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从支配到对话：国家权力在农村村落的运行轨迹
从支配到对话：国家权力在农村村落的运行轨迹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既是当时特定环境的产物,也包含着党和国家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探索。
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国家权力对村庄的控制,由全面直接控制,到通过“和型体制+赢利性经纪”的控制,再到当前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
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来保证和实现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是两者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
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当前正在进入对话的新阶段。
本文以国家权力在农村的运行轨迹为切入点,探索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良性稳定的运行机制以及农村社会的长效发展机制。
一､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全面直接控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新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如何增强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
这就需要国家通过获取和调配资源以迅速增强国力､实现现代化。
而占全国80%的农村人口､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耕经济､几乎是零起点的工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远景,决定了国家对农村全面直接控制模式的形成,决定了国家权力在农村的运行逻辑:对农村资源的全面控制和提取。
这一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前历时30年。
国家通过土地改革､查田定产以及成立人民公社,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直接掌控。
(一)土地改革与国家权力在村庄的初步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助农民“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党和政府发动和领导农民起来改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通过土改工作队的派驻､农民协会权力的行使､阶级划分､大会小会的诉苦以及对地主的说理斗争等,使广大农民广泛参与了土地改革,接受了新的国家权力主导的政治训练,国家权力､阶级意识､党的政治文化无形地楔入到乡村社会[1]。
素质教育应回归“基本和简单”
ＷｋＳ ｙ业ｎ ｏ＆ｔ 越Ａ ｒ 国 ｉ 出ｕ ｎ ｂ ｄ 与ｇ
基本和 简单”
◎郑 小 军 达 州职业 技术 学 院
义素 质即遗 传素 质 ，强调 素质先 天 的 自然性 方面 ，是后 天发 展 的主体 可能性 ； 中义素质 是主 体现 实性 中反映未 来发展 可 能性 的部分 ， 即发展潜 力或 发展潜 能 ；广义 素质则 泛指整 个 主体现 实性 ，是在 先天 后天共 同作 用下 形成 的人 的身心发 展
的总水平 。
【 摘要 】素质在本质上是一种 剩余物 ，学生是素质教育中的 “ 最重要人 。 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回归到 基本和简单 ，切 实加强双 基教学，培养 学 生的 良好 习惯 ，促进学生的整体健康 ，给学生充分 的 自由和足够 的闲暇，提 高课 堂教学的有效性 ，为学生一生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 关键 词】素质；素质教育 ；回归
【 孙立平 “ １ ］ 过程—— 事件分 析 与当代 中国国家——农 民关系的实践形 态［ 鹭 Ｍ］
江 出版 社 ￣ ０．． ２ ０５ ０
从这些 例子 可 以看 出 ，没有 高考制 度 的相应 改革 ，企 图 通 过 课 程 改 革 来 改 变 教 育 目标 异 化 这 一 现 象 ， 是 不 可 能 的 。南 京市 由素 质教育 向应试 教育 的 “ 退 ” ，清 楚地 向我们 表 明 倒 教育改革决不仅仅是教育领域 内部的 问题 ，而是一个全社会广 泛关注 的问题 。教育行政部 门是 作为政府 的一个职能部 门而存 在 的，因此它既要努力按照 教育 规律 来指导工作 ，同时也要对 “ 民的呼声 ”做 出反应 。在全 社会 都极端重视高考结果 的情 人 况下 ，如 果教育 行政 部 门无 视社会 的普 遍要 求 ，实施不 利于 “ 应试 ”的素质教育，必然会遭遇 巨大 的社会压力 。 在 家长和 教育行 政部 门都 强调 高考成 绩 的时候 ，学校 不 把考试成绩作为 自己的主要 目标是不 可能的。或许有个别学校 不把考试成绩作为 自己最主要 的 目标 ，但 是这 样的学校一定会 得到淘汰 。高考制度是一面筛子 ，留下的是升学率高的学校 ， 淘汰的是升学率低的学校 。优胜劣汰 的结果是，在 社会 大背景 下 ， 各 个 学校 只 能 将考 试 成 绩 作 为 自 己最 主 要 的 目标 了 。 ４ 对改革 的一点思考 ． “ 实然 ”教育 目标偏离 “ 应然 ”教育 目标，影响 了我 国教 育 的 健康 发 展 ， 而 高 考 正 是 导 致 教 育 目标 异 化 的最 主 要 原 因 。 高考 作为一种选拔 人才和评价教学质量 的手段 是必 不可少的， 但 是高考 的存在 却又使得 “ 学校为 了高考而教 ，学 生为了高考 而学 ”，从而 导致 学校 教育 目标 的异化 。这种现象 ，笔者将 之 成为 “ 高考悖 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 ，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 问 题 。正因为这个 问题 的复杂性，才导致关于高考 的存废和如 何 改革 这 一 问题 ，引 起 了学 术 界 持 久 地 、广 泛 地 争论 。 对 高考 改革 这个 复杂 问题 ，且不 可简 单地对 待 。有人 可 能会 认 为 ，既 然 现 在 的 学校 不 重 视 德 、 美 、 体 ，那 么 在 选 拔 人
