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
基础笔译 Chapter 12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杨宪益夫妇的译文：
This bird appears when the world falls on evil times; None but admires her talents and her skill; First she complies, then commands, then is dismissed, Departing in tears to Jinling more wretched still.
关键词order也是多义词，教授的本意是要让大家守秩 序，而学生则是故意理解为“要（菜或饭）”，所以喊出 “要啤酒”。真是让教授苦笑不得，让读者忍俊不禁。但 是，若order直译为汉语，则令人不知所云了。
真的就没法译了吗？实际上，发挥译者主体作和何创 造性是不难找到机智幽默的翻译的。
——教授敲敲着教桌，喊道：“先生们，吆喝什么？” ——全班喊着回答：“要喝啤酒！”
我们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有个惊异地发现：1）英语 的文字艺术形式比较少，而汉语就非常丰富，比较而言， 可以说用“洋洋大观”来形容,但是要想找到这类文字艺 术形式的成功的译例，则很难；2）英语的特殊语言现象 或文字艺术形式则比较易于译成汉语，而汉语译成英语就 非常之难。
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差异是有目共睹的，表意 文字的大多数表意功能是表音文字所不具有的，因此， 用不具有表意功能的文字去再现表意文字的文字艺术 表现形式是不可能的。就像汽车不具有飞行的功能， 因而，它就永远不可能在天空飞一样。若能在天空中 飞行，就一定具有飞行的功能。下面以实例来证明这 一论点。
4）辛格的代表作《傻瓜吉姆·佩尔》中吉姆·佩尔的 妻子埃尔卡与小徒弟搞上了关系，众人议论不休。 吉姆·佩尔气愤之极，脱口说道：
If my mother had known of it, she’d have died a second time.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发展史略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发展史略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在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但是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着名实不符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些翻译理论家虽然沿用了“可译性不可译性”的名称，实际上他们各自的理论焦点取不尽相同。
本文通过对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发展史的考察，试图理清其发展脉络，界定其各发展时期的不同定义。
标签：可译性;不可译性;发展史1.介绍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时翻译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仔细研究一下此问题的发展始末，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此问题的讨论首先存在着概念不清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概念界定存在着分歧。
下面，我们将通过考察可译性不可译性的问题的发展史略来具体分析其不同的含义。
2.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发展史略2.1 不可译性问题的提出此问题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的民族语翻译。
中世纪末期，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欧洲各国纷纷建立，随着各国民族意识的增强，与民族语代替拉丁语翻译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在意大利，诗人但丁最早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不可译性问题。
在其关于翻译和民族语的论述《飨宴》中，但丁对《圣经·诗篇》的拉丁语译文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发现原文中有许多诗的特征在译文中走失了，从而得出文学作品不可议论。
他说：“要让大家都懂得，任何富于音乐和谐感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环其全部优美的和谐感。
正因为如此，荷马的史诗遂未译成拉丁语;同理，《圣经·诗篇》的韵文之所以没有优美的音乐和谐感，就是因为这些韵文先从希伯来语译成希腊语，再从希腊语译成拉丁语，而在最初的翻译中其优美感便完全消失了。
” （Dante，1304-1307：Chapter 7，Book 1 ）可见，但丁提出不可译问题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具体说来，翻译过程中，文学作品是与内容的对立是但丁文学作品不可译论的立论基础。
2.2 歌德及文学作品的可译论歌德认识到翻译往往是不完全的，但是他同时又提出，无论如何，翻译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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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的共性
不同地区、国家，有各自的语言。各种语言千变万化，在 发音、书写、语法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总有一些相同或相似 之处。如表达思想的最小单位是句子，每个句子往往是由主 语、谓语以及宾语、定语、状语所组成。这就是语言的共性。
——What words may be pronounced quicker and shorter by adding syllables to them?
