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
疑古辨伪，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和他的代表作《古史辨》
疑古辨伪，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和他的代表作《古史辨》史学和经学原本是两个研究领域，不过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内容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在近代，学术界出现一个疑古辨伪的史学、经学研究流派，叫做“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
这个学术流派的主要创始人是顾颉刚，他的代表作是《古史辨》。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书中充满了质疑“经书”的新观点，标志着这个学术流派的诞生。
《古史辨》共7册，出版周期近20年。
这部专著出版之后，学者们接受了用“疑古”的观点研究古史。
顾颉刚敢于挑战传统，质疑经书，得益于他渊博的文化积累。
他结合考古学的知识，研究先秦历史，向“伪书”发起了挑战。
古籍中记载的先秦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和神话传说有关，这部分内容在研究中一定要辩证看待，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顾颉刚通过大量的研究，他认为一部分古史是由神话传说串联起来的，时代越久远的历史，其传说出现的时间越晚。
比如，西周时期就有了大禹的传说，而尧舜的传说到了春秋时期才出现。
尧舜在历史中的生活年代要早于大禹。
这个现象说明了，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史年代越久远。
据此可以了解到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面貌。
传说不是凭空来的，其中有史实的影子。
这个现象被概括成“层累造成的古史”。
当然了，一切分析研究都是为了分辨出，经书中的哪些内容是信史，哪些内容是传说。
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夏商周之前还有一个朝代叫虞朝。
虞朝和虞朝以前的历史，很多人认为是后人编造的。
至于夏商周这三朝的历史，由于有《尚书》载录，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顾颉刚对此提出了他的观点，他怀疑《尚书》中的记载，是否能够成为信史。
他认为需要有考古学的证据配合证明。
这种治学精神是严谨的，在当时也是大胆的。
在20世纪初期，有人敢质疑儒家经典的权威性，还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关于先秦时期的国土疆域是顾颉刚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描述有待商榷。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史记》中的言论都是对的，连一个字都不能改。
评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
［ 关键词］ 白鸟库 吉； 顾颉刚 ； 尧舜 禹的传说 ； 《 禹贡》
白鸟库 吉是 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 派的创始人 ， 一生致力 于研 究 Ｅ ｌ 本古代 史 、 中国古代 史 、 蒙 古史 、 朝鲜史 和中国东北史等领域 。白鸟库吉首倡 “ 尧舜 禹抹杀论 ” ， 引起 日本 汉学界 的广泛 重视 ， 并
贡》 价值判定 上的观点 。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 日语系讲 师， 东北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博士研究生 ， １ ０ ０ ０ ８ ３ 。本文是 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 目（ １ ２ Ｂ Ｓ Ｓ ０ ０ ８ ） “ 近代 日本的危机意识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０ ７１
一
、
区 பைடு நூலகம் 传 说 与 史 实
关 于中国古史 记载的尧舜 禹的事迹是传说还是史实这个 基本 问题 ， 白鸟库 吉与顾颉 刚的主张完
全 一致 ， 即二者都将尧 舜禹的事迹定位为传说 ， 并且 将其作为 展开论述 “ 抹杀论 ” 与“ 层 累说 ” 的重要
前 提。白鸟库吉在《 中国古传说 研究》 的开头处就说 ： “ 所谓远 古之传 说 ， 其故 事所示 之 内容 ， 皆非包
含 正确之历史意义 ， 此原本不足论也 。 ” ①顾颉刚在首次提 出“ 层 累说 ” 的《 与钱玄 同先 生论 古史书》 中 也说： “ 商 族认 为禹为下凡的天神 ， 周族认为禹为最古 的人王 ， 可见他 们对于 禹的观念 ， 正 与现在人对
于盘古 的观念一样 。 ” ②顾颉 刚在这里虽未 明说禹是天神 ， 但是 “ 现代人 对于盘古 的观念 ” 无 疑就是看
待 天神与神话传 说的观念 。在《 尚书禹贡注释》 中， 顾颉 刚明确指 出了禹的故事 的神话性 质 ： “ 禹的治 水， 本是 古代一个极盛行的传说 ， 在这 传说 里 ， 极 富于神 话 的成分 。 ” ③可见 ， 白鸟库 吉与顾 颉 刚都将 尧舜 禹的事迹定位为传说 ， 否认尧舜禹 的真实存在性 。 在“ 抹 杀论” 和“ 古史辨” 中， 白鸟库吉和顾颉刚都 高度重视尧 舜禹传说 的研究 价值 ， 并将 其作 为 重要研究 对象 ， 这种将传说与史实截然 区分 的研究理念 构成二者研 究尧舜 禹传说 的中核。 白鸟库 吉 在《 中国古 传说之研究》 的开头 ， 就指 出了研究 中国古代传说 的意义 ： “ 当此 时 ， 驱思鸿 荒之古 ， 捕捉 陈 年 旧事 ， 爬罗剔抉 ， 检覆真伪 ， 或难免 于迂远 之诽 。然则 物必 汲其 流 ， 不溯 其源 ， 则 难求 其末 ， 不究 其 往， 则难测其来 。欲论现代而居于现代 者 ， 实不 应等 闲忘却悠 久之遗 迹也 。余 辈研 究 中 国古 代之 传 说， 今欲展其一端 ， 以求识者指正 ， 其必 非无用 之业 。 ” 在表 明试 图研 究 中 国古代 传说 的视 角之 后 ，
大禹传说历史变迁的动态研究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12), 1916-1919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18 in Hans. /journal/asshttps:///10.12677/ass.2018.712285A Dynamic Study of Historical Changesin the Legend of Great YuKeqin WangWuhan Great Yu Culture Museum, Wuhan HubeiReceived: Nov. 29th, 2018; accepted: Dec. 13th, 2018; published: Dec. 20th, 2018AbstractThe legend of Great Yu Taming the Floods is widely known in China and has a long history.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many mysteries about Great Yu, studies about him possessed a lofty place in archaeology, history, anthropology and mythology. Great Yu represents the spirits of arduous struggle, hard work and braveness. As a folktale, the story of Great Yu has been repeatedly tol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 story has been rearranged all the time. Through a dynam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Great Yu,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Great Yu culture and highlights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in studying Great Yu.KeywordsThe Legend of Great Yu, Historical Changes, Dynamic Study大禹传说历史变迁的动态研究王克勤武汉大禹文化博物馆，湖北武汉收稿日期：2018年11月29日；录用日期：2018年12月13日；发布日期：2018年12月20日摘要大禹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两年前，我在《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里发表辨论古史的文字时，朴社同人就嘱我编辑成书，由社中出版。
