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9月2日举行海事法院成立三十周年新闻发布会，最高法民四庭副庭长王彦君通报中威轮船公司、陈震、陈春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及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等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1：中威轮船公司、陈震、陈春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及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一、基本案情中威轮船公司（以下简称中威公司）由陈顺通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设立，1940年前后歇业。
“顺丰”轮、“新太平”轮（以下简称两轮）的所有权人为陈顺通。
两轮由中威公司经营，船籍港均为上海。
该公司并无其他出资人。
1936年6月16日和10月14日，陈顺通代表中威公司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前身）分别在上海签订两轮的定期租船合同，租期均为12个日历月。
合同约定了租金支付方式、还船地点等。
合同例外事故条款约定，上述轮船不得被要求进入处于禁运状态的港口或正发生敌对行动的港口，不得装运有害物资，不得进行有可能引起统治者或政府没收、扣留或处罚风险的航行，亦不得装运此类货物等。
合同签订后，两轮在上海港分别交付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使用。
1937年8月，两轮在日本大阪和八幡被日本军方扣留，后日本递信省以定期租船契约的形式将两轮委托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营运。
1938年和1944年，两轮分别触礁沉没、被击沉。
陈顺通于1949年8月8日立下遗嘱，将两轮的权益及应收未收之租金应全部归其子陈洽群继承。
1987年12月31日，陈洽群立下遗嘱，由其子陈震、陈春全权代理向日诉讼。
中威公司、陈震、陈春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商船三井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商船三井），主张两轮租金、营运损失及船舶损失等合计2916477260.80日元。
二、裁判结果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的是陈洽群设立的中威公司，该公司不是涉案定期租船合同的签订方，也不是两轮的登记所有人，无权主张定期租船合同项下的权利和财产所有权人的权利。
两轮是陈顺通个人所有的财产，陈震、陈春根据遗嘱，行使两轮的索赔权依法有据。
支付租金是承租人的合同义务。
商船三井应当向船舶出租人支付欠付的租金。
两轮并未被安排到安全的海域航行，导致被日本军方扣留，是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违反合同约定所造成的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出租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赔偿因此遭受的损失。
大同海运株式会社明知船舶所有人为陈顺通，又继续占有两轮，既不及时告知船舶所有人详情，又不支付合同费用，构成对两轮财产权利人的侵权。
鉴于两轮已经灭失，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对船舶所有人实际发生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实施前民事权利被侵害超过二十年的，该法实施后，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1987年1月1日起算。
涉案定期租船合同的给付租金和侵权之诉，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为二年。
两项诉请的诉讼时效均至1988年12月31日届满，中威公司于1988年12月30日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的诉讼时效因中威公司提出诉讼已经中断，陈震、陈春申请参加本案诉讼，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
2007年12月7日，上海海事法院作出（1989）沪海法商字第25号民事判决：对中威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商船三井向陈震、陈春支付并赔偿两轮的租金、营运损失、船舶损失及孳息共2916477260.80日元。
中威公司、陈震、陈春与商船三井均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该院于2010年8月6日作出（2008）沪高民四（海）终字第80号终审判决，驳回各方当事人的上诉。
商船三井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201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0）民申字第126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商船三井的再审申请。
由于商船三井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上海海事法院于2014年4月19日依法对到达我国浙江省舟山市嵊泗马迹山港的商船三井所有的226434吨“BAOSTEEL EMOTION”轮实施了扣押。
商船三井于2014年4月23日根据上海海事法院《限期履行通知书》的要求，全面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全部义务， 2014年4月24日上海海事法院裁定，解除对“BAOSTEEL EMOTION”轮的扣押，同时发布《解除扣押船舶命令》。
三、典型意义本案系定期租船合同及侵权损害赔偿纠纷。
