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孟思想之“大同小异”
浅谈孔孟思想之“大同小异” 浅谈孔孟思想之“大同小异”
——尚挽
摘要：
提及儒学，正所谓“孔孟之道”。尽管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流之首，但是孔孟的代表地位还是无法取代的。因为他们二人本是儒学的灵魂与精华之所在，所以说：不知孔孟、便不知儒学为何物。然而，同为儒学先驱、千古圣人，可是在他们的思想里却充斥着异样的光彩。在此，就让我们一道去探讨孔孟思想的大同小异。
面对中国文化的何去何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难题，那就是：“文化救国”！可是，什么文化才能够救中国？答案是：“旧儒学”，而且只有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字：
孔孟思想 大同小异 旧儒学 文化救国
正文： 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向来是不缺少名人贤士的。他们如同满天星辰，遍布于时代的角角落落。正如赵翼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是，纵观岁月的潮流，大浪淘沙，又有多少文人墨士能够真正的万古长青？李白在《把酒问月》中写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啊！看我华夏文化地大物博、日新月异、与时俱进。在它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里，又有谁真的可以与月争辉了？在这里，一切的家仇国恨，都显得微不足道；所有的悲欢离合，都变得弱不禁风；还有那写不尽的人世沧桑，更形同于沧海一粟。然而，他虽然大的雁过无痕，却也并不显得空洞。它好像坚实的泰山，顶天立地；他好像奔腾的江河，横亘乾坤。创造出无尽的神秘和空间，供给着华夏子孙无尽的精神食粮。而论及缘由，当归功于它的根深蒂固。这就需要追溯到春秋，那个圣人辈出、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因为他们，方才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础；开拓了华夏文化的领域；引领了华夏文化的方向。
孔丘，就是诞生于这个时代的圣人。同样，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也造就了他的儒家学说。当然，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之首，更重要的是在一定时期顺应了社会各界的需求和标准，这也是其能够影响华夏民族至今的重要因素。同样，他的伟大是无须质疑的，因为儒学思想至今还是中华民族的坐标与导航。
提及儒学，正所谓“孔孟之道”，这就不得不说说孟子。尽管儒学是在无数儒学家删繁就简、苦心经营的之中不断完善的学术产物，但是孔子与孟子的代表地位却是无法取代的，因为他们二人本就是儒学的精神与灵魂之所在。所以说：不知孔孟，便不知儒学为何物。然而，同为儒学，自是有着同样的基本思想和主张。可是，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难免有各自的侧重点和不同思想，而包括任何一种学说在内，也只有这样，通过不断的对比、批判和筛选，才能够使他得到更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同样，对于孔孟，这两位儒学先驱，这两位千古圣人。在他们的思想里，也充斥着异样的光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孔孟儒学的“大同小异”。
孔孟思想之大同
提及孔孟之道的共同之处，则当属儒学的根本思想。那么，究竟何为儒学，儒学的根本思想又是什么？首先，对于儒学，大众最通俗的见解无非与“仁义道德”。可这显然只是九牛一毛，并不足于以偏概全。而所谓其根本思想，则自然要探寻其根源。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还必须得从孔子入手去探讨。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由此可见，即便是圣人也不是“生而知之者”。所以说，还必须得“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那么，孔子究竟所学何物，又跟其儒学思想有何关联？《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足见，孔子自幼好礼，善于演习礼仪。而结合时代背景和其生平事故，他应该是精通“六艺”，并且见解独到的。再者，又写道：“晚而喜《易》，韦编三绝”。这就更加证明，孔圣人的博古通今和学无止境。而且，观其生平诸多事例，他的确是：知别人所不知，能别人所不能。所以，对于这点我就不再累述。而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儒学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诸多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此，就借用一段名家的言辞，来概括何为儒学的根本思想：
孔子“述而不作”，以《诗》、《书》、《礼》、《乐》教，这说明孔子格守传统之经典体系，自觉的传承着夏、商、周三代经典之精神，开创中国上古“六艺”的儒家化，并问礼于孔子，且大赞管仲之治国方针，奠定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精神的世界观。
当然，这只是儒学最基础的轮廓，而其之所以能够成形，并且在以后与各派学说的冲突中得以发扬光大。首先，还得归功于另一位儒学泰斗——孟子。
孟子，名轲。是继孔子之后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大师。和孔子一样，他也是早年丧父，由伟大的母亲拉扯成人。而他母亲“三迁教子”、“买肉啖儿”、“慈母断机”的故事，至今仍是广为流传，成为华夏民族永垂不朽的美谈。
