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经济
历史的发展是佛教已经中国化，中华民族有很强的同化能力佛教在中原国家历史悠久佛教中国话已成必然。此时的佛教是中国的佛教。
佛教中国化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对中国的哲学、文化、艺术，更对中国封建时期的经济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
一：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化
农业作为封建社会的支柱产业，承担着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而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稳定。而稳定的基本前提是政局稳定，所以，在前面提到的政局变化后者稳定与否与农业有着直接关系。政局稳定的前提下，社会稳定也是经济生产的必要条件。所以，才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思想，统治者利用其理念，弱化民众势力，达到统治的目的。而儒家思想并非“民”思想，是统治民、弱化民的思想。对于真正的儒家思想，其进入有一定的门槛，所以在某种角度上并没有很好的民众基础。而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尤以净土宗与禅宗为主，具有深刻的民众基础，所以唐朝统治者竭力扶持佛教和利用佛教，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样，重农轻商的效果就被扩大化，使农民从思想上更容易妥协从事农业，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单一化。
二：佛教事业兴起，占用大量社会资金，阻碍经济发展
根据匡长福《佛教学导论》所述：“隋文帝建立隋朝后，对佛教的扶持不遗余力。他曾三次下诏，在全国113州修建佛塔并广度僧尼，多大50余万。”佛教为宗教，并不以生产利润为目标而从事经济活动。过多的寺院建立，不会直接给地方带来经济利润，甚至会产生负利润，靠国家、资助或施舍来运行。所以，广修寺院导致的是大量资金投入到非盈利建设当中，致使资金不能有效流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大量的僧尼，更是国家的负担。虽然从道德或者主观上，对僧尼的奉养并不排斥甚至情愿，但是从客观上而言，奉养大量不从事经济生产活多的人，的确为经济发展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三：劳动力减少，阻碍经济发展
在北魏末年全国僧尼到达200万以上，造成田地荒芜，遍地哀鸿的局面，严重破坏了国家经济平衡①。僧尼的增加，直接导致有效劳动力的减少，而原本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力现在变成了消耗成产成果的人员，其必然导致经济遭到破坏。
四：削弱了民众的经济生活的追求
中国佛教，尤其是在广大群众中有着较好基础的禅宗和净土宗，其交易简单，讲究任何人都可以成道。这对于广大群众有着极高的吸引力，认为只要一心虔诚，就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从侧面激发了人类的惰性，把目光着眼于理想当中，从而是本来就不受到重视的商业更受到排斥。这长久的削弱了人民对商业活动的积极性，它一直持续到近代才被改变。
佛教中国化对当时的经济的正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中国化，完善了中国统治体系，提高了经济效率
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了融合，例如：天台宗是我国最早诞生的一个佛教宗派，具有我国的民族特征，这个宗派把印度佛教的中观哲学和儒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儒道的心性论，特别是以道德为根本的善恶人性论与佛教的轮回业报思想撮合在一起，重视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与条理清晰、通俗易懂的注释方法等等。禅宗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竭力将儒家的心性学说和老庄的自然主义融入到禅学体系中去。这样，使中国的统治阶级有了更加多元化的统治思想，与中国国情结合，使民众更加顺受。使得任何活动都有了更高的执行力度，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
二：佛教中国化促进了其相关文化、经济活动
佛教的中国化，对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文学、音乐等多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广元千佛崖造像等等，刺激了旅游业、建筑业，间接的对其他产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佛教中国化稳定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发展 佛教宣扬: “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等戒条，对于教徒有很大的约束力和社会效益2。这种道德观念，使一定程度上社会环境更趋于稳定，从而各种商业活动，生产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简洁的通过是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通过以上简单得分析，可以发现佛教的中国化有利有弊。而我认为，在经济法面其弊大于利。从之前的分析钟可以发现，佛教对经济的贡献，多是间接式的影响，而不是直接的。比如通过人的道德理念、管理者的管理方式等等，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条件。但是我们在开它的弊端，基本上是直接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它通过实实在在的事例削弱了当时的经济发展进度。弊从实处入手，利从间接入手，其影响大小，自然可知。