租船合同的履行及标的物的灭失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久远。
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围绕合同中约定的当事人间的权利与义务，当事人有无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以及相应的违约责任的承担，本案属于普通的商事合同及损害赔偿纠纷。
本案的关键点有三：一是事实以及案件性质的认定。
本案纠纷产生年代久远，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支持其主张。
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对所有证据逐一认证，使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关于案件定性，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且未将两轮安排在安全的海域航行，反而将中国籍的两轮安排在日本沿海航行，致使两轮被日本军方扣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不仅违反了合同约定，而且其违约行为与两轮的毁损和灭失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构成对两轮财产权利人的侵权。
二是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问题。
原告方通过遗嘱继承等方式，祖孙三代接力，始终不放弃诉讼权利，在原告权利主体资格上，具有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因此，原告的主体资格是适格的。
被告作为义务主体，其历史沿革及权利、义务继受关系的脉络也很清晰。
从签约时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到1964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被并入日本海运株式会社，至1989年日本海运株式会社被并入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至1999年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又被并入商船三井。
历史斗转星移，然涉案租船合同的签约主体即原、被告之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脉络依然清晰，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继受关系仍旧存在。
三是诉讼时效问题。
尽管纠纷发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实施前民事权利被侵害超过二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实施后，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1987年1月1日起算。
根据这一明确的法律规定，原告方在1988年12月30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
本案生效判决最终通过法院扣押船舶的强制措施得以执行。
在商船三井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情形下，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对被执行人的船舶采取扣押的强制措施，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案例2：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中国厦门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与厦门瀛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国际海上货运代理经营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一、基本案情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士基公司）在厦门口岸经营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中国厦门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外代）担任马士基公司集装箱运输业务的代理人。
在2005年3月3日之前，厦门瀛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瀛海公司）均能从厦门外代处正常提取马士基公司的集装箱，从事进出口集装箱拖运等陆路运输业务。
马士基公司于2005年3月3日通知厦门外代停止向瀛海公司提供马士基公司的集装箱及集装箱铅封。
瀛海公司遂以马士基公司等不接受其代理货主订舱托运造成其损失为由向厦门海事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马士基公司等向瀛海公司提供货运订舱和相关服务，并不得拒绝瀛海公司接受委托办理与马士基公司等有关的集装箱进出口货运和陆路集装箱运输业务。
二、裁判结果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国际班轮公司不是公共承运人，不负有法定强制缔约义务，据此判决驳回瀛海公司的诉讼请求。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马士基公司属于公共承运人，其明确表示不与瀛海公司发生业务关系，违反了公共承运人的强制缔约义务，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责令马士基公司等不得拒绝瀛海公司依业务惯例要求的订舱和相关运输服务。
马士基公司及其厦门分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公共运输是指为社会提供公用事业性服务并具有垄断地位的运输。
