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结构维度：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摘要】结构维度研究是识别和减少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基础。对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特征的25名基层公务员与10名公众进行深度访谈获取研究资料，然后进行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最终提炼出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四个维度，即生产偏差、人际偏差、政治偏差、权力偏差。锁定这四个维度，不仅对既有文献有所继承和拓展，而且比较符合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特征与政府组织情境。其中，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特征与政府组织情境通过我国传统官僚制组织特征、传统行政伦理及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要求予以判别。经分析，本文所构建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四个维度是比较合理的。【关键词】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扎根理论；结构维度【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97（2019）01-0026-11

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结构维度：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李莉（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200062）

收稿日期：2019原02原03作者简介：李莉，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一、引言职场偏差行为（workplacedeviantbehavior）①是一种违反组织规范从而对组织及其成员造成伤害的行为，包括未经允许占有组织财物、诋毁或粗暴对待同事等行为。[1]职场偏差行为最早由Kaplan（1975）将偏差行为的概念从犯罪心理学引入管理学而提出，[2]经历了从单一偏差行为（如盗窃[3][4][5]、缺勤和磨洋工[6]、不公正感知[7]及不道德决策[8]等）发展为包含多类偏差行为的综合性术语的过程，近年来逐渐成为实务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职场偏差行为虽源自于西方企业员工消极组织行为表现，但同样适用于我国公务员群体。就我国而言，尽管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约束基层公务员职业行为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5颁布，2018修订）、《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2002）、《关于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工程的意见》（2016）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陆续推出多项加强公务员职业行为与思想管理的举措与活动，基层公务员部分职场偏差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仍然存在，如执行公务时用语不文明、磨洋工、有意刁难、吃拿卡要、不与时俱进、不担当、不作为、相互推诿等。基层公务员处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前线，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其职场偏差行为具有妨碍基层政府正常运转、降低政府公信力、损害其他组织成员利益与公众权益等危害。因此，有必要对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进行结构化认识，以提出针对性规避措施。遗憾的是，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针对企业员工的职场偏差行为研究成果丰硕，针对公务员群体的研究成果却屈指可数。少数既有研究对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内涵与结构缺乏系统研究，遑论基层公务员。由于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特点、管理制度与企业员工存在较大差异，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内涵结构与企业员工的职场偏差行为也存在不同。为此，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大量访谈获得关于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表现的第一手经验性材料，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索出基层公

26--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结构维度，以期为基层公务员行为研究与规范提供相关启示。二、文献回顾与述评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内外有关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研究大多直接采用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结构维度，因此有必要先对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进行简要回顾。结构维度划分是国内外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国内外学者对职场偏差行为的结构维度提出了不同划分观点，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Robinson与Bennett在1995年依据后果严重性（轻微或严重）、行为指向（组织或员工）两个指标将职场偏差行为划分为生产偏差行为、财产偏差行为、政治偏差行为、人际侵犯行为四个维度，[1]后来仅依据行为指向将该结构整合为包含组织导向偏差、人际导向偏差的二维结构。[9]Mitchell和Ambrose依据行为指向确定了职场偏差行为的三维结构，即主管导向的偏差行为、人际导向的偏差行为、组织导向的偏差行为。[10]Stewart等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职场偏差行为由生产偏差、财产偏差、人际偏差三个维度构成。[11]此外，国内学者刘善仕结合中国文化情境提出中国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由生产型偏差、财产型偏差、人际型偏差三个维度组成。[12](P12)杨杰和卢福财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讲人情、重关系与爱面子”的特征提出，生产型过失、违法行为、损公肥私与合作破坏行为是中国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四个维度。[13]由此可见，即便对于企业员工，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职场偏差行为具有不同的结构。相较于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研究，国外针对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既有研究[14][15][16][17]虽以公务员为研究群体，但侧重于借用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概念、内涵、结构与测量量表进行前因变量探索，而缺乏对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进行针对性、情境化研究。因此，鲜有国外学者针对公务员的职业特点或所在组织特征进行专门的内涵与结构研究。梳理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在西方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基础上已经着手我国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研究。目前主要有两支研究团队对我国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结构维度进行了本土化拓展。一支是西安交通大学李景平团队，他们提出在中国情景下，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包括惰怠行为、渎职行为、贪墨行为、自利行为和不合作行为五个维度，[18](P21)且在借鉴Robinson与Bennett[9]、刘文彬[19]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发了相应的测量量表（33题项），经实证数据验证，该五维模型结构拟合程度良好。另一支是华南农业大学黄蝶君团队，他们在参考Bennett和Robinson（2000）关于企业员工偏差行为维度划分的基础上，依据行为指向对象，将公务员偏差行为结构维度划分为组织导向偏差、工作导向偏差、人际导向偏差、权力导向偏差四个方面，[20](P89)同时界定了各个维度的内涵。总的来说，虽然上述研究成果对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维度的本土化与情境化研究作出了有益探索，但是其结论在体现我国公务员职业特征与组织情境方面给后续研究留有空间。三、研究的逻辑起点与思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基层公务员职场角色的特殊性，亦即基层公务员与一般意义员工职场角色的区别。对于一般意义的员工，组织规范对其职场角色要求主要体现为：达到组织最低工作质量与数量的要求；维护组织利益；不损害组织成员的利益。上述角色期望同样适用于基层公务员，但是除此之处，我国的基层政府组织还赋予了基层公务员其他一些职场角色，主要有：第一，不仅履行行政责任，而且履行政治责任。行政责任主要是指公务员的行为必须符合所在职位所涉及事务的程序性或操作性规定；政治责任指公务员的职业行为必须遵循执政党的价值要求，贯彻落实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与原则要求，具体来看，我国公务员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牢政治方向和坚定政治立场，做到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等等。在政党政治背景下，英美等国的事务官应遵守价值中立原则，为持有不同价值的执政党提供无差别服务，但是在我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且实行政行合一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包括基层公务员在内的所有公务员都应遵循执政党的价值追求与主张。因此，政治责任既是我国公务员与企业员工存在的职场角色区别，同时也是我国公务员与国外公务员存在的职场角色区别。第二，基层公务员是公共权力②的执行者，公共权力使用不当是其职场偏差行为的主要体现。公务员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一个特殊群体，而任何执掌权力者都可能利用公共权力来谋取个人私利。[21]