估计不论其是直接还是间接，我们再从长远的角度分析一下其利弊。虽然其正面的影响是间接式的，但是其对于人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的负面影响确实直接且深远的。以对广大人民产生较大影响的禅宗与净土宗来说，从事经济活动根本就是与教义相冲突的。而佛教的广为传播，再加上与中国的儒道的如何，本就不受重视的商业活动就更不能得好的发展环境。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在现在，也有许多人对商业有一只莫名的抵触。这些是中国长久的思想理念导致的，而这种思想，必然少不了佛教对其的影响。而与之相反，再当时花费大量物资建立的寺庙、石窟，现在却成了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确实是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
另外佛教的禁欲主义对经济的影响：
禁欲主义的教规公认一个人的消费少于他的同伴是突出的美德。由好几条途径引出
的结论认为，消费少是高尚的生活方式。
首先，有的教规强调学会压抑个人天生欲望的
价值，如食欲、性欲、安逸感及其他满足；它们鼓励各种形式的斋戒和别的苦行作为精
神超度的手段。
禁止吃肉制品，禁止过多的活动。而这直接的影响了畜牧业和餐饮业的发展，在农业经济占占多数的中国，片面发展种植业的经济模式，使农牧民丧失了很多致富的良机
其次，教规认为一个人谋生需要消耗时间，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花在修身养性或进行宗教礼拜上。
而每次还俗之后对于生疏了的专业技术，又要重新掌握，这一段磨合期的工作效率自然不会高。而放到实际的行业当中，如果他是农民，他的地荒了需要重新开垦；如果他是商人，没有贸易伙伴会等他还俗后再交易，还俗后要重新寻找。这样一看，这出家的五年造成的损失起码有七年到八年。
第三，放眼天下，多数的宗教在禁欲方面并不对世俗教徒有太多的苛求，唯独只有印度教和佛教统治的地区要求凡人多多少少维护重视禁欲理想，甚至在这些地区这种理想也不见得真正影响凡人的品行。也许在这些国家，有的人原本可能去从事商业，可是却被吸引去过僧侣生活，但到处都发生这种情况。另一可能是这种受吸引过僧侣生活的人在数量上多于别的地区，而且产生“僧侣教士过多”的现象，这只是从有限的经济意义上来解释的，即没有去从事经济事业的人才过多。而缅甸恰恰是这样的典型。过多的僧侣，他们不劳动，而获取劳动成果，似乎很像马克思笔下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还有韩非子笔下的“五蠹”。他们消耗了本来可以用于社会积累的产品而并不生产什么，这消极意义同佛教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意义相比显得过分突出。
第四，佛教祭祀和礼仪消费很多黄金等贵重金属
信众将自己赚的钱去寺庙换金箔，贴在佛像、佛塔或者圣迹上。
而宗教祭祀所消耗的贵金属，如果用来充实中国国库，那中国家的财富会相当可观。 用市侩一点的比喻就是，贴在佛像上的金箔吸引来的游客门票不如做成金牙卖给全世界牙医赚的多。没有足够的国库储备，中国政府便无法从国外购进太多的新技术和新设备
术提高变得困难。
第五，佛教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放弃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而从事宗教研究。这就不仅仅是前文说描述的劳动力的问题了，创新是推动一个民族前进的最终动力，马克思也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技术上的优势往往能改变历史进程，比如民用工业技术落后的苏联最终被拖垮在冷战中。而作为国库储备不是相当富裕的中国，新技术无法通过购买所得，自主的研发能力便显得尤为重要。可是僧侣高贵的社会地位和安逸的生活，以及文化中对僧侣阶层的推崇，太多有头脑的年轻人将研究佛学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减少了投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科学的进步，技术手段的提高是很困难的，唯一的手段便是从业者的经验积累和意外发现，而前文中所讲，如果出家，经验的积累变得断断续续，更是让技术难以得到提升。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便是佛教推崇的不贪不嗔不痴，换句话说就是安于现状，教导人们不争夺，但没有竞争哪来的进步？没有进取心的民族，如何得到发展，经济文化不会从天而降，这是佛教文化的致命硬伤。
综上所述，佛教的中国化对中国封建统治时期的经济影响有着弊大于利的影响。尽管我们不能否定其诸多的有益之处，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佛教中国化对当时经济负面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其抑制了广大人民的对经济、物质追求的向往。这从根本上阻碍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也许在当时这种影响不会直接表现出来，但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观念一直随着封建社会传承下来。佛教并不是封建，但却适应了当时的封建制度、统治者与人民，这注定其在经济上这可能是弊大于利。
佛教徒的职业选择
1 合理的经济生活是生存的基本要素, 古人说：衣食足, 然后才能知礼义。佛教八正道中的正业, 就是指正当的职业。有了正当的职业, 生活的基本需要有了依靠, 才有余力去帮助他人, 服务社会。因此, 凡是不危害社会大众的士农工商等职业, 佛教认为可以去从事。佛教主张应该存财于百姓, 百姓富足了, 国家才能强盛, 佛教有了净财也才能兴隆,
因此合理的经济生活是被认许的。但是举凡伤天害理、陷民不利的工作, 譬如开辟赌场,
谋取暴利；贩卖军火毒品, 危及国家；私贩人口, 妨害善良风俗；乃至开酒家、开地下舞厅等不当行业, 都是佛教所禁止的, 至于经济犯罪, 扰乱国家的安定, 纵然暂时吃到了刀口上的蜂蜜, 但是也付出了割舌的血淋淋代价。君子取财有道, 非份之财不觊觎贪想。强取豪夺, 虽然一时尝到甜果, 却种下生生世世的苦因。我们要追求的是永世的安乐经济生活, 而不是如昙花一现般暂短梦幻的享乐。
(一)正命──正当的经济生活
1.合乎五戒、八正道的生活所谓‘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身为佛教徒, 凡是与杀、盗、淫、妄语, 乃至赌博、毒品等贩卖有关的行业, 都应避免。如屠户、酤酒、酒家、舞厅、妓女户、相命、占卜、钓具等, 这些都是佛陀斥之为邪命的职业, 所以佛教徒不应该以此谋生。此外, 贪污、敲诈、剥削、仿冒、伪造皆为非法取财, 国法既不容, 佛制亦不许可。什么是正当的职业？《杂阿含经》中说：‘种田行商贾, 牧牛羊蓄息, 邸舍以求利, 造屋舍床卧, 六种资生具。’以现在而言, 还应加上公教人员、医护人员等, 只要以正当的方式, 劳心劳力换得的生活, 皆称为正当的职业。