国际海上集装箱班轮运输是服务于国际贸易的商事经营活动，不属于公用事业，不具有公益性，也不具有垄断性、价格受严格管制的特征，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的公共运输，其承运人不负有强制缔约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28日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本案争议焦点为国际班轮运输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的“公共运输”。
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再审判决，具有三个层面的指导、参考价值。
一是填补了立法空白。
对《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公共运输”作出了具体阐释，明确了公共运输的基本特征，强调了《合同法》规定公共运输承运人强制缔约义务的本意是克服其垄断性问题。
二是澄清了理论和实务长期存在的认识误区。
本案再审判决进一步明确，班轮运输的承运人是英美法或者我国海商法理论上所讲的“公共承运人（Common Carrier）”，但不是我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的“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
三是有效规范了国际航运市场。
国际航运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我国港口集装箱总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有10个港口排入全球二十大集装箱港口。
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再审判决为国际航运市场的竞争与发展明确了一项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则，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案例3：JP摩根大通银行与海流航运公司船舶抵押权纠纷案一、基本案情1997年6月19日，JP摩根大通银行（以下简称摩根大通）与包括海流航运公司（以下简称海流公司）在内的五借款人订立了贷款合同，约定由摩根大通向五借款人提供贷款3500万美元。
1997年6月27日，摩根大通与海流公司签订担保契据，约定以海流公司所有的“航海者”轮向摩根大通抵押，为3500万美元贷款设立第一优先抵押权，并在伦敦巴哈马籍船舶注册官处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1999年7月7日，摩根大通与海运国际公司签订了一份200万美元的透支贷款协议，海流公司同意对该透支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00年7月18日，双方又签订第二份担保契据，以“航海者”轮再次为200万美元透支贷款设立抵押并进行了登记。
2002年3月14日，摩根大通以海流公司拖欠其抵押贷款本息7323377.26美元为由，向广州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航海者”轮。
3月15日，该院裁定扣押了该轮。
3月22日，摩根大通在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后经摩根大通申请，“航海者”轮被依法拍卖，由摩根大通以594万美元买得。
二、裁判结果广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所涉贷款合同均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利益和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本案抵押船舶的船旗国为巴哈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本案船舶抵押权纠纷应适用船旗国法律，即《巴哈马商船法》。
上海海事法院发布2021年十大精品案例
上海海事法院发布2021年十大精品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海事法院,上海海事法院,上海海事法院•【公布日期】2022.01.30•【分类】其他正文上海海事法院发布2021年十大精品案例2021年，上海海事法院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精心打造海事审判精品，依法公正高效审结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
在这批案件中，上海海事法院从确立裁判规则、创新裁判方法、体现服务保障功能等方面，精心评选出十大精品案例，现予以发布。
目录1.环境公益诉讼中敏感区附加损失的认定2.航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外国法的查明与适用3.行政处罚程序中听证告知义务的履行及证明4.军舰与民用船舶碰撞的法律适用5.新冠疫情对承运人责任的影响6.液袋运输方式项下货损责任认定7.纽约公约项下涉离岸公司案件的法院管辖权确定8.租约“选港（择地）”条款的适用9.外籍邮轮变价流程及船载物品处置10.再保险纠纷中共同命运原则的适用与例外一环境公益诉讼中敏感区附加损失的认定提要在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施非法捕捞造成对生态系统侵害，可以从侵权行为违法性和严重性考量，在直接损失、渔业资源恢复费用外，要求侵权人承担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
案情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市检三分院）被告：蒋某成等六名自然人2020年5月4日至9日，蒋某平、王某友、蒋某军驾驶船只至长江上海段崇明南门港外侧水域，通过设置数顶深水张网进行非法捕捞，起获渔获物十余次，共计1298.55公斤，接驳后由蒋某成、周某华等人加价出售。
