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义利观
法家思想义利观
法家思想义利观
《法家思想义利观》是我国古代法治传统形成的一个经典思想，取其真谛，可以分析出其内涵：一是以义为据，强调人们应遵守社会规范，坚守诚信守约，努力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以利为据，即以实际利益为指导，遵循经济准则，引导行动的良性循环；三是树立自尊，以自我赋能及尊重人权原则激发个体的潜力，促进个体进步，让全体受益；四是增进团结，以信任、包容和理性相得益彰，强调多样性文化的共存，以获得社会正能量。法家思想义利观给我们成年人及社会给出了指导，我们应多思义利观，以正念在工作中去履行“以义待人”，在生活中实现“以利感人”，尊重自身和他人，重视团结和和谐，共创美好社会。
最后，我们应当关注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情义行善、把握尊重人权，实践法家思想义利观，与其相协同，使师表朝野的集体智慧不断发挥、大志指引我们祖国的崛起和发展。
传统义利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传统义利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武东亮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山东菏泽274030)
摘要:义利关系是所有社会成员都不能回避的大
问题，传统义利观的演变经历了由义利统一到二者对立
的不同阶段。传统义利观不但含有丰富的利民、富民的思想因素，而且对社会中公利与私利、物质需求与精神
需求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充分发扬其中的积极因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义利观合理内核物质基础道德基础
和谐社会
一、传统义利观的嫂变及其合理内核
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也是历代哲人所关注的一个人生大问题。自古以
来，义利之辩纷争不息、源远流长。
义利之辩在我国社会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
段。一是先秦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大致有
三种不同主张:杨朱主张为“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为也”(《孟子尽心上》)。墨子主张“为人”，“摩顶放踵
以利天下”(同上)。而孔孟则从杨、墨的两个极端中加
以调节，一方面承认一己之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另一
方面又强调个人之利只能被肯定在一定的范围与尺度
之内。“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
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
之”。(《述而》)可见孔子将追求富贵、追求物质利益视
为人的正当要求。这说明孔子是不反对谋利的。孟子还
明确提出了义利兼顾的观点，既反对杨朱的自私自利，
耻于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又不赞同墨翟“摩
顶放踵以利天下”的无私兼爱，而是认为要兼顾个人与
他人，既不能为了自己而不顾他人利益，也不能只为利
人而不顾自身利益。二是两汉时期。自董仲舒提出了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儒
家的义利统一观开始发生讹变。义与利由统一开始走向
对立。但董仲舒也并非完全排斥对“利”的追求，他说:
“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故圣人之利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
转：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试论颜元经世致用的义利观
转：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计其功——试论颜元经世
致⽤的义利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孔⼦认为：“仁者⼈也……义者宜也”。追求私利是⼈的
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喻于义，⼩⼈喻于利。”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不
轻利”。⽽荀⼦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董仲舒提出：“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
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否定了君⼦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说的“好利恶
害”明显不同，进⼀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程颢认为“出义则⼊利，出利则⼊义”，义利关系被视
如⽔⽕之不相容，有义则⽆利，有利则⽆义，朱熹提倡“⾰尽⼈欲，复尽天理”。⼼学⼤师王阳明也主张“去⼈欲⽽存天理”。“义”作为⼀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上学终极存在的⾼度，称为“天理”，“利”因“⼈欲”恶的性质⽽失去了存在的合理
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清初，思想家颜元继承、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在义利关系上对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在⼀定程
度上恢复了孔⼦义利观的本来⾯貌。他主张“以义为利”的观点。他说：“以义为利，圣⼈平正道理也。……义中之利，君⼦所贵
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喜道之以⽂其空疏⽆⽤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
计其功。’”义利并不对⽴，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颜元还以种⽥、捕鱼为例说明⼈们进⾏⽣产
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持钩⽽不计得鱼者乎？”正义明道就应该谋利计功，
不讲功利，义、道之事空洞的腐儒直⾔，于国于民毫⽆益处。这⾥，颜元实际上是将功利看作是“正谊”、“明道”的出发点和归
用中华传统义利观审视我国竞技体育中的“黑色现象”
第２５卷第２期 ２００６年４月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１．２５ 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０６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４３７３（２００６）０２－０１５３－０４
用中华传统义利观审视我国竞技体
何维民， 王阳春 育中的“黑色现象＂
（兰州交通大学体育部，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我国竞技体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比赛中时常出现诸如“假球”、“黑哨”等一些“黑