2.非道不行所谓‘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在《善生经》中, 对于取财有六种非道, 不可为之:(1)种种戏求财物者为非道：如赌博、竞胜、比武等皆是。以博戏而求财物, 不但求财不得, 而且事业不成, 更使本有的财物因而消耗, 精神亦将受损。有六种灾患：
佛教债务缠身化解方法(3篇)
第1篇
在佛教教义中，债务不仅指物质上的债务，还包括精神上的业障、情感上的纠葛以及心灵上的负担。这些债务缠身，会给人带来无尽的烦恼和困扰。以下将详细介绍佛教中化解债务缠身的方法。
一、认识债务的本质
1. 物质债务：指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所欠下的债务，如借款、欠款等。
2. 精神债务：指个人在心灵深处所积累的业障，如杀生、偷盗、邪淫等恶行所导致的业力。
3. 情感债务：指个人在人际关系中所欠下的情感债务，如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背叛等。
4. 心灵债务：指个人在心灵深处所积累的负面情绪，如嫉妒、愤怒、怨恨等。
二、化解债务的方法
1. 忏悔
佛教认为，忏悔是化解债务的第一步。通过忏悔，我们可以清洗心灵上的污垢，减轻业障。
（1）真诚忏悔：面对自己的过错，真诚地道歉，发自内心地忏悔。
（2）忏悔形式：念诵忏悔文、拜忏、念经等。
2. 改过自新
改过自新是化解债务的关键。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断除恶行，积累善缘。
（1）断恶行：停止一切恶行，如杀生、偷盗、邪淫等。
（2）修善行：多做善事，如布施、放生、助人为乐等。
3. 慈悲心
慈悲心是化解债务的重要法宝。通过培养慈悲心，我们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消除怨恨。
（1）慈悲对待他人：对他人宽容、理解、关爱。 （2）慈悲对待自己：接纳自己的不足，学会自我调适。
4. 忍辱
忍辱是化解债务的重要方法。在面对逆境和困难时，保持冷静，忍受痛苦，不生瞋恚。
（1）逆境中的忍辱：面对困难，不怨天尤人，以平常心面对。
（2）恶缘中的忍辱：对待恶人，保持宽容，不生瞋恚。
5. 烟供法
烟供法是藏传佛教中一种超度冤亲债主的方法。通过烧香、念经、供品等方式，超度冤亲债主，化解债务。
（1）烧香：烧香可以净化心灵，超度冤亲债主。
（2）念经：念诵经文，祈求佛菩萨加持，化解债务。
（3）供品：供养佛菩萨和冤亲债主，表达诚意。
6. 诵经、拜忏
诵经、拜忏是佛教中常见的修行方式，可以帮助化解债务。
寺院经济的繁荣(一)
寺院经济的繁荣(一)
论文关键词：寺院经济内因外因农禅并重
论文摘要：寺院经济作为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实体，它自身既带有宗教的成分，又兼有经济的内容。今天寺院经济的繁荣，体现在方方面面：香火的鼎盛，寺院的富裕等等。只有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寺院经济，积极引导它与社会相适应，寺院经济才能更加繁荣。
多少年来，被人们视为神秘之地的寺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寺庙正逐步改变千百年来“吃饭靠供养，修庙靠国家”的旧模式。正在为适应新形势的变化，面对新挑战，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寺院的功能，增加寺院内容，想着更加完善的寺院经济实体的方向发展。这样也许会带来寺院经济的繁荣，但也带来了观念和认识上的一些新问题。
一、寺院经济的兴起
寺庙作为佛教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弟子们念佛修行的场所，担负着众弟子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就必须依赖于寺庙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并在洛阳建立汉地第一座寺庙——白马寺。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已经十分繁荣与兴盛。在盛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推行佛教，贞观初年，嵩山少林寺拥有两天三十顷。贞观年间，全国寺庙多达3726座。①]寺庙如此之多，僧尼如此之众，都是依赖于寺院经济的繁荣发展。历代王朝的大力扶持和封赏成为寺院经济形成的最初条件。除朝廷的扶持外，接受皇室贵族、富豪信徒的施舍供奉也给寺庙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上佛教所倡导的“众生皆平等”、“今世的修行时为来世的积福”等深入民心的教义，为寺院赢得了广大的信徒和支持者。当“软件”和“硬件”都具备时，寺院经济便破茧而出，展现出它的活力。
二、引起寺院经济芳容的“内因”与“外因”
众所周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在它创立之初，佛教对于金钱与财富的追求便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同样佛教也指出财富的危害。但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影响，逐步改变了以前那种观念，形成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教义，同时也积极适应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变，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
当代台湾佛教寺院经济的社会资源述略
当代台湾佛教寺院经济的社会资源述略
更新时间：2009-11-2 21:50:59 来自：宗教学研究 已有556人阅读
作者：麻尧宾
佛教寺院历来有公建、募建、私建三种。目前的台湾,由政府筹资公建之寺庙已不多见。私人兴建,不以出捐为目的,仍为私家所有的道场,有之。由信众出钱出力,终为佛寺所有的募建寺庙,则为多数。正因为政府并不在宗教事业投入太多财力,而使各道场不得不自谋生路,随着台湾社会整个经济的现代化的提升,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逐渐契合。
台湾寺院经济有哪些新的来源与内容呢?