同年5月10日，周某华、夏某军依事先约定在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三沙洪水闸收购蒋某平、王某友、蒋某军当日在上述地点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时，被接报赶来的公安机关抓获。
公安机关当场查获长江刀鱼10.05公斤、凤尾鱼162.30公斤。
六被告非法捕捞的上述1470.90公斤水产品分别为，长江刀鱼（中刀）1.34公斤、长江刀鱼（小刀）58.56公斤、大凤尾鱼54.15公斤、中凤尾鱼145.90公斤、小凤尾鱼1210.95公斤。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7年度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海事法苑 Maritime Legislation内船东应加大与日本、新加坡和挪威等化学品船船东大 国的合作研究，掌握主动，争取更多共同利益。
在邮轮 防污染领域，国内船东也应积极与日本、新加坡和挪威 等邮轮船东大国的船东开展公约研究，减少规则修订的 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
（三）船企。
中国作为油船和化学品船的造船大 国，国内船企理应积极参与《极地规则》防污染结构性 规定的后续修订中来。
而在邮轮结构性防污染方面，国 内船企也应主动作为，积极加强与意大利、德国、芬兰 和法国等邮轮造船大国的沟通合作。
五、展望和结语在2018年2月份召开的IMO污染预防与应急分委会 第5次会议（PPR5）和4月份召开的IMO海上环境保护 委员会第72届会议（MEPC 72）上，各成员国还就极 地规则涉及的国际航运黑碳对北极区域影响、减少北 极水域船舶使用和载运重燃油风险的措施以及北极区 域性接收设施计划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作为一 部新生效的公约，《极地规则》的防污染措施在不久 的将来必将面临着大量的增补和修订。
但是，当前《极地规则》各方参与度并不高，主 要表现为：第一，总体提案偏少，只有防止油污染方面较多。
第二，国家和组织参与度不高，基本集中在北极 理事会各国，难以反映各界关注和利益。
并且，各方参 与不够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规则内容上的不完 善。
对此，建议各界应充分了解并研究当前各国和组织 的不同关切和立场，积极应对，提早布局，掌握主动。
参考文献 [1]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Monthly Energy Review May2017[R]. Washinton: Office of Energy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Energy.2017, p168. [2]Court Smith. Top 10 Global Fleets worth 516 billion USD[EB/ OL].Vesselsvalue. (https:///singlepost/2018/01/31/ Top-10-Global-Fleets-worth-516-billionUSD)2018.01.31/2018.05.25. [3]UNCTAD/RMT/2017.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7[R].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2017,p34. [4]EIA(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2017.World Crude Oil Production. [EB/OL].(https:///totalenergy/data/monthly/pdf/sec11_5.pdf). [5]UNCTAD/RMT/2017.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7[R].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2017,p29. [6]汪泓等.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7)[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7]CLIA(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2018 State of the Cruise Industry Outlook and Cruise Travel Trends[R].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7年度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黄西武为充分发挥法院在海洋强国建设中的司法保障和服务职能，营造良好的海洋司法环境，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了2017年度十件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最高法海事案例
最高法海事案例咱来唠唠最高法的海事案例哈。
就比如说有这么个事儿，一艘船在海上运输货物的时候，遇到了恶劣天气。
这船呢，在风雨飘摇中，货物有一部分受损了。
货主就不乐意了，说船运公司得负责赔偿啊。
船运公司呢，觉得这是不可抗力，自己也很冤。
然后这事儿就一路闹到了最高法。
最高法就得仔细看各种证据啦，像当时的气象报告啊，船舶的航行记录啊之类的。
如果气象报告显示这天气确实恶劣得超乎想象，而且船舶在航行过程中也没有什么违规操作，那可能就会偏向船运公司，觉得这属于不可抗力，不能完全怪他们。
但要是发现船舶本身有些设备老化，或者船员操作有失误，哪怕是很小的失误，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可能就得让船运公司承担部分或者全部的赔偿责任呢。
还有一个案子是关于船舶碰撞的。
两艘船在海上航道里，不知怎么的就撞到一块儿了。
一艘船说是另一艘船没按照航行规则来，另一艘船则反驳说当时的航道标识有问题。
这又是一团乱麻。