关于他的一生，亦是跟孟子同出一折。为自己伟大的仁政抱负，游说列国，穷尽其生。虽然历经坎坷、几多磨难，可是他们不抛弃、不放弃。他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用之则行兮闪闪发光，舍之则藏兮不卑不亢”。他们是两座不能逾越的丰碑，供后人仰慕和学习；他们是华夏的灵魂与精髓，待国人去融合贯通；他们是人类身体力行的老师，孜孜不倦的讲述着“礼义廉耻，仁义道德”的修养与标准。 总之，他们能够在复杂的万物之间融汇变通，能够尽解天道与人道，使天地万物协调自然、融洽相间、和谐相处。并且能够以自己的性情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从而来弘扬自己的天地人道。他们的影响如日月一样永恒贤明，品德如神明一般无限高尚。至于他们共同的伟大思想，可以从下面五个方向来概括。
一、兴办教育，有教无类
《史记·孔子世家》中载道：“盖弟子三千焉，身通二艺者七十有二人。”由此可见，孔门弟子之众真可谓空前绝后，而孟子亦是桃李满天下。对于这种壮观局势，我们最好的解释方式，自然就是理解他们各自办学的目的与方针。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根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可以说是：大战不断，小战不止。这样的背景，虽然给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提供了用武之地，但是带给劳动人民的却是无尽的苦难与剥削。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雄心和欲望，背信弃义、残忍无道，视人命如草芥，一度将天下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备受压迫的广大民众，为了生存亦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 身处如此“礼乐崩坏”的乱世当中，孔孟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他们为国家的安定而奔波，为人民的苦难而呐喊。他们决心扶持这摇摇欲坠的殿堂，可是“大厦将倾，岂非独木能撑？”所以，只有通过兴办教育，才能够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从而来坚信并维护儒学知道，施行仁政，以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这就是他们办学最根本的目的。
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人”，而泛者，广也。孔子又曰：“性相近，习相远也。”可是，当时的教育“学在官府”，而中国社会向来又以农民阶级为主体，何谈“广”字，又从何来“习”？所以说，这也是社会对孔子的一次挑战。
《孟子·告子下》中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起所不能。”而《论语·子罕》中亦说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由此观之，孔孟对于出生的看待是无关轻重的，正所谓英雄不论出处。何况，贫富、贵贱，这本非固定不变，而是经常转化的。所以说: “人本无贵贱之分”。于是，他们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做出了一次伟大的改革，那就是首创平民教育，并且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国籍；兼收并蓄，而且“来者不拒，往者不追”。
二、遵礼重道，推行仁政
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所谓的“礼”，就等同于做人处事的行为准则。又《论语·子路》中写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由此观之，其所谓之“礼”，不仅仅是行为准则，而且是刑罚标准。再者《孟子·告子上》中写道：“恭敬之心，礼也”而且“非由外烁于我，我固有之也。”这便可知：礼也是道德中的一种。如此看来，所谓“礼”，并不只是简单的日常行为素质，而是别有他用、大有乾坤。那么，这两位儒圣津津乐道的“礼”到底都包括些什么了？
在古代，素有“三礼”和“五礼”之说。何谓“三礼”？孟子答曰：“《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何谓“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之合称。简而论之，“五礼”亦系《礼记》之范畴。而前面所曾提及：孔子自幼好礼，演习礼仪。应是祭祀之礼，当属《仪礼》。从而可知，《仪礼》与《礼记》便为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礼数与仪式。所以,其侧重之处就在于《周礼》。
《左传·昭公二年》中道：春，晋侯使韩玄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周易》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也。”其实，了解周公，便知《周礼》为何物。周公乃武王之弟，帮助武王平定天下，辅佐成王坐天下。可以说，他对周王朝的贡献尤为最大，而《周礼》就是经他编策制定，用于统治和管理天下，即所谓之“礼治”。在当时，他书写了一幅和风细雨、鸟语花香、鸡鸣狗犬、男耕女织、尊老爱幼、怡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和太平盛世图景，创造出“画地为牢”、“夜不闭户”、“拾金不昧”之佳话。同样，这也就是孔子追求和向往的社会面貌。所以，他所谓的“礼”，多偏指《周礼》即“礼治”理想。
何谓“道”？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从中可以略知：道本是一种玄幻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故老子以不授之道而授道，孔子已不问之道而问道。具体的说，“道”极为天地人道，也就是说，天下的事，要能够推其所以然，而要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求其自然之理。