星云法师在一次佛寺行管讲习会上,大致罗列了十六个方面的寺院经济项目：庙产收租、经忏佛事、灵骨塔、法会油香、信徒供养、素斋筵席、募化道粮、农产工产、标会贷款、观光朝圣、社会事业、会员会费、服务的专业、文教化导、实业经营、弘法事业等。不妨以此为分类基准作进一步的阐析。
上述诸经济形式中,有的在古代寺院是主要收入,于当代台湾的寺庙,可能至多是辅助性来源,像庙产收租；有的经济项目,向信众灌输的“供养”——“种福田”,在古代是重要的寺产来源,今天仍是；有的虽名称依旧,内容添新,如标会贷款;还有某些形式,以社会福利的名义设立,像养老院、孤儿院、医院、幼稚园、学校等等,借鉴了其他宗教如基督教的经营方式,据说却是诸大经济项目中最可观的。
稍详细地说说其中的几项：
经忏佛事与灵骨塔
唐宋有一种功德坟寺,与灵骨塔的形式有些类似。只是功德坟寺,往往为豪门贵族的私家寺院,寺僧即是守墓僧;而灵骨塔,是寻常寺院皆设立的,只要信众有要求,一般来者不拒,近似公墓。但在日本,寺檀制影响下的近现代佛教,又有区别。那里,檀家与寺院结成相对固定的关系。一个家族若有丧事,需“安灵”、“超度”、“举荐”,皆由这寺院负责安排。当代台湾众寺院所设的灵骨塔,与古代的,并无二致。
经忏佛事,是佛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表现之一。有明以降,更专设度亡送灵的经忏僧,以应民间需求。它是历代寺院重要的经济来源。即使在现代佛教或当代台湾的寺院,亦不例外。据说日本国寺院的二成靠举办丧葬仪式及法事活动的收入维持。又据1988年版的《日本佛教年鉴》,1987年东京情报中心记录的1万件电话咨询,43.7%商榷墓地、供养之事,15.5%是关于葬仪法会。这种数字在台湾似乎尚无专门的统计,然一般人家若有人过世,往往会就近请来寺庙里的法师,做一做法事,这也是台湾民间习见的风俗。且这种丧葬仪式,不在这家,就是那家,年头岁尾,接连不断。因而,其收入对于台湾一般的寺院也是不菲的。
佛教为何在近代衰落
佛教为何在近代衰落。 南北朝的时候，门阀大户垄断政治，佛教大发展，因为佛教提倡的众生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抵抗了门阀大户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的儒家势力。因此佛教得到皇帝和平民的双重支持。 从历史上看，佛教兴盛的时代，国力强盛[唐初，明初，清初]，儒家兴盛的时代国力衰落[唐末，明末，清末]。 为何佛教不能保证自身一直的兴盛，对国家一直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与佛教自身的弱点有关系。 佛教戒行比较严格，保证他是出世宗教，很少偏离原来的教义。这一点比任何宗教都好，入世的宗教，很容易成为一个帮派，为了眼前利益，篡改或修正教义，比如儒家，基督教。儒学篡改的厉害，把四书放到比五经还高的地位，导致民族的思想开始衰落。宋明的理学，一定程度上也提出了以材取士，对门阀有所抛弃，代替了佛教的一些作用。但是理学还是轻视下层和摧残妇女。丧失了太多的人文价值。代替不了佛教。明朝亡于八股，不正确。明朝和宋朝都亡于四书。清朝丧失大国地位，也是因 但是出世这也限制了佛家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数学，物理，化学，工程，计算机。而入世宗教在这里就没有障碍。虽然六祖惠能也认为一切都是佛法。而根本原因是尽管佛家承认众生平等，但是佛家等级制比其他宗教，不是最多，但也不是最少，还是有一点等级制，这个，不如基督教。 佛教供养的法则，有一点科学性，合理性，但也使上师减少或偏离了参与众生，推行大乘的因缘。 如果改造佛教，不如创造一种新的宗教。这样避免佛教丧失本来面目，也可以更方便地吸收各种宗教的优点， 佛教衰落,是与世俗的一些事,走的太近，比如名利。与众生走的太远，比如劳动，修行。 新的宗教，要避免佛教的这些弱点。为四书，而不是五经。佛教在唐朝各宗派理论大发展,一花开五叶后难以再有理论发展...因为立论不如"不立文字" 但宋朝佛教界还是保持对士大夫的高深锐锋.之后宋明理学和仙佛合宗利用了佛教的一点理论充实自己，佛教对此只能吃老本加无视． 由于中华被入侵时所遭遇的大屠杀，国民的人格受到了打击．佛教徒也不例外．本来出世的佛教变成了＂避世＂．．各种太上感应祈福禳祸的学说甚嚣尘上，而统治者也乐见＂你这辈子挨宰是上辈子的业力＂这种说法． 尽管佛教界在此时已经颓迷，甚至自己都被统治者所倾好的那种学说所迷误，俚仍得不到统治者的认同，因为出于政治统治者拉拢的是藏蒙界的．．而此时佛教大德也怀有弱势心态地巴望着粱武帝雍正章嘉之流，－－－谁能让佛教界证明有名人信佛就是好的．．再无达摩直告粱武＂毫无功德＂的那种担当豪气． 这是国格人格时代的缩影． 这种影响一直到民国和现代佛教界．他们对社会动荡极其不安，但求一精神避难所，并希乱世中因果报应学说增加教徒．如某网载：一民国大德称：辛亥前有一人梦见岳飞来托梦来招旧部，＂岳飞领小鬼作乱，乱世有先兆．儒家兴盛,导致五胡亂華，佛教兴盛，然后唐朝建立，唐朝初期也是佛教人物辈出的时期，玄奘，六祖惠能，智者大师，都那个时期的人物是云云佛教从宋元以降没有走诸宗并弘的路线，而采用了宗教合流，甚至和儒道融通之道，使佛教失去核心价值，信仰主体开始沦丧是其内在根本原因。 唐以前，精通外道和苦行的僧人比较多[智者大师精通外道，六妙修证可以治病，禅宗四祖，五祖，六祖都苦行]。唐以后，尤其是宋朝，受儒家影响，轻视劳动，精通外道和苦行的僧人少了。佛教衰落。佛祖度化外道特别多，佛教没有办法不兴盛。现在为何是末法时期，因为教徒动不动就斥人为外道，一点没有度化美国佛教确实有重理论，轻实修的倾向，但无论如何，佛教在西方早已经成为显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佛教在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现实，也有所改变，比较注重慈善活动，也积极向欧美人士传播佛教的基本精神。佛教进入欧美不到100年，能由此成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有关佛教进入欧美过程的书很多，想要研究也不是太难，毕竟第一代的洋佛教徒，比方说哥伦比亚大学的Robert Thurman教授都还在世。 倒是在中国，正信的佛教有待佛子们努力。至于佛教的精义到底是什么。我不认为这样的论坛适合讨论。佛教是必须要有实修的，光是理论上的讨论意义不大。众生的责任和毅力，和智慧。宋之後佛教太世俗化,同宋之後的理學占據社會各層有關。 當時上層士大夫雖對佛學都有修為,但對佛教則另眼相看,因佛教講求出家,這使的士大夫心里知佛學很好,但出家這有違理學,因宋之後,特別是明朝二十四孝是每個當時國人要做的基本道德標準。