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次品伍尔夫林格尔

残次品伍尔夫林格尔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她以前卫的写作方法，独特的批评方式，以及引领女性文学的突出表现，不仅在西方文坛享誉盛名，被称为20世纪最杰出的女作家，而且也深受中国读者的青睐，尤其许多年轻作家视其为偶像，以阅读和谈论伍尔夫为时尚。

伍尔夫的魅力不仅在于她开启“意识流小说”的先河，也不完全因为她那篇带有震撼性的女性主义“宣言”《一间自己的房间》，她对文学的贡献还在于，她在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批评方式。

这种方法散见于她大量的书评、论文、随笔之中，她用非常形象的、明了的甚至是亲切的语言，向人们讲述那些理论家批评家很少谈到的、一个文学艺术的实践者、一个小说家所体验和感悟到的问题，是一种用感觉的方式对文学探求和思考，或者说是基于实际体会和感性认识的文学批评。

伍尔夫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它更科学，而是因为它更真实；不是因为它更玄妙，而是因为它朴实。

她在去世的前一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真希望自己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一种更直接、更轻松、更随便、而且更精练的批评方法，希望多一点直截了当，少一点四平八稳，文章写得更加即兴，更加流畅。

”一年后，弗吉尼亚·伍尔夫离开人世。

她肯定认为她最终无法完成她的心愿，但实际上她已经在她的各种作品里展现了她对文学不同凡响的思考和理解。

我们阅读伍尔夫，会感觉到她特有的文学意识和批评精神。

下面我想借用伍尔夫的方式，来谈伍尔夫的批评，不是把她放在哲学概念和理论范畴中评判其优劣得失，而是从她对文学的感悟中，体会那些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启示作用的问题。

不是评论，而是读书笔记，是伍尔夫所习惯的那种直接的、轻松的、即兴的、随便的探讨。

关于“布朗太太”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将用一个简单的故事代替分析和抽象的论述。

”于是她讲了她有次晚上乘火车时，在车厢上看见一位坐在角落正与人谈话的老太太，伍尔夫凭借这位妇人的外貌、穿着、说话的方式和神态，以及他们简单而尽力的交谈，很快就在内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包括她的出身家境、性格特征、经济状态、子女情况和她正面临的困境。

伍尔夫说，她是一位干净的、穿着绒毛磨光露出绒线的旧衣服的老太太，她的极端整洁比褴褛污秽的衣衫更容易使人看出她的贫困。

伍尔夫为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布朗太太”。

这位布朗太太很快就在伍尔夫的头脑里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生动起来：她充满忧愁和饱受折磨的孤寡生活，她干辛万苦抚养成人的独生子开始堕落，她或许受到某种支配力量的影响，也许她正在到伦敦去签署一项转让财产的契约。

她坐在对面角落里，十分整洁、十分瘦小，她给人一种在柔弱和痛苦中能够担起一切的印象。

当那个男人（伍尔夫称他史密斯先生）站起来离开，叮嘱布朗太太不要忘了星期二到场时，布朗太太的回答是：“我们决不迟到。

”到站后，伍尔夫说，我瞧着她拿着她的旅行包，在宽敞的、灯火辉煌的车站中消失了。

伍尔夫对布朗太太的描述还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重要的在于伍尔夫想通过布朗太太说明的文学问题。

伍尔夫的名言是：“我相信，所有的小说都是从描写对面角落里的老太太开始的。

”她解释说，小说的形式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正是为了表现人物，而不是为了说教、讴歌或颂扬不列颠帝国。

她说，如果你们想起那些经典的伟大的小说，你们马上就会想起某个人物。

小说家通过他的人物使我们看到他希望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否则，他就不是小说家，而是诗人、历史学家或宣传鼓动家了。

她认为作家眼睛紧盯着窗外的景致而忽略坐在角落里的“布朗太太”是个大问题。

对小说家而言，不注视布朗夫人，就是不注视生活，不注视人性。

因为，她是一位具有无限可能性和无穷多样性的、无论是言语还是沉默都有巨大魅力的老太太。

伍尔夫毫不含糊地说：“她当然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灵魂，她就是生活本身。

”我们在当下作品中，很难见到让人久久难忘的人物，可能有不少作家认为强调人物是一种旧的文学观念。

作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代表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却把小说人物看得如此重要，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这关系到对小说的理解问题，在伍尔夫看来，小说离开了“布朗太太”就是离开了它的本质。

她对剑桥的学子们说：你们暂且容忍那些即兴的、晦涩的、破碎的、失败的作品吧，我们正在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边缘颤抖，只有下决心永远不抛弃“布朗夫人”，我们才能达到未来那个时代的高峰。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文学闪光的东西，但“布朗太太”永远是小说的基本，因为“她”意味着生活，代表着人性。

生活不是一副副装配好的眼镜伍尔夫在《论现代小说》一文中，终于忍不住拿三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开刀了。

她给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戴上了物质主义者的帽子。

伍尔夫其实不否认他们的才华和技艺，但她认为他们浪费了太多的技巧和精力，去使琐屑的、暂时的东西变成貌似真实的、持久的东西，把一种非自由意志气氛下炮制出来的故事，编写得无懈可击。

伍尔夫都承认，她要使自己的不满显得公平合理而不是苛求，“是相当困难的”。

但她绝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观点，因为任凭这种现象越来越多起来，最终会毁掉小说的前景。

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伍尔夫坚信生活并不是一副副均称地装配好的眼镜。

如果作家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随心所欲而不是墨守成规，如果他能依靠个人感觉而不是因袭传统，他的小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约定俗成。

把人们生活里及为复杂、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述的内在精神表达出来，这才是小说家的任务。

