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批判
在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历史上，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一直是主宰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两个理论范式，但无论是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势与冲突也好，还是理性主义所强调的规范与合作也好，二者都是针对“国家”这个“行为整体”来说的，却忽略了这个“行为整体”的组成部分——“个体”的作用。

它们从人性“恶”或者“善”的假定出发，来推演出国家间关系的“冲突”或者是“合作”，是依靠“权势”所缔造的“均势”来构筑和平状态或是由“规范”所形成的“国际法”来维系国际秩序。

二者推演的基础均在于对“人性”进行预设假定，再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导来进行对国家行为与国际关系的判断和分析。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有着共同的缺陷，虽然它们都以个体——“人”的本性为出发点，但最终都落脚到个体的代表性集合——“国家”上，在推演的结论上忽略了其出发点——“个人因素”的存在。

然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从文化上肯定和强调了“个人”的存在，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则更是从思想原则上确立了“民主”与“权利”的概念，特别是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思想的产生，用“公意”这个学理概念将“个体”与“整体”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人本主义”打破了“国家主义”的垄断性地位，成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虽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成为西方现代政治思想观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其对于“人民主权”、“自由平等”这些观念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仍然无法掩盖其在理论上的巨大缺陷。

卢梭设想的社会契约基本过程是：人们在缔定社会契约时，每个人把自身的一切权力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由于任何一个结合者也同样这样做，他就可以从集体那里获得自己所让渡给别人的同样权利，得到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并且以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人民是主权者，就不会损害全体成员和任何个别的人。

他这样概括社会契约的宗旨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点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向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本人自己，
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

1由于契约的主体是人民，集体的“权力”只不过是人民的“权利”所派生出来的而已，因此，从逻辑上来讲，作为母权的“公民权利”，必然是高于其所衍生出来的权力“国家主权”的。

这一方面为“人民主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则根据权利与权力的派生性将“人权”第一次提高至比“国家主权”更高的范畴，使得国际行为体不得不进行一种观念上的变革，不论从行为的主观动机上还是从客观目标上来看都必须掺入“人民意愿”的因素。

然而，卢梭只是从理论起源上对国家的产生进行了一种预设式的假说，但并没有足够的实证证据来对这种理论形式的假说进行证明——国家真是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吗？在国家产生的初始阶段，“天赋人权”的概念并没有被确切地意识到，如果说“契约”意味着一种等价交换，既然人民连自己所用于交易的“商品”都不清楚的话，又如何来切实进行这种交易呢？因此，“天赋人权”的让渡要么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要么成为一种强权的“被迫式”的行为。

当一种“契约”是在“无意识”的条件下签订的时候，契约的双方对各自的权责就不可能得到明确，让渡权利的多少，让渡哪些权利，是部分还是全部，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让渡，让渡之后双方各负有什么样的义务，各享受什么样的权利，都无法得到明确的保证，而一旦失去了这种“意识”，契约的签订可以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因为签约的主体根本不知道这个“契约”的真实含义和真实目的。

就像让一个文盲在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劳动契约上“画押”一样，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契约”是怎样一回事，那结果必然是带来这纸契约的真正意义——盲目性和欺骗性。

而当这种契约是在“被迫”的条件下签订的话，那契约的结果便是签约的主体——人民在签约的过程中和签约之后的活动中必然处于一种“从属性”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得其意志必然无法左右契约所形成的整体——国家的意志。

契约的签订过程实际上是国家的建构过程，但在这个建构的过程完成之前，代表国家意志的实体——统治阶级便已经出现了，他们的强权政策加速了“契约签订”这个本身十分复杂的过程的完成，而一旦“契约”的签订过程得到了极大的“加速”，那便必然意味着“契约”本身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许多需要“讨价还价”环节都被统治者的强权所一笔带过，形成一种强权性质的“法律”而不是具有自由和平等意识的“契约”。

卢
1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23页
梭忽略了“契约”签订的具体过程，把“契约”签订的“时间段”问题“时间点化”，从而将强权式契约的实际情况排除在理论假定条件之外，得出了一个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的“社会契约”模型。

此外，卢梭只是在“起源”上对“社会契约”进行了说明，但他却并没有想过，社会契约的维系过程是怎样的。

所谓“契约”，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不违背已签契约本身的条件下，其签订和退出都是自由的，在卢梭所构想的“社会契约”形成之后，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假定是参与了这个“契约”的签订过程的，于是也必须遵守这个契约所规定的原则，履行这个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但是这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分析而已，就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契约的签订者或者说契约的受约束者们必然会面临一个“更新换代”的问题，对新生的孩子来说，对新加入这个集体的迁徙移民来说，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个契约的存在，并认可其合法性呢？他们是否在随后的过程之中“续签”了这份“契约”呢？不尽然。

而且，如果他们不满意这份契约的话，他们是否有权利退出这个社会契约体系呢？按照卢梭的社会契约所形成的原则来看，他们是有这种权利的，因为如果没有“不签订”或者“退出”的自由的话，那社会契约本身作为“契约”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即使你不满意这份契约，即便你有权利去选择“不签订”或者是退出，但在实际操作之中，你却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一个人有没有理论上的“权利”去做一件事和在现实中他能不能去做一件事情其实是两回事，对于你所不满意的“社会契约”体系，你可以在主观上选择不签订或者是退出，但假设你不做如此之选择，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没有。

是否认可和接受一种社会契约体系是出自于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这个社会的存在与否则是出自于客观的实际情况，而在现实中社会契约体系则是内化于一个具体、客观的社会之中的，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一个人是客观存在于一个社会之中的，无论他是否主观上愿意接受这个社会所内化的社会契约制度，他都会因为自己的客观社会存在性和社会对社会契约制度的内化而从客观上必须承认和接受自己主观上所不愿意去接受的那套社会契约。

因为一旦你拒绝签订这份“社会契约”，你就需要以退出这个社会契约体系的手段来具体实现你的这个目标，但这也就意味着你想要推出这个社会契约体系的话，你就必须退出这个“社会”。

而退出一个“社会”在现实之中具备可操作性吗？根本不具备，除非
你选择迁徙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文明的地方（交通工具的不便，以及各国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使得这种迁徙的自由很难在现实中奏效，况且，你还难以保证你所迁徙的目的地是否比你现存于的这个社会契约体系更好，更让自己满意），或者干脆选择死亡的方式，才能真正脱离这个自己所不满的社会契约体系。

由于社会的客观存在性和社会与社会契约的客观一致性，使得人们无法去实现自己“选择”或是“退出”这个社会体系的自由，只能够客观地去选择接受。

而一旦一种“契约”是被强制性“接受”的话，那么这种契约便不能再称之为“契约”，而只能称之为一种“制度”，因为“契约”代表着一种双向的平等的“交易”，而事实上这种“契约”却是单向的不对等的强制性的“接受”。

那所谓“契约”的意义便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

尽管卢梭“人本主义”的思想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但其论证的偏颇之处却很难为自己的理论找到支撑点。

本文就以上两点谬误之处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批判，篇幅有限，论证至此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