這使的佛學在宋之後的上層士大夫里成基本修身之道,但因沒有良好人材進入佛寺,使佛教漸漸世俗化。 這方面佛教同道教都一樣。 這使的宋之後佛寺同道觀只成了人們祈福占卜算命同為死人做法事的地方,而沒有了宋之前佛寺,道觀還是做學問的地方。 欧阳跃峰：《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心态剖析》，《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2、 张宏艳：《世纪桥》，2003年第1期。 3、 王开玺：《辛酉政变与正统皇权思想──慈禧政变成功原因再探讨》，《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4、 苏权有，伊明攀：《慈禧缘和成为康有为的继承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5、 李锦全：《论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中的慈禧》，《文史哲》1999年第1期； 6、 廖宗麟：《慈禧太后对戊戌变法态度考》，《河池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7、 赵朝峰、宋艳丽：《略论慈禧预备立宪的实质》，《齐鲁学刊》1999年第5期； 8、 宋艳丽：《慈禧太后与清末新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9、 周敏之：《论慈禧反对戊戌变法的原因》，《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10、 陈潮:《慈禧策动辛酉政变质疑》，《复旦学报》1996年第6期； 11、 林其泉、胡恭同：《评慈禧主持的清末新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2、 王道成：《中日甲午战争与慈禧太后》，《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3、 蒋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4、 《论慈禧在中法战争中的战略指导》，《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5、 《庚子那拉氏对外宣战原因的探讨》，《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16、 《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兼与丁名楠先生商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7、 《慈禧与光绪矛盾性质剖中国3000年封建王朝历史，500余位帝王。 帝王陵寝不仅数量众多、历史悠久、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且布局严谨、建筑宏伟、工艺精湛，具有独特的风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其中，慈禧陵是极为特殊的一个，慈禧一生爱珍宝如命，她的陵墓里会藏有哪些稀世珍宝呢？ 世人所以对陵寝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关注随葬珍宝。 慈禧爱宝如命，在生前拼命敛财。她又很想在百年之后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拥有生前一样的富贵荣华，所以在死后必然要随葬大量的奇珍异宝，以供她在阴间享用。 因此慈禧的葬宝100多年来备受世人的关注。 皇帝和后妃陵寝的随葬珍宝，在当时是绝密，不但世人不得而知，就是对朝中的亲贵、大臣、各地的封疆大吏也是严加封锁。只有死者身边的亲信和心腹以及参与大殓的有关近侍人员才可能知道。 皇家为什么对随葬品如此严加保密、讳莫如深呢？其根本目的就是防盗。 俗话说：“眼不见，心不馋”。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旦被外人知道，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非分之想和觊觎之心，进而铤而走险，掘墓盗挖，因而必须严加保密。所以在清朝灭亡之前，慈禧陵地宫里到底随了多少珍宝，谁也不知道。 析》，《历史教学》1980随着清王朝的覆亡，清宫档案的解密，关于慈禧死后的葬宝逐渐浮出了水面，被世人所探知。 目前关于慈禧的陵寝宝藏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记载。一个是大太监李连英的侄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另一个是清宫档案。 李连英是慈禧的贴身太监和心腹。慈禧大殓（将遗体放入棺内称大殓，为死者穿寿衣称小殓）时，李连英必然在场，参与了大殓。李连英死于宣统三年（1911年）。 李成武所以能写出关系慈禧葬宝的《爱月轩笔记》，一定与李连英有关系。很可能是李连英将慈禧随葬珍宝的底细透露给了李成武。 《爱月轩笔记》记载了慈禧死后随葬了哪些珍宝呢？简要介绍如下： 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上一层金丝镶珠宝的锦褥，厚七寸，上面镶着大小珍珠12604粒，红蓝宝石85块，祖母绿2块，碧玺、白玉203块。 在锦褥上，又盖上一条绣满荷花的丝褥，上边铺满五分重的圆珠，共有2400粒。在这层圆珠上面又铺绣佛串珠薄褥一层，褥上用二分珠1320粒。 入棺前，先在头部位放置一个翡翠荷叶，重22两5钱4分。荷叶满绿，叶筋不假人工雕刻，为天然长就，甚为珍贵。 脚下部位放置一个重36两8钱的粉红色荧光夺目的碧玺大莲花。 慈禧尸体放入棺材后，头顶荷花，脚蹬莲花，寓意“步步生莲”，使亡灵尽快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慈禧遗体上穿着多层寿衣，仅金丝串珠丝绣礼服和外罩绣花串珠褂两件，就用了大珍珠420粒、中珠1000粒、一分小珠4500粒、宝石1135块。 慈禧胸前佩带着两挂朝珠和各种佩饰，用珠800粒、宝石35块。另外还有串珠九链，围绕 年第12期；全身。 在臂间摆放18尊蚌佛，身上又盖有织金陀罗尼经被，被上用真金捻丝织出佛像、佛经，极为精致华丽，经被之上还铺有珍珠820粒。 慈禧头戴珠冠一顶，冠上镶嵌着外国进贡的一粒鸡卵一样大小的珍珠，为稀世珍宝。 在她身旁还有金、翠、玉、红宝石雕制的佛像各27尊，共108尊。