——Quick and short. 可译为： ——什么词通过添加音节可以读得更快更
短？ ——“快”和“短”这两个词。
例2:
Starlight on Skyline, Galaxy of Glamour. 高楼摩天，星光灿烂；火树银花，瑰丽绝
（一）语言不可译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奈达根据语言交际功 能的观点提出了“最高层次的对等”和“
最低层次的对等”这两个概念。
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 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 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 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做出的反应基
本一致”；
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 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 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
翻译的可译性 ☺可译性的基础
（一）人类的共性
一般说来，用任何语言表达的信息都可以译成另一种 语言，这就是可译性。人类是有一定共性的。不论种族、肤 色、国籍、民族如何，人的生理条件、生活需求、思维活动 以及感情标准、道德标准总是大致相同的。人类的日常生活、 思想感情、追求爱好，也不相上下。这就是人类的共性。有 了这种共性，人与人之间就容易相互了解，同时也有了交流 思想的愿望和可能。（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北京：外语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在现实中，肯定存在大量的不可译现象，有的原来不 可译现象后来有证明是可以的了，但是否未有得到证明的 那些不可译现象也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证明是可译的 呢？可译论者们无法证明这一点，只能用已有的翻译实例 作为假定可以证明未得到证明实例的理论依据，实际上这 是很不科学的态度。因为，从经验得来的理性结论不可能 称为论证的依据。这一点可以引用证伪理论来证明。
从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上讲，任何语言也都是可译的。 这一功能决定了语言之间的可译性。其理由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语言可以帮助人们去认知和表达已知的事物，二是语言 可以帮助人们去认知和表达新的事物。对于现在还不能翻译 的语言现象，是因为现在的认知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 将来认知水平达到了，问题就自然能解决。
例如，人们根据观测到的羊都是白色的经验，归纳 出“羊都是白色的”这一结论，波氏认为这一结论是非科 学的；只有针对“羊是白色的”这一“证伪”目标，发现 了非白色的羊后，得出“羊并不都是白色的”结论时，才 是科学的。因此，依据实践和历史经验总结、归纳出来的 任何理论都是不科学的。“可译论”者们得出“任何能用 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的结论 是否有科学的理论为其支撑呢？是否也是依据实践和历史 经验总结、归纳出来的理论呢？通过“证伪”理论进行检 验，便很容易发现其非科学性。
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人类的语言净化为“纯 语言”之前）如果形式和意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破坏了形 式即损坏了意义，或者作者的着眼点是在形式上，或形式美 上，又该如何对待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翻译的过 程中或在翻译理论探讨中避重就轻，一味地强调“翻译即译 意”，那就会抓不住主要矛盾，那样谈可译与不可译就没有 什么实际意义。因此，译形有时又是非常必要的。认为“任 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的 奈达本人后来也对自己的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补充：“…… 除非形式是信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Anything that can be said in one language can be said in another language, unless the form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message.）(Raquel de Pedro: 1999)。欢聚话说，如果 “形式是信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能用一种语言 表达的东西，都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就不成立，亦即： 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不一定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
论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摘
要： 可译性 和不可译性一 直以来都是翻译研究领域 争论 不休 的问题。“ 可译性” 是指“ 两种不同的语言、 文
字之 间， 通过 翻译， 将源语文本或单位用‘ 一种语 言表 达 出来， 另外 实现 使用 两种不 同语言 的人群 对 同一事物的 理
解。 “ ” 不可译性 ” 则指“ 一种源语 文本 或单位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 言或单位 ， 实现 不 了两种不 同语 言的人群之 间的 沟通和理解 。 然而 ， ”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译者的不懈努 力， 不可译渐 渐变成 了可译 。本文 简单地讨论 了翻译的可译
语 言之 间的差距 ， 而是读 者对象 各 自的文 化和 次文化 之 间 的差 距 。 由于 人类语 言 与文化 之 间又存 在 着一 定 程度 上 ” 的差异 ， 正是不 同语言之 间 以及 以不 同语 言为 载体 的文 也
和语 言的共 性构成 了语 言的可译 性 。各种 人 、 民族 的差 各 异， 文化价值的不同， 尤其是不 同浓郁 的民族文化特色造
语 言的人 群之 间 的沟通 和理 解 。 可译 性 包 含的 是对 语 言 ”
共 性的关 注 ， 不可译 性 则 包含 着 对语 言特 殊性 的 认 同 ； 不
Ｔ ａ ｇ ｆ ｎ ｓｈ ａ ｏ ｌｕ ｈｏｆｏ ｅ’ ｅ ｄ
笑掉牙齿
（ ） 言 的不可译性 二 语
奈 达 曾 经 说 过 “ 译 理 论 家 习 惯 于从 译 出语 和 泽 入 语 翻
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夺 ・ ・ 毒 孛 串 夺 孛 夺 孛 幸 牛 夺 夺 ｛ 夺 夺 夺 夺 牛 夺 夺 夺 夺 孛 夺 夺 ・ ・ 夺 孛 夺 夺 夺 夺 夺 夺 夺 夺 夺 － ・ ・ ４ 夺