我当时答应了，但老没有动手。
所以然之故，只因里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论文字没有做完，不能得到一个结束；我总想把它做完了才付印。
可是我的生活实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几个较大的题目，做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绝不易找到时间，这是使我永远怅恨着的。
去年夏间，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辨论古史的文字编成了《古史讨论集》出版了。
社中同人都来埋怨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
”我对于这事，当然对社中抱歉，并且看上海印本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应道：“我立刻编印就是了！“哪知一经着手编篆，材料又苦于太多了，只得分册出版。
现在第一册业已印刷就绪，我很快乐，我几年来的工([说明] 此《自序》写于1926年。
《古史辨》第一册于同年11月由北平朴社出版。
此序后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周作人编选之《散文一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六集)。
1988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顾颉刚选集》、1988 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之《顾领刚古文论文集》第一册都曾收入。
又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11月出版，改题《定在历史的路上》。
1931年，荷兰莱顿的布利尔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学者恒菇义(A.W.Hummel)的英文译本，题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中国古代史论文集(古文辨)序》。
1940年6月，曰本创元社出版平冈武夫的日文译本；经译音改译后，1953年9月由岩波书店出版，题为《ぁる历史家の生ぃ立ち——古史辨自序》，1987年6月再版。
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这第一册分做三编。
上编是在《读书杂志》中作辨论以前与适之、玄同两先生往返讨论的信札，是全没有发表过的。
这些信札只就手头保存的写录，当然遗失的还有许多。
在这一编里、可以知道《杂志》中文字的由来和我对于怀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识的缘故。
5大考古证据证实夏朝存在，《史记》中的大禹并非传说
5大考古证据证实夏朝存在，《史记》中的大禹并非传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重要文明之一，《史记》等众多古文献记载，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华夏大地自此由新石器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
但长久以来，有关夏朝的话题，一直困扰着我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在国际上，以索普、艾兰和刘克甫为代表的欧美学者，认为夏朝只是虚构的神话传说，并非真实历史。
英国剑桥大学主持编写的《剑桥中国史》一书，中国上古史也是以商朝为开端的。
在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和考古爱好者，坚持夏朝不存在的观点。
史记中的夏朝早在民国时期，以顾颉刚、胡适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疑古学派”认为，大量先秦古文献如《尙书》、《左传》和《竹书纪年》等，均为汉朝以后杜撰的伪书。
进而发展到对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夏朝和商朝的历史进行质疑。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疑古学派”的许多理念显然有些偏颇。
但从促进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顾颉刚等学者们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提出，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就是夏朝。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也提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是夏朝。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进步，我们已经基本推翻了这2种观点。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大量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址证实，夏朝是真实存在的历史阶段，它的过程可能非常接近于《史记》等古文献记载。
大禹治水一、《史记》中的夏朝世系年表20世纪初期，河南安阳殷墟和甲骨文的考古发现，出土了大量商朝中晚期的文字证据，使商朝历史成为信史。
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将殷墟甲骨文的卜辞进行释读，发现其中记载的商王名称和世系年表，与司马迁《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基本一致。
这在客观上证明，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一定是掌握了准确、原始和丰富的文献资料。
在《史记》的《夏本纪》中，同样记载了详细的夏朝世系年表，它的资料来源应该与《殷本纪》相同。
也就是说，《史记》中记载的夏朝历史，也应该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至少证明夏朝存在是没有问题的。
论中国古史“‘历史记忆’的层累式整合”———兼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是非与启示
论中国古史“‘历史记忆’的层累式整合”———兼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是非与启示◎李禹阶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初的“古史辨”思潮提出了百年之问，当代古典学、历史学中的疑古、辨古、信古思想均是对其的回应。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层累说”是该学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同时亦存在方法论、认识论的局限。
实际上，早期中国具有丰富而“多元”的上古历史，由于传统史学“史以载道”所含蕴的“助流政教”的“资治”功能，古代史家所塑造的文本书写的历史主要是以中原国家“礼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而少见上古时遍及我国各区域聚落先民的社会活动的史迹记载。
“历史记忆”是人类早期史迹的遗留，但是“历史记忆”成为历史文本则有一个被后代史家再加工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往往是史家的史学理念对“历史记忆”进行“层累式整合”的结果。
我国传统经典所载上古史正是“历史记忆”在“层累式整合”中完成的，它既使史前丰富多彩的各区域文化被融入早期中原国家礼乐文明的历史中，同时也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保留着中国上古真实史迹的痕迹。
关键词 “古史层累说” “历史记忆” “层累式整合” 历史文本书写〔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７－００３６－１１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层累说”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直到１００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其强烈的时代批判精神。
“古史层累说”之所以至今仍有这么持续的影响，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古典学、历史学等问题仍然有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或者说我们今天仍然有诸多“古史辨”中曾探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共识。