微观权力分析与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
微观权力分析与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方法入手，探讨在这种研究中方法使用的问题。
本文认为，传统的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及静止性，不适于对转型期社会的研究；应该把社会结构看成是流变的、动态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策略试图通过事件来把握社会结构的变动，但它对权力的理解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分析的方法把权力看成是关系中的，权力不是被占有，而是被行使的，这种方法对解释农村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结构/制度，过程－事件，权力分析在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或者说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是结构/制度的分析方法，即偏重于从社会结构与制度方面寻求对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者认为农村社会的问题是国家权力渗透造成的，或者认为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结果。
这样的认识有一个前提，即国家是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国家可以对农村社会进行塑造和改变。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社会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不能不承认国家力量的强大，它对农村社会形塑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快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农村社会同样也在经历这样一个变化，学者们把这样一个变化称之为市场转型或者是社会转型。
这样一个转型是全面而深刻的，因此对我们研究方法的使用也提出了挑战。
一、结构/制度分析方法的局限按照沃特斯的定义，结构是“在直接感受到的经验之下潜藏的各种社会安排所体现出来的模式”；制度或称“系统”，是“集体性的社会安排似乎有它自己的逻辑和方向，独立于参与者的主观意向。
这些社会安排表现为整合成整体的形式，可以描述为系统”（沃特斯，2000：13）。
结构强调的是现实经验背后的安排，制度强调的是秩序、功能，在此我们把与此相关的分析方法统称为“结构/制度分析方法”。
“结构/制度”分析方法一直是主流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涂尔干的“集体表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外在于我们的力量的存在，个体在其中是微不足道的。
一种国家与农民关系角度的解读
一、引论：村民自治深层次的困境农村集体化改革以后，以“一大二公”为主要标志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农村基层组织亟待重建以确保国家以对农村资源的控制与汲取，同时适应国家尚未明晰的市场化改革的环境。
正如徐勇教授所言，“国家当时面临的紧迫形势是如何迅速填补传统的，政治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度废除后出现的某种公共权力和基层组织的‘真空’，以及如何迅速解决基层社会运行的‘失范’问题”。
（徐勇，1997）。
在结合地方村民自治的基础上，中央198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把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的一项基本民主制度。
虽然村民自治在维护社会稳定、培育农民民主意识、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功不可没，但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难以摆脱两难困境。
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必须执行上级政府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要粮、要钱、要命”，作为上级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代理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既然是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组织，就必须做好“当家人”，争取村民利益最大化。
在国家与村民的利益博奕过程中，村民显然处于弱势的地位，“胳膊拧不过大腿”。
为了完成国家的任务，在上级政府的压力下，村委会的立场往往倾斜向不利于农民权益保护的一端。
名义上是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实质上成为乡镇机关的延伸与附属。
在传统的财政分配格局下，农民的税费负担成为村民与国家利益冲突的焦点。
