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功与过

袁世凯的功与过【摘要】袁世凯的政治生涯；袁世凯各个任上的政绩；袁世凯的政治谋略与手段；袁世凯称帝的动机；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关键词】袁世凯；称帝；政绩；功与过【正文】在历史教材及各类历史参考书中，对袁世凯最多的评价与概括就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

但细究历史，不难注意到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16年袁世凯魂归西天，中间经历了近四年的时间。

在这四年时间里，他真的一无是处，没有作为么？他登上政治舞台仅仅因为阿谀奉承和善于钻营吗？他仅仅是一个一心想着称帝，而荼毒百姓的“奸雄”么？为了了解这些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袁世凯早年的经历如何，其任上的政绩有多少？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南部的项城县，早年跟随其两个叔父混迹于官场中，深谙世故人情后投笔从戎，跟随吴长庆在军中任职。

其后他在就任大总统之前的经历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朝鲜时期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23岁的他已经认识到这次机遇对于他的重要性。

他在给自己的堂兄的家书中写道“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既建功业，不愁朝王之不我用。

”足以见其深谋远略与分析预测能力。

袁世凯驻朝期间，几乎成为朝鲜内部的清道夫，曾制止过多次朝鲜内部可能的动乱，并且极力巩固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

他在驻朝鲜期间，就已经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能力。

首先，他致力于发展中朝之间的商务。

光绪八年，他参与订立了《水陆贸易章程》，从此以后中朝才开始有民间的商业往来。

订立章程之后的六年间，华商数量增长超过5倍，关税增加了三倍多，贸易额接近与朝鲜与日本贸易总额的一半。

其次，在其他方面他也有所成绩。

1888年他效仿日本，筹议开设了中朝之间的航运，1885年他奏设了凤凰城至汉城的电报线。

政治上，他也积极效仿西方列强的行径，通过对朝鲜举借贷款而攫取政治利益，并且在朝鲜设置了清商租界，通过政治手段为中国商人提供便利。

他效仿西方的行为，一方面说明他的政治谋略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已经接受了至少部分的西方政治思想，最后选择称帝与“做旧式的皇帝的美梦”关系不大。

2、回国后甲午战争开始前，袁世凯逃回国内，并在之后被任命训练新军。

他在小站练兵，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

北洋政府时期一批有名的人物，如曹锟、段祺瑞、冯国璋等，都出自小站练兵时期。

练兵期间，他聘请德国教官十余名，还有日本和美国的一些教官。

在军营中，还设立了一个德语学堂，教授德语。

小站新军军制完全参照西法，定下的军规十分严厉，以至于袁世凯曾因为“擅杀”的罪名而被监察御史胡景桂弹劾。

他选拔军官的方式也很严格，有背景的子弟，他一概婉拒；特别注意那些出身下层而吃苦耐劳的人。

这些人大多感激袁世凯的提拔，最终成为他的忠实拥趸。

3、出任北洋大臣之后他出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并在清末新政中表现的最为突出。

在直隶，他首先整顿金融，设立银元局，官银号等，工业方面，他成立了直隶工艺总局，还设立了滦州煤矿有限公司，并通过多种方式劝导、推动工商业振兴。

交通方面，他决定修建京张铁路，并奏准所用钢材、枕木、车辆等材料免纳厘税。

教育方面，他一方面废除科举，另一方面也立新式学堂和速成师范学校[1]，避免了一棍子打死一群人的状况，也顺利使沿行了一千两百多年的选拔官僚的体制彻底消亡。

在天津市政方面，他也有突出的成就。

他在天津建造了中国最早的发电厂与电车电灯公司，使得天津很早就拥有了电力供应。

1901年，他又成立了自来水公司，为天津市民供应自来水。

总结来说，他就任大总统之前的经历，说明他有能力有手段，并非昏庸无能，只知阿谀奉承之辈，西方的列强曾不点名的要求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看中的也是他出色的治军手腕与政治才能。

二、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之后，有何作为？所谓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真的说明袁世凯是卖国贼吗？1、政治上，袁废除了旧《临时约法》，实行新临时约法。

诚然，袁世凯上台以后，不断削减内阁权力，集大权于一身，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但是旧约法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就临时约法是在孙中山准备放弃大总统之职位后草草拟就的，给予了参议院过大的权力，导致办事效率过低，行政权处于依附于立法权的劣势地位，是有悖于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和精神的。

新约法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民主进程的倒退，但另一方面有助于政府集中力量进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不应该全盘否定，有学者评论说“自此制实现以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

”[2]2、国家的主权与外交上，北洋政府提出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口号，并尊重民族宗教信仰。

对待外蒙的分裂上，首先颁布了《蒙古待遇条例》，稳定了蒙古贵族的人心，而对外蒙上层晓之以理，最后虽然面对沙俄的威胁而妥协，但是外蒙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原则性立场并未改变，1915年，中国在名义上，对外蒙恢复了主权。

对待西藏问题上，北洋政府仿照《蒙古待遇条例》制订了《西藏待遇条例》，并拒绝在英国一手制造的《西姆拉条约》上签字，维护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在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也并非袁世凯与列强勾结，卖国求荣，相反，他曾紧召集会议，对二十一条，逐条批注，整个谈判实即袁的指示进行，对于第五号，他批[1]其中，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及工艺总局附设艺徒学堂21所，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等农工业学堂及传习所89所，中学堂27所，高等小学堂182所，初等小学堂4162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40所，吏胥学堂18所。