《左传·昭公十八年》中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孔子大加赞赏其“重人道，轻天道”之思想，并评价子产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由此可见，孔子对人道的重视性。而且，儒学更是注重个人的自身道德与修养，强调社会行为均内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于自身。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暴自弃，正如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之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之有为也。”固孔孟所谓的“道”应为“人道”。再者，孟子又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而这其中之道，便是指他们所推行的“仁政”。所以，概括地说：孔孟之“道”，即为“人道”，儒家多指“仁政”。
众所周知，孔孟一生都在为推行“仁政”而四处奔波。他们坚信“仁者无敌”，认为只有推行“仁政”才能够得民心、得天下，方可解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且创造出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可是，何谓“仁政”，其思想宗旨又是什么了？ 首先，《孟子·滕文公》中写道：“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而其所谓的三圣，当是指大禹、周公和孔子。其次，孔子曰：“丘欲以周公之道默化君臣，即可使百姓免于刀枪之苦，又可定国于诗书之圣。自东周以来，战争蜂起，何止百年。我欲以仁德化干戈为玉帛，拯救华夏，恢复一统。”由此观之，这无疑就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宗旨，而所谓“仁政”即为“周公之道”意指“礼治”与“德治”。
南怀瑾先生与张中行先生之辩清
南怀瑾先生与张中行先生之辩清
《论语别裁》别裁了什么？〈一〉
薛健 中国矿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小时候，当我幼学启蒙时正值大陆文革，四书五经是被列为“大毒草”批判的，禁书当然不允许看，也见不到。我知道孔子这个人是从父亲嘴里听到的，他只读了三年私塾，文化程度勉强能读报，再加上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他不能引导孩子读经史，只能讲些断续的故事:古代有个了不起的人，叫孔子，有学生三千……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我正值高二。“封、资、修”的书籍不断解禁，孔孟的形象不断还原。第一次接触《论语》，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且讲这个“说”字当快乐的“悦”字解。当时感觉很困惑，天天做作业，不是复习就是预习，哪来的愉悦？后来才知道，这是《论语》第一篇《学而》里的第一句。但含义拿不准，就翻阅各种教科书和几种《论语》章疏，但不看还好，看后让我更加困惑:“学习知识并按一定的时间去温习它，不也是很高兴的吗？”或者“学习了而时常温习，不也高兴吗！”能看到的注解大都如此，大同小异。
按照这种注解我又有了新的困惑:其一，学习新知识必须按时去复习，这种道理小学生都懂得的，今天上新课学了新内容，课后不温习肯定不行；而且大小考试前，都得进行反复的复习。一个民族至圣讲这种小孩子都懂的道理，我就觉得不合常理:假如是这样，那人人都是圣贤，因为这种道理人人都懂嘛。所以，这种注解我就觉得不能让人信服；其二，从人性的角度，学习本身已经是苦差事了，还要不断温习、复习，一个孩子整天搞在这里头，他能不抗议、忍气吞声地去做就不错了，你还硬说这是“很高兴的事！”一代圣贤能讲这样违反人性的话吗？这个困惑直到读了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才得以释解。我将此书视为瑰宝，爱不释手，以为天下人都会和我一样地喜欢这本书。因此，有一天当我看到张中行先生撰写的《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以下简称《南怀瑾》）一文时，极为诧异和震惊。
孔庙考察报告
考察报告
学院：美术学院
学号：201202241
专业：12级美术学
姓名：李广宝
考察日期：2013.10.08~2013.10.12
考察报告
山东，一个有着文化底蕴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诞生过“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和孔子、孟子、颜子、子思四大圣人，素称“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继往开来”的孟子，继承并发扬儒家学说，使其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更好的了解孔子文化，我们来到了孔子的故乡曲阜孔庙进行了实地考察。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及影响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及影响
摘要：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拥有着繁荣的城市经济和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其城市规划的特点也异常鲜明，影响深远。文章就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和影响做了初步的探索，多元融合的中华文化使城市表现出包容性与丰富的活力，封闭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使城市表现出极强的统一性。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一些观念，对当今的城市规划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城市规划；中国古代；特征；影响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
（一）中央集权下的“整齐划一”
我国早期的城市总体形态受到以井田制为代表的早期农耕制度的影响。所谓井田即“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井田制的形成，造就了中国古代城市方格网的特征。贺业矩在《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把城市视为一大块井田，利用井田阡陌的经纬，构成道路网，按照井田制，将它划分成若干等面积的方块底盘，充作城市营建用地；同时规定，以井田的单位——夫作为城市用地的单位。”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方格网状的总体空间格局。