最高法审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到底是谁违反了规则。
要是一艘船确实违反了国际或者国内的航海通行规则，那没得说，肯定得承担主要责任。
但要是发现航道标识真的不清楚，误导了船舶，那可能管理航道的部门或者相关的责任方也得被牵连进来，这赔偿责任就得分摊得更复杂了。
再讲一个海上油污的案例吧。
有艘油轮发生了泄漏，那海面上就全是油花了。
附近的渔民的渔场受到了污染，鱼都死了不少。
渔民们就联合起来告油轮公司。
油轮公司一开始还想抵赖，说可能是别的原因导致的油污。
最高法可不惯着这种说法。
他们查看油轮的维护记录、泄漏当时的情况，还有对油污成分的分析。
如果证据确凿表明就是油轮的问题，那油轮公司不仅要赔偿渔民的损失，还得承担清理油污的费用呢。
而且这个赔偿数额可不小，要算上渔民这段时间的损失，以后渔业资源恢复的费用，那可都是钱啊。
这些最高法的海事案例，就像海上的灯塔，给以后类似的案子提供了处理的方向。
青岛海事法院发布“海事云司法”十大典型案件
青岛海事法院发布“海事云司法”十大典型案件文章属性•【公布机关】青岛海事法院•【公布日期】2020.07.07•【分类】新闻发布会正文青岛海事法院发布“海事云司法”十大典型案件7月7日，青岛海事法院采用“云发布”形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海事云司法”十大典型案件。
案例一：院领导带头互联网庭审，当庭调解八起海上运输系列纠纷案。
被告山东某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拖欠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运费的八起海上运输系列纠纷案，涉案总标的达620余万元。
副院长独任审判，互联网庭审中当庭调解。
圆满化解纠纷，有力保障了企业的持续经营，让企业感受到了疫情寒冬下的司法温情，真正做到了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案例二：执行局实现我院首次出海在线直观展示商品、首次网络直播拍卖船舶案。
疫情期间，为防止人员聚集，又能向所有竞买人平等公正地传递了船舶信息，我院首创对拍卖船舶进行无人机航拍，专业VR技术直播现场验船，采取网上直播方式向全国各地的买家展示拍品，并邀请专业验船师在线答疑，为船舶成功拍卖奠定了基础。
之后我院首次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拍卖该轮，全流程网上进行。
经过20次延时，“正和58”轮成交价，成交价2888万余元，溢价1272万，溢价率高达78.7%。
案例三：海事庭互联网召开债权人会议，一刻钟完成3000万分配方案。
海事庭以互联网形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集兴翌庆”轮的船舶拍卖价款进行分配，系我院首次。
会议跨越四省、联通八方，整个会议一刻钟完成，近三千万元真金白银分配方案当日裁定，当日分配到位，既节约了诉讼成本又提高了审判质效。
案例四：海商庭互联网审判助力跨洲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审结。
海商庭通过互联网审理一起横跨亚洲、太平洋、印度洋、非洲的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原被告律师及合议庭成员分别位于三省三市，案件得以顺利开庭并当庭宣判。
案例五：审监庭互联网审判中连线以色列，破解跨国取证难。
该案为我院首例互联网审判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在庭审中首创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当庭展示远在以色列的涉案货物现状，有效破解了影响该案审理周期的域外取证难、公证认证耗时长等难题，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使案件得以顺利调解。
上海海事法院发布2020年十大精品案例
上海海事法院发布2020年十大精品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海事法院,上海海事法院,上海海事法院•【公布日期】2021.01.28•【分类】其他正文上海海事法院发布2020年十大精品案例2020年，上海海事法院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精心打造海事审判精品，依法公正高效审结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
在这批案件中，上海海事法院从确立裁判规则、创新裁判方法、体现服务保障功能等方面，精心评选出十大精品案例，现予以发布。
目录1.提单共同海损条款中理算地的理解与适用2.外籍船舶域外碰撞纠纷的协议选择法律适用问题3.邮轮延误保险追偿问题研究4.共同海损分摊中的过失抗辩审查5.船舶设施保养保管不当致擅自登船者损害的侵权责任认定6.开启船员权益保护绿色通道促进邮轮经济持续健康发展7.行政协议与法律法规“冲突”的效力认定8.船舶油污损害基金申请追加为申请执行人问题9.英国法下船舶建造佣金支付问题研究10.海上好意同乘行为引发的侵权责任认定一提单共同海损条款中理算地的理解与适用提要提单背面的共同海损理算条款独立于提单中的管辖及法律适用条款，其中对理算地的约定应视为已对理算机构作出约定，无需细化至具体理算机构或实际理算地点。
案情原告：卡尔顿航运公司（CARLTON NAVIGATION SA）被告：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中心支公司2012年11月15日，原告所属的“SAPAI”轮在中国长江口附近水域与案外人伊索航运有限公司所属“HOUYO”轮发生碰撞事故。
该事故导致“SAPAI”轮第三、四货舱破损进水，部分货物受损。
“SAPAI”轮事发航次装载散装热压铁块27597.98吨、CIF单价每吨348美元、CIF总价9604097.04美元、收货人为被告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公司”），货物保险人为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
