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法律信仰”

略论“法律信仰”【摘要】当今中国，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等问题已经把法律信仰推至风口浪尖，建立法律信仰已是迫在眉睫。

但是建立法律信仰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艰难。

一来，我们在建立法律信仰道路上存在诸多障碍：有法而不依，发展不协调，司法不公正，法律无灵魂。

二来，我国没有法律信仰的历史土壤。

本文所介绍的是诸如传统精神文化——伦理道德的限制，数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司法过于亲民以及政策重于法律等原因。

如果说西方的法律信仰与宗教密不可分，那么我们中国，这个在儒家思想中浸润过数千年的国家，法律信仰必然与伦理道德脱不了干系。

为了建立健全法治国家，我们必须要把建立在道德上的价值取向转移到法律上来。

【关键词】法律；道德；信仰；法治；法律信仰1.法律信仰概述1.1法律信仰释义法律信仰包含了许多因素：情感、态度、行为……它是只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确定的社会模式和价值尺度；在盲目的人生旅途中认定的目的和归宿。

①我们国家并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所以同样从西方引进的法律，在确立信仰这条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要走。

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

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

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的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

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尊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久长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

②1.2法律信仰的必然性在当下的中国，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等问题已经把建立法律信仰推至风口浪尖。

一个以人治为主导的国家，还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行多远？曾经以仁义道德为价值取向的中华民族，在这个道德失范的年代，还能不能把持住最后的底线？我国十三多亿的人口，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底线，而是以道德来衡量事情的对错好坏，岂不天下大乱？根据官方统计，佛教是最流行的宗教，有大约1亿的信徒。

传统的道教也有很多人信奉，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大约有1800万、天主教400万、新教1000万③。

大致估算下来，我国大约有十亿人是没有信仰的！因此，建立法律信仰已是迫在眉睫。

1.3法律信仰的重要性法律信仰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初步成型了，随后，西方国家又经历了诸如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

可以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致力于让社会公众培养起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信仰”。

而为什么要对法律建立起信仰？我认为这对我国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

第一，法律信仰是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

自建国以来，经过许多法学家的不懈努力，我们国家成为了一个法制国家，但终究是有法制而无法治。

法治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脉络包括经济、政治还有文化都断不了关系。

建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仰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立。

如果说公民没有一种对法律的信仰，那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些涉及法律的问题时就不会主动去运用法律。

法律制定出来而不去运用，那岂不是成了伯尔曼口中“机械僵死的教条”？这也印证了那句有名的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第二，建立法律信仰有利于公民对法律有深入的认识。

虽然我们所说的信仰只是信任、相信一些世俗的规则，但这些规则理应在人们心中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

也许有人会说，何必非要说成法律信仰，相信法律岂不是更贴切。

这点我不敢苟同。

相信似乎是建立在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微妙的联系，但信仰却是需要我们仰望并臣服的，我们需遵循我们的信仰作为或者不作为。

一旦公民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那么他们的法律信念也就随之加强，法治也就指日可待了。

第三，建立法律信仰的过程，其实就是法律神圣化的过程。

当人人都以“法律至上”时，才能够说真正实现了法治。

正如伯尔曼所说，“所有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的合法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

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与原则具有普遍性”。

无论在什么形态的社会，人们总是需要一种信仰。

而我国一直以来的价值取向都是以道德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立法律信仰的难度，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合理地把这种以道德为主的价值取向转移到法律上来，法治精神一定会取代道德成为我国新的民族精神。

2.建立法律信仰的现实障碍谢晖先生在他的《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一书中将信仰划分为三个阶段：图腾——习惯法信仰时代，神灵——宗教法信仰时代和真理——国家（世俗）法信仰时代。

④我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被某种宗教思想统治过，中国处在人治的环境中太久了，这注定了培养公众对法律信仰的艰难。

2.1有法而不依现实实践中，有法不依的现象普遍存在。

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有法不依的现象相当普遍，许多地方得到认真执行的法律仅有20%，有的地方只有10%”。

⑤这个调查结果几乎与我同龄，时过而境未迁，我国法律法规尽管经过了这些年的重新修订和不断完善实现了较为健全的法制，却在法治的道路上停滞不前，有法不依依然是实现法治，建立法律信仰道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

公民有法不依。

人们可能也渴望过得到法律保障，但“权大于法”现象的存在以及“人治”的社会现状使人们不信任法律，甚至轻视法律，规避法律，践踏法律。

行政官员有法不依。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行贿受贿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官员知法犯法，视法律于无物，使得政府公信力降低。

作为制定法律规章的主体尚且如此蔑视法律，法治观念荡然无存，连正确对待都做不到，何谈信仰。

2.2发展不协调我国法律法规制定的速度太快，公众对法律太陌生，法律似乎成了一种小众的产物，而并没有被大众所接受。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法律法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