以间为房屋的基本单位，几间并联成一座房屋，几座房屋围成矩形院落，若干院落并联成一条巷，若干巷前后排列组成小街区，若干小街区组成一个矩形的坊或大街区，若干坊或大街区纵横成行排列，其间形成方格网状街道，最后形成以宫殿、街署或钟鼓楼等公共建筑为中心的有中轴线的城市，这就是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城市具有明显的风格统一，整齐划一的特点。其中的原因：一是该城市规划格局本身的优越性。二是秦朝以来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车同轨，书同文”，城市的格局当然也要按照规定被标准化。
这种城市规划的格局，中心明显，主次分明，有明显的对称轴，左右呼应，街道的脉络清晰。根据这种城市规划的方式，所有城池的规模和形制，都有一定的层次标准。都城都是最高大坚固的，其下的诸侯、郡县城市则以行政等级的高下来确定规模。就城市本身来说，首先，会选择城市中心的位置，“仰观天象，俯察经纬”，确定中心后以此为基点，向四周扩散，进而框定城市的总体范围，该中心在都城往往是皇宫所在地，在郡县则往往是钟鼓楼或行政机关所在地。其次，城中普遍都有一条以中心街道或宫殿建筑构成的“中轴线”，城市以此左右对称布局，譬如唐长安城的朱雀大道。再次，中国古代对街道规划十分重视，作用远较西欧中世纪城市中的街道重要。街道既是选择中轴线的依据，又是城内相互沟通，城与城之间相互沟通的纽带，同时还起到城市功能分区的作用。最后，中国古代城市对居民住宅区和商业区也进行方块式区划，本来这两处是最容易出现杂乱无章现象的，当代城市的很多居民区和商业区就存在种种卫生问题、治安问题、交通问题等，但中国古代历代的城市都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宋代以前实行封闭的里坊制，管理的效果不言而喻，宋代以后的开放型城市，居民的聚居形态也无实质性的变化，一直是由街道分割的方块形单元，以街道为基干形成的市场区，位置也相对固定。
儒家思想对服饰的影响
谈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在服饰中的体现
摘要 ：中国服饰艺术以其独特的服饰语言表达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意境：其一，表现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二，表现为追求礼制秩序美；其三，表现为以华贵、精细、丰富为美；其四,表现为呈现出许多具体化、个性化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 服饰艺术
美是人们追求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自古以来,人们以雕塑、书法、绘画、诗词、音乐、建筑等艺术表现形式来体现自身对美的认识与追求。在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中，服饰艺术可以说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与人一生相伴相依.从第一张兽皮披挂在赤裸的人体上，到刺破荒蛮的骨针的出土以及项链串饰的发现,服饰艺术开始逐渐融入人的主观意识。人的潜意识里有了对美的想象，原始的主观意识和对美的想象外化和凝结在服饰上，形成物态化的活动，正是这种原始的物态化的活动孕育着服饰美的胚胎.中国素有衣冠古国之美誉，儒道互补是数千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主线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起着重要作用。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思想强调更多的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孕育在服饰艺术领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二、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美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自周以后，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子思学派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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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子思学派试探
杨儒宾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一批帛书，其中有篇久佚之书《五行篇》，此篇内容明显与孟子相 关，学者更进一步认为此书当是子思或是子思学派的作品。学界争议已久的思孟学派之具体 内容为何，至此露出曙光。1993年荆州郭店楚墓复出土一批竹简，其中有与马王堆出土相似 之《五行篇》材料，以及疑似散佚已久的《子思子》之部分文献。思孟学派的问题再度成为 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想要探讨的也是这个问题，但重点将集中在子思的思想上面，子思与 孟子思想的关系留待他日讨论。
一、《子思子》的初步考订
探讨子思学派的思想前，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材料的问题。思孟并称，但《孟子》一书结构 完整，散佚不多。此书虽有孟子自作、学生门人作或师生合作的争辩，但此书可以代表孟子 的思想，这点很少被怀疑，《孟子》大概是先秦典籍中最没有所谓的“真伪”争议的著作。 子思的情况不同，《汉书·艺文志》记载“《子思》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则录有 《子思子》七卷，二十三篇本与七卷本的关系如何?不得而知。但即使七卷本的《子思子》 也没有流传下来，大概两宋之交，它就散佚了。
