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公益慈善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北方民族大学学报格式版)

中国宗教公益慈善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袁同凯郭俊丽(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天津300071)摘要: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宗教公益慈善的文献梳理概括基础上，从宗教公益慈善的理念、历程、困境与突破进行论述，指出当前研究主体多元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研究多学科化的特点和理论研究多经验研究少，缺乏创新性，缺少融入地方性情境的考察等不足。

提出运用跨学科视角从不同角度切入探讨“宗教——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结合我国国情教情建构全球化时代具有中国本土经验的宗教慈善公益模式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宗教；公益慈善；信仰；困境；研究方向作者简介：袁同凯:（1963-），男，新疆阿勒泰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理论、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及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研究；郭俊丽：（1987-），女，山西孝义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宗教公益慈善方面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社会意识形态的逐步开放，各大宗教在恢复信仰生活，重建寺观教堂，培养教职人员，维持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投入到扶贫济困、助孤安老、赈灾救难等活动当中。

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各宗教组织、团体和信教群众从事的公益慈善事业前所未有地呈现在社会公共领域与公众视野面前。

宗教界作为社会整体公益慈善系统中重要一员的主体性凸显出来。

“宗教公益慈善”从宗教角度来看：一是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内化教规义理、践行见证信仰，提升自身修为的现实途径；二是宗教组织、团体发挥利益人群功能，体现社会价值，树立正面形象，扩大生存空间的有效途径；三是宗教界继承发扬慈善传统，主动回应转型期社会发展问题与需求，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积极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具体表现。

从国家、社会发展层面来看，一是国家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方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积极作用的重要举措；二是社会公益慈善体系扩充行为主体，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和力量更好服务社会的有效方式。

针对宗教公益慈善的理论及在现有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下的实践，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本文在对这些文献梳理概括的基础上，从宗教公益慈善的理念、历程、困境与突破等方面进行论述，通过反思归纳当前研究中呈现的特点与不足，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一、宗教公益慈善的理念理念作为一种内在精神文化，是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组织得以产生、维系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公益慈善的最终目标是保障公民基本生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升社会福利福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改善社会道德风尚。

公益慈善本身所具有的志愿性、社会性和公共性决定了理念对这一领域的引领、指导和规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除政府外，更多的个人、企业、组织和团体参与其中，一大批NGO、NPO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间力量空前活跃，公益慈善行为主体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宗教界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员，受到社会大众和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和热议，这主要是基于支撑宗教公益慈善的独特理念，即信仰、教义。

对各大宗教信仰中慈善思想的挖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这方面涌现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简单概括来说，“服务社会，利益人群”、“扶危济困、践行善举”是各大宗教的本质属性，“劝善”是教规义理中的基本要求。

如佛教的核心思想是功德论，强调因果报应，倡导“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要求普度众生，广种福田，喜舍行愿。

民国期间，太虚法师提出“人间佛教”理念，即“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直接推动了个人的积德行善行为向现代公益慈善转变，影响了台湾佛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佛光山、法鼓山和慈济功德会开展的各项活动无一不是在这一理念的引领指导下实施的。

[1]道教主张积善消恶，“齐同慈爱、济世利人”，积德行善可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这与修道成仙有着直接的关系。

[2]伊斯兰教中有“敬主爱人”的思想，主张“见危施救，见困施援”，每个穆斯林都有施舍的义务，缴纳天课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自愿的施舍，即散“乜帖”。

这些施舍不要求任何回报，“我们只为爱戴安拉而赈济你们，我们不望你们的报酬和称谢”。

[3]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倡导博爱、平等、互助，主张“爱自己最弱小的兄弟”，“作光作盐、荣主（神）益人”，推崇“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罪富文化”，鼓励富人们积极捐赠。

[4]各大宗教信仰、教义中的慈善思想是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行动指南，这些劝善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培育指导着宗教界在公益慈善领域内的实践，宗教人士和信众将行善看作是对自己信仰的检验和见证，主张要感谢受助者给予自己完善自我的机会。

“对信仰虔诚的教徒来说，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向慈善事业捐赠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是对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则的最好实践。

”[5](290)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的理念为“做慈善事业，是自己实践善行，不是救济工作，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

”[6]可以这样理解，“宗教教义与慈善活动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

宗教教义为其慈善活动提供了思想伦理基础，慈善活动又使宗教教义有了具体落实的途径，彰显出宗教组织的社会价值。

”[7]即“慈善活动是宗教慈善理念的外显化和社会化，是宗教慈善理念的社会象征符号。

”[8]（12）在信仰力量的支撑下，宗教团体、组织和信众可以做到一般的社会组织所做不到的，能行难行，能忍难忍，雪中送炭，拾遗补缺，关注最弱势、最边缘群体的权益，并以尊重平等谦和的态度对待受助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仅从物质上给予扶持帮助，更力求从精神、心灵层面抚慰人心，传递爱心。