由于税费征收的制度弹性使得农民负担日益沉重。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反而愈加紧张。
实践证明依靠村民自治解决不了农民负担沉重，农民与国家关系紧张的问题，因为来自国家的行政权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自治权的运作。
二、税费改革与村民自治：从国家与农民的角度进行考察（一）税费改革的国家动机分析单纯地来看，国家税费的直接动机在于减轻日益加重的农民负担，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但这些分析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国家不得不下大力气冒着风险进行税费改革。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Ａｂｓｒ ｃ ｔａ ｔ：Ｃｈｉｅ ｅ ｓ ｃ ｅｙ ｉ ｏ ａ ｏ ｉｔ ｎ ｓ ｏ ｉｔ ｓａ ｌｃ ｌｓ ｃｅｙ，ｔｒ ｕｇ ｈ ｎ ｅ ｒｔｏ ｆｗｈ ｃ ｏ ｓｒ ｃ ｉｎ ｏ ｏ ｅ ｎ ｓａ ｅ ｉ ｃ ｒｉｄ ｈ ｏ ｈ ｔ ｅ ｉ ｔｇ ａｉ ｎ ｏ ｉｈ ｃ ｎ ｔｕ ｔ ｆｍ ｄ ｒ ｔｔ ｓ ａｒｅ ｏ ｏ ｔ Ｈ ｏ ｖ ｒ ｎ ｔ ｉ ｏ ｅ ｓ ｈｅ ｄ ｍｉ ａ ｔｐ ｓｔ ｎ ｏ ｈｅ ｆ ｒ ｅｓ ｈ ｓ ｂ ｅ ｏ ｔ ｈ ｗｉ ｇ ｔ ｅ ｔ ｎ ｅ ｃ ｆ “Ｎａ ｕ． ｗｅ ｅ ，ｉ ｈ ｓｐｒ ｃ ｓ ，ｔ ｏ ｎ ｎ ｏ ｉｉ ｆｔ ａ ｍ ｒ ａ ｅ ｎ ｌ ｓ ，ｓ ｏ ｎ ｈ ｅ ｄ ｎ ｙ ｏ ｏ — ｔ ｎ ｌＦａ ｍｅ ｓ ｉ ａ ｒ ｒ ”． Ｏｕ ｏ ｎ ｒ ｒ ｃｉｅ ｈ ｉｉｉｎ ｏ ｒ ｎ ａ ｕ ａ ｏ ｅ ｏｄ ｒ ｇｓｒ ｔ ｎ ｓ ｓｅ ， ａ ｅ ｕｔ ｏ ｒ ｃ ｕ ｔｙ ｐ ａ ｔｃ ｓ ｔ ｅ ｄ ｖｓｏ ｆ ｕ ｂａ ｎｄ ｒ ｒｌ ｈ ｕｓ ｈ ｌ ｅ ｉｔａｉ ｙ ｔｍ ｏ ｓａ ｒｓ ｌ
_过程_事件分析_之缘起_现状以及前景
５２ 社会科学论坛 ２ ０ ０ ８·６（ 下）
中， 以孙立平为首的一些学者， 运用“过程－ 的“事件路径”分析。
２ ０ ０ ８·６（ 下） 社会科学论坛 ５１
政法·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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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存 在 问 题 以 及 走 向
性的、非设定性的层面上运作”⑨， 从这个意
１．存在的问题 。目 前 的 研 究 现 状 主 要 义 上 讲 “过 程 － 事 件 分 析 ”如 何 去 逼 近 “实
③周 晓 虹 等 ： “２００３： 中 国 社 会 学 学 术 前 沿 报 告 ”， 载
其结果就是， 本来提出“过程－ 事件分析”是 要通过考察只有实践状态中变动不居的事 件 的 “增 量 ”， 从 而 使 在 静 止 状 态 下 看 不 到 的“不可见的结构”外现出来， 然而， 这一静 态化与截面化的倾向的结果则是全然消弭
运用了“过程－ 事件分析”这一分析框架。通过 了 历 史 学 在 近 年 来 正 在 经 历 着 一 种 由 以
对于这个村干部与村民利益争夺的过程的动 “事件史”研究取向朝向“事件路径”取向的
态分析， 以及展示村干部利用各方面资源分 转 变 。李 里 峰 认 为， 由 “事 件 史 ”向“事 件 路
该策略做出了一定的回应。学界在研究农民 程。他认为基于凸显结构特征的制度分析，
工问 题 的 时 候 ， 就 尝 试 着 以 “过 程－ 事 件 分 在某 种 程 度 上 不 能 够 “深 入 细 致 地 描 述 媒
析”的策略“将竹镇劳务输出的过程‘故事文 体的新闻生产实践过程， 来考察其中种种
本化’， 将此过程视为动态而流动的事实以 权 力 关 系 的 非 正 式 和 动 态 的 特 征 ”， 去 “超
Microsoft Word - L杨善华柳莉doc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杨善华/柳莉国家与农民对于村干部选举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考虑，在此背后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的区分。
农民对村庄政治关注的直接结果是使农民的日常交往行动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从而使村庄政治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交融，出现"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现象。
而且，恰恰是因为村庄政治的存在，农村妇女才可以像男村民一样，通过日常交往去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并得到村落社区的承认和肯定。
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这样的视角去关注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从而发现村庄政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特点，以深化认识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关键词：国家政治；村庄政治；日常生活政治化；公共参与作者杨善华，1947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柳莉，1975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北京100871）。
*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政治化"是与村民的日常交往实践连在一起的。
指被村民赋予理性主观目的的日常交往活动，它围绕着争夺村庄的权利与公共资源、争取中间势力、明确利益群体边界、损毁另一方利益而进行，并因此获得政治含义。
此种活动具有普遍性与频繁性等特征。
