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寅恪的治学之道
国学大师陈寅恪简介
国学大师陈寅恪简介陈寅恪，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接下来是店铺为大家推荐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欢迎阅读，希望大家喜欢!国学大师陈寅恪简介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
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
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
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
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较干嘉诸老更上一层——论陈寅恪的学术追求
“ 寅恪平生治学 ， 不甘逐 队随人 ， 而为牛后” …
广博 的 中外语言知识 ， 故在 文献 的搜 求 、比证 与考据上 ，皆 突破 了传统朴学那种单一 的汉语言文字 的研 究路 数 ， 而采
用 为他 本人所独 擅的多 种语言文 字的 比较 研究方 法。在研 究 对象上 ， 自辟衙路 ， 则 逸步万里 ， 开拓 了清代 朴学 中相对 薄弱 的史学与文 学领域 ， 在研究 中透发 出一种为 乾嘉学 并 者所不及的恢宏 的文化视 野。 作 为一代学 术大师 ，陈氏虽非 那种胸 怀奔流烈 火的英 迈之士 ， 但也绝非抱残守阙的旧式鸿 儒。用他 的契友吴宓 的
①清代朴学家往往仅注重汉语语言现象 中的局部性 的微观研究 ， 所缺 乏的正是一种高屋建瓴 的宏 阔眼光 ， 这正是清代朴学 家的根本弱 点。 但清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朴学以反对宋明理学 而发韧 ， 倡导为求知而求知 ， 反对以急功近利 ， 自有可圈可点之处 。 亦
・
７８ ・
妨再 多引一点陈氏本人的思想 自述——
寅 恪 平 生 思 想 囿 于 成 丰 同 治之 世 ，议 论 近 乎 曾湘
乡 、 南皮 之 间 。 。 张
国世道人心的实际影响 ， 一针见血地指 出：“ 千年来华 夏 二
民族所受儒 家学说之影响 ， 最深最巨者 ， 实在制度法律公 私
生 活之 方 面 ， 关 于 学 说思 想 之 方 面 ， 转 有 不 如 佛 道二 教 而 或 者 … … 释 迎 之 教 义 ， 父无 君 ， 吾 国 传 统 之 学 说 ， 在 之 无 与 存
２０ ０ ９年 １ 月 １
苏州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 版 ）
Ｊｕ ａｏＳｚｏ ｎ ｅ ｉ ｈｌ ｏｈ ＆Ｓｃ ｌｃ ｎｅ ｏｒ ｌｆｕｈｕ ｉ ｒ ｔｆ ｉｓｐｙ ｏｉ ｉ ｃ） ｎ Ｕ ｖ ｓｙ Ｐ ｏ ａＳ ｅ
陈寅恪的目盲之痛与学术之光
陈寅恪的目盲之痛与学术之光第一篇范文陈寅恪，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以其博学多识、严谨治学而享誉学术界。
然而，这位学术巨擘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曾饱受目盲之痛，却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本文将围绕陈寅恪的目盲之痛与学术之光，探寻其人生历程中的苦难与辉煌。
一、目盲之痛陈寅恪出生于1890年，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
然而，在他20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导致他失去了视力。
这对于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目盲的日子里，陈寅恪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量阅读书籍，也不能亲自查阅资料，这对他的学术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然而，陈寅恪并没有被命运击垮。
在目盲之后，他开始学习口述作文，借助助手为自己阅读资料，坚持进行学术研究。
他的学术成就在这段时期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二、学术之光陈寅恪在学术界的成就得益于他的勤奋和毅力。
尽管目盲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但他仍然坚持研究，尤其是在历史学、文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他的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对于我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陈寅恪的学术生涯中，他不仅关注国内的历史文化，还积极吸收国外的学术成果。
他的外语水平极高，能够熟练运用多种外语进行学术研究。
这使得他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成就更加辉煌。
三、人生感悟面对目盲之痛，陈寅恪并没有放弃人生，反而更加珍惜时间，努力进行学术研究。
他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苦难并不能阻挡一个人追求梦想的脚步。
只要心中有梦想，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同时，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在面对困境时，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坚持不懈，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陈寅恪的目盲之痛与学术之光，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他的人生告诉我们，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都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勇往直前。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独⽴之精神，⾃由之思想最开始知道陈寅恪，是很⼩的时候读⼀篇⽂章，说他很多作品在战乱中遗失，留下来的根本不能与他本⾝学术⽔平共论。