英汉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
英汉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作者：程姝娴来源：《教育界·下旬》2013年第05期【摘要】翻译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桥梁。
可译性问题是翻译界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难题。
随着人类对文化和翻译知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不能再片面地强调翻译是可能或是不可能的，而是表现了一种更为理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关键词】英汉翻译可译性不可译性关于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讨论早已有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评论界的兴盛，一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角度研究翻译问题。
因而崛起了一个新的流派：文学翻译学派，在译界也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随之根植与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又蓬勃而起。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说过：“可译性问题是整个翻译理论中最有原则性的问题。
”翻译理论必须解决这个最原则的问题。
否则，一切翻译理论都无从谈起。
可译与不可译是相对的，或者说，可译与不可译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深化和译者的努力，不可译不断在向可译转化。
事实上，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相对的，是可以转换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十几年前，日本某游戏公司制作了一款名为《Enemy Zero》的游戏，此处的“Zero”便是隐喻，以比喻游戏中从头伴随至尾的“看不见的敌人”，对于此题目，香港的处理办法是照搬原文，不作翻译，而台湾则是商业化的将其乱译为“绝命凄杀”，不值一提。
只有大陆的某高人，先将“Enemy Zero”简化为“EO”，再以音译形，译为“异灵”，做到了形美、音美和神美的和谐统一。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可译论，因为文化是语言的载体，又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文化和思想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和理解的。
但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传统、语言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文化有时又不是完全可译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译的。
试论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试论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王巅华
【期刊名称】《东方论坛》
【年(卷),期】2002(000)006
【摘要】翻译的可译性、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对等语"的存在与否.这个对等语从理论翻译角度来看是存在的,而从具体翻译实践角度就分三个层次:即认知表达层次是可译的;文化层次是部分可译的;艺术层次为不可译.之所以这样分层是基于翻译中对等语所要达到在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心目中产生同样的审美意境的交际效果的理论原则.
【总页数】3页(P64-66)
【作者】王巅华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上海,20023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
【相关文献】
1.双关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以及双关翻译方法 [J], 安文婧
2.试论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J], 施锦芳;郑军荣;毛怡旸
3.从《林纾的翻译》看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J], 闻华
4.试论翻译的不可译性 [J], 王若兰
5.文化差异与不可译性文化差异与语言翻译的不可译性 [J],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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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差异按常规翻译概念已到了不可译的地步 ,因此 ,他认为有必要引进“零翻
坚持可译论的人认为 ,语言是人类在其居住的区域内认识世界 、改造 译 ”的概念 。
世界 、认识自身和改造自身的过程中的产物 。虽然世界人类因其居住的区
所谓“零翻译 ”就是不同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 ,这里包
域不同 、发展进程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语言 ,但他们在生存环境 、身体结 含两层意思 : ①源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 ; ②不用的词语中现成的词语译源
四 、零翻译与可译性限度
前 ,首先了解一下何为翻译 ?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 Eugene N ida 曾指出 :
针对翻译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邱懋如教授提出一
“所谓翻译 ,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 个新的术语 ———零翻译 ( zero—translation) 。他认为既然把两种语言之间存
也不包括洗身体 (洗耳恭听身体是在 sauna之外进行的 ,并非‘洗桑拿浴 ’
[ 12 ]史节. 翻译 ———接近与不可达到之间. 外国论坛 , 2003, (2) : 42. ”、“气功 ”、“三教九流 ”等等
[ 13 ]王宾. 论不可译性 ———理论反 思与个 案分析. 中 国翻译 , 2001,