**在这里，我们对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给予比较宽泛的界定：指农村妇女对村庄政治活动的参与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
这种参与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所认可的参与范围；另一部分则是村落社区所认可的参与范围。
国家所认可的参与范围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家大事的参与和关心；依法参加村干部的直接选举，其中包括乡人大代表的选举、村民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及村民小组长的选举等；贯彻执行各级政府颁布的各项政令；直接参与村庄事务的管理。
这种参与还可以分为几种形式：一种是进入权力体系参与管理（如村委会）；一种是作为村民代表参与村务管理；再有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参加村庄召开的各种会议并发表自己对村务的意见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对村务或政府政策的意见等。
“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
欧文·斯通《梵高传》下面的三个研究，都是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考察。
这三个研究所选择的案例和分析的角度，都各自不同，但却在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当前中国农村中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或者说是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这些研究中采用了一种共同的研究策略，即“过程--事件分析”。
应当说，这些研究的进展过程以及所获得的研究结论，特别是对上述三个行动主体互动关系中那些微妙之处的洞悉，更进一步说由此获得的对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与这种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的使用是有直接关系的。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先来简要说明“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然后来讨论在这三项研究中使用这种策略所得到的一些独特结论。
一、面对社会生活的“隐秘”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一直在从事有关农村的研究。
尽管没有正面面对一般人们称之为“农村基层政权”或“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但这些研究却往往与上述问题有着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同时也由此接触到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材料和学术界已经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
然而，所接触到的这些材料，特别是在实际田野研究中所形成的种种感觉，在我们的头脑中逐渐积聚成一个巨大的谜团。
几年来，我们时时被这个谜团困扰着，由此也就产生一种冲动：如何解决这个谜团？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和解决这个谜团？这个谜团在最直接的层面上表现为一个古典而现实的问题：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更具体地则表现为一种悖论，就中国目前农村中国家的存在状态而言，结构特征与效能之间存在的明显的不对称性。
即它的组织结构特征与它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对称。
而在这个悖论的后面，则存在一系列需要解释的现实与理论问题。
让我们从解释这个谜团入手。
尽管现在也有人试图将“自主性”、“农民的非正式反抗”这样的概念引入对改革前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理解，2而且这样的解释也确实可以增进对当时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全面的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的控制是相当严密而有力的。
农民、干部及国家之间的互动与集体化道路——以集体化后期洪林村集体经济的叙事分析为例
农 民、 干部及 国家之 间的互 动 与集体 化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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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体化后期洪林村集体经济的叙事分析为例
张 大 伟
（ 福建师范大学 社 会历史学院 ， 福建 福 州 ３ ００ ） ５ ０７
摘要 ： 文章 主要 叙述 了集体化后期 洪林由落后村发展 为先进村 的历 史。 它展 示 了洪林人 的集体经 济实践和 国家意志在村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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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 ｎ ｎ ｌ ＳＣ ｌ ｃｉｅＥ ｏ ｏ ａｅ ｅｉｄ ｏ ｉａ’ ｏ ｅ ｔ ｉａ ｏ ｒ ａ ｌ Ｔａ ｉｇＨｏ ｇｉ ｏｌ ｔ ｃ ｎ ｍｙ ｉ Ｌ ｔｒ ｒｏ ｆ ｎ ＳＣ ｌ ｃ ｖｚ ｔ ｎ ｆ ｍｐ ｅ ｎ’ ｅ ｖ ｎ Ｐ Ｃｈ ｉ ｉ ｏ Ｅｘ