色现象”。本文在对中华传统伦理义利观“以义为上，以义导利”的基本思想进行理性分析，对其赋予的现代意义进
行探析的基础上，分析了“黑色现象”产生的原因，论述了传统伦理义利观对现代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启示。旨在
唤醒那些违背职业道德，违反国家法律，为了个人利益去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在体育竞赛中“吹黑哨，打假球”的
人们的良知，重建体育竞技场上的文明，促进我圆体育健康有序的发展。
关键词：中华传统伦理｝义利观｝竞技体育，黑色现象
中圈分类号：Ｇ８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体育是人类一项美好、纯洁、积极和健康的活动，它所崇
尚的重在参与、公平竞争、积极向上、增进友谊的精神和所追
求的目标，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愿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竞技体育得到了迅速发展。一项项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人们
一次次地成功挑战生命的极限｝民族体育也相互融合，和谐
发展｝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与日俱增。但在这些繁华背
后，我们又极不情愿地看到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诸如“假
球”、“黑哨”等竞技体育中的“黑色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
不仅引起了社会和广大观众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严重损害了
国家和人民的形象，对体育事业本身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
用，也为国法所不容。近年来，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分
析讨论，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本文试图从传统伦
理义利与理欲视角略陈管见。
传统儒家义利观之伦理探析
第２７卷第８．期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０】．２７ Ｎ０．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２
●哲学与政治。
传统儒家义利观之伦理探析
慕旗娟
（ＯＦ昌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河南许昌４６１０００）
摘要：传统儒家的义利观是“重义轻利”的，在义利冲突的时候，强调义大于利，以义为重，先义后利， 以利为轻，且不以利损义。虽其当时被封建统治者所用而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之根基所在，但在今天其精
华部分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道德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义利观；伦理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２９文献标识码： Ａ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７２１８７（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２６－－０２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谈到义与利的关系时曾明确提出“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把义利先取或后取作为衡量人格
的标准。他认为“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即
义是成为君子的前提，要成为君子，就要看重“义”，在行为选
择上都要以“义”为标准，“义”是至高无上不可丢弃的。这显
然在人性匕对君子和／Ｊ、人做了具体的区分，也就是说无论是
君子还是，Ｊ、人，缺乏了“义”都是不可取的。君子有勇无义就
会犯匕作乱，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偷盗行窃，从而危害社会秩
序，使天下不得安宁。可见，传统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思
想，其实是其以一贯之的追求“君子之德”的产物。以孔子为
代表的儒家，长期把能够“行仁而不违仁”的君子之德作为一
种理想＾格状态来追求。而作为儒家思想中最能体现人性
与人的社会性间对立统一关系的义与利，自然而然地会打上
这种目的性的烙印。［１］
一、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涵及其辨析
“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儒家看来，只
有“谨守义轻视利”，才能向君子人格多靠近一些。通过这
传统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２０ ０ ９．７（中） Ｉ．ａｇａｌＳ＇ｙｓｕ￣ｎＡｎｄＳｏｃｋ／ ｛Ｉ；Ｉ占缸会 传统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高明才李吉艳 摘要义和利是人类社会历史悠久的话题。本文主要阐述传统儒家义利观及其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价值启示，市 场经济下，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是迫切需要解决问题，以传统儒家义利观为指导，吸取精华，对现代社会人们价值取向具有 重大启发意义。 关键词义利观价值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９２（２００９）０７—３２６－Ｏｌ 一、传统儒家义利观 先秦儒家侧重于重义轻利，孔子曾说过“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０在孔子看来义和利是区别君子与小 人的价值标准，认为君子是取义，重义轻利．，Ｊ、人是趋利，见利忘 义。孔子的重义轻利观，并非排除一切利，也充分认识到利对国 家的重大意义，认识到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孔子的义利观充分表达了其先义而后利，见利思义的价值观要求。 孟子的思想中充分体现了义为重的，利次之价值倾向。孟子 曾回答梁惠王时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在义利关 系发生冲突时，孟子的思想是“取义”为先，甚至当义与生命发生 冲突时，孟子思想任然坚持义为先，甚至为义而放弃生命，“生，亦 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０ 孟子的重义轻利，乃至重义轻生思想。 苟子是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他受到孔孟的影响，坚持重义轻 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保利弃义谓之至贼～。“义与利者，人所 两者有也，’’。