构 、生理需要等方面的相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 ,因而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 文的词语 。第一类零翻译现象出现在因两种语言句法结构差异须作调整
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人类在思维认识等方面便产生了许多共性 ,使得各 时 。第二类零翻译表现在音译 ( transliteration)和移译 ( transference)上 ,音译
现原文的信息 。”(谭载喜 , 1984) 。从这定义来看 ,翻译是可行的 ,但是最切 在可译性看作翻译的理论基础 ,相信“一种语言能说的话在另一种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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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赵云龙刘慧玲翻译中遇到不可译性的问题是常有的事。
翻译是搞语言文字的转换工作，所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也完全是针对语言文字而官的。
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共同特征形成了翻译中的可译性，而各区城民族因地理条件和文明程度等方面的迥异形成了讲言文字方面的隔腆性、冷僻性和不可理解性，也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本文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谈谈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问题。
一、不可译性在翻译过程中，原文的某些语言现象在译文中无法表达，属不可译性。
不可译是语际转换中永远存在的一种现象.原因为任何语言都带有很大的实在性和局限性，它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如何翻译其他文化的问题。
应该说翻译中语言本身出现不可译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和客观的。
不可译性大致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译入语言缺乏对等的表达形式。
一种语言用某一形式表达了语义场内的某一意义，同时表达了该形式的某些特征，而另一种语言又恰好缺乏相应的形式既能表达出该意义又能表达出所要求的该形式的某些特征，不可译的问题就必然会出现.这是不可译性产生的语言学原因。
翻译中的绝对不可译现象一般都是与语言文字形式相关的一些现象。
如下面的两句:1) A: What makes a road broad?B: The letter B.2) A: Why is the letter D like a bad boy?B: Because it makes ma mad.句中“road，broad，ma，mad”不仅起一般词形的形式作用，而且是作为内容出现的.句中“road”，“broad”和“B”都无法译成汉语.如当英语语言形式本身充当内容时.不可译现象就可能出现.此外，还有与语言父字的形式特点有关的不可译现象。
这类现象大多是利用语言文字的形式特点达到某种修辞效果。
属于这类现象的有韵(尤其是头韵)、文字游戏(双关语)和某些实用意义等。
汉语中那些依赖语言音形义结构的修辞手法(如双关、拆词、仿词等)几乎都是不可译的。
如:好容易到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着去看.(鲁迅《故乡》)At last the end of the year came，and one day mother told me that Runtu had come，and I flew to see him.(杨宪益、戴乃迭合译)句中“好容易”实指“好不容易”，表示难言的渴望之情，这一修辞有习用性.是不可译的。
第二种是，译文语言缺乏应有的表达形式.就是说，原文表达的思想对译文语言来说完全是新的。
一个民族运用了新的词汇表达新产生的思想，而另一个民族由于地理的或社会的原因，没有产生这种新概念、新思想，当他们需要翻译这个新的词汇时.必然会遇到不可译的问题。
比如，英语的“illoetionaryaet”是个新词，既有“言外之意”又有“言语目的”的意思，还带“非言语活动”的含义。
汉语中一时还没有相应的词来表达它。
文化差异导致的非对应也是在语际翻译上导致难译性和不可译性的主要原因。
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语中不存在，不常见，不被注意。
如“松”和“鹤”在汉语里可比喻长寿。
相比之下，英语中就没有相应的隐喻。
对英语接受者来说，“松”和“鹤”并不能引起与汉语接受者相同的联想.又如美国但语中称学者(如大学教授)为“egghead”，这在汉语中也找不到相应的形式和涵义。
同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被污蔑为“奥老九”，如果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很难理解这一称呼的含义的.这几个例子说明，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些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无法相互取代的符号，这使语言和文化间，出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沟壑，严重障碍了彼此的交流.这是产生不可译的历史文化原因。
总的说来，不可译的东西并不等于没有确译的词句。
众所周知，翻译就是把某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准确而完整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
那么，在翻译中不可准确地再现，就是不可译性。
这就是说，确译与误译在于有没有准确、完整的再现，而不可译则在于可不可能达到准确、完整。
二、可译性在各种语言中，共性是广泛存在的。
语言之间的共性构成了可译性的基础。
l、可译性的理论依据语言是思维的各种不同的工具和外壳，但是思维的基础是现实，思维是统一的，思维的规律是一样的，不管人们所利用的语言如何不同，它们总是反映出实际生活，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语言可以反映出同样的实际。
因此，人们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也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的，这就是可译性的依据。
可译性当以它的思想内容为前提，某些形式上的个别因素在翻译时如能面面俱到，兼收并蓄，当然是最理想的，但不得已时也只好牺牲，不然会犯形式主义的毛病。
这种牺牲事实上并不影响整个原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因为翻译并不是简单地和机械地复制原文内各单独要素的总和，而是将它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介绍的。
