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话语权力、意识形态为圆心的文化批评

西方文论-中国人民大学精品课程•首页•课程简介•教学团队•教学内容o教学大纲o课程讲义o课后习题o期末考试•教学手段o教学导引o问题解答o教学交流o师生互动o相关批评术语•教学条件o教材及参考书o教学材料o教师文库o相关网站•教学成果o现场教学o教改研究o课程评价第三节以话语权力、意识形态为圆心的文化批评一、新历史主义批评从“形式批评”到“意义批评”的轨迹，始终体现着20世纪西方文论追寻“意义”的过程。

这一过程也自然延伸到文化批评的领域，通向了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批评理论。

文论意义上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指美国批评家格林布拉特（S.J. Greenblatt）所代表的一种批评倾向。

简单地说，这种倾向主要是力图抛弃结构主义以来的“共时性”批评方法，主张在美学、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之中研究不同的文本。

这一理论倾向在美国亦被称为“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在英国则有“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之说。

不过一般而论，人们通常是用“新历史主义”予以概括。

新历史主义的两个关键词是由蒙特罗斯（L.A. Montrose）提出的，即：“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

这构成了新历史主义批评中的基本立场。

格林布拉特则认为：其中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要将“通常只限于文学文本”的阅读活动转向“一切文本性的历史踪迹”。

这也就是说，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且也将包括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

因此格林布拉特认为：“作品的生产和消费，……总是涉及多种利益，……这恰恰因为艺术是社会性的，从而体现着多种意识。

一定的价值和利益是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斗争中产生的，在面对过去的艺术时，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不可避免地要记住价值和利益的转换。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新史学”带来了两种明显的变化：①历史研究的视野从“大人大事”向“小人小事”拓展；②历史研究的方法从“客观实证”向主观的“相对性”倾斜。

这与新历史主义的态度颇为契合。

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立场而言，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一样，也有叙事性甚至虚构性；要通过历史文本来把握真实的历史完全是天真的幻想，因为历史只是前人所记述的文献材料而已，“客观历史”则根本不可能存在。

所以格林布拉特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关于“历史主义”的三种定义，认为这些定义都恰好同新历史主义的实践相反。

比如：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的过程是人所无法改变的；历史学家应当在历史和文化研究中避免价值判断；应该对历史和传统保持尊敬。

新历史主义将“文本性”赋予历史，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关注不同文本之间的互动、以及文本与阅读活动的互动。

这样，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便是相通的。

至于新历史主义与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也曾有西方学者进行过辨析：“文化唯物主义更关注当代文化的实践，而新历史主义的焦点在于过去；文化唯物主义往往公开……自己的政治意图，新历史主义则倾向于掩饰这一点；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部分地来自威廉斯（R. Williams）的文化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英国传统，……新历史主义则……直接承袭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和哲学模式；文化唯物主义接受……相当宽泛的‘文本’材料，而新历史主义主要致力于……书写的文本。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方面，新历史主义的主要素材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尽管严格地说，许多研究者认为新历史主义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而只是关于后现代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批评。

甚至有人指出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都曾是1960年代年代反对越战、参加街头政治运动的激进青年；即使他们从街头转入书斋，理论中仍然充满政治术语，比如权力、共谋、颠覆、斗争等等，他们最关心的话题，也仍然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

格林布拉特对《李尔王》的分析，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帕克（P. Parker）等人主编的《莎士比亚与理论问题》（1985）一书，收有格林布拉特的论文《莎士比亚与驱魔者》。

他从“历史的碎片”中仔细考察了 1585－1603年间关于一次非法“驱魔”活动的记录，认为这与《李尔王》的创作有许多关联。

格林布拉特所要强调的并不是莎士比亚借用了其中的一些素材，而是两个文本之间、艺术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

通过这种关系，历史的事实化解为艺术的虚构，艺术的虚构又参与甚至重塑着历史和文化的现实。

具体地说：“驱魔”活动当时实际上被视为建立合法性神圣的一种方式；如果能有效地“驱魔”，“驱魔人”当然会借此获得神圣的地位，成为新的权威（即所谓“卡里斯马”）。

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世俗权力和英格兰教会，这都是无法容忍的。

这也正是“驱魔”活动遭到禁止的原因。

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李尔王》对上述素材的借用，恰好是以戏剧的方式消解“卡里斯马”之源的神圣感，从而可以得到高度的认同。

比如，这部作品“完全没有《理查三世》、《裘力斯·恺撒》和《哈姆雷特》中的鬼魂，也没有《麦克白》中的巫师；......人们一再呼求异教的神明，那些神明却沉默不语，......没有谁来应答人类，没有什么能激起敬畏和恐惧，......剧中对异教神明的求告，只是证明了并无神明。

”格林布拉特认为：这种文化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官方教会将一种危险的‘卡里斯马’权力机制让渡给演员；反过来演员又使这一机制戏剧化，进而成为虚幻”——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共谋”。