其中金佛每尊重8两；翠、玉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 在慈禧尸体左边，还放着一枝玉藕。藕分三节，沾有天然生就的灰色泥污。藕上长出绿色荷叶、粉红莲花。另外还有一颗惟妙惟肖的黑荸荠。 右边，放着一枝红色的珊瑚树，上有樱桃一枝，青根、绿叶、红果，树上停落一只翠鸟。 在慈禧脚下，左右各放置一个西瓜、两枚甜瓜。西瓜为翡翠所制，青皮红瓤，黑籽白丝。四枚翡翠甜瓜，两枚白皮、黄籽、粉瓤；两枚青皮、白籽、黄瓤。 此外，还有青色粉尖的翡翠桃10个、黄宝石李子100个、红黄宝石杏60个、红宝石枣40个。在大小二百来件雕刻的果品之外，又有王公献的两颗翡翠白菜。这白菜绿叶白心，在菜心上落着一个满绿的蝈蝈，菜心旁还停着两只黄色马蜂，选料、雕琢都恰到好处。 为了填补棺内的空隙，棺内另外撒了大约四升珠宝，即有八分大珠500粒、二分珠1000粒、三分珠2200粒、红蓝宝石2200块，仅这一项就价值白银223万两。 最后盖上一件网珠被，被上用了二分重的珠子6000粒。正要上棺木子盖时，一位公主又赶来献宝：玉制的八匹骏马和十八玉罗汉。 这十八罗汉高不及2寸，白身，白足，着穿黄鞋，披红衣，手执红莲花。公主献完宝物，覆盖上网珠被，再扣上棺木盖子，才封闭棺盖。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故宫周刊》将清宫档案《内务府簿册》后载的慈禧的随葬品，进行了原文连载。笔者曾托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主任、清史专家苑洪琪研究员为我全部抄录了下来。因为文字太多，占用篇幅过长，这里只将《清宫述闻》一书对上述慈禧葬宝进行概括性缩写的一段文字（载《清宫述闻》第869页）抄录于下： 殓入棺中珠宝玉器有：正珠、东珠、红碧玺、绿玉珊瑚寿字、珊瑚喜字、珊瑚雕螭虎、龙眼菩提等朝珠。大正珠、正珠、东珠、红碧玺、紫碧玺、绿玉莲子、珊瑚圆寿字等念珠。绿玉兜兜练。正珠挂纽。金镶正珠、金镶各色真石珠、金镶珠石、金镶各色真石，白钻石葫芦。金镶红碧玺正珠、金镶、镀金点翠穿珠珊瑚龙头、白玉镶各色真石福寿、绿玉镯。正珠、东珠、金镶正珠龙头等软镯。绿玉、茶晶、白玉皮、玛瑙等烟壶。洋金镶白钻石、洋金镶珠带别针等小表。洋金白钻石宝桃式大蚌珠、白玉羚羊等别子。白玉透雕活环葫芦、绿玉透雕活环、珊瑚鱼等珮。汉玉珞、汉玉仙人，汉玉洗器。白玉猫、黄玉杵、汉玉针、汉玉羚羊、雕绿玉扳指。蓝宝石、紫宝石、子母绿、茄珠、大小正珠、绿玉、蚌珠、绿玉镶红碧玺等抱头莲。珊瑚绿玉金镶红白钻石等蝙蝠。金镶红白钻石蜻蜓。金镶白钻蜂。红碧玺、绿玉穿珠菊花。金镶各色珠石万代福寿。金镶钻石等冠口。金翠珠玉等佛手簪。绿玉、珊瑚、红蓝宝石、红白钻石、子母绿等镏。黄宝石、钻石、红碧玺、白钻石、大正珠等帽花。 慈禧在六十几岁时，拥有一个英国情人？清末寓居北京的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以自传体撰写的一本回忆录，尘封68年后在海外出版，引起轰动。该书以他的宫廷奇特见闻为主轴，揭露诸亲王与军机大臣、后妃之间种种情爱，以及作者与慈禧之间维系多年的情史。慈禧拥有英伦情人，这是真实的吗？令人震撼的情节是不是英国巴恪思爵士在瞎掰？ 1939年，被日本人占领的北京。
佛教寺院经济运作过程中的经营问题研究
第２４卷第４期 ２ ０ １ ０年７月 长沙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１．２４ Ｎｏ．４ Ｊｕ１．２ ０ １ ０
佛教寺院经济运作过程中的经营问题研究
夏梦
（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１２）
摘要：佛教寺院经济的经营形式包括农业及手工业、商业、旅游业以及通过各种宗教活动获得收入。
寺院经济存在经济法人的经济运行模式与寺院“民办非企业”法律定性的矛盾、寺院经济过于独立导致佛
教商业化、政府部门对佛教寺院的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针对寺院经济问题，其研究对策如下：使寺院经济
运作模式符合非营利性的职能与性质；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加强寺院与政府、旅游部门、旅游企
业的沟通；完善寺院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
关键词：寺院经济；非营利性；经营形式；经营问题；商业化
中图分类号ｌＢ９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６８１（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３２—０２
我国是佛教信奉大国，佛教在我国有着悠远的流传历
史，佛教寺院在我国作为一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存留下
来。寺院作为宗教文化活动的特殊组织，是一种非营利性组
织；同时，寺院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也 会受到经济浪潮的影响，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
寺院经济的经营形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为佛
教寺院经济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传统意义的“农禅并
重”向市场商业化蓬勃发展，佛教寺院经济在政府“自养”政
策的保护与监督下，朝着特色经济形态的方向发展，寺院经
济来源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一）寺院农业及手工业
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寺院经济的核心仍是农业。唐
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僧人给田三十亩，女尼给田二十亩。朝 廷正式承认了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的一种成分，寺院的免
役免赋等特权也保留下来了，所以寺院经济急剧膨胀，人口
大量涌入佛门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彻底结束
浅析寺院经济的繁荣
浅析寺院经济的繁荣
王笋