注册入学人数总共8.6万人，连同武备、巡警等学堂，总数不下10万人。

称:“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最终，中国驳回了第五条条约，只同意了前四条的一部分。

事后，袁世凯痛心疾首，把五月十九日定为国耻日，可见其本身绝非心甘情愿，而是形势比人强，迫不得已而为之。

3、经济上，北洋政府，包括袁世凯在内，都非常重视工商业和金融的发展。

据学者统计，袁世凯时期，主要的经济政策和法规达44项之多。

从门类上说，涉及农林、工矿、商业、金融的各个方面。

有学者评价，北京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基本确立了发展经济的法规，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规则和运行机制，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时期发展迅猛，固然有一战等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的制定，确立了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具体来说，第一，政府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公司注册暂行章程》规定；“凡公司、局厂经部核准注册，当即发给执照，以资信守，并通行地方官厅保护。

”同时，对在改良农业、畜牧业成绩突出者给予奖励。

第二，统一货币及度量衡。

1914年，政府颁布《国币条例》等，确立以银本位统一币制，规定以银元为统一货币单位。

第三，利用外资，并且鼓励华侨投资，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袁世凯在1913年任正式大总统时，明确宣布：“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而对华侨的态度则更为积极。

据统计，至1912-1919年间，华侨投资兴办的企业，是此前50年开办总数351家的近三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交易所法》推动了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促进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

总结来说，1912-1915年，中国在外交上并没有大的失败，经济上也开始快速发展，政治上虽然民主进程受挫，但是局面较为稳定，是民国时期的一段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这应该算作袁世凯对于国家的一大功劳，也充分说明了袁世凯在治国方面的才能。

三、袁世凯的升官手段。

在出任北洋大臣之前，袁世凯的升官手段主要靠个人突出的才能以及在上级官员面前及时恰当的展露。

但在之后，袁世凯野心家，权谋家的本色便暴露无遗。

首先，他在戊戌变法中为保护自己出卖谭嗣同。

本质上，他是同情立宪派的，在康梁创办“强学会”时，他曾捐资500两；要办学馆时，他又活动官员去慷慨解囊。

他曾与康有为交谈甚欢，说明袁世凯的内心是支持立宪派的，认为出卖谭嗣同是纯粹为了荣华富贵，是不足为信的。

有学者研究表明，袁世凯向荣禄泄密之前，荣禄等人就已经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出卖谭嗣同是袁世凯保最为一个权谋家保护自己的一种较为卑劣的手段，而不是单纯的小人之心。

其次，在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在清朝贵族与保皇派之间的斡旋，也是暴露他权谋家本色的一种卑劣的手段。

一方面，袁世凯以不再复出为要挟，逼清廷给予他钦差大臣的职务，命他带领北洋新军镇压革命党人。

同时，袁世凯又利用北洋新军的胜利，逼迫清朝成立内阁，自任内阁总理大臣，并趁机任命自己的心腹为重臣。

另一方面，掌握大权之后，袁世凯便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得到革命党人保举他为大总统的许诺。

如此一来，袁世凯没有付出多少力量，便得到了大总统之职位。

这也许是后人评价为他是“窃国大盗”的原因之一。

四、袁世凯称帝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违背民意称帝呢？前已述及，袁世凯在朝鲜时已开始效仿西方的做法，在戊戌变法时对于立宪派也是大为支持，小站练兵时更是主动聘请外国军官，说明西方的思想已经被袁所接受，既然他已经成为终身制的总统，那么他称帝的目的在于“做旧式的皇帝”的说法便难以站住脚了。

固然，他称帝有其野心支配的成分，但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绝对不会仅仅因此就倒行逆施，罔顾历史潮流。

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在于各地军阀实际控制了各省，袁世凯难以调动各地的军队，除了近处的少数直接控制省份，其他省份都不向他交税，张作霖还赶走了他派来的文官。

为了将地方政权、军权、财权尽快收归中央，便需要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

同时，，因此，袁世凯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君主立宪制上。

其次，应该是袁世凯对君主立宪制度的念念不忘和对共和制度的怀疑。

袁世凯之前曾支持过康梁等立宪派的变法，而当时强盛的英、俄、日、德（德意志第二帝国）、意大利也均是君主立宪制。

在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时候，袁世凯也明白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但为了大局，不得不签。

而此时民众则情绪激昂，强烈反对签字，让袁世凯深感“民智未开”，对共和制度失去了信心。

加上当时除美国外，大部分共和制国家均出现了内乱，这让袁世凯更加坚定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决心。

最后，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身边的人的极力鼓吹和制造虚假舆论。

当时，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认为中国并不具备从封建帝制直接走向共和的能力，中间缺了一层，只有经过君主立宪这一阶段，才能慢慢推进民主。

同时，梁启超也加入讨论，赞成君主立宪。

他的亲信杨度，揣摩出他称帝的意思之后，便纠集一帮人士，研究帝制。

加上其子袁克定对民心顺服的极力鼓吹，让袁世凯误以为时机已到，开始准备称帝。

就这样，在多方面的原因和人的推动下，袁世凯走向了称帝的道路，仅83天后，他便倒台退位。

他称帝的动机是复杂的，除了对权力的追逐的欲望，还有国内外的困境，有他内心对于共和体制的不满与怀疑，以及周围人的极力鼓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