鱼 为谋生 方式 ， 拥有一两 支小木 船 的村 民也小 规模从 事 这种活 动 ， 些更贫穷 一些 的村 民只能在街 上摆小 那
摊或做 鱼虾零 售生意 。
缩。洪林农 民为求生存选择 了在国家制度资源—— 集 体体制框架下 ， 不断拓展生存空 间的道路 。因此 ， 本文
通过 田野 调查和查 阅洪林村 的一些 内部资料 ， 主要 是
Hale Waihona Puke 湖北省洪 湖市洪 林村是全 国改革开放后继续 坚持
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之一 。在 国家集体化 后期 的十几年 时 间里 ， 洪林人 向 自然挑 战 ， 与国家展开博 弈 ， 贫致 脱 富， 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 为城郊 人民公社后进变 成 先进 的典 型 ， 为在改革 开放后继续 稳步发 展奠定 了基 础 。人民公社时期 国家与农 民一直处 于相互 构建的状 态 ， 民的生存理 性迫使 国家权 力从农村 社会逐 步退 农
《 洪林村 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 村学 习读 本》 还查 阅了洪 ， 湖市档案 馆馆藏档 案 。采用 国家 与社会 的分析框架 ， 考察集体化 时代农 民 、 村干 部（ 支部委员 ） 国家的 党 与 互动过 程 ， 为当今新农 村建设 提供借鉴 。 洪林村南 临长 江岸 ， 背靠洪 湖 ， 与洪 湖市 区毗连 。 人 民公社 时期 先后 属 洪湖 县 （９ ７ １８ 年建 市 ） 区河 岭 郊
过程事件分析
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谢立中摘要：“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的倡导者批评“结构-制度分析”把社会现实当作一种静态的结构来加以看待,因而不能揭示社会生活的真实奥秘。
他们主张只有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把社会现实当作一种动态的、流动的过程来加以看待,才能够对社会现实作出更为适当的描述和理解。
“结构-制度分析”的倡导者则对此种看法进行了严正的反驳。
其实,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的立场来看,这两种研究策略都只不过是我们可以用来建构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而已。
在它们的引导和约束之下,我们能够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来对社会现实做出不同的话语建构。
但对于这两种话语系统及人们在它们各自的引导和约束之下所完成的那些话语建构之间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问题,我们却难以做出绝对的判断和回答。
关键词过程-事件分析;实践社会学;结构-制度分析;多元话语分析;所谓“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是近年来中国大陆部分社会学家所倡导的两种社会研究模式,这两种研究模式的倡导者们之间就两种研究模式的是非优劣所展开的争论也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对这一争论进行分析和评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当会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拟从多元话语分析的立场对这两种研究策略及其发生在它们之间的相关争论做一个简要的叙述和评论。
一、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什么是“过程-事件分析”?参照孙立平等人的描述,所谓“过程-事件分析”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它试图摆脱传统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从社会的正式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之外,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
以下这段话是孙立平自己对这种分析方法的简要说明:“比如,我们来到一个村庄,研究村民们互相之间的社会关系。
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存在于什么地方?一些人在一起抽烟聊天,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吗?在那种场面中,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谁和谁是父子,谁和谁是兄弟;我们能够从村民在互相见面打招呼所使用的称呼中洞悉他们之间的关系吗?也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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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孙立平
作为研究策略：过程——事件分析
研究目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面对社会生活的隐秘——疑问的提出
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它的组织结构特征与它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完成的国家任务），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对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和运行的方式。