伍尔夫想告诉我们：真正恰当的小说题材并非是传统习惯所赋予和限定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取材于每一种感情、每一种思想、每一种头脑和心灵的特征，没有任何一种知觉和观念是不适用的。

”当多数作家按照一种无形的习惯、在一种特定的氛围中写作时，并不意识到他的创作受到某种限制，也不觉得他的作品有什么不真实，这种貌似真实和无懈可击而又不自知的现象，是伍尔夫所最担心的。

伍尔夫深切地感到，一个小说家如果在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和压力下创作，他尽管写得很精致，很完美，但缺乏生命的活力，缺少内心的火焰和思想的光芒，看不到托尔斯泰所说的“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真情，这样的小说华而不实、浮泛浅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伍尔夫所谓“物质主义”，就是说它关注的是躯体而不是心灵。

作品穿着现代的时尚的外衣，连一粒纽扣都是用伦敦时装街的裁缝所惯用的方式钉上去的。

但是在外衣的里面是习惯赋予的概念和约定俗成的常理，我们从中看不到生活里新鲜的、生动的、让人眼睛一亮或久久难忘的东西，也就是伍尔夫所寻求的那种像电光一般突然闪现出来的“接近于内心活动本质”的东西。

它是小说艺术的生命内核。

没有这种内核小说再怎么写都是平淡的。

这不是一个靠理论规范和写作技巧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作家投入他人性之中的至情大爱，他内心深处纯正的良知和燃烧的激情。

小说是一种印象，不是一场争论“小说是一种印象，不是一场争论。

”这是著名作家哈代的名言。

哈代逝世后伍尔夫写了一篇论哈代小说的文章，开头第一句是：“托马斯·哈代之死使英国小说界失去了一位领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哈代在英国文学的地位，是无人能替代的。

等我们看下去就完全明白了：伍尔夫是通过哈代自己作品的差异来印证哈代的这个观点的。

她在阐明这一小说要义时，对她的“领袖”一点也不留情面，好像她比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更像是一名旗手。

伍尔夫认为，哈代的天才的发展是不确定的，他的造诣是不均衡的。

她说，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的成就是辉煌的。

伍尔夫讲了许多哈代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美和力量。

那独特的自然景致、农庄风情和山民性格，那种扑朔迷离的刹那间的幻象，那些融入生活的等待读者自己去寻找的意蕴，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但是，哈代又是一个念念不忘给他的人物赋予圣经一般庄严和诗意的作家，他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出自某种信念和作者有意识的意图。

因此，按照伍尔夫的说法，读者在阅读哈代时，须掌握什么时候该把作者有意识的意图放在一边，而去支持那些也许他自己意识不到的更为深刻的意图。

就是要学会避开他的“争论”，欣赏他的“印象”。

尽管哈代完全明白，对小说而言，印象中的生活比经过某种观念整理的现实，更有价值，但是“最能接受印象的头脑，往往最不善于作出结论”。

所以哈代的那句名言，也是给他自己说的。

伍尔夫为这位杰出的小说家所下的断语是对他的名言的精粹诠释：“在他最伟大的作品中，他给我们以印象；在他最薄弱的作品中，他给我们以争论。

”这也说明懂得小说，不一定就能写好小说，像哈代这样的名家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作者了。

但明白道理毕竟是好事，它至少比秉持一种与哈代名言相反的观点，认为小说是一场争论，而不是一种印象，要好得多。

倘若是那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问题和极为深厚的文学样式，就变得太世俗太简单了；由此产生的作品，也就离真正的小说艺术愈来愈远。

觉得自己面对着一位希腊神祗如果说在文学根本性的问题上，伍尔夫对他们的“领袖”哈代尚且毫不客气，那她对《利己主义者》的作者、英国诗人、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就更是不留情面了。

在伍尔夫看来，小说不仅不应该是一场争论，更不能是一种训导。

说教是小说最不能容忍的，它会使小说人物“死去”。

她说，如果一部小说充满着死去的人物，即使它具有深刻的智慧和崇高的教导，也没有达到作为小说应有的目标。

问题不在于小说中是否应该有哲学和思想，而在于小说应该如何表达它的哲学和思想。

这是伍尔夫小说观念和思维的关键点。

她是这样说的：“如果哲学观点没有在一部小说中消耗殆尽，而我们可以用铅笔把这个警句划出来，用剪刀把那句劝诫剪下来，并且把它们用糨糊统统粘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那么我们就有把握说，或者是那种哲学观点、或者是那部小说、或者是这两者都出了毛病。

”这是伍尔夫对一个复杂理论问题的明晰而生动的阐述。

这里边重要的是“消耗殆尽”四个字，作家不具备“消耗殆尽”的能力，就不会有好小说。

如果我们作家不是认定哲学理念和道德说教是小说叙述的直接内容的话，那么，问题就在于作家会不会把思想观点自然而然地融入日常生活和人物关系的叙述里；反过来说，就是作家是否有能力从人的日常生活里，发现具有哲学意义和思想价值的东西，并在生命常态和生活细节中把它体现出来。

在伍尔夫那里，小说与哲学的关系，实际上是小说与生活的关系，小说与人的关系。

在真正的经典艺术中，生活和思想是一种“本体蕴含”、互为存在的同构整体。

思想，就是可以感觉到的生活；而生活，实际指的是与人相关的思想。

文学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作品中离开生活实在，直接表达某种思想，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把观念的东西从活生生的事物里拔取出来，不厌其烦地讲述给读者，这几乎是我们很多作品的痼疾。

试想，如果曹雪芹事先就打算写一部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深刻反映封建王朝走向衰亡的大作，并且为代表各种势力的人物安排好角色，而且在小说叙述过程中不断强调他的思想，那我们今天还有经典名著《红楼梦》吗？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家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白文学与读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