借助目的解释，来解释最惠国待遇条款和争端解决事项的关系。

目前，缔约国缔结BIT的目的表述多是“单向度的”，即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者利益。投资东道国在BIT中的义务也集中体现为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上。国际仲裁庭也多从BIT的目的和宗旨出发，认为良好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促进国际投资、保护国际投资的关键之一，争端解决安排与保护投资者的缔约意图密不可分。允许将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展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有利于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提供更多的制度性机会，从而有利于投资条约目的和宗旨的实现［19］。但从BIT的目的和宗旨出发，往往会导致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展适用的结果，因为给予投资者更好的保护总是与条约的目的一致。条约总体上有一个目的，而条约中的特定条款又有其单独的目的，这个单独的目的对缔约双方而言同样重要。因此，在使用目的解释时，也要考虑最惠国待遇条款和争端解决条款的目的。就最惠国待遇条款而言，其目的是追求非歧视待遇，条约解释的结果就不能使基础条约的投资者获得高于第三方条约中投资者的待遇。因此，仲裁庭不仅要考虑关于条约目的的表述，也要考虑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具体规定。

总之，目前针对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基本含义，即最惠国待遇的相互性、无条件性和即时性，并没有太大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在于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由于不同的BIT在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的表述悬殊，对于具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我们要结合条约的具体条款，运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条约解释规则加以解释，才能够准确把握和恰当适用之。

参考文献：

［1］Scott Vesel．Clearing a Path through a Tangled Jurisprudence：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 and Dispute Settlement Provision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32YALE J．INT’L L．125（2007）．

［2］David R．sedlak．ICSID＇s Resurgenc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Can the Momentum Hold？23PENNST．INT’L L．REV．147（2004）．

［3］王斌．论我国全盘接受ICSID仲裁管辖之优劣［J］．商场现代化，2007，（7）：7．

［4］唐青阳．论WTO规则的法解释主体［J］．河北法学，2005，（7）：44．

［5］乔娇．论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在争端解决上的适用性［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1，（1）：61．

［6］Maffezini v．Spain，Decision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Jan．25，2000，paras38－64，5ICSID Rep．396（W．Bank2000）．［7］王楠．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国际投资争端事项上的适用问题［J］．河北法学，2010，（1）：121．

［8］Sir Frank Berman．Symposium：Reflections on the ICJ＇s Oil Platform Decision：treaty“Interpretation”in a Judicial Context［J］．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4，29，（3）：33－78．

［9］徐敏．论ICSID投资仲裁对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发展［J］．经济问题探索，2009，（3）：91，92．

［10］Wintershall Aktiengesellschaft v．Argentina，ICSID Case No．ARB/04/14，Award，Dec．8，2008，para．78（W．Bank 2008）．

［11］徐崇利．从实体到程序：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之争［J］．法商研究，2007，（2）：44．

［12］李建．论条约解释的原则［J］．鸡西大学学报，2011，（11）：58．

［13］Siemens AG v．Republic of Argentina．ICSID Case No．ARB/02/8，Decision on Jurisdiction（3August2004），par．81．

［14］万鄂湘．国际条约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252．

［15］李建．论条约的解释原则［J］．鸡西大学学报，2011，（11）：59．

［16］单文华，蔡从燕译．欧盟对华投资的法律框架、结构与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5．

［17］Siemens A．G．v．Argentina，Decision on Jurisdiction，Aug．3．2004，para．106，12．ICSID Rep．174（W．Bank．2004）．［18］AWG．Paras．53－57；Suez and Vivendi paras53－57；Suez and Interaguas，para，53－55．

［19］赵骏．论双边投资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展适用于程序性事项［J］．浙江社会科学，2010，（7）：59．

(全文共12，117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