但这些作品的遗失，未必没有他⾃⼰性格的原因。
⽽后作者⼜分析了若⼲云云。
因此对他略有些了印象，但也提不上太深。
后来读⾼中，慢慢开始涉猎历史学术作品，兴趣是在宗教和中古史。
所以陈寅恪这个名字，渐渐地看得多了。
⼜去找他的传记，作品来读。
说来惭愧，他的很多作品我⾄今未曾读完过。
当初在图书馆看到厚厚三本柳如是别传，借回来第⼀本，终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读完。
所以要说多么了解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那是妄⾔。
但我想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喜爱，为他的时运不济，命途多⾇。
为他的⽂章憎命达，为他昔年曾经经历的种种。
最重要的，为他所谓的，独⽴之精神，⾃由之思想。
⽽《寂寞陈寅恪》这本书，读完是可以让⼈感觉惊艳的。
⽂字其实并不特别，只因了陈寅恪这个⼈，这本书便特别起来了。
曾经看《狂⼈刘⽂典》，说刘⽂典⼀⽣狂傲，⼏乎不把别⼈放在眼⾥，唯独对陈寅恪，也是恭敬推崇。
可见陈寅恪⼈格魅⼒之⼤。
对于世⼈来说，识得陈寅恪，⼤多因为他为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惟此独⽴之精神,⾃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永光”。
当时中华⽂明正处在⼀个变⾰的阶段，究竟是维持古旧⽂化好，亦或是引进西⽅⽂明更好，当时学者们争论不休。
或者对于我们这些后⼈，可以理直⽓壮地选取⼀个中庸态度，以为两者的结合更加完美——亦不排除仍有坚定地单边分⼦存在——但那也只是站在后来者的⾓度来评价这份结合罢了。
对于那个时候的⼈们，⾯对全新的舶来⽂化，已经落后的传统⽂化，到底应该何以取舍？全盘接受？全盘否定？当⼀个群体陷⼊未知的恐慌与迷茫时，这种偏激的全盘论避⽆可避。
然⽽陈寅恪毕竟和旁⼈是不同的——他提出了要将中西⽂化思想结合起来的观点，这是⼗分可贵的。
⼀⽅⾯摒弃了落后于时代的传统，⼜不失其精髓；另⼀⽅⾯接受了⾛在时代前沿的西⽅思想，却⼜不取其糟粕。
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 阅读答案
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柳青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
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
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
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
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
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
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下地板，你就马上跑去。
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流亡途中的工作条件惊人恶劣，在挡不住风雨的茅草房里，陈寅恪就着箱子，汗流浃背地坐在小凳上写文章。
为了给他补充点营养，家里养了一只母羊，他在下课后带着女儿放羊，父女闲聊着走过山间小路，那是他难得的愉悦时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
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
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远在美国的胡适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写信告知陈寅恪。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
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
也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治学方法——兼与万绳楠先生商榷
作者： 高华平
出版物刊名：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78-83页
主题词： 陈寅恪;治学方法
摘要： <正> 陈寅恪先生作为近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从治学方法上讲,为世人所共同瞩目的,是他考察某一问题时,从文、史、哲多视角的透角,博综古今、触类旁通的思考,和由此而总结的“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方法。
“以诗证史、以史说诗”作为一种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史学界和文学界多看成是陈寅恪先生采用朴学方法注释元(稹)白(居易)等人古典诗歌的结晶。
本文不赞成这一习惯的说法,本文认为,从陈寅恪先生重要的史学著作《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以下简称《讲演录》)来看,陈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方法,实际是以最广义的“文化”来界定其“诗”和“史”的内涵的,“以诗证史“就是以最广义的文化史料来考证“正史”,“以史说诗”也就是将传统的文化作品放到最广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阐释。
在“证史”的过程中陈先生使用了“阶级分析法”,但这种方法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实际上只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因而《讲演录》的整理者万绳楠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行者或“过渡桥梁”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
自 由 之 思 想