虽然完整的七卷本《子思子》已不可复见，但此书的断简残编仍保存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 当是《礼记》所收的《中庸》。《中庸》为子思所作，此为汉人旧说，先儒殊少异论。疑古 学风兴起，晚近学者疑者渐多，但大体而论，此篇除一两段文字或有可疑之外 ①，论者的大部分质疑都没有什么杀伤力。依据先秦古籍流传的一般情况判断，我们 看不出《中庸》不是子思著作、至少不是《子思子》篇章的任何理由。《中庸》是我们了解 子思思想最重要的一条支柱。
另外一条重要的支柱当是晚近出土的《五行篇》。《五行篇》一出土，荀子那段有名的千古 之谜“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不但被解开了，《孟子》书中的一些疑难杂症如金声玉振、 养气理论等等，似乎也找到了解答的线索。马王堆的帛书《五行篇》有经有说，郭店的《五 行篇》只有经文，没有“说”的部分。依据先秦古籍通例，“说”用以释“经”，所以帛书 《五行篇》的成书年代应当较晚。但它是子思后学所着，此事当无问题。此书不百度文库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中日对_哲学_理解的差异与趋同倾向
第51
卷第4
期
2014
年7
月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Peking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Vol．51，No．4
Jul．2014
中日对“
哲学”
理解的差异与趋同倾向
林美茂
（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100872）
摘要：“
哲学”
与“
思想”
的根本区别在于“
知”
的把握不同。
中日两国在引进“
哲学”
概念之初，
都存在
着混淆“
哲学”
与“
思想”
的问题。
但之后的发展在两国出现了不同倾向，
在中国学术界这种混淆持续至今，
日
本则明确区分了“
近代哲学”
与“
日本思想”
的不同，
并以“
知的探索”
作为哲学的根本判断标准。
然而，
正在
“
中国哲学”
面对“
合法性”
质疑，
寻找超越合法性危机的困惑中，
日本学术界却出现逆向的重新审视“
哲学”
的新动态，
把曾经被自身否定的属于思想的文献，
作为“
哲学资料”
进行整理。
究其原因，
问题还是出在忽视
西方意义的“
哲学”
本质所致，
从而出现了与我国学界关于哲学理解的趋同倾向。
若不能认识到“
哲学”
与“
思
想”
的根本区别在于“
知”
的性质不同，
并从本国传统知识论研究出发确立自身，
只企图通过扩大西方意义的
哲学范畴来肯定自己，
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将永远无法超越。
关键词：
哲学；
思想；
知识；
臆见；
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4-0039-08
收稿日期：2014-05-10
作者简介：
林美茂，
男，
福建福清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学科创新视域下的公共哲学:
中日比较研究”(12BZX091)。
①参照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一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
第115—132
页；
陆扬：《
中国有哲学
吗———
德里达在上海》，《
文艺报》2001
年12
月4
日。“
哲学”（philosophy）
这个源于西方的学科概
念，
自19
世纪60
年代在日本被译出，90
年代进
入中国，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虽然在两国
先秦诸子思想简介
孔子
道德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29] 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30]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儒家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儒家传统义利观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的思想精髓体现于以孔孟荀为代表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一旦利与义发生冲突时，就必然需要牺牲利，儒家传统义利观虽然产生的年代与当今较久，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着强烈的启示和警醒作用，如义利并重就很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教导人们正确处理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不仅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平，更养成正确的致富观。
关键词：义利观；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内容广博，几千年来一直浸润着华夏文明，使其几千年来一直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其中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直是人们在精神和道德上不懈地追求。如何处理义和利地关系不仅是古人辨析的难题，更是当今处于当今物欲横流社会中地人们需要重点反思的问题。
在儒家传统义利观之中，义和利是无法分开的，两者是一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其中义指的是道德和精神上的追去，简而言之就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正义、友善、忠贞等一系列真善美理念的追求；而利从狭义上理解就是对钱财、权力的占有，广义上理解就可扩大为对与感官、物质上等非道义上的追求，对于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基于不同的考虑不同的政治家、学派都有不同的见解，而最具有代表性也对当今社会发展最具借鉴意义的就是儒家学派，对义利观的主张“重义轻利”。