从格林布拉特对莎士比亚剧作的分析来看，新历史主义批评的重点确实早已不在于文本自身，而在于文化和历史所能给予文本的生命。

二、女性主义批评在英文中，生理学意义上的“女性”是用femaleness，而文化意义上的“女性”则是femininity。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是与后者相关，被解释为“一种政治立场”，原指19世纪美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

1848年美国女性发表宣言，从性别的角度提出15项对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不满；宣言起草人斯坦顿（E.C.Stanton）又在1895年出版了重新注释过的《圣经》，称为《妇女圣经》。

她认为《圣经》的启示中渗透着男性作者的意识形态，所以必须对有关妇女的所有经文重新予以阐发。

后来在1963 年，美国女记者费丽丹（B. Friedan）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成为美国女性组织发起大规模堕胎运动的源起。

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女性主义，也主要是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活跃于西欧和美国。

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些出版于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前后的著作，均讨论到“性别关系与社会政治结构”问题。

比如玛丽·达利（Mary Daly）的《教会与第二性》，凯特·米丽（Kate Millet）的《性别政治》等。

从1996年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编辑出版的《女性主义理论读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的密切关联；比如其中涉及到“黑人问题”、“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唯物主义”、“激进主义”、“分离主义”等等。

女性主义理论被运用于文学批评领域，集中体现为关于“女性写作”问题的分析。

比如伊莲娜·肖娃尔特（Elaine Showalter）1977年出版《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提出“女性的写作”（feminine stage of women’s writing）长期摹仿着主流传统中的支配性符号，并且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艺术标准；“女性主义写作”（feminist stage of women’s writing）则是要凸显少数群体的权利和价值；另外她还用“女性写作”（female stage of women’s writing）一词，来描述女性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发现和寻找性别身份的阶段。

如果将女性主义批评与后殖民主义批评联系起来看，那么在“少数群体”的意义上，“女性写作”与“非经典文学”的写作几乎是可以互换的。

女性主义批评几乎就是从“弱势性别”的角度对后来“弱势文化”之立场的一次预演。

女性主义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批评也有一种有趣的关联，即：二者往往都是从重读经典开始，并在自己的立场上剥离出曾被湮没的意义。

格登伯格（J.Goldberg）在《莎士比亚时代的铭文：权力的言说》当中，引述过林达·兰伯（Linda Bamber）等人对莎士比亚剧作的女性主义读解。

林达·兰伯于1982年发表论文《喜剧的女性、悲剧的男性：莎士比亚剧作的性别与文体研究》，认为莎士比亚所采用的文体本身，已经表达了某种“等级文化”或者“父权文化”的观念；而作为男性作者，莎士比亚实际上不可能了解女性的心灵和身体。

林达·兰伯的论文还引出了另外一些关于莎士比亚剧作的比较激进的读解，乃至莎士比亚被认为是“一个缺乏女性经验的牺牲品。

”格登伯格本人则注意到：当人们论说莎士比亚时代的父权主义时，忘记了一种事实——在文艺复兴时代的现实生活中，男孩和女孩小时候都穿女性的服装；而在莎士比亚戏剧的舞台上正好相反，全部角色都是由男演员扮演。

这两种情形恰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同样一种权力机制的“戏剧化”。

因而被“戏剧化”的权力机制其实也就凝聚为“文体”（或者“服装”）本身。

但“文体”绝非那样简单地以喜剧、悲剧的区分构成父权文化的等级，而是代表着一种对于意义生成的“专断的限制”。

经过格登伯格的分析，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角度寻求的话语权力似乎又被还原到内在于“语言”的权力结构。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女性主义批评的出发点是否被接受，无论是“性别”还是“文体”代表了“权力”，这种“权力” 都并非它所陈述的“意义”本身、都可以成为读解的对象、从而也都是可以被颠覆的。

三、后殖民主义批评关于“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

实际上它在西方人自己的文论研究中所得到的评价也并不高。

按照古戈尔伯格（G.M. Gugelberger）“后殖民文化研究”（1994）之词条的说法，这“并不是一种批评流派、而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少数群体话语、……第三世界研究……等问题的抽象结合；……所有这些研究都达成了一种重要然而迟到的共识，即：‘少数群体’的文化其实就是‘多数群体’的文化，而霸权化了的西方（欧美）研究，是由于政治原因才得到特权的”。

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后殖民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比如，“后”是指时间上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超越？如果不是就时间、而是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那么是否“仍然处于殖民统治状态的地区，才会有后殖民主义的文学”？另外如果追溯“殖民主义”，那么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包括美国也都曾有过被“殖民”的历史，为什么“后殖民文化研究”却专指“第三世界”的“少数群体”？所以尽管“后殖民主义”的概念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文论所不能回避的，但是在许多西方研究者看来，“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最主要的意义，仅仅是“在体制内为各种非经典文学（non-canonical literatures）的研究创造了空间”，同时也使“学术研究和……出版商……注意到……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