摘要：寺院经济作为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实体，它自身既带有宗教的成分，又兼有经济的内容。今天寺院经济的繁荣，体现在方方面面：香火的鼎盛，寺院的富裕等等。只有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寺院经济，积极引导它与社会相适应，寺院经济才能更加繁荣。
关键词：寺院经济；内因；外因；农禅并重
多少年来，被人们视为神秘之地的寺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寺庙正逐步改变千百年来“吃饭靠供养，修庙靠国家”的旧模式。正在为适应新形势的变化，面对新挑战，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寺院的功能，增加寺院内容 ，想着更加完善的寺院经济实体的方向发展。这样也许会带来寺院经济的繁荣，但也带来了观念和认识上的一些新问题。
一、 寺院经济的兴起
寺庙作为佛教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弟子们念佛修行的场所，担负着众弟子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就必须依赖于寺庙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并在洛阳建立汉地第一座寺庙——白马寺。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已经十分繁荣与兴盛。在盛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推行佛教，贞观初年，嵩山少林寺拥有两天三十顷。贞观年间，全国寺庙多达3726座。①寺庙如此之多，僧尼如此之众，都是依赖于寺院经济的繁荣发展。历代王朝的大力扶持和封赏成为寺院经济形成的最初条件。除朝廷的扶持外，接受皇室贵族、富豪信徒的施舍供奉也给寺庙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上佛教所倡导的“众生皆平等”、“今世的修行时为来世的积福”等深入民心的教义，为寺院赢得了广大的信徒和支持者。当“软件”和“硬件”都具备时，寺院经济便破茧而出，展现出它的活力。
二、 引起寺院经济芳容的“内因”与“外因”
众所周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在它创立之初，佛教对于金钱与财富的追求便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同样佛教也指出财富的危害。但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影响，逐步改变了以前那种观念，形成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教义，同时也积极适应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变，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
探析藏区寺院经济来源的转变及其原因
探析藏区寺院经济来源的转变及其原因
摘要：本文以拉卜楞寺为个案而研究藏区寺院经济来源的转变及其原因为突破口，并从藏学和宗教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以转变的时间、路径、动力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民主改革和“以寺养寺”为切入点，探讨寺院经济在新的社会形式下的主要收入来源，即通过“旅游业”、“内传”、“经商”等主要路径，实现新社会下的寺院经济的运行与发展。
关键词：寺院经济；转变；拉卜楞寺
“宗教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使宗教经济学的研究终于蹒跚起步，虽然起步较慢，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韦伯的“宗教与经济的互动”研究，以及伊纳库恩的宗教经济学研究的“三条发展路径”等等，对宗教经济学的发展铺垫了更好的道路。
本文以拉卜楞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寺院经济的收入来源。本文主要想理清三个问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收入来源是在什么样的时间背景下转变的？以及通过怎样的路径实现转变？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变，其动力是什么？
一、“民主改革至20世纪80年代”——转变的时间
纵观藏传佛教的寺院发展，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转折点，吐蕃时期的传人、阿底峡的改革、宗喀巴大师的改革、以及民主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宗教改革。前几者主要是在教义教规上的大规模改革，而后者的改革重点放在寺院上，取消寺院和僧侣的历史特权等。因此，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改革”至20世纪80年代的“以寺养寺”为转变的时间界限，来探析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收入来源的转变及其原因。
二、“以寺养寺”——转变的路径
（一）、“旅游业”为主体的“以寺养寺”
在藏区的每一个寺院基本上都成为一个旅游景区，且其门票收入是非常壮观的，尤其是大昭寺、塔尔寺等这些历史上有名望的大寺庙。如拉卜楞寺1987年旅游门票收入是57628.75元，1993年是166267.12元，而2008年拉卜楞寺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8万多人次，门票收入是84万多元。拉卜楞寺有6大学院，1000多个僧侣。
宗教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宗教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宗教对国家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具体应该是体现在对其文化思想的影响。小编整理了相关知识，快来学习学习吧!