最高法公布全国海事法院船舶扣押与拍卖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法公布全国海事法院船舶扣押与拍卖十大典型案例法学教学案例网2月28日最高法公布全国海事法院船舶扣押与拍卖十大典型案例，具体内容为：案例1：陈震、陈春申请强制执行“中威案”判决扣押船舶案（一）基本案情1936年，中威轮船公司将其所有的“顺丰”轮、“新太平”轮租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使用。
租用期间，两轮被日本海军“扣留”，后交由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继续运营至两轮沉没。
中威轮船公司尔后通过政治、外交、司法等途径向日本政府索赔两轮损失，均未果。
1988年12月，原告中威轮船公司、陈震、陈春就该案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即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身）支付租金并赔偿损失。
诉讼期间，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变更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
2007年12月7日，上海海事法院判决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震、陈春支付并赔偿船舶租金及孳息、船舶运营损失及孳息、船舶损失及孳息合计2916477260.80日元。
原、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诉。
2010年8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迟迟不肯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
（二）裁判结果2014年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在本案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停泊于我国浙江省嵊泗马迹山港的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宝韵”（BAOSTEEL EMOTION）轮依法实施扣押，4天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即按照上海海事法院《限期履行通知书》的要求，支付了判决本金2916477260.80日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同时就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提供了现金担保。
4月24日，上海海事法院依法解除了对“宝韵”轮的扣押。
（三）典型意义本案通过扣押船舶，促使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履行我国法院生效判决，为历时26年的“中威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极大的维护了我国法律与司法的权威，在国际航运界、海事司法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国内外媒体报道的焦点，树立了我国良好的法治形象。
上海海事法院2022年十大精品案例
上海海事法院2022年十大精品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上海海事法院,上海海事法院,上海海事法院•【公布日期】2023.02.21•【分类】其他正文上海海事法院2022年十大精品案例2022年，上海海事法院持续深化海事审判精品战略，公正高效审结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
在这批案件中，上海海事法院从确立裁判规则、创新裁判方法、体现服务保障功能等方面，精心评选出十大精品案例，现予以发布。
SPAR航运有限公司诉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判决案案号：（2018）沪72协外认1号审判组织：胡永庆、金晓峰、王蕾案例编写人：金晓峰提要互惠关系的认定并不以相关外国法院对人民法院民商事判决先行给予承认和执行为必要条件。
若根据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所在国的法律，人民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可以得到该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可以认定我国与该国存在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互惠关系。
世嘉有限公司（GLOBAL EMINENCE LIMITED）诉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案号：（2019）沪72民初463号审判组织：韦杨、杨婵、宋秉章案例编写人：杨婵提要被保险船舶的实际管理情况与安全管理体系不符，违反了ISM规则，在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实施方面构成船舶不适航。
当此种不适航与船舶全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时，保险人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陶征武不服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案号：（2021）沪72行初1号审判组织：沈军、单宇驰、邱浩案例编写人：单宇驰提要共同非法采砂的认定应综合考量主客观四要件，在已有证据证明运砂船系与未取得许可的采砂船相互配合，共同完成采砂的情况下，应由运砂船对其不具有共同违法的主观故意承担举证责任。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25条中关于共同非法采砂的定义部分仍属有效，但罚则部分应适用《长江保护法》第91条。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航标处诉唐山锦福海运有限公司等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案号：（2021）沪72民初471号审判组织：辛海、单丹、乔艳红案例编写人：单丹提要因船舶碰撞事故产生的应急设标费属于碰撞造成的损失范围，虽由海事主管机关安排应急设标，但为碍航物设置警示标志的直接责任人为碍航物的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合理的设标费应由碰撞船舶相关方负担。