因此，在当今大量考古材料基础上反思顾氏的“疑古”及古典学思想，对于理解与评价顾颉刚先生“疑古”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构建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中国学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顾颉刚“疑古”说的是非与启迪顾颉刚（１８９２—１９８０），作为现代史学家，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史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东方教育》杂志投稿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起源
《东方教育》杂志投稿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起源顾颉刚(1893―1980年)，本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
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考辨学派创始人，同时也是现代神话学、民俗学的奠基人。
本文主要针对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起源进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东方教育》杂志投稿的文章范文。
摘要：顾颉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神话学家和民俗学家，是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对于古史的考辨成就卓著。
他之所以走疑古辨伪的道路，主要是受到郑樵、姚际恒、崔述、胡适、钱玄同、康有为和王国维等人的影响，当然也和他自身的学术性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关键词：顾颉刚,疑古,辨伪作者简介：李正辉(1980―)，郑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众所周知，顾颉刚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对于古史的考辨，学界对此研究极多，至于顾颉刚如何走上疑古辨伪的道路，鲜有见到专门研究。
顾颉刚曾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
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
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
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1]其实除此五人外，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也颇受康有为和王国维的影响。
1913年顾颉刚进入北大，逐渐走上专门研究的道路。
他在读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之后，认为文学、史学都应该走批评的路子，于是他又找到郑樵的《通志》来读。
顾颉刚是这样评价《通志》的：“这部书不仅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而且很有批判精神，所以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一直给人们斥骂，只有章学诚替他辩护。
章学诚认为著书有两种方向：一种是钞集资料加以编排的，这种书不能启发人们的思想;能启发思想的书一定是要有独创见解的，而郑樵就是有独创性的一个，所以他说《通志》这部书好。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引言古代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历史事件、文化传承、社会制度等内容的学科。
历史学家顾颉刚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独到的见解而为人所知。
他在古代史领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和观点。
本文将介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的内容以及这些论文对研究古代史的意义。
论文一：《商代政治制度演变研究》在这篇论文中，顾颉刚系统地研究了商代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
他认为，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国家，其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演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对商代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特点进行考察，顾颉刚指出了宗法制度的建立、分封制度的完善、奴隶制度的兴起等重要因素。
这篇论文不仅仅揭示了商代政治制度的本质，还为研究封建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文二：《中国战国时期的国家形态及其演进》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为复杂的阶段之一。
在这篇论文中，顾颉刚通过对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战国时期国家形态的特点及其演进过程。
他分析了六国之间政治力量的消长和角色转换，阐述了战国时期的宗法制度、分封制度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顾颉刚的研究揭示了战国时期国家演进的动态过程，为了解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规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论文三：《古代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这篇论文探讨了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在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现象。
顾颉刚认为，中亚地区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丝绸之路贸易、宗教传播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研究，顾颉刚揭示了中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
他的研究证明了古代中亚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和深度，并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及中亚地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史料与视角。
论文四：《古代帝国的形成与发展》古代帝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组织形态之一，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颉刚在这篇论文中对古代帝国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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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
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
《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
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
《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一
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
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
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
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
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
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
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
