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文学发生学

（文学的发生学角度）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 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The Field of Culture)。包括三个层面： 1）“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 2） “显现与异民族文化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 境”; 3）“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共性的文化语境”。
什么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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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御柱”
宇宙的中轴？？ 内隐在神话中的一种“象征的积蓄”，实物形态的 符号。 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Anaxagoras(前500一前 428)创立“种子说”，认为万物起源的根源在于男 性的“种子”，女性不过是提供了生产的“场所”。 古印度教三大教派之一的“Saiva Sakta” （湿婆教 性力派）所崇拜的主神“Saiva”，其形象的象征被 称之为“Linga”，即是男性的生殖器。 中国汉民族的文化中，其“祖先”的“祖”(即是 “且”)，与考古发掘之“陶祖”，同为男性生殖器 的符号。

来源与发展

“发生学”这个词本是一个由西方而来的自然科学 的概念，但近年来在国内人文科学中的使用越来越 多。虽然这个词在汉语中意义固定的过程中对应了 几个不同的西文单词（Genetics, Geneticism, Embryology, Genealogy），但究其辞源，皆由生物 的出生，生产衍化而来。人文学科所借用的，无非 也就是这种探究本源、追索演变轨迹的意义，如 “文本发生学”、“艺术发生学”、“观念发生学” 等说法。“比较文学发生学”在普遍意义上当然也 是使用了这样的含义，但它并不仅仅以寻找源头或 描述演变过程为最终结果，“比较文学”要做的工 作是探明文学文本形成的内在成因。

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
即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包括两个层面： 1）与文学文本相关联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包括生存 状态、生活习俗、心理形态、伦理价值等组合成的 特定的“文化氛围”; 2）文学的创作者们的“认知形态”，即文学文本的 创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作者、个体或群体的创 作者)在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的生存方式、生存 取向、认知能力、认知途径与认知心理，以及由此 而达到的认知程度。 揭示文学的发生学的轨迹，首先应该借助“文化语 境”的解析，即在“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 本。

文化传递的“不准确形态”

问题：同一种儒学文化为什么会在几乎相同的历史 时期，在欧洲成为反对中世纪封建统治，争取资产 阶级权力的精神力量，而又在亚洲成为巩固封建制 度确保专制的意识形态，并随后成为日本近代启蒙 思想运动的主要精神敌人呢?
如果把儒学文化在欧洲及亚洲的传递中形成的“接 触链”以线图的方式表现出来，可以形成下面的两组 因式：
“变异体文学”的意义
脱离了比较文学的发生学立场．常常把处在运动过 程中的文学文本．作为一个凝固的恒定的物体，因 而常常在该文本的“生成”的阐述上失却了文化事 实的本相。 尊重文学运动的内在机制，确立“变异体文学”的 概念，则是从理论上对被各种虚妄的论说搅乱了 “文学身份”的大多数文本进行宣新构建，并由此 可以在这一层面上揭开文学的真正的成因。

第三层面：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共性的文化语境 如：“神世七代” 根据《圣经·旧约·创世纪》的记载，希伯来人是 把“主”对世界创造的周期定为以“七”为基数。 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志怪”作品《刘阮说话》，讲 “刘晨、阮璧入天台山采药”，逢“仙女”作乐数 日，返回人间，而“乡邑零落已七世矣”。 “祖尼人”的“分类体系的基本原则，是把空间划 分为七方位”（ Brain Morris ） “在氏族之内的印第安人的村庄，也是按照人们自 身的归属判定为七个部分”。（早期人类学家Frank Gushing ）

第二层面： 显现与异民族文化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 化语境 圣数“三五”（ “三尊神”，“五尊神”；“天孙 降临”； ）：“万物创生”与“万物恒定”的“隐 喻”意义 1）亚洲大陆中国道家文化中关于“三极创生”的最 经典性的命题，把“三”作为万物之始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 2）中国早期的阴阳家在阐述宇宙和人体的生命运动 时，以“五”为万物均衡的中心，创“九宫之说”。 为国者必贵三五。为天数者，必重三五。（——司 马迁，《史记·天官书》）
在精神形态中以艺术形式显现的“人”的美意识。 艺术形式：作者在自己生存的“文化场”中对它所 关注的生活，以他或他们自身的“认知形态”加以 虚构、象征、隐喻，并以编篡成意象、情节、人物、 故事等手段来表现作者作为“人”的美意识特征。

如何在“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

在“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便是在一定的 “文化语境”的层面中，透过组合成“文学”的各 个“装置”，如意象、情节、人物、故事等，对其 内含的各种虚构、象征、隐喻等进行“实在意义” 上的解析，这样便可凸显“文学文本”内含的真正 的美意识特征，并阐明“文学文本”的实际的成因。
楚为荆蛮……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 ——《国 语·晋语》(八) ）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 家》） “楚”并不是周天下的诸侯国，与“周”非一个大 血统的族裔，而是一个可以与“周族”分庭抗礼的 很具有进攻性的异族群。 传承至今的“汉族文学”绝对不是“夏周华夏文学” 纯粹的血统。它从战国时代，或许更早的时候开始， 就是一个庞大的“文学变异体”。
发生学 VS. 诠释学