独 立 之 精 神
陈寅恪（1890-1969）
• 中国现代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 研究家、语言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 人。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 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一生通 晓15种文字，尤精于梵文和巴利文，被称 为教授中的教授,500年才出的一个教授， 蒋介石称之为国宝。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 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 而已！”
陈寅恪的“四不讲”
•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 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 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 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 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 讲过的。”
注重考证， 创立了中国近代的文本阐释系统
•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 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 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 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 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 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 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 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 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 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 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 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资料卡片 “海宁王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 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 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 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 火，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碑文 （1929年）
陈寅恪演讲用稿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大家好，我是会本六班王彤，今天想为大家介绍的人物是民国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我在找陈寅恪的资料时，看到易中天写的一篇文章：《劝君免谈陈寅恪》。
看完之后顿时觉得自己为了某个目的在这讲陈寅恪很恶心很肤浅。
陈寅恪的确是不能随便拿出来肤浅地谈一下的，他在精神思想境界以及学术上的成就是无法企及的。
今天还是还是心虚地站在这，大部分是引用了别人的观点介绍下陈寅恪，介绍的重点放在陈寅恪的精神气节上。
博学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前面三位导师都大名鼎鼎。
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在当时并不出名。
而就是这个不出名的陈寅恪，当他出现在清华园里讲课的时候，连清华的教授们都去听，都真心叹服陈寅恪的博学，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现在哪还能听说过一个教授以学生的姿态去听另一个教授上课这样的事呢。
说陈寅恪博学，必然要讲讲他的求学经历。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和祖父陈宝箴也就是当时的湖南巡抚，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留学。
16岁陈寅恪从日本回国，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在两年内掌握了德语、法语两种语言。
两年后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求学的轮船。
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
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
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
注册的是印度学系，别的课他也去听，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
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陈寅恪不求博士文凭，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现在再难见到这样博学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人才，恐怕也是和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有很大关系。
论陈寅恪史学考证中的“推度之法”