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2]
顾颉刚先生从《诗》《书》和《论语》三本古书中对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发生怀疑，“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
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
”从而初步建立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的假设。
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
关于大禹，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
’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
《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
……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
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
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
”“《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
……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
”[3]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
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
’，《说文》云，‘兽足蹂地也。
’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
）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4]
顾先生此说一出，立刻遭到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征等先生的激烈批评。
刘掞藜在1923年5月13日《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
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
‘禹是上帝派来的神，不是人’的意思。
”并根据同样的资料《诗经》中《閟宫》、《下武》、《玄鸟》、《文王有声》、《皇矣》等篇指出，按照同样的推理逻辑，后稷、商契、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也就都应该是神不是人了[5]。
刘还事实指出了顾先生这里存在的“默证”的问题，“因用不到牵入禹的事而不将禹牵入诗去，顾君乃遂谓作此诗的诗人那时没有禹的观念，然则此诗也因用不到牵入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不将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牵入诗去，我们遂得说《生民》作者那时也没有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观念吗？”
柳诒征先生更是对顾先生用《说文解字》象形来揣测禹是条虫大为不满，批评顾先生不懂《说文解字》宜例[6]。
连最疑古的钱玄同对顾先生对大禹的研究也不敢赞同，他在1923年5月25日的《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
”“先生据《说文》云‘从’，而想到‘’训‘兽足蹂地’，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
”[7]
在众多证据确凿的反驳面前，在大禹问题上，顾先生只能很快承认自己研究的某些失误，“我原以为《楚词》上说‘禹降省下土方’，自上至下为降，也有上帝派下的意思；但看了‘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等句，觉得还不能算做理由。
”[8]并不得不马上声明：“我上一文疑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与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设。
”[9]但顾先生还是坚持大禹是神话人物，禹是神，大禹治水是神话故事。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这篇长文对禹作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至于禹，他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父鲧子启全出于伪史，不足信。
）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
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
”[10]“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
”[11] “禹为社”，“《大、小雅》皆宣王前后诗（我信西周初期的诗只有《周颂》），则禹为社神之说起于西周后期可知了。
”[12]“禹为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
” [13]在《论禹治水故事书》中又说：“甲地的洪水与乙地的洪水本非一物，但因两地同受此水患，所以故事流传所及，会得合成一物，禹的故事所以能由越舒传至中原，亦因中原有黄河的水患故。
中原的人受了黄河的水患，有求得一水神（或一个有治水的大神通之人）之需要，恰由越舒传了一个禹来，于是就十分的信奉了。
”[14]“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 [15]
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在此后的学术界和社会上反响巨大，《古史辨》第二册中就收入了当时的不少批评文字，其中一些对顾先生研究方法的批评颇中肯綮。
王志刚先生以为“顾颉刚等且疑及神禹为古之怪兽，直使神州古史与神话同一荒唐。
古籍昭然，欲强天下人舍古以从今，恐非易事。
”[16]张荫麟先生批评“顾氏文中涉及尧舜禹事迹者”[17]，“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18]，“其所以致误之原因，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于凿空附会”[19]。
傅斯年先生指出“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
”“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
”[20]以后再次指出“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
”[21]
距第一册出版四年以后，顾先生在写《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时表态：“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
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
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
”
[22]
顾先生研究大禹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他早期众多古史研究同样使用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顾先生并没有放弃。
事实上，顾先生心中连“禹为动物”这个基本判断也并没有真正放弃。
五十年代顾先生还在思考禹的神性，据研究，五十年代初期，顾先生在笔记中还在指出“禹之为
虫，又得一证。
”“以后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
……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
’顾颉刚对‘禹’的怀疑至死也没有放弃。
”[23]
问题倒并不在于顾先生是坚持或是放弃了“禹为动物”这一说，而在于这一具体的学术考证中已经体现了顾先生论证问题的方法，这项具体的学术考证既是顾先生上古史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理论建设依据的基础。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而决不能回避的。
当时一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学者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一个问题”，而顾先生当时放弃“枝叶”保“本干”的解脱似乎也太过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