据统计，“1979年至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248部法律和若干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批准了3000多个地方性法规”。

⑥这种快速立法虽然令公众“有法可依”，但可依与必依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公众面对种类繁多的法律法规，不仅无法理解，更是一下子难以接受。

这使法律法规成了公众“自身以外”的东西——虽然处于同一时空，但是却相互独立，并无融合。

它们不是公众所需要的，而是国家强制性施加的一种权威性的规定。

我们总是强调对法律的严格遵守，但是却轻视了对法律精神和法律文化的培养。

因为这种不了解，价值观的对立加剧了公众与法律之间的矛盾。

当人们面临强迫、限制和束缚时，第一反应肯定不是服从，而是反抗，因此，法律失去了其至上性，反而为公众所排斥。

2.3司法不公正司法不公正使得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性失去信心。

随着司法体制弊端的显现，再加上法律效益的低下，公众对法律的期望逐渐落空。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中，还有许多方面不够完善。

“权大于法”、“政大于法”使得法院的独立审判难以落实。

那些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仍然此消彼长。

另外，现在法官、检察官等几乎是依靠考试选举出来的，实践经历不多，实际办案经验不足，造成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司法不公正源于很多因素，最重要的乃是司法不独立。

其他还有司法审查不严格，职能划分不明确等等。

司法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根防线，必然要保持绝对公正，一旦偏离，公众利用司法程序保障权利的愿望难以实现，长此以往，法律便无法再使公众信任和敬仰，建立法律信仰必会难上加难。

2.4法律无灵魂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使法律丧失了灵魂。

法律一旦失去了灵魂，就是失去了其崇高性和神圣性，失去了培养人们法律意识的人文环境。

“今天人们把法律主要看作在某个特定的国家生效的一大堆立法的、行政的和司法的规则、程序和技术”，⑦而没有把法律作为一种文明，一种精神来追求和信仰。

这种把法律当作工具的做法是狭隘的，是对法律理解的偏差。

我们理解法律的时候，不能仅仅把它当作是国家强制力的一种体现，不能把它当作是政党实现自身利益的体现，而是应该积极地认为法律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权利和保障权利的。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丧失对法律正义和法律公平的追求。

因此，我们更不应该单纯地把法律当成一种工具来使用，而是应该赋予其“公平、正义、权利、自由”的精神力量。

3.我国法律不被信仰的历史原因3.1传统精神文化我国传统精神文化中没有令人们产生法律信仰的历史基因。

我国被儒家思想浸润了数千年，传统价值取向必然与之相近。

西方社会的法律信仰源于对宗教思想的认同，但在中国，人们更倾向于将伦理道德作为衡量事情对错好坏的标准。

儒家思想跟基督教不同，基督教的宗旨总是引导个人，而儒家思想更多的是引导家国。

国是大家，家是小国。

国与家，君与臣，父与子，无一不关心的是一种等级森严的上下关系，而非个人。

可以说，在传统的精神文化中，极少有关心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思想。

人似乎总是一种“奴化”的存在。

人们没有选择自由的权力，一切行为皆由伦理道德，三纲五常所限制。

公众无法形成自我意识，也不能具备主体性。

可以说，我国大部分公众没有信仰是有历史缘由的。

另外，在传统精神文化中，人们形成了一种“法即刑”的观念，认为法是不祥之物，因为人们总是万不得已才动用法律，一般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总是用伦理道德来规范。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形成了对法律厌恶、排斥的情感，这种情感从源头隔断了人们信仰法律的可能性。

近代以来，各种运动此起彼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是谈不上信仰。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甚至把中国数千年以来人们世代遵循的伦理纲常也一举推翻。

于是我国正式进入道德失范的时代。

3.2中央集权统治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了中央集权制。

秦始皇自称皇帝，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

自此，君权不再是“神授”，而是君权“神化”。

人们开始崇尚权力，并把绝对权力当作信仰。

君主的命令具有绝对的效力，人们对君主惟命是从，君主对其他人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权力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既然权力高于一切，那法律必然是无处安身。

西汉时期的杜周曾经在被指责后辩解道：“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⑧这句话虽然可气可笑，但却说出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本质所在。

因此，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法律都已无安身之地了，又何谈信仰！必定要等到有一天，中国脱离“人治”环境，权力不再大于律法，法律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那法律信仰才有可能扎根，生长。

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去信仰法律，而是我们的历史不给我们信仰法律的土壤。

根据我在上海地铁上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只有大约40%的人认为法律需要被信仰。

我国法律发展到今天，尚且只有这为数不多的人认为法律需要被信仰，更别说封建时期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