于推理 来完成 ， 如法 国学 者朗格 诺 瓦 、 正 瑟诺 博 司在 《 学原 论 》 李 思 纯 译 ） 史 （ 中所 说 ： 凡史 料 所供 “ 给之事 实 ， 于吾 人所 思考一 切 整理 罗列 之 计 画 ， 对 决不 足 以悉 充 实 其 一切 之 空 白缺 点 ” 史 学 家 于 ， 史料 的缺乏不 能 听之任 之 ， 而因 当“ 力 尝试 ， 奋 以求 弥 缝 此 等 之裂 纹 缺 口也 ……奋 力 尝 试 ， 虑用 无 推度 之法 ， 以求达 于一新 事实 ” ② 文借用 《 学原论 》 。本 史 中的说法 ， 陈寅恪 在考 证 中所用 的推 理名 将
而言 ， 以下几 种情 形 ： 有
（ ） 料缺 乏 ， 得 确证 。陈 寅恪 自述 其 平生 治 “ 古 不 今之 学 ” 即以魏 晋 至 隋唐 作 为研 究 一 史 难 不 ，
［ 稿 日期 ］ ２ １＿６２ 收 ０ Ｏ０ — ０
［ 者 简 介 ］ 朱 慈 恩 （ ９７一）男 ， 苏 苏 州 人 ， 州 大 学 历 史 文 化学 院讲 师 ， 究 方 向 为 史 学 理 论 及史 学 史 。 作 １７ ， 江 兰 研 ① ② 陈 寅恪 ： 王 静 安 先 生 遗 书 序 》 《 明 馆 丛 稿 二 编》， 联 书 店 ２ ０ 《 ，金 三 ０ １年 版 ， ２ ８ ２ ９页 。 第 ４— ４ 陈廷 湘 、 德 琬 编 ： 李 思 纯 集》， 李 《 四川 大 学 出 版 社 ２ ０ ０ ６年 版 ， ２ １页 。 第 ７
２１ ０ ０年 第 ４ ＨＩ ＳＴＯＲ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ｏ ４， ０１ ． ２ ０ Ｓｅ ｉ ｌＮＯ １ ０ ｒａ ． ４
论 陈 寅恪 史 学 考证 中 的“ 度 之 法 ＂ 推
陈寅恪学案三
陈寅恪学案三“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学案（三）“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先生治学，正符合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的，“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
在自道治学范围时，他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2]实际上，寅恪先生为学的精博均远远超过钱牧斋。
先生之学，有独特的体系，涉及文史哲三领域，若沿用近人区分，则可概括为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史、敦煌学、突厥学、藏学、宗教学、中古文学、佛经翻译文学等。
先生治学，有其内在理路及发展规律，演变轨迹，历历可寻。
其间大的转变有二，即从西北史地到中国中古文史哲之学的转移及从中古到明清的易代[3]。
后者以始撰《再生缘》为界限，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较为明显。
前者的转变始于何时，意义如何，尚需深论。
寅恪先生自少年起，“廿载行踪遍五洲”，[4]力学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伊朗文、希伯来文等近二十种中亚西域及东方民族文字。
从遗存笔记本看，他对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巴利文等致力尤勤[5]。
1923年，他自道习藏文心声[6]：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然此非我所注意也。
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7])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
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
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
中国所译，又颇难解。
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
习藏文的目的在唐史、吐蕃史[8]及佛经翻译。
而习其他诸文字，亦有历史、佛教二目的在焉，这一点可与他著文相证，也可从他回国后所开课程得到例证。
1926年，在清华国学院普通演讲题目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指导学科范围为五类，即1．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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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陈寅恪诗史互证独立精神【论文摘要】文史大师陈寅恪治学树立了修辞立诚的典范。
其治学态度重真知轻浮名,博学强记,贯通文史;其治学方法融汇中西,坚持从史实中求史识,并在比较研究和诗史互证上形成了自己的标签性方法;其治学领域避易就难,不甘逐队随人,树立起东方学研究的中国旗帜;其治学根本在不曲学阿世,坚守学术的独立性。
陈寅恪以自己的学术人生诠释了“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学者品质。
2009年10月7日,是我国著名文史大师陈寅恪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
大师虽去,然精神长存。
1995年出版的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从陈寅恪的处世观和治学态度等方面刻画了一代宗师的风骨和传奇,也引发人们对制度、对人性、对文化和对学者品质等话题。
我读此书,受益颇多,下面结合余英时、岳南、刘斌等人的相关论著和传记,仅从陈寅恪的治学之道与友朋分享我的读书心得,以此纪念陈寅恪。
1 治学态度重真知轻浮名,贯通文史,博闻强记因为家学渊源和个人秉赋,陈寅恪几乎无书不读,人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早年游学日本、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却没有任何硕士、博士头衔加身,所选择的学校、院系、课程,都避易就难,与当时的大多数留学生反道而行,不由人同兴萧公权当年之叹:“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
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