在义与利之间，他并非完全排除利，而是坚持义为 先，利为后，提倡先义而后取利的价值导向。 传统儒家义利观，先义而后利，“见利思义”，传统儒家义利观 在市场经济下面临严峻考验，现代化市场经济对传统儒家义利观 冲突十分剧烈。 二、现代市场经济中义利观存在问题 （一）义利冲突 当代市场经济下，“义”和“利”有了现代的阐释，“义’字含有 尊重整体、长久和他人之利，讲求公平与正义，遵守道德与法律规 范等意蕴；‘利’字则含有对市场主体即‘经济人’正当合法利益、 经济效益和效率的追求之意。”０作为市场主体，往往把伦理价值 与经济价值对立起来，引起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冲突，从而走向 拜金主义。狭隘的拜金主义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完 全抛弃义，把伦理价值与经济价值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不可 调和，走上极端。 （二）重利轻义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们价值观念受到市场经济的冲 击，对义利关系的认同感发生变化。义利选择模式多元化，在道 义与功利，道德价值与物欲，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面前，选择呈多 元化，“传统的消极的义利选择模式依然占据一定的领域；开放带 来的外来义利选择模式也在试图努力获得一席之地。于是出现了 各种义利选择模式并存，相互争夺优先地位的局面。’’＠现代社会 中，人们的义利观，即受到本土的价值观影响，同时又受到外来价 值观影响，加之市场经济下以经济利益作为刺激劳动者，激发市 场主体的灵魂深处，随之而来的激烈竞争，这些多重因素促使市 场主体重利轻义的重要原因。 （三）重理论，轻实践；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轻社会利益 现代市场主体的认识水平应该得到较大提高，因为总体上接 受的教育水平提高，以促使他们达到一定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 能力。多数人还是认为“义为先，利为后”，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 益、国家利益的关系上，以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必要时牺牲 个人利益以维护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人们的行为水平远 没有认知水平那么高，书本上介绍的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 他们却将之创新型应用，将理论与实惠相结合，表现在：有点小利 就争抢，拉帮结派搞人情关系，对自己没有利的就不做。他们在 与他人利益冲突时，往往考虑的是自己，在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 作者简介：高明才、李吉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３２６ 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时，突出个人利益而置集体利益和国家利 益于不顾 三、传统儒家义利观与现代价值整合 （一）义利统一 首先，“利”是“义”的基础和前提。“利”是物质，没有利，义也 无从谈起，走向空洞，走向抽相化、神秘化。“利”是人们生存和发 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具备一定的物质的“利”，人们才能够生存，并 为谋求发展，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等方面提供保障。在一定“利” 的指导和追求下，会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劳动者 的内在潜能，促使劳动者的内在能力充分发挥，从而提高工作效 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其次，“义”对“利”指导作用。没有“义”指导的“利”，“利”就 会走上歧途。人们对“利”的追求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没有“义” 作为指导思想，“利 的追求会走向扭曲化，以追求“利”的最大化 而不择一切手段，最终危及到他人的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利益， 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所以，通过 以“义”制“利”，从而促使“利”在“义”的指导下，走上正规道路，形 成良性运行。所以，“义”与“利”应是辨证统一的，把“义”与“利” 结合起来，走义利一体化是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的 理想模式。 （二）“先义后利 ，“义以生利”的理念 孔子认为，在义与利发生矛盾，不能合一时，可以先义而后 利，甚至做到取义而舍利。市场经济讲究“诚信”，“诚信”也就是 体现“义”，通过“先义后利”，企业树立良好的“诚信”形象，把自己 品牌打出去，在社会上产生积极的影响，树立良好的口碑，从最终 效果来看，是有利的，对企业的长远战略性经营具有重大意义。 “义以生利”，企业通过“先义后利”，在社会上树立形象，扩大 自己知名度，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这样无形增加自己的 消费客户，这也是企业提高战略经营的一大策略，通过“义”而带 来更大的“利”，这就是做到“义以生利”。这种“先义后利”，“义以 生利”的理念是发展了传统儒家的“重义轻利”观点，把传统儒家 义利观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结合起来，赋予了传统儒家义利观具 有新的时代价值。 （三）市场经济下义利调和 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关系复杂，利益主体多元化，正确处理 好不同利益主体关系显得十分重要，社会、集体、个人利益在根本 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讲，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人们整体利益 价值观指导下，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 统一，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最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这也是儒家义利观中应有之意，是儒家义利观现代价值的 重要意义。 注释： ①论语・阳货． ②论语・里仁． ③论语・尧日． ④孟子・粱惠王． ⑤孟子・告子上． ⑥苟子・修身． ⑦苟子・大略． ⑥徐培华．市场经济的义利观：市场经济与义利思想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８页． ⑨龚比字．义利选择与社会运行：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望利问题的伦理社会学研究．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７１页．
论语中的义利观念