宗教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新教运动：劳工神圣
马丁•路德说出了他唯一不太符合《圣经》、但认为符合上帝的话：“人就是为了劳动而出生的，就像鸟是为了飞翔而出生。”“上帝不喜欢游手好闲的懒人，而希望人们在自己的职业中忠实地、勤奋地劳动，这也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福祉和发展。”“游手好闲是违背上帝意志的罪孽，因为上帝已经提供给你劳动的能力。”信奉新教的英国国王EdwardVI在1547年居然推出严厉的法律：“如果谁拒绝工作，(法庭)就要判处他做告发他游手好闲的人的奴隶。主人可以用鞭子和锁链逼迫奴隶从事最肮脏的工作。如果该奴隶逃跑14天以上，将被判处终身奴隶，要在他额头烫上‘S’;如果他第三次逃跑，就作为叛国罪处死。主人可以出售奴隶，赠送奴隶，就像一只可移动的实物或家禽。德国新教运动让妇女成为受到世人尊重的妻子和母亲，这在天主教中是没有的。
这里，马丁•路德强调的是人的劳动，而无论这人是从事怎样的职业，因为他认为，一个人从事某个职业，是上帝的指定，所以都是伟大的职业。德语的“职业”一词Beruf，就产生于新教运动中，是动词“召唤”(berufen)的词干，即任何职业都是上帝的召唤。
发展 新教中的核心伦理
它告诉人们不是要以苦修、超越世俗道德的禁欲主义方式来追求上帝的应许，反而应该在俗世中，完成个人在其所处职业位置上的工作责任和义务，胜任“上帝的选民”。看得出来，新教伦理本身包含了世俗化、理性化的因子，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不谋而合(韦伯认为存在“因果关系”，也有学者指出是“选择性亲近[elective
affinity]”的关系)，所以相比其他宗教，更能催生出发达的市场经济就不足为怪了。 结果 新教
一、《圣经》没有赋予教皇最高权力，
二、人人有权利解释《圣经》，
道观经济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罗争鸣(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 关于佛教寺院
1 道观经济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罗争鸣（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
关于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海内外学者均有广泛关注，较早从事寺院经济研究的何兹全先生编辑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除了收录自1934年至1984年间17篇重要论文外，书后还有一个论文目录，由此可以看出日本、香港、台湾、东南亚等海外汉学家早就注目于此。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其中不乏一些扛鼎力作，比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姜伯勤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台湾唐耕耦的《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台湾黄敏枝的《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游彪的《宋代寺院经济史论稿》等等。可是，关于道观经济，或者从经济角度对道教所作的研究，据笔者广泛检索搜求，不能说一片空白，但海内外学者专深而具体的论述，这么多年来，还是比较少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在大陆学界，“道观经济”研究还没有相关专著，目前主要是单篇论文，另外，有些专著中的部分章节有所涉及，但往往夹杂在佛教寺院经济中一起探讨，很少专论。这类著作主要有《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赵靖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国经济通史》丛书中的系列断代史。《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27章论述了“早期道教的经济观点”，这主要针对《太平经》中的一些经济思想加以讨论，基本概括了早期道教的财富观念、生产分工、分配消费等，但是，这只能算道教经济思想，那时候还没有成熟的道观，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都不算大，严格说来，不能算道观经济。但《中国经济通史》中的系列断代史从《秦汉经济史》以下，对道教经济思想、宫观经济现象等多有论述，如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包括道观）地主土地私有制”、唐代的“地主私有土地制（包括寺观）”、辽代和西夏的“寺院经济”、金代的“金统治下的封建地主阶级、寺院经济”、元代的“赐田”、“寺观田制度”、“各种寺观田的税粮”等等。经济通史中的道观经济论述，大多跟佛教寺院经济混在一起，如漆侠先生撰著的《宋代经济史》的第六章第四节《寺院对土地的占有》，标题是“寺院”，但内容其实包括“道观”对土地占有情况的分析。这个安排，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道观经济规模较小，不值得单列一节；二是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多就是“寺观”并称，无法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