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外汉学研究

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程裕祯开展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现在是到了学术界多加关注并着力开展研究的时候了。

谁都知道,海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早在千余年前就在我们的东邻日本和韩国开始了,并且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自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以来,欧洲各国和后来的美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更是一直兴盛不衰,其学术成就也为我们所惊叹。

所有这些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就是本文所称的“海外汉学”。

与这种兴盛而热闹的研究景况相比,我们对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 β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1989年版,第332-333页。

βµβ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βοβπβθβρ《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45、221、191、189页。

βσ《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初编》,《梁漱溟全集》,第五卷,1992年版,第1046页。

βτ《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1990年版,第191页。

χκ《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初编》,《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0页。

χλχµχ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82页;第82页;第106页。

χοχπ《安娜 卡列尼娜》,第493、494页。

χθ1901年5月7日《日记》,《列夫 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χρχσ《安娜 卡列尼娜》,第499页;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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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κ1884年7月9日《日记》,《列夫 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第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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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ν《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19号,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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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πδθδρδσδτ《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583页;第453页;第155页;第475页;第486页。

εκελεµενεοεπεθ《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68页;第174-175页;第426页;第567页;第557页;第531页;第565页。

ερ见1906年2月6日《日记》,《列夫 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1991年版,第294页。

εσετφκ《梁漱溟全集》,第一卷,1989年版,第353页;第383页;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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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µ《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品》,《列夫 托尔斯泰文集》,第16卷,第258页。

φν1884年3月29日《日记》,参见《列夫 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第127页。

φο《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05页。

φπ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

φθ《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36页。

φρ《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08页。

φσ《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三卷,1990年版,第525页。

反研究,却基本上一直处于比较冷漠的状态。

虽然以前也有一些研究著作和翻译资料出版,但都显得比较零散,而且缺乏学术研究的自觉意识,也没有形成应有的学术力量,当然也谈不上有强有力的研究实体。

这一点,我们还比不上台湾。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研究海外汉学的重要意义及研究海外汉学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其结果,就是缺乏自觉的研究意识。

思想上茫然,态度上冷漠,行为上滞后。

因此,要开展这项研究,首先要提高我们的认识,使我们从茫然和冷漠的误区里走出来。

所谓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指对境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反研究,是我们站在母体文化的氛围里,探索母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情况、历程、规律和特点,了解它在异质文化中影响的广度、深度和不同的层面,分析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采取了什么不同的研究方法,走过了什么样的学术道路,等等。

从外延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延伸;从内涵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补充。

研究海外汉学,可以在整体上促进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它可以作为一个深刻而有力的参照系,来观照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深度;它还可以作为一个独特而新颖的视角,来启发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角度。

从而构建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体系,把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实践上,可以使人们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有全面、透彻、准确的了解,因而可以使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到有的放矢,卓有成效,这就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制订对外文化交流的方略。

对外汉语教学虽然属于语言教学学科,但仍离不开语言所依托的文化背景。

汉语在境外的流传,也是与中国文化连在一起的。

汉语教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要寻找文化功能予以推动。

从推动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来说,研究海外汉学也到了势在必行的阶段。

八十年代以来的十余年间,对外汉语教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教材的编写、理论的探讨、层次的划分,还是体系的建立,都到了一个必须改进与变革的时刻。

从1984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今年已是第五届了。

这次讨论会把“汉学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列入议题之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要推动对外汉语教学,也必须着手研究海外汉学。

这是因为:一、汉语(包括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媒体。

海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首先是从接触、了解、学习和研究汉语开始的。

尽管在交往的过程中使用当时流行的口语,但在接触中国的古籍时又不能不研究中国的古文。

因而欧洲国家的汉语教学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古汉语到注重现代汉语的历程。

当前的国外汉语教学更向着注重实用的方向发展。

这样一种转变,也会促使海外汉学发生某些变化;而海外汉学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同样会对国外的汉语教学产生一定影响。

二、国内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一般对中国文化在境外的传播缺乏必要的了解,因而在不同国别、不同对象的学生面前,内容上总做不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操作上总不那么运用自如,得心应手。