论语中的义利观念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观点。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学者，我对论语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其中的义利观念进行了分析和思考。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论语中的义利观念，即仁义、利与道德、利与社会秩序。
首先，论语中的义利观念体现在对仁义的强调上。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也是论语的重要主题之一。孔子认为，人应该以仁义为准则来行事，关心他人的利益，追求和谐和善良。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表明了孔子将仁义与利益区分开来，认为真正的君子应该以义为先，而不是以利益为先。这种强调仁义的观念在论语中反复强调，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追求。
其次，论语中的义利观念也涉及到利与道德的关系。孔子认为，利益应该与道德相结合，不能追求短期的私利而忽视道德准则。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君子贫而无怨，达而不骄。”这句话表明了孔子对于利益的看法，他认为君子应该不计较自己的贫穷，而是要坚守道德原则，不为私利所动摇。这种将利益与道德相结合的观念在论语中得到了体现，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
最后，论语中的义利观念还涉及到利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孔子认为，利益应该与社会秩序相适应，不能为了个人的私利而破坏社会的稳定。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表明了孔子对于利益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真正的君子应该以义为先，而不是以个人利益为先。这种将利益与社会秩序相结合的观念在论语中得到了体现，强调了个人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
综上所述，论语中的义利观念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论语强调了仁义的重要性，将利益与道德相结合，并将利益与社会秩序相适应。这些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提醒我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学者，我深感论语中的义利观念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和传承，将这些观念传递给更多的人，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儒墨道三家义利观1000字
儒墨道三家义利观1000字
先论儒家的。儒学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儒学在中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展。这是儒学的大幸，但是同时又是其他哲学派别的不幸。中国的哲学自从独尊儒术以来，就不再出现春秋战国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
作为儒家学派的宗师。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所谓，“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的时候应该把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放在首位。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比较看重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过他存在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并对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所以他“罕言利”，对利持谨慎而又保守的态度。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人民的物质生活利益，“明君利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事妻子，乐岁终生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思想。苟子也肯定了利得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也。”董仲舒也肯定了义和利相应依存的关系：“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身。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儒家的集大成者王夫之也说：“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指出人离开物质利益就要陷入危险地境地，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可见儒家在义利观中，讲义利二者孰轻孰重，才是义利观的核心所在。
儒家之于义利，一直是重义轻利得。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单食，一瓢饮，在陋巷，不也不堪其忧因也改其乐。”其中体现的是一种重义轻才得态度，是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寻求精神富足的心态，强调道德上的幸福感。儒家就是讲利也是要落到义的上面去。而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儒家做出的是先义而后利，舍利而取义，甚至是舍身取义的选择。在儒家看来，义和利不是独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价值选择关系。孟子关于鱼和熊掌的比喻就很能说明这种价值选择。在此，孟子极大地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为了义，生命都可以舍去，更不用说自己的私利了。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求人们超越功利，保持道义上和人格上的完善。朱嘉极力宣扬“不谋利，不计功”的思想，在义与利得选择上，强调“必以仁义为先，而不是以功利为急”，利永远在义的后面。选择义淡化对利得追求，取得道德上的满足感。王夫之“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人生因行义而显得可贵，也可为了义而舍去生命，是对孟子的“舍生取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将义的重要性提到生死的高度。义是抽象的，有时具体的，渗透在儒者的日常生活，人生追求和选择中。儒家思想中，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对利的追求和获得，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放弃利，这就是儒家重义轻利得价值取向。
儒家的“义与利”以及其时代意义
1 儒家的“义与利”以及其时代意义