尽管基层公务员的工作以执行为主，但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仍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尤其正值国家加大对基层建设的投入力度，大量资源与惠民政策在基层落地，这为某些“心术不正”的基层公务员提供了“空间”或“油水”。基层公务员公共权力使用不当的表现如挪用群众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套取国家财政资金、挪用集体资金等，[22]这些情况不适用于企业员工。第三，根据职业特点，基27--层公务员不仅要维护本组织（组织既包括本科室或本部门等小型组织的概念，也包括整个政府组织等大型组织的概念）的利益，还要从大局出发维护人民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已经写进基层公务员职业行为规范之中。偏离上述利益的职业行为则被认为是职场偏差行为，这也是与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别。当基层公务员的职场角色履行不到位时，就会出现职场偏差行为。本文以此为研究逻辑起点，通过收集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表现的经验材料，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建构起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维度结构，然后通过对话已有研究与基层公务员职业特征、所在组织情境来检验所建构维度的合理性。图1研究的逻辑起点与思路四、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一）研究对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条规定，本论文中的“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基层公务员”则是指在县级行政区党政机关（具体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群团组织、行政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八类）及其派出机构和部门内设机构、乡（镇、街道）一级中国共产党党委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中科级及以下的公务员。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原则，本研究选取不担任领导职务的普通基层公务员、担任领导职务的基层公务员及公众作为维度建构所需经验材料的来源。本研究于2017年6月至8月间对不同地区、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位类别的25名基层公务员（其中8名为副科级）和10名公众进行了访谈。（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扎根理论。它是一种基于原始经验材料建构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因严谨性、规范性和科学性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用广泛使用。扎根理论最早由社会学家格拉斯和斯特劳斯（Glaser&Strauss）共同提出，[23]其基本研究逻辑是从经验数据中建立理论，[24](P5)即通过在大量现实资料中获得实质理论，再从实质理论上升为形式理论。因此，扎根理论方法契合本研究的需求：既有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维度建构未能充分体现出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特点及组织情境，本研究开发基层公务员结构维度应从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现实经验材料着手，提炼出有关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结构维度的理论。具体而言，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经访谈而形成的经验材料逐步进行三级编码（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选择式编码），从而形成基层公务员职场偏差行为的理论轮廓。（三）资料收集本研究采取半结构访谈法来收集资料。访谈时，访谈员先明确访谈目的、系统熟悉访谈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然后依据事先准备好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进行提问。为克服地域障碍、提高效率，同时兼顾能观察到对方的形象、神态、语气和动作等非语言行为，本研究对18位受访者采用视频访谈形式，对另外17位受访者则进行线下面对面访谈。访谈过程中，访谈员主要采用他评形式进行提问，以增加受访者的认同感；尽可能使用口语化、生活化和通俗化词汇（如“单位”“打交道”“打招呼”等）；记录受访者的非语言行为（如神情、肢体动作等），以便后续研究挖掘理论。另外，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对35段访谈均进行了录音。为增强分析录音资料的信度，本研究结合大卫·希尔弗曼在《如何做质性研究》一书中的建议[25](P190)做了以下工作：把录音转成文字稿时逐字逐句进行，不在语法或其他方面进行“清理”；请至少两位进行过一致编码训练的独立编码员对同一份材料进行编码，对于编码员之间的不一致视不同原因而进行处理（因资料本身模糊的由两位共同确定编码；因编码类别间交叉的调整编码；编码错误的纠正错误）；再次回放录音，补充第一次转录过程可能遗漏的一些温和谈话信息，如“嗯”“是的”“不”等，并考量是否需要调整编码。最终，本研究整理出的文本资料约达12万字。五、数据处理与分析（一）开放式编码本研究先对35份原始访谈文本按访谈时间顺序进行编号，其中01~25为访谈基层公务员录音文本材料，26~35为访谈公众录音文本材料。然后随机选取其中的17份基层公务员访谈材料和7份公众访谈材料，对每份材料进行多次详细阅读、划定原始事件和登录码号（指从原始访谈材料中选择编码形成的代码），提炼出264条原始事件记录及其相应概念。经过反复分析比较，最终形成50个概念和25个类属。限于篇幅，本文摘取能代表25个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