如果对外汉语教师能够对海外汉学有所了解,有的还能有更多的研究,那他在教材编写,在课堂讲解上,就会是另外一番情景,这是其一。

其二,国外从事汉语教学的外籍人士(包括外籍华人),他们都是名符其实的汉学家。

他们在教授汉语的同时,也往往专攻中国文化的某一侧面,我们不应当忽视他们在教学与研究之间的某种契合点。

我们也应当从这种契合点中得到某些启示。

三、对外汉语教学的层次也必须在研究海外汉学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长久停留在基础汉语教学方面,不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也不利于这个学科的建设。

今后的对外汉语教学应当包括基础、本科、硕士、博士四个阶段。

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汉语研究,就会涉及中国文化体系中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古代文化中的历史背景。

这就更需要对外汉语教师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教师就无法指导这些硕士和博士。

因此,一个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应当既具有基础汉语教学的丰富经验,又具有中国文化和海外汉学的深厚功底。

他不但应该,而且能够既进行基础阶段的语言教学,也能够进行更高阶段的语言研究甚至文化研究的学术指导。

随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视野的巨大变化,学术界已经逐步意识到,过去那种对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单向研究,实际上是很片面的。

它的负面影响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外国人由此会产生自高自大的想法,而中国人则会由此产生某些自卑的心理。

”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都是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的。

因此,对这种文化交流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就应该是双向的。

对我们来说,开展这种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可以称之为逆向研究。

最近几年,学术界已经注意到这种逆向研究的重要性,并且进行了一些具体而实际的努力,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论文,出版了一些难得的专著。

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正待问世。

有一些机构和单位也在着手编辑和出版海外汉学研究的资料与丛书。

如上海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北京的《国际汉学》和《世界中国学家名录》、《汉学研究》等等。

这些令人欣喜的现象表明,人们的研究意识正在形成并强化,这就为这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理想的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开展这项研究了。

首要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探讨研究海外汉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还没有展开过充分的讨论,在理论上和学术上都没有形成应有的共识。

对为什么要研究海外汉学,怎么样研究海外汉学和研究海外汉学的哪些方面等问题也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事实上,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理论问题远不止这一些。

就拿最起码的名称问题来说,众说纷纭,并未统一。

有的称“海外汉学”,有的称“国际汉学”,有的不称“汉学”而称“中国学”。

只此一端,足以说明人们对于这一学术领域的许多理论问题仍然是很不明确的。

其次,是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学术地位问题。

正因为我们过去忽略了对海外汉学问题的研究,所以迄今为止,它还谈不上应有的学术地位。

国家的社会科学规划和国家教委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都没有把“海外汉学研究”列在其内。

不是这个项目不应该研究,而是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项目应该研究,没有认识到研究这个项目的战略意义。

事实上,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所说,这是一个亟待发展的新兴学科。

应当从现在起,正式确立“海外汉学研究”的学术地位,确认它是一个新的、需要开拓的学术领域。

国家的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提倡和扶持。

学术界需要像研究本土的中国文化那样去研究海外汉学。

有些高等学校里的相关专业,应该像开设“中国文化课程”那样,开设“海外汉学课程”。

这是因为,对我们的大学生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日后有可能从事国际文化交流的大学生来说,不但应该了解中国文化在本土发生、发展的过程,还应该了解中国文化在境外流传和影响的情形。

只有这样,才算对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有了全面的了解。

不妨设想,把中国文化和海外汉学研究两部分内容结合起来给学生讲授,肯定是有重大探索意义的,是会收到很好效果的。

比如,“儒学与世界”、“易学与世界”,“老庄与世界”、“国际红学”、“敦煌学在国内外”、“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等等。

如果能开设这样一些课程或讲座,肯定能使人耳目一新。

第三,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机构和力量问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情报研究所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在从事这项研究。

他们虽然也有许多成果,但因人少势孤,力量单薄,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研究实体,故其研究活动尚未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一些高等院校,虽然也成立了这方面的研究机构,但不具备实体性质,没有确定的人员编制。

其他研究海外汉学的人员,按学科分散于各个部门,各自进行着分散的独立的微观的研究。

这些情况都表明,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缺乏实力,也没有形成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