“义与利”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的讨论，从春秋时期至今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问题，它不仅属于伦理学问题，而且还涉及人们在利益与道义、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等一系列矛盾关系问题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等领域。对待义于利的态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人们对儒家义与利的态度在认识上存有很大分歧，对于儒家是否一概排斥、否定利的积极意义也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但在认定儒家“重义轻利”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在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的科学义利观，对广大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加以正确引导。这也就恰恰使得儒家的义利观，体现其在当今社会的时代意义。
一．中国古代的义与利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义利之辨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义”注重整体利益、道德诉求；“利”则强调个体私人利益。因此义利之辨是一种道德和利益何者为重的抉择。义利问题各家都有论说。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孰为本孰为末的问题上，儒家“重义轻利”，主张“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提倡“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先义后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以私废公”。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讲利、求利，而在于是否“放于利而行”、“惟利是求”。实践经验一再告诉人们，一味追求个人利益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与人、与己不仅无益而且十分有害。孔子、孟子对此都有充分的论述。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自述其志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以重义还是重利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把对义利关系的判断作为是否成人的标准：“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乎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他面对君主则劝诫 “义然后取，人不怨其取”。《孟子》开篇即讲“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他认为，自然生命是人的“小体”，精神生命是人的“大体”，物质利益只能满足人的“小体”需要，道德仁义才能满足人的“大体”需要。孟子更认为，如果人与人之间处处以私利来计算，惟利是图，“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结果是“终去仁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惟利是求”的行为方式、价值选择不仅会加剧人际关系的紧张，而且还会造成“上下交征利”并导致“国危”。
商人的道德
中国传统商德的主要内容有:1.儒家传统的义利观。义以制利、义中取利的交换原则,要求商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取予有度、生财有道,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遵守义以制利、诚信无欺的伦理原则,反对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不道德行为。此原则,在长期的商业时间中内化为中国古代商人内在的行为准则,积淀成尊法守规、尽职修业、贾法廉平、诚信无欺、货真价实、讲求信誉的优良商德传统。同时也应该借鉴墨家的义利关系的伦理思想,即义和利是完全统一的,兼爱和互利也是统一的思想,承认和肯定商人创造社会财富的营利的精神。2.尊重规律,取之有道的经营技巧。尊重经济规律、善于把握时机、及时取予而发财致富者,受到了传统商德的肯定和提倡[8]。3.勤奋敬业、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于冒险、无怨无悔的优良职业道德,勤俭节约、不事奢华的传统伦理思想都是现代商人伦理应该借鉴和学习的。4.公平和公正。墨家的兼爱思想具有鲜明的平等互利思想,“兼爱”即“周相爱”,主张“兼以易别”,“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亏人自利”。5.乐善好施,爱国济民的道德情怀。6.注重集体和整体和谐。道家和儒家有着突出的和谐思想,道家老子把万物的规律和本质归结于道,和谐是道的根本特性,因而是处世的根本准则,注重于集体、整体和群体的和谐,是企业寻求卓越的关键,主动履行和承担对集体和整体的责任,企业就会充满活力,企业和个人就会获得更多的机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新采用把天地万物和人作为一个统一和和谐整体的研究方法,汲取“天人和谐”的根本思想,深刻认识企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的深远意义,企业(作为法人和组织)在市场中最基本的伦理是适者生存,人类在大自然中根本的法则同样是适者生存,企业不能因为前者而消除后者的社会责任[9]。中国传统商德作为调整商事主体利益关系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揭示了商业活动中的道德规律,凝聚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精华,其价值原则、基本规范和要义精髓对现代商业依然具有适用性和可借鉴性,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继承中国古代优秀的商人伦理道德精神的同时,我们应当正视古代伦理本质上是封建伦理,其根源于封建经济基础,与现今的市场经济有着天壤之别。故某些伦理亦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如其压抑商人独立个性的一面以及儒家伦理道德中片面强调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思想和封建等级观念都是与商品经济发展要求公正、平等创造财富相悖的[10]。对于这些不利于商人发展的古代伦理我们应持否定评价。商法的现代化同样离不开对西方先进商人伦理精神的移植。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产生与发展均早于中国,其发达的公司企业制度、商人行为规则以及经营管理策略对中国商事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商人伦理作为一门学科也是最早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首先设立的。因此,汲取和吸收西方先进的商人伦理对完善中国商法以及构建和完善中国商人伦理体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