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公共建筑的_公共性_之思_主题沙龙

第三方面，从建筑本身来谈，建筑性格少不了对建筑空间的定性。 我们常讲到的公共空间很多都是与 建筑的开放性、交往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建筑“公共性”的英文表述，常见的有“common spaces”和 “public space”。简单理解，不管什么样的空间，只要能产生公共交往，都可以被称为“common spaces”， 而“public space”一定是开放的、公共性的空间。此外，有还有“civilian spaces”的说法 , 更加明确地将 公共性、开放性与公益性联系在一起，公共空间被定义为面向城市、面向公众，而且是具有 “平民” 身份 的城市或建筑空间。
公共建筑从什么方向来定义，东西方对此的认识有所不同，不同的认识也会对设计和使用产生不同影响。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定义公共建筑，第一个方向是从所有权来定义，所有权在某些角度会引 发使用的性质；第二个方向是从使用性质来定义，使用的行为可以定义建筑性质。 如果仅从单一方向来定 义公共建筑是不完全的，要综合定义。 私有投资的项目也可能会有公共的使用性质，公共投资（的项目）也 可能没有公共使用的性质。 比如私人博物馆，仅从使用性质来谈，可能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公共建筑，而 我们这里很多政府部门的建筑物却没有公共使用的性质。 在中国，由于国土归国有，私人实际上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建筑建成后，即使是私人投 资，过了 70 年后，这个房子的归属是谁的？即使房子是你的，地也不是你的。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对建筑性 质定义的干扰。说得明确一点，是权力的问题——到底通过什么来决定使用的性质或权利。这个权利问题 在中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权力来源的转变是很微妙的。 在封建社会时，权力是天赋或神赋的，虽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更迭，但仍 是一代代继承的家族权力。 当社会形式进入资本主义后，出现了契约的权力形式，民众可以通过契约决定 自己的权力。这也对公共建筑如何被民众使用产生影响，因为民众有对这个事情的契约，所以可以公平、合 理地使用它。 目前中国正处于向契约式的权力形式转化的阶段，这个阶段会很漫长，这就决定了我们没法 对中国的公共建筑进行准确定义的现状。 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中国正进入社会伦理的调整阶段，也是建筑伦理的调整阶段，社会在变化，所 以大家会看到很多新闻，比如强拆、钉子户占地不走、小悦悦被车辗轧等等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从表面现 象来看是道德被颠覆或者道德被淡化的结果，但是从根本上看是社会伦理体系转向的结果。在整个社会的 伦理体系转变期间，恐怕很多事情都会出现模糊甚至混乱的状态。而我们这些建筑师恰恰又需要在这种模 糊、 混乱的状态下工作， 为政权和老百姓服务。 这可能就是建筑师整体处于困惑的原因。
■ 王辉 URBANUS 都市实践 合伙人
■ 傅绍辉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首席专家，总建筑师
■ 张利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
■ 曹晓昕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总建筑师
■ 崔彤 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 总建筑师
■ 纪玉戟 都市架构（北京）建筑与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 谢江 北京清水爱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综合体研究 中心 主任
第二方面，关于公共建筑的定义。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来看，公共建筑的定义是从功能角度出发，用以 与住宅、工业建筑或者医疗建筑等专项功能的建筑相区分。 所以在我国，除了政府办公楼、文化建筑、公 共设施，像酒店、商场、写字楼等这些公共性使用的建筑，都被划入公共建筑的范畴。 但实际上，日本或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建筑的概念，是从投资属性角度来定义的，确切地讲，用纳税人的钱建设、为公共 服务的建筑都被定义为公共建筑，与之相对的是利用民间或私人投资的建设，被定义为私人开发项目。 我 们国家之前的社会状况基本不存在私人的建设投资，所有项目都姓 “公”，自然用功能来划分建筑类型，但 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国家投资、民间投资、私人投资都存在。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从投资主体的属性来给 公共建筑一个更明确的定义，公共建筑应该是用国家的或公共的资源建设的、服务于公众的建设项目。 这 种定义方式虽然只是针对项目投资主体的换位变化，但人们看待公共建筑的立场就会有所转变，利用公共 资源建设的、为公共服务的项目，其价值和目标点应该是提升公众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环境。 所以我觉得对 公共建筑的定义也是值得大家讨论、思考的一个问题。
8
■ 崔海东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院 副总建筑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建筑设计研究室 主任
城市建筑 | 主题专栏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FEATURE-THEME
■ 杨洲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总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9A1 工作室 主任建筑师
第一个方向是从使用性质来定义，使用的行为可以定义建筑性质