例如慈济基金会在灾害救援中坚持“安身、安心、安生”的理念，使受灾对象的衣食与心理同时得到救援。

[9]以信仰教义为基础容易形成长久持续的公益慈善行为。

公益慈善不同于别的行业，工作的开展是为了改善弱势群众生活，提高公众福祉，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的公共性、非营利性及目标达成过程的艰难性、效果产生的渐进性都会影响工作人员的热情和积极性，容易造成心理疲惫。

宗教信仰在这时候的支撑作用是很明显的。

“在慈善的动力源中，相对于经济利益、社会认可、感情冲动等多种慈善动力因素，宗教慈善的动力持久性长，宗教里面信仰因素很值得借鉴”。

[10]如有一批天主教修女长期服务于中国南方、西南、西部和华北等地的麻风病康复院或中心，她们每天除了要为病患喂饭、喂药、清洗伤口、换药外，还要认真听患者的倾诉，用大无畏的爱接纳、理解、关心、陪伴着这些远在深山、孤岛的“被遗忘的人”。

没有信仰力量的鼓舞激励，是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完成如此困难且有一定危险的工作的。

宗教是能从心灵深处产生效果的最适合的劝捐者，其所倡导的财富观、爱心奉献思想及所鼓励的“心灵慈善”[11]理念对于提高普通大众的捐赠意识，形成长期、持续、稳定、规范的社会捐献和志愿服务，促进民间公益慈善走向成熟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12]二、宗教公益慈善的历程宗教与慈善公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是慈善公益事业的老资格成员[13]（52）和“常青藤”[8]（12）。

佛教自西汉后期传入中国就开始从事慈善活动，“中古时期的中国寺院，实兼宗教与慈善团体于一身”[14]（208）。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开展的慈善活动涉及济贫救灾、施医治病、戒残杀、劝行善事等，直接推动了中国早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隋唐时期，佛寺慈善活动发展鼎盛，建立有固定场所的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专门矜孤恤贫，敬老养疾的慈善机构。

[15]（81、93）明清时期，中国有育婴组织973个、普济堂339个、清节堂216个、施棺为主的善堂589个、综合性善堂338个，其它慈善团体743个。

[16]（2）这些慈善机构很多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形式的社会组织都是以一种宗教为基础建立的”[17]。

在政府行动能力和公共责任较小，其他社会组织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宗教团体的组织网络，较高的社会公信力为其开展组织性的慈善公益事业提供了必备条件。

[18]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和教会开始在通商口岸及内地兴办育婴堂、孤儿院、医院等慈善机构，同时参与赈灾救援活动，推动了传统慈善向近代慈善的嬗变。

[15]（214）在民国及抗战时期，各宗教组织开展的难民救济活动对战时民众的生活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中，社会各个领域百废待兴，国际国内局势复杂多变，政府通过对旧有慈善机构进行接收和改造、新建社会福利机构和设施等举措成为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主导力量。

在当时“强国家弱社会”的计划模式主流框架下，国家对资源是绝对垄断的，作为中层力量的社会、民间团体在这一时期处于缺位状态，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各宗教类社会服务组织遭到批判与禁止。

有学者认为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慈善批判性阐述的认识和理解不全面和简单化。

[19]还有的学者从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方面分析了原因，具体来讲政治方面主要体现在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干预；经济方面表现在民间慈善主体缺失（地主、官僚和买办被打倒，民族资产阶级不敢贸然行事）；善款无从筹措（常年战争及自然灾害造成经济困难，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下贫困的普遍化和财富的平均化使得慈善事业成为无源之水）；思想意识方面受“左”的思想影响，人们对慈善产生偏见；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期，人们的意识当中社会主义中国无贫可济，无苦可救，不需要慈善。

[15](375~378）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缓和，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迁和转型日益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养老、教育、医疗、环保、流动人口等问题层出不穷。

在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环境下，政府的力量很难覆盖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时候急需要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帮助政府分担，培育发展政府与市场之间连接纽带的社会组织势在必行。

作为社会组织中重要的成员之一，宗教组织、团体的积极力量如何发挥摆在了现实面前。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宗教界的活动。

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是宗教工作的指路明灯[20]，文件首次提出“必须根据宗教界人士的不同情况和特长，分别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社会服务、宗教学术研究、爱国的社会政治活动和国际友好往来，以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1]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6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2]。

至此，宗教信仰中的积极因素和信教群众的积极力量已经逐步被政府和社会所认识到，宗教组织开展社会服务不仅可以得到政策支持，而且还可以取得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