国家制度的改革正在使过去无所不在的总体性特征逐步消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仅淘汰了过去的集体经济，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
——国家在农村的弱化和衰败，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和瘫痪。
（３４４）
另一方面，国家的意志在农村中仍然基本得到了贯彻执行。
任务：定购粮的整合艘、三提五统款项的收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
（３４５）
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在农村任务的改变。
与城市生活相比，农村中社会生活的程式化和模式化程度是很低的。
（346）？“魔术”
二、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
任何研究策略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描述与分析两个方面。
描述的任务是再现，分析的任务是解释，而描述是分析的基础。
（故事文本）３４９
相较于结构功能分析、冲突理论
最基本点：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
过程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
前提，对社会事实性质的假设：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
以社会互动为视角：将历史的因素注入到社会互动的过程中。
体现出对因果关系分析的超越。
事件之间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或者随机的联系。
与一般历史分析不同。
静态的，变化不是过程。
情节是由跳动而停顿的画面编织出来的。
三、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是一种过程——目标的选定。
正式行政权力的非正式使用方式。
工作方式：将社会中的非正式因素大量运用于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之中。
意味着一种正式的国家权力因素与一种本土性的文化因素的遭遇。
３５３
在通常的情况下，某些结构和组织只是作为一种无为的要素而存在，换句话来说，它只是存在着，而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对于这样的因素，人们往往会忽视它的存在。
——动员能力从一种潜在的状态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状态，是与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并且是被不断营造出来的利益共同体。
笼统地说当今农村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有多大，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甚至影响动员能力的结构性条件，我们也只能作为一种基本的背景来看待。
354
体制与组织结构的缺陷。
“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
国家向农民收取的资源。
定购粮收购。
土地承包协议同时签订一份粮食定购合同。
统筹提留款。
临时性的摊派款
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这种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权力的正式规则为基础，而常常是基于民间社会中的本土资源。
（道理、人情、人伦关系等）363干部包村制度。
（驻队）体制背景：强者的权力处于不断弱化的趋势之中。
人民公社制解体后，原来可以有效贯彻国家意志的组织依托已经受到严重的削弱。
目前农村是自治的，但是一些由国家下达的比较棘手的工作，是很难由这种自治组织独立完成的。
371
总体性社会国家权力的有效是与两个因素直接相联系的，其一是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其二是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形成的组织系统，在农村就是人民公社的组织系统。
379
但改革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国家开始从农村中部分地撤出，农村基层政府所掌握的资源，特别是组织资源大为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衰变之中。
379/
权力的非正式行使的社会认知问题。
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联系。
第一，对于权力行使的道德评价；权力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乎情理。
后者具有民间的标准。
且各地的风俗习惯决定了情理的不同表现形式。
二是对于权力基础的认知。
父母官认识仍然是稳固的。
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了官民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含有官员应当具有对子民的道义责任的含义。
381
结论，如何解释国家权力衰败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和完成。
基层政府官员对正式权力之外的本土性资源的巧妙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权力的资源，从而强化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
本土性资源并不总是抗衡国家的一种力量，它有时也可以被国家利用，作为强化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
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