我觉得在中国判定公共建筑，还是首先从它的公共性入手，从为公众使用的角度来 理解，更直截了当一些。中国目前的国情，在管理体制上、开放意识上，对公共性 的考虑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开始就谈定义，还是比较抽象的。 公共建筑、公共性、政府投资、民间投资这四个词的交叉会 产生各种不同的现象。 有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也有民间投资的公共建筑。 在中国，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 实际上公共性往往很低，而民间投资的很多建筑反而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建筑应该 从它的公共性来判定，从投资上来判定可能会很难。 比如几乎每个政府前面都有一个很大的市民广场，它 的公共性大多数情况下其实都很差，不是用来给公众服务的，老百姓并不能享受到它的公共空间。 包括很 多公共建筑，利用率很低，很多门都锁着，公众很难去利用。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判定公共建筑，还是首先 从它的公共性入手，从为公众使用的角度来理解，更直截了当一些。 中国目前的国情，在管理体制上、开放 意识上， 对公共性的考虑是比较少的。
对于公共建筑（的探讨），说建筑也可以，公共空间也可以，当然还有 common space、public space 这样的概念，我感觉从公共空间开始更好一点。因为在日本，虽然每个设计师的风格和项目不同，但无论医 院还是商业设施的设计， 都会考虑公共性的部分， 这一点很重要。
虽然像伊东丰雄也在做民间项目，但也有 public space 的概念。另外在日本，民间投资的项目（操作） 的自由特别小，全部要从投资的角度来考虑。 如果要做公共空间，要考虑需要投入多少资金，而政府主导 的公共建筑项目从资金的角度来讲相对自由一些，可以多点关于公共性的考虑。我感觉在中国，民间投资的 动作比较大， 自由度也特别大。
前几天我参加了新加坡建筑节的一个论坛，议题是“common spaces”，从公共空间和交往空间的角度 来讨论建筑设计中面对的问题，很多建筑师、规划师一起交流了自己的体会和做法，很受启发。 在当今中 国，公共建筑以及公共建筑的 “公共性” 是大家经常谈及，但也常因流于理念而被实际忽略的事情。 深度 审视 “公共性” 在建筑设计，尤其是公共建筑中的表现，不仅是建筑创新的思考，也是建筑适应时代进步 的需求，更是建筑师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毋庸置疑，提升城市和建筑的品质是建筑师的职责，同样，建筑师 在公共建筑中体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也具有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处在建设大潮中的中国建筑师在中国 独特的发展之路而形成的社会、人文、经济乃至于建筑环境中生存，其职业身份更具中国特色，在这个环 境里工作的苦衷、酸甜，自我感受各不相同。 今天请来的各位建筑师来自不同的机构背景，都经常从事公 共建筑设计，希望借助公共建筑的“公共性”这一话题，交流经验，也籍此触发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
从我对公共建筑“公共性”的理解，首先来自社会价值层面。谈 “公共性”这个主题，在座的各位年 龄也都差不多，60、70 年代生人为主，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经历过那段最有公共性的社会阶段，而 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就更是真切，他们曾经生活中的一切都渗透着公共性，真正属于个体所有的是非常少的， 虽然当时的生活简单，分配平均，但是带给大家充实的幸福感，以至于现在经常会有人非常怀念那个时代。 如今社会飞速的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但同时也带来很多的缺失，比如我们现在不但不能享受 完全公益性的医疗和教育等基本社会福利，连我们的一些社会公共活动空间 （包括社区活动场所、公共图 书馆、文化设施）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也差距明显。 现在我们很多城市都在兴起建设诸如美术馆、大剧院 等公共文化设施的热潮，有的项目规模不能说不大，建设标准不能说不高，但我们的公共文化建筑在对公 共参与、面向公共开放等方面来讲与很多发达国家的状况形成很大反差。在国外一些发达地区，走进再小的 社区，也有齐全的图书馆、儿童活动中心，而且重要的是这些设施基本是免费开放的。 而我们的一些城市， 建了一些公共文化设施，初衷是为提升公共文化活动，用了大把的纳税人的钱建好了，却成为老百姓进不 去、进不起的摆设，甚至成为某些机构牟利的手段，这些都与公共建筑的基本属性，与建设初衷十分相悖。
（祁斌：从日本来谈公共建筑是因为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经历。1998 年我去日本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带 我去看一个当时比较新而且评价很好的建筑——静冈县挂川市厅舍。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区域的县政府办公 楼， 但却是完全开放的空间， 在日本市相当于中国的县。）
这就是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别， 西方很多的公共建筑， 包括市政厅、 教堂， 全部都是开放的。 （祁斌 ：因为它有一个主体，它是用市民的钱建造的。） 在中国， 公共建筑的建造用的往往也是市民的钱， 但就是缺少公共性。 （祁斌：那还是主体的问题。我那次去参观的时候，感觉反差太大了，中国的政府办公建筑完全是另外 一个极端。当时跟我同行的建筑师解释，这是公共建筑，是用老百姓的钱盖的房子，就要让老百姓知道，第 一，我们的建筑是做什么用的，第二，拿着纳税人的钱的公务员每天在做什么，必须要让大家能够看得到 他们在里面是怎样的工作状态。包括当时矶崎新对于参加东京都厅舍方案投标失败耿耿于怀很多年，多次 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讲他对公共市民大厅公共性的理解。 他认为丹下的方案是一种倒退，完全把政府跟民 众割裂开来，强调一种纪念性和威严性，而他想更多地倡导市民化和公共性。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所站的立 场不同， 以这种立场为前提去做设计的话， 可能成果与你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标签去理解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