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中国文化

宗教与中国文化

宗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流传最广的本土宗教当属儒教、道教等，除了这些典型代表，还有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此外，还有许多民间宗教信仰。这些形形色色的宗教均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使中国文化多元化并呈现出整体性特点。事实上，一谈到中国文化，我们首先想到当属儒教。因为在整个中华历史长河中，儒教贯穿始终，从未间断，并且早已深深融入了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宗教意识形态存在。各种形态的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同生共长。在此，我想以儒教为例来阐述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首的儒学产生，发展到一定规模即为儒教。孔子在创立儒学时，儒教已开始对大众开放。几千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孔子驾着木车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各国之间，满怀激情地宣扬着儒教。他带着一帮弟子不停布道，使儒教在当时风行一时。从孔子弟子所辑录的由他们的睿智而发人深思的对话组成的《论语》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化的理想高度。孔子本身也在发展儒教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文化成就。他整理了《四书五经》，并培养出了子路，颜渊，公西华等等优秀弟子。这些都使得以儒学为首的早期中国宗教体系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因为儒教的社会功能过于强大，具有完整的宗教意识，宗教组织，宗教礼仪，而且辐射的范围很广，西至欧洲，东攘亚洲，尤其是整个中国。儒教所面对的群体是普通大众，而孔子本身所代表的阶层也只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在思想上更贴近平民百姓。由此赢得了众多的教徒。也许称儒学的信从者为教徒不太合适，因为在许多课本里是没有这个说法的。但是透过王晓朝先生的《宗教学十五讲》，我对中国古代宗教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关于宗教，中国历来有所谓的“三教九流”的说法，其中“三教”指的便是儒、道、佛。可见，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默许了宗教这个概念了。

王晓朝先生在书中说“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不能混淆于一般的世俗迷信。因为它不仅有基本的信仰、严格的制度，还有系统的教义、完备的礼仪，并为历代官方所尊奉，为全社会所敬信，其正统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这些特质儒学均具备，所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儒教。儒教的教义以“仁”为核心，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告诫广大人民不要将自己不情愿的事强加在别人身上。儒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最大的作用就是以礼乐制度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周礼》以系统的条文有效地规范了教徒的行为，使之遵纪守法，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更重要的是它很好地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起到固国安邦，稳定社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儒教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受重视，在后期却逐渐为统治者所接受和采纳的原因。因为《周礼》实在是太详尽了，规定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同要求：什么等级该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看几个人跳的乐舞。这些较之战乱，杀戮，酷刑，百姓还是易于接受的。在这种礼乐制度中，核心便是维护等级，纲常伦理，不可僭越。要求他们的教徒都应守自己的本分，勿做出格之事。孔子说的“始作俑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还有《论语》中的“八佾”也强调了等级与本分。这些均有利于形成秩序井然，利于统治的古代封建社会。在春秋战国这个时代的社会里，士阶层逐渐崛起。儒教使得“学在官府”变为“学在民间”，平民也享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当整个国家的人都能受到良好教育时，文化创作便进入繁荣时期。这些无不体现了中国文化与宗教相辅相成的关系。

回顾宗教发展历史，儒教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只凭借儒教某一时期的发展自然无法说明宗教在历史进程中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作用。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秦王扫六和，儒学的兴盛曾被暂时地破坏。而此时颇受礼遇的是韩非子的法家。这也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因为战乱的局面结束，国家刚统一，必定需要一套严密的法律体系来维护社会稳定。而儒教一直以“仁”为核心，实行仁政，强调“仁者爱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个不折不扣的温和派，难以完全迎合统治者的意愿。法家则拥有一套完备的法家集权理论，极大地迎合了统治

者的需求，因此被列为当时的指导思想。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儒教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饱经战乱之苦的他们在儒教中找到了一种现世的安稳，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因此得到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开始摆脱目不识丁的状况。他们对儒教是相当有信心的。如是，儒教教徒们笃信儒教，越来越活跃，积极地宣传儒教。日复一日，根基愈发壮大。由此受到统治者的注意，成为他们眼中的心腹大患。因而，秦始皇制造了轰动的“焚书坑儒”事件，许多儒生被无情地杀害。此时展现的则是宗教之争对中国文化消极的一面，对当时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例如，许多儒家典籍都被烧得差不多了，有思想的士人大多被杀害。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对文化的屠戮与劫掠。

好在儒教根基足够牢固和强大，并未因此而灭亡，而是更加完整的延续了下来。直至汉朝，儒教才重新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汉武帝将儒教作为教化百姓的工具，认为儒教既然有如此壮大的群众根基，何不以此来维护统治呢？汉武帝采纳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经坎坷，发展曲折，遍体鳞伤，险些夭折的儒教迎来了新的春天。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董仲舒的“外儒内法”模式成功地将儒学发展为新儒学，而儒教在这一阶段也可被称为新儒教。在大汉王朝，统治者明白，若要使百姓臣服，必须有机地灌输儒教的纲常伦理，而途径就是发展教育。汉武帝设立太学，并决定将太学中的优秀人才引入仕途，为国效力，使得底层人民拥有了翻身的机会，增强了各阶层间的流动性。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有很大发展，董仲舒作为代表著有《春秋繁露》。王晓朝将汉代称为中国文化整体结构初步确立的时期。一是因为儒学经过长期的发展，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传统文化开始形成了以儒为主，广泛吸收道、法、阴阳诸家的思想这一种格局，奠定了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基础。第二，佛教的传入与本土道教的产生，与儒教相互交融并促进彼此的发展。

魏晋时期，连年战乱，王朝解体，社会由此转入分裂割据的动荡年代，各种纷争不断，儒教开始失去汉朝的独尊地位。套用王晓朝的话说，就是儒学老庄道学之家相结合，形成了适合魏晋时代特征的以老庄为骨架，以孔孟为灵魂的玄学思潮。隋唐形成了三教合一局面，儒道佛三教并行。出现了所谓的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养性和儒以经世，道以忘世，佛以出世，不再拘泥于儒教一种。此后三教都得到了较大发展。儒教的典籍一直被奉为科举的教科书，佛教使有的皇帝也醉心出家，道教则拥有更深的忘世之境。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宗教是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各种形态构成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完整的文化共同体。

总的来说，宗教在中国文化的百花园中是一朵奇葩。它既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以儒学为例，明清时期的儒学在欧洲和亚洲都有巨大影响，尤其是朱子学派在日本和韩国的影响。而今天的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将这种文化发扬光大呢？这并不需要我们强行去信仰某一种宗教，而是抱着一种求知的态度来学习灿烂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宗教只是一种文化现象，透过它，能更清楚地明白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就像王晓朝先生说的“成千上万的人信心之诚笃可以移山，但若问他们宗教究竟是什么，他们可能张口结舌，或只能说说外表的象征，但谈不出其内在的性质，或只能说说信心所产生的力量”。这是因为宗教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已成为一种现象。无需专门的研究你已经开始接触它，了解它，即使没几个人能说出它的内在本质。这些宗教相互之间并未改变中国文化的结构与性质，而是在冲突与融合中使得中国文化的画卷更为绚丽多姿。

金融13-1

戴海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