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的人物及人生形式

简论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的人物及人生形式孙娟娟内容摘要：沈从文的主要的文学贡献是他用小说和散文构筑起的特异的“湘西世界”中，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把一个无比淳朴的自由的充满了生命力的理想之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沈从文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湘西世界的歌哭者。

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有点世外桃源的情味，却也不乏世俗的污染。

湘西人物形象主要介绍两种：善良淳朴；不乏野性。

本文着重描写湘西世界中人物的特点，以湘西下层为主，以都市上层为辅，从正反两个方面描绘了湘西人民所表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形式——现实的和理想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在文学上的独特性取决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随军辗转流徙于湖南、四川、贵州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中国乡村世界的野蛮与残酷，破败凋敝和中国农民困顿悲惨的生活，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同时也对封建势力压迫下的苦苦挣扎的底层人民抱有深切地同情。

这段生活成为他日后进行创作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乡下人”的现实人生与都市人生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在欣赏和赞美湘西山民纯朴善良的同时，也揭露了远离边城的城市人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沦丧。

由于对社会政治的疏离，对都市人生的厌倦和对现实人生的困惑，沈从文把民族出路的探索和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完美人生的形式的再造上。

关键字：沈从文小说湘西世界人物人生形式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汉血统，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封建行伍之家，是清王朝提督沈宏富之孙，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是创作数量甚为宏富的现代作家之一。

他的散文集有《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著名小说集《虎雏》《八骏图》，长篇小说代表作《边城》、《长河》、《阿黑小史》。

湘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的湘西，是他所生长的沅水流域，地处湖南西部，属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是苗族、侗族和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在历史上，这里被中原文化鄙夷为“披发左狂”的荆蛮之地。

沈从文的《湘西散记》中的《桃源与沅州》中提到陶渊明先生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也在这里。

此地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文明开化程度比较低。

沈从文创作宏富，作品结集80多部，可以说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在景象万千的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算得上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文人。

他的独特形象首先来自于他的生命所赖以生存的那一方偏远的水土。

他所生长的沅水流域地处湖南西部，属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是苗族、侗族和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历史上被中原文化鄙夷为“披发左狂”的荆蛮之地。

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正是在这里，他不仅获得了与众多现代作家迥然相异的身世背景，并且拥有了极其丰富的人生感悟，并由此而形成了他日后文学生涯中不同寻常的情感内蕴和持久的精神特质。

同时，他的独特经历也造成了他在文学上的独特性，1917年8月，沈从文以预备兵的名义入伍。

此后5年多的时间里，沈从文随军辗转流徙于湖南、四川、贵州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中国乡村世界的野蛮与残酷，破败凋敝和中国农民困顿悲惨的生活，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同时也对封建势力压迫下的苦苦挣扎的底层人民抱有深切地同情。

这段生活成为他日后进行创作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激荡奇异的自然环境养育了淳朴善良却也不乏野性十足的湘西人，而在湘西这个世界中，湘西的人们又以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的两种人生形式，这便构成了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一角。

下面我们从人物形象及其人生形式进行论述：（一）善良淳朴却也不乏野性的湘西人沈从文一生都在歌哭着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悲欢离合，哀怨忧愁，并用“湘西人”这个主体来叙述和关照（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沈从文一生都在自命为“乡下人”，他一直认为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这样说也毫无贬义，乡下人有根深蒂固的乡巴佬情怀和性情，他们保守也顽固，爱土地，不甚懂诡诈却也不缺少机警（1）。

他笔下的湘西人就是这样的淳朴善良，是原生态的“乡下人”。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包含的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农民、士兵、渔民、猎户、船夫、官吏、乡绅、商人、妓女、水手，但凡湘西所有，悉入笔底，他们中有善良淳朴的乡民，却也不乏野性的男性，同时也有两种性格兼有的妓女。

作者热情讴歌了湘西底层人民朴素的人性美和道德光辉，体现出作者的价值取向。

最能体现沈从文善良淳朴这一价值取向的应算是他的长篇小说《边城》中对翠翠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

翠翠是作者沈从文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

她是作者的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共同孕育的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

翠翠的出生具有传奇性，是其父母圣洁爱情的结晶。

她来到人世间，便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

她爷爷把她领大，一老一小相依为命。

翠翠在风日里成长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皆为清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水晶。

自然既抚养她又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

她既是人的至性——爱情的结晶，又是大自然孕育与教育教化的女儿，在她的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

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来的。

她的“爱”，单纯、自然、真挚，一切符合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天性，她对傩送的爱情大体经过了萌生、觉悟与追求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她对爱情的萌生阶段，她在小镇看龙船初遇傩送，他邀翠翠到他家等爷爷，翠翠误认为他要她去到由女人唱歌的小楼上去。

心中觉得受了侮辱，就轻声骂他：“你这个悖时砍脑壳的！”（2）傩送不但不怪她，还打发家里伙计举着火把把她送回家。

这件事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爱情的种子就这样在一个少女的心里朦朦胧胧的萌发、生发。

第二阶段是翠翠对爱情的觉悟。

两年后的端午节，翠翠与爷爷又进城看龙船，她人长大了，傩送一直在她心里隐现、鼓荡。

听说傩送在六百里外的“清浪滩”，她恍惚如梦的问爷爷的船“是不是正在下清滩”（3），表示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苏醒。