2、诗的可译性诗歌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也有人认为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形式.有翻译家认为诗歌是根本无法翻译的，提出了诗歌的不可译理论(nontranslatabilityofpoetry).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绝对化，是不符合实际的。
各国的诗歌虽然所用的语言不同，但是诗人的灵感却是息息相通，并不受国界的限制的。
只要对原诗的思想、感情、意境、韵味有深切的感受，引起心灵的共鸣，同时，对于本国语言及其韵律又能够很好地掌握，运用自如，那么把外国诗歌在保持原有的风味的前提下翻译过来(或把中国的诗歌翻译过去)并不是不可能的。
当然，翻译诗歌应该把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
要在两种语言中体现同样的意境，要把诗的一切从一种语言植入另一种语言，要把原诗完善地传达给读者，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显然，汉诗中的字数限制，以及平仄、对偶等等，肯定是无法译成英文的。
翻译时，决不能用逐字逐句地死译的方法，而应运用本国语言及其韵律之美，把原诗的思想、感情、意境及韵味等重新表现出来。
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再创作”。
正如许渊冲先生所说:“译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等于原诗，也不能不留下再创造的痕迹。
”他认为译诗不大存在可译性的间题，而只有可译度的问题。
3、习语的可译性习语虽然是语言中的特殊材料，但它是全世界民族语言的一部分，是固定的、表达一定意义的语言成分，所以它在原文中的作用和一般语言材料没有什么不同，是同样具有可译性的。
由于习语能最集中地体现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各种修辞手段，在翻译时那些为一种语言的习语所特有而为另一种语言所不具备的不同表达手段和形式丁t寸上造成很困难，其中确有某些个别要素无法或难干用另一种语言传达。
如汉语俗语:“孩儿离开娘，瓜儿离开秧”，字字相对，匀称押韵，但直译成:“When a child leaves his mother，he is like a melon tron off the vine.”虽然把内容和形象都传达了，却失掉了原文的那种紧密对仗的形式和韵脚。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轻率地得出习语是不可译的结论.有的习语孤立地处理是很难翻译的，但如果把个别成分看成其它成分、与整体相联系的东西，如果把这些习语和原文的内容结合起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在上下文用二定的语法和词汇材料来表达它们的。
4、文体的可译性文体的可译性间题是我国翻译界长期争论而未得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著名的翻译家对这个问题意见仍有分歧，如翁显良先生认为文体是可译的，而周煦良则认为不可译.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金是先生和奈达(Eugene Nida)合著的《论翻译》(On Translation)中的观点倾向于文可译的观点。
该书第五章中强调文体对应(Stylistic Equivalenee)的重要性，甚至说“在高度创造性的文学作品中，文体的特性往往对于译文的是否被接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一方面，文体的因素甚至比内容的忠实性更为重要。
"(P98)但是，在另一方面，该书又强调译文的文体必须适应读者的吸收能力(Channel capacity of receptor)，甚至说，同一篇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的读者对象，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译文.笔者认为，作者的论点是矛盾的。
译文的文体究竟以何者为准.原文的文体?还是读者所接受的文体。
该书的理论中未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5、风格的可译性风格的可译性也是翻译界长期有争论的，一方面传统上有时把一些名诗名著的风格说的神乎其神，给风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有些原著的风格确实难以捕捉。
所有的文章都是有风格的。
至于风格文体的构成，诚然主要在于语言表现的特点.但又与作品的题材、主题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息息相关。
既然文章有风格，翻译时译者就应按忠实的原则，撇下自己的风格，使译文处处紧跟原著.以避免使自己的文字特色取代原菩的特色。
就风格的构成的具体分析，是解决风格的可译性的理论基础。
如果这些构成因素大体可译或荃本可译，风格的翻译便有了根据.钟如，讽刺作品几乎是无国界的.无论是以平易、淡泊清新为特征的分析性风格，还是以丰繁、绚丽、隐约为特征的综合性风格，都是操不同语言的读者所能感应的。
就修辞来讲，风格的不可译者终归是少数，如诗歌的韵律、双关语等。
绝大多数，例如比喻、借代、设问、排比等的运用，各种语言之间还是相通的，因而也就可译。
只要译者力求忠实，不自作主张、另起炉灶，而从思想感情到行文用语，步步紧跟原文，原著的风格一定会透过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隔阂，而在相当程度上顽强地吧复现于译文之中。
如刘容庆先生指出的:歼我们不能将原作风格意义在译作中的丧失(Loss)或减色(deeoloring)不加分析地归咎于风格的可译性限度，更不能得出结论说风格是不可译的.”以外译汉而论，许多世界名著和名家的风格早已通过各种译本而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成为学术界研究、讨论，学者和作家参考借鉴的对象，也充分说明风格的可译性早以被实践所证明。
三、不可译性与可译性翻译中的可译性间题，从翻译的文化交融本质来看，实际上就是一民族语言文化视野对另一民族语言文化的认识能力的限定问题。
诚然认识能力是相对的，变化的。
可译性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不可译成分，不可译成份随着民族语言文化视野的开拓，又可以变成可译的。
大部分人们称之为“不可译”的其实只是不可能译出语言符号的全部意义而已。
不可译者夸大了语言意义上的差异，而没有看到人类生活中共同的东西占多数这一事实。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Humboldt)说:“所有的翻译看来都只是一种要解决的不可解决问题的尝试。
”英国的女翻译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说:“译者只能给我们一个模糊不清的对应物。
”这些都是太绝对的说法。
实际上，各种语言之间彼此株两悉称的说法也是很容易找到的。
例如:莎士比亚剧本《维多那两绅士)中的“A Pissing while”，同中国北方的粗俗语“撤泡尿的工夫”如出一辙，《创11悍记》里的“You threeinch fool”同《水浒》里的“三寸丁”也像天造地设的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