发生学的学术意义并不在于“诠释”文学——在 “诠释”的领域内，诠释的立场则是每一个诠释者 的独特思想立场。由于每一个诠释者的时代不同， 文化底蕴不同，美学趣味不同，当然也由于诠释者 本人的生存价值不同和生存取向不同等等，一个文 学“文本”可以有而且也必然会有多种多样的“诠 释”。但是，作为文学的发生学研究的有价值的成 果，在关于“文学生成”的阐述上，其答案应该是 唯一的。当然，这种探索“唯一”的过程可以是多 样的，但真正符合科学意义的结论是不二的。
文学发生学 LITERARY GENEALOGY
华中师范大学15级英语语言的理论。作为 比较文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范畴，它更加关注的是文 学内在运行的机制，从而阐明每一种文学文本之所 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的内在逻辑。文学的发 生学，即探明文学文本之所以形成现在已经显现的 面貌的内在成因。（——严绍璗《比较文学与文化 “变异体”研究》） “比较文学发生学”即在比较文学的意义上，在多 元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本的发生轨迹，探究其 形成的内在成因。（——牟学苑《拉夫卡迪奥·赫 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
中国的儒学文化在特定时空中可能具有何种社会意 义．并不取决于儒学本体的价值．而取决于“文化传递” 中的“媒体系列“的阐释。经过“中间媒体”之后，儒 学文化的本体价值便从“事实的文化”演变为“描述的 文化”。

文化传递的基本形态就是这样的——原话语经过中 间媒体的解构和合成．成为文化的变异体，文化的 变异体已经不再是文化的原话语。之所以有新文化 (或新文学)文本的产生．不是为了重复原话语，完全 是为了本土文化的需要。所有的比较文学发生学、 阐释学、形象学都是和这个文化传递的模式有关系 的。在文学的“发生学“的机制中，作为它内在 “异质文化语境”的文化传播的所有形式几乎都是 在不正确理解的逻辑中进行的。
实践应用： 以《古事记》为核心的日本“记纪神话”分析
问题：关于“记纪神话”中Izanaki和Izanami二神 创造世界的形态，他们在下降大地之初，在创生的 伊始，为什么首先要在大地上树立起“御柱”? 在日本“记纪神话”中，太阳神为什么是女性神而 不像希腊神话、中国神话那样是男性神呢? 为什么太阳女神委派她的“孙子”而不是她的“儿 子”再次下降大地，组织起对人间的统治呢?
类型
1. 以族群文学作为“文本”。对这个族群的最原始的 “源文学”而言．他们在本质上就是一组庞大的 “文学变异体” 例如： “汉族”文学的本源是“华夏文学”，而所谓“纯粹 的华夏文学”及其“传统“从逻辑上说则无疑应该 是以“夏周“与“商”两大族群文学为根本性的组 合以及这一组合的后裔，然而事实上，从春秋后期 开始，现在所谓“中国(汉)文学史”中表述的不少文 学，就已经是“变异体文学”了。如《楚辞》的文 体与内容显现出它是在当时“纯粹华夏族群文化” 组合之外的“异族群”的文学。
“文学变异体”（基本视阈）
从文学发生的立场上观察文学文本，则可以说，在 “文明社会”中它们中的大多数皆是“变异体 (variant)文学”。 在世界大多数民族中，几乎都存在着本族群文化与 “异文化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当我们从 这一文化语境的视角操作还原文学文本的时候，注 意到了原来在这一层面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文 本存在着显示其内在运动的重大的特征——此即文 本发生的“变异”活动，并最终形成文学的“变异 体”。

文学的“变异”

人类早期的“文化”(包括文学)，都是在古代居住民 生存的特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中形成的，由此 而在文化中孕育的气质，是文化内具有的最早的 “民族特性”。任何文化的“民族特性”一旦形成， 就具有“壁垒性”特征。这种由文化的“民族性” 特征而必然生成的文化的“壁垒性”，是普遍范围 内各民族文化冲突的最根本的内在根源。从文化运 行的内在机制来说，文化冲突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 化的内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中进入亢奋状 态。无论是欲求扩展自身的文化，还是希冀保守自 身的文化，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 异”。

类型

2. 日本、朝鲜、越南的“汉文学”系统．使这些国家的文学在 总体上构成为“变异体”文学 例如： 六、七、八、九世纪时代日本文学中原先存在的无格律的“自 由”形态的“和歌”，面临中国大陆“汉诗”的重大冲击与挑 战，为了寻求和歌的生存之路，争取获得与汉诗相抗衡的能力， “自由形态”的“和歌”内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调整，其中 包括从汉文“歌骚体”文学中获取有价值的文学材料，在反复 的抗衡与挣扎之中，终于形成了“三十一音音素律”，成为具 备了固定音律节奏的“歌”，其生命力一直继续到现代。以 “音素”为节奏单位构成格律，体现了“日本语表现力”的特 征，然而，以“三十一音”作为格律的“型”，则对日本语的 “歌”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不适应性)。这种新的文学样式，我 们称之为“变异体“，它的一系列的衍化过程，便可以称之为 “变异”。在日本古文学中，从“记纪歌谣”到《万叶集》的 “歌”，可以说是“和歌”发生一系列“变异”的过程，从 《万叶集》到《古今和歌集》是“格律和歌”最后定“型”的 过程。“和歌”的格律化，便是在数百年间的文化撞击中形成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