唯其心属傩送，在摆渡送傩送时，见傩送正盯着自己看，她便把脸背过去，不声不响抿着嘴，很自负的拉着那条绳缆，既不轻浮又不撒野，表现出对爱情的自觉、矜持和自尊。

第三阶段是翠翠对爱情执着追求的阶段，她爱上傩送之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天宝也爱上了她。

她对天宝的托媒求亲，出于对爱情的忠贞专一，明确向爷爷表示拒绝，心里老想着送鸭子的傩送。

早将天宝求亲的事“忘掉”了。

傩送上山为她唱歌传情，她虽然在梦中不知歌的内容，但她在梦中感到身体随着“美妙歌声”漂浮起来，“飞窜过悬崖半腰”，去摘象征爱情的“虎耳草”，追觅着甜蜜幸福的爱情。

然而，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却忽然受到严重挫折。

爷爷溘然长逝使她在一夜之间长达成人，她痛苦悲伤但没有倒下，并谢绝了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住不好”，她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的岗位，苦恋着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这些充分表现出了翠翠性格中的坚强的一面。

翠翠的天真、乖巧、纯洁美丽、善解人意有着自然界的灵气，活泼机灵和善良和诚实的性情，是作者审美理想的化身和象征。

老船夫也是善良的化身，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的为过往的人摆渡。

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他质朴憨厚，侠义心肠，不仅拒收过客的钱财，而且慷慨大方，善待乡亲，有时遇到熟人，常请到家中喝酒，有时在城里，别人想尝他的酒，他就把酒葫芦递上让人喝个够。

（二）湘西世界中所展现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所创作的湘西系列，从作品到理论把乡村世界形式的美丽和与之相对的城市生命形式的批判结合，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又归于自然的理论。

湘西所代表的健康完美的人生，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

这正是他的作品所要负载的主要内容。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在整体上展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形式：一种是现实的人生形式，即实然；另一种是理想的人生形式，即应然。

沈从文相当一部分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乐天安命的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

《柏子》、《萧萧》、《丈夫》、《会明》、《灯》、《贵生》等作品构成了一个系列。

以冷静客观的笔法再现了20年代初至30年代湘西山民的苦乐人生，塑造了柏子、萧萧、丈夫、贵生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柏子》写卖身于船老板的水手柏子与吊脚楼妓女之间的粗野而又不乏真诚的爱，作者所欣赏的是柏子强悍粗野的性格和生命的欢愉。

作品所要展现的是柏子那种既充满生命气息又麻木蒙昧的生命形态，是作者现实的人生形式的体现。

在《萧萧》一文中，主人公萧萧12岁做童养媳，嫁给一个不到3岁的丈夫，过了门，她喊他做弟弟，她每天应做的事情就是抱着弟弟到村前柳树下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

后来糊里糊涂地委身于花狗，使她面临“沉潭”或“发卖”的命运。

“沉潭”是读过“子曰”的族长们做的事，萧萧的伯父没有读过“子曰”，不晓得礼教比萧萧的命运更宝贵，就决定“发卖”去远方，可远处没人来买，而后萧萧生下一个儿子，于是“发卖”也免了，这样“萧萧”依然是往日的萧萧。

这里描述了封建宗法制下婚姻的不合理性，然而作者还进而描写萧萧还是跟她的小丈夫圆房，那时儿子已10岁。

12岁时又忙着给他娶个大6岁的媳妇，这才是更可悲的。

受害者对自己的悲剧经历，并无半点醒悟，照着世代相传的老谱，她又亲自给下一代安排悲剧。

《贵生》中的人们信奉的是“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人生哲学，贵生最终一把火烧掉了杂货铺和自己那苦心经营装载他的全部希望与依托的家而逃亡，也只是一种原始复仇情绪的冲动而已。

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其性格是各不相同的：柏子的热情、放肆并带有几分狡猾；萧萧的天真、幼稚、单纯；贵生的老实、憨厚、自重等等，但他们性格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救活湘西山民的纯朴善良与蛮悍粗野，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关注的不是人物形象性格自身的完整与丰满，而是“古今相同，不分彼此”的变与不变中的山民对于生活的忠实、庄严，是那些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普通人坚韧顽强的“求生”努力（5），是他们世世代代相承的命运与人生形式。

在作者看来，这种生活既是庄严的，又是悲凉的，其中浸透着作者30年人生旅途中体验到的人生哀乐。

可以说这些人物寄托着作者的人生理想，同时又是作者某种生活感悟的体现。

沈从文曾经强调说，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是那种未经现代城市文化——这主要指近代商业文化“污染”过的状态，在这里即使商业往来也濡染着那一种朴厚的人情（6）而沈从文除了执着于湘西世界的叙述外，还以乡下人的眼光关注着商业化的城市，而且自觉的批判着“现代文明”。

事实上，这些描写在沈从文作品中只是作为他歌颂“湘西世界”的一个反面的衬托和补充而存在的，正是通过对都市的虚伪、丑陋、缺乏活力的“上流社会”种种反人性，反价值，反道义的无情揭露和嘲讽，更加肯定或美化了他的湘西世界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