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伦理型管理模式探究

一、伦理型管理模式生成的文化基因管理并非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而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有着内在的关联。

不同的文化体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够运作自如。

美国管理史学家雷恩认为管理是文化的产儿，指出管理人员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所支配的管理组织内作出决定的。

李亦园先生也曾讲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企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1]119 。

不仅是企业管理，实际上任何组织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当地文化的烙印。

在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影响下，产生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

伦理型管理是以伦理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动力机制与调控方式。

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则、对象和目标等各个要素都以伦理为根本指向。

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且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之一，属于一级文化体系的范畴。

一级文化体系是人类历史中所形成的最广泛的文明实体，是人类群体认同的最基础领域，有着最高层次的文化组合和最广范围的文化认同。

中华文明有着与众不同的产生源头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独特的经济生产方式、家庭及社会构造、社会制度、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等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有机体系。

中国本土文化体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专属性，包含着汤因比所讲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

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探讨中国本土的伦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对其生成所依凭的独特文化基因进行针对性分析。

首先，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构造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组织前提。

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处地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因而对中国文化特性的分析，应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

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属于湿润、半湿润的温带气候，这里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个巨大且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自然就成为人们谋生的首选，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将农耕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强调以农立国。

受自然地理状况与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的精耕细作需要持久稳定的小团体通过长期合作来共同完成。

血缘关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为人们之间团结合作最强有力的纽带，并最终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

中国是一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国家，家庭和血缘关系有一切理由构成研究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主题[2]147 。

西方传统社会的海洋文明重视个人与团体两级，而湮灭了家庭一级，中国社会则恰恰特别倚重于家庭，对于个人和团体则隐而不显。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东西方的社会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较，他认为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虚位。

中国人却从中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99 。

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对家庭的倚重，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组织前提。

其次，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则。

对家的重视使中国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

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文化传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

[4]32 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强调的契约和法律，而是情理与礼俗，人们倚重于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间的义务而非权利。

在西洋，个人主张自己权利而互以义务课于对方；在中国，个人以自尽其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

是其一趋于让，一趋于争，固已显然不同。

[3]192 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表现出如下特征。

一是，对伦理的倚重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强调彼此间的情感对待。

伦理本位的社会重伦理关系，而任何伦理关系都始自血缘亲情，因此每个人都对自身所处的家庭和家族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将这种感情依序向外扩散。

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

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3]86 。

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注重人际间的角色规范与等级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将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礼俗作为彼此行动的依据。

伦字在古代汉语之中本义为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讲到伦，辈也。

清代段玉裁注释曰军发车百两为辈。

引伸之，同类之次曰辈。

可见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伦理正是体现人伦关系之中这些差序和等级的规则和道理。

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对人伦等级的区分，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在伦理关系网中的身份角色并依此行事，做到不失其伦。

对伦理等级的强调需要通过礼加以保障，以礼来正名，以此规范彼此之间的关系地位伦理本来就是以共同地域居民之间的风俗惯例和习常规则等为基础所形成的生活法则，礼长时间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再加之彼此间密切的伦理关联，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地道的礼俗社会。

伦理与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又使得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以道德代宗教，极为重视道德的功用，道德在其中即具有形上的超越意义又是治家理国的现实法则。

最后，中国本土文化中独特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持一种向里用力的态度，注重各种关系的持中调和。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不同于西方文明以人为万物主宰去控制进而征服自然，中国文化体系将人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秩序，将与天地万物同体作为理想境界。

于内对自身而言，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国人注重德性修养，将修身看作是个我成圣成王的基本依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讲究反求诸己，要求人们将内心固有的善端通过持续修养发用于外，这就使中国国民个性中极具自律精神和内省倾向。

在人伦交往中，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关系取向的文化个性。

关系取向的文化注重人际间的互依性，认为个人利益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能实现。

伦理本位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秩序情结，注重调和人伦关系以形成和谐的伦理秩序，个人必须明确其在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在彼此的交往中需要通过对具体情境与关系的识别以做出合宜的行为。

对关系取向的重视使中国人具有高度的群体意识，将群体的价值目标置于优先位置。

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注重伦理关联，一方面在社会中构建起错综交织的关系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相应的道德规约指明关系互动的基本法则，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秩序。

这些中国文化基因中独具特色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

二、管理模式依凭的四重要素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体系下会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管理模式。

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个别组织在有限环境中所形成的组织管理方式，它们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属于广义的管理模式。

笔者以文化体系与管理模式的关联为前提，以马克斯? 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和行为主义学派的人际关系学说为主要理论支持，总结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

首先，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管理精神气质，其作为管理模式的内在精神支撑，成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

管理的精神气质来源于人们在自身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国民精神与国民性格在管理领域的集中展现。

马克斯? 韦伯曾经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即工具理性类型、价值理性类型、传统类型以及情感类型，他认为这些行动类型都离不开主观动机和主观意义，而这些行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层精神气质上的支撑。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气质导致了理性的经济行动，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同样，任何一种管理模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类型。

它是整个管理模式中最深层的支撑性假定，作为深层的思维理念居于管理体系的内核，它生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却经常表现为一种无意识，决定着群体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管理的精神气质对管理模式的形成至关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须有自身内在的文化支撑，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为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撑。

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另一基本要素。

管理的精神气质虽作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内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灵的玄想之中，它必须落在现实社会的实践应用上才能实现其价值，而管理实践的开展首先依赖于相应的方法和手段。

任何一种管理模式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存在，会催生出多种管理方法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但每一种管理模式受自身所处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种管理活动赖以维系的根本方法。

这种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础，组织的正常运转与成长发展都离不开对基本管理方法的运用。

不同的文化体系会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实体性要素，保证了管理的正常进行。

通过马克斯? 韦伯对统治的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进一步来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

韦伯指出统治与管理具有内在契合性，他将统治界定为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5]238 ，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让成员听命于组织，依管理的需要进行活动。

韦伯将合理———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作为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分别以法律规则、传统习俗、超凡魅力作为统治的根本方法，这些各自所蕴含的统治方法正是区分此三种类型的内在依据。

由此可见，每一种理想的统治类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权力的实现及统治的合法性，与之相应，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进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要素之一。

再次，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

基于管理模式与文化的关联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样是当地组织管理中成员交往所奉行的基本准则。

自行为主义学派兴起以来，对成员关系的沟通协调已被认为是组织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

管理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组织，为达成组织目标必须使成员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体。

组织是群体性的存在，而群体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必然存在着复杂的交往关系，那么对成员关系的考量就成为组织管理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

实际上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同时又是管理的对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不仅是对个体成员的规约，更有对彼此关系的协调。

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体系的影响，会产生出对彼此关系的不同假设，从而形成不同的人际交往理念与法则，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管理的不同风格与方式。

最后，成员管理所要达成的理想目标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

管理目标作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动所期望的结果，成员结成群体参与组织活动正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