2017年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 人民法院报
2018-2022年浙江法院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2018-2022年浙江法院海事审判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3.07.24•【分类】其他正文2018-2022年浙江法院海事审判典型案例7月2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及海事审判工作会议，首次向社会发布中英文双语《2018-2022年浙江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及海事审判工作报告》，并发布2018年至2022年浙江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典型案例及浙江法院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案例一：正确解读巴西法律规定，规范无单放货承运人举证责任标准——海宁某塑胶有限公司诉宁波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某船务代理（深圳）有限公司、某船务（英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海宁某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胶公司）与宁波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货运公司）之间存在长期货运代理关系。
2018年2月，塑胶公司因案涉出口巴西的货物委托货运公司向承运人订舱。
某船务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务代理公司）作为无船承运人接受货运公司订舱，于同年3月28日签发无船承运人提单，并通过货运公司交给塑胶公司。
某船务（英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务公司）于同日签发海运提单，交由船务代理公司。
2018年5月3日，案涉货物卸离船舶由巴西纳维根特斯港海关控制，由巴西联邦税务局封锁，并于2018年5月8日被他人提取。
案涉全套无船承运人提单仍由塑胶公司持有，案涉全套海运提单仍由货运公司持有。
塑胶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货运公司、船务代理公司、船务公司赔偿因无单放货造成的货物及运费损失合计46040美元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海上货物运输目的港为巴西纳维根特斯，根据目的港法律，承运人须向当地码头交付货物，船务代理公司对此已提供了相应证据，该事实也为我国法院多起案件所证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七条“承运人依照提单载明的卸货港所在地法律规定，必须将承运到港的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的，不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民事责任”，承运人不承担无单放货的责任。
全国海事法院船舶扣押与拍卖十大典型案例
全国海事法院船舶扣押与拍卖十大典型案例案例5“三湖蓝宝石”轮系列扣押案（一）基本案情2011年6月9日，申请人阿联酋阿曼国际贸易公司（OMEN TRAD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因与被申请人韩国三湖海运株式会社（SAMHO SHIPPING CO.，LTD）债务纠纷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被申请人所属的“三湖蓝宝石”（SAMHO SAPPHIRE）轮。
此后，又有六家境外债权人，申请对该轮采取扣押措施，债权人涉及七个国家和地区，债权总额达600余万美元。
此外还有该轮抵押权人韩国釜山银行的抵押债权超过4000万美元。
（二）裁判结果武汉海事法院于2011年6月11日在南通对“三湖蓝宝石”轮实施扣押。
船东三湖海运株式会社由于有两条船连续遭到索马里海盗劫持，公司经营遭受重创，已被韩国法院列入破产保护。
由于船东无力提供担保，依照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船舶依法将被拍卖。
部分船员在船舶被扣押后，情绪极不稳定，要求弃船回国。
韩国驻武汉领事馆向湖北省外事办发出照会，对被扣船舶和船员的安全表示关注。
由于当时国际航运市场并不景气，该轮的拍卖价格估计只有1000多万美元，远不够抵押权人一家受偿。
同时，拍卖船舶还要支付检验、评估、拍卖费用，船东将会承担巨大的损失。
因此拍卖结果无论是对船东、抵押权人还是普通债权人来说均无一受益。
武汉海事法院积极地与各方当事人进行联系沟通，释明中国法律，分析拍卖的成本和结果，经过耐心细致而艰苦的调解工作，终于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同意由“三湖蓝宝石”轮抵押权人釜山银行拿出45万美元按普通债权人的债权比例进行支付，各普通债权人同意解除对“三湖蓝宝石”轮的扣押。
2011年9月23日，武汉海事法院解除对该轮的扣押，“三湖蓝宝石”轮安全驶离南通，开往釜山。
（三）典型意义“三湖蓝宝石”轮系列扣押案，涉及多个国家的多方当事人，协调难度大。
加之该轮为化学品船，船长、船员均为外籍人员且来自多个国家，扣押期间的船舶安全与船员安抚工作都是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