（一）儒家义利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始祖，孟子则是后来具有代表性的继承者，两者对儒家的义利观都有着十分关键的阐述。社会存在产生社会存在，任何思想得产生必然受着当时社会现状得影响因此要想了解儒家义利观就必须追溯孔孟所处的时代，了解儒家义利观初步提出时的社会背景。 孔子和孟子所处的时期为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不在一个年代，但社会背景其实大同小异，总结起来可以用战乱不安来形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各国都在积极的采取措施积极变法以获得更强的国家武力来兼并他国，各诸侯争霸，战争频发，社会动荡不安，真可谓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随着各个国家、阶层和集团之间因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追求而产生碰撞，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给予政治家们机会在不同的社会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的机会，其中对于义和利的见解批判，是以孔孟为主要代表的儒家。孔子和他的后继者在战乱年代并没有像纵横家等其他学派注重自我名利的追求，而是告诫君主要将“仁”贯彻在各项国家政策中，并且通过“王道”来实现政治理想，对于兼并战争他们都秉持着憎恶反对的态度，致力于揭露统治者为了自身个人的利益而无视平民百姓水深火热的生存环境的行为，渴望塑造一个修身爱民的伟大君主。
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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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教学目的】理解儒家“大同”的最高社会理想，认识《大同》一文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和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体味儒家积极用世的内在情感；准确理解原典，掌握重点词、句；学习文章的语言风格和修辞手法；体现“通古今之变”的单元主旨。
【重点难点】“大同”思想的内涵；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内容】
一、疑难字词句解析
二、思想感情
三、艺术表现
【思考题】
1．大同思想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何意义？
2．本文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
【导入语】
“在大同的世界里，创造出大不同。”——江西金圣文化传播公司广告语
此“大同”指大体相同（“大同小异”之“大同”）；“大不同”即很不相同。当我们把目光从在在当今投注到茫茫远古，我们立刻就可发现，古人所说的“大同”，还有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意思，那就是指高度的和谐。
那么，古人所说的“大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美好的一个意思呢？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还得从“大同”这两个字说起。先来说“同”。
同 拆开来就是“凡”、“口”二字，“凡”、“口”也就是众口一词的意思，所以“同”就有相同、偕同的意思，进而又有了和谐的意思。“大同”的“同”就是此义。再来看“大”。
大 字形像一个高高大大、正面站立的人形，借以表达抽象的概念——高大的意思，进而表示程度深的意思（如“大吃一惊”、“天色大亮”，还有“大不同”）。所以“大同”合起来就是指高度的和谐。
好，明白了这个关键词，我们再来具体地领略一下令古代先贤神往不已的“大同”世界吧！
一、孔子生平
《大同》选自《礼记》，《礼记》并非孔子的著作，而是孔子后人所作，但其中记载了许多孔子的思想。 2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我国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从事教育数十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孔子思想学说最重要的范畴是“仁”和“礼”。《史记·孔子世家》有传。
儒家服饰观和道家服饰观的比较分析
儒家服饰观和道家服饰观的比较分析
儒家服饰观念追求礼制秩序美。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
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自周以后，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道家服饰观向往朴素自然。老子早在二千年多前就认识到了服装色彩的重要，并在《道德经》第12章中强调：“五色令人日盲，五音令人耳聋……”。大意是说五彩缤纷的颜色使人眼花缭乱，多种纷杂的声音让人听觉失灵。
这并非是对声、色的否定，而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集团无有止境地沉溺于声、色感官享乐所引起的情感麻木的一种鄙视。这种尖锐、激烈的批判对当代纯以感官刺激为目的的服饰色彩搭配也具有极大的否定作用。老子能够进行如此敏锐而深刻的批判，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以推测，在服装色彩的审美理念上，老子是主张自然、简洁和素色之美的，是以“素”、“淡”、“雅”作为根本追求的这种色彩观是有理论根据的，也是与老子主张的“见素抱朴”（《道德经》第19章）的美学思想相呼应的。有关此问题，可以从道士的服饰上给予印证。如所周知，道士所着的道袍是黑色加白色，犹如太极图，充分展示了道家：“知白守黑”（《道德经》第28章）的服饰色彩观。从色彩学的角度来看，黑色明度最低，属于无彩色，又称为“中性色”。黑色给人以距离感、收敛感、内聚感以及重量感，具有吸收和包容的特性；黑色给人以消沉、抑郁、镇静等心理暗示；黑色和白色能让人的视觉产生一种消退感，这种现象又正好与老子的淡泊无为、避世远尘的思想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