1957年陈寅恪曾帮他的学生高守真选冷僻的太平公主做学年论文,他对高守真说:“历史上太平公主的史料不多,搞现成的东西没有意思,人云亦云最讨厌,正因为资料少,可以逼着你去看更多的书,努力作些新发现。
……写文章不是为了一举成名,你就当是一场学习吧。
”寥寥数语,其治学态度坦呈无遗。
综观陈寅恪的一生,研究领域涉及文史哲三大领域,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史、敦煌学、突厥学、藏学、宗教学、佛教典籍、佛经翻译文学、中古文学、语言、音韵、本草等广有涉猎和斩获;通晓十数种语言文字,其中包括一些死亡文字。
其扎实的学术功底,也表现在惊人的记忆力上。
晚年双目失明,据助手黄萱回忆,在查找资料时却是“一口准”。
由此再次证明:做学问须破万卷书,须有耐得住寂寞的淡泊心。
广博强记为他一生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国家争得了连城价值。
据陆键东载,印度在1959年武力犯边前曾组织了包括史学家、外交家、甚至研究古神话和佛教的权威学者在内的一个写作班子,以信函形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
中央派人征询陈寅恪的意见,他明确表示印度方面的“领土要求”很不合理,并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有关清朝官员的日记、奏议等史料的线索。
临终前,他还对中山大学的有关人员讲,珍宝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2 治学方法上中西合璧,从史实中求史识早在三十年代陈寅恪就指出思想要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的地位。
陈寅恪治学,具有无一字不无出处的严谨与审慎,明显衣承了乾嘉学派,但他吸取了欧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自觉地克服了乾嘉学派缺乏综合研究的不足。
文革前陈寅恪真正受到冲击的是1958年的“厚今薄古”运动。
批判者嘲笑陈寅恪对琵琶女、杨贵妃、茶商等人的年龄、贞操、民族、籍贯等等的繁琐考据是“误人子弟”的伪科学,令陈寅恪愤然离开了所钟爱的讲台。
事实上,他对史料的旁征博引,是为了说明历史真相和社会交往、民族、风俗、制度经济的变迁,旨在揭示史实背后的规律性。
总括而言,陈寅恪的治史方法主要有二,一是比较研究法,譬如,他曾指导过: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绝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比利文、藏文、回绝文及中亚诸文字译本与汉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等,充分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和在碑志和佛教经典方面的探幽特长。
二是诗史互证法。
他对学生说:“(1)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判断。
(2)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很多错误。
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
但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对陈寅恪以诗证史法,从1958年的卞孝萱,到后来的钱钟书,都提出过理性批判。
但从以上引文可窥此法的合理性,也是其诗人气质和贯通文史的表徵。
陈寅恪治学不武断、不夸大、不断章取义、不违驳事实,诠释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他
所谓的“一时代的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提倡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学者应该要“预流”。
迄今为止,这仍然是史学界的不二法门。
[!--empirenews.page--][1][2]下一页 3 治学领域不甘逐队随人,在中国东方学研究上开一代风气在学术领域上,陈寅恪曾自我评价“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彰显了他做学问的骨气和志气。
面对东方学中心在法国和日本的尴尬,他曾于1929年赠诗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终其一生,他为建立起中国独立的东方学殚精竭力。
本来,1940年代以前,他通修“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回国后不久便转攻“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中国东方学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公认的高山仰止的地位。
他首倡敦煌学,开拓了西北史地研究新领域;奠定了中国藏学、蒙元史学、突厥学研究的基础;在佛经翻译、大乘教等等方面也树起了中国人的旗帜……。
可以说,他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独指学术和政治立场,更包含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诉求,也必然产生实际效应。
譬如,他以教学实践影响了所有与他的课堂有缘的学生和老师。
早在清华执教时期他就坚持“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专讲自己的最新研究心得,所以,即便是已经开过的课程,也一样吸引众多学生和诸如朱自清、冯友兰等名师风雨无阻来听课,成为事实上的“教授中的教授”。
为什么陈寅恪的学生中会产生一大批一流学者或大师级人物(如,吴其昌、汪篯、王庸、周传儒、姚名达、王力、姜亮夫、季羡林、刘节、蒋天枢、谢国桢等等)?是所谓大化于无形!晚年因种种原因,他的史学研究转向“颂红装”,在盲眼和膑脚下完成了《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心血之作。
有学者认为,他是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开山鼻祖。
完全可以这样假设,以其不屑与俗同的发微探幽的学术敏感,他如果生活在今天,人文社科领域一定会出现春色满园秋意望的别样景致。
4 治学根本在不曲学阿世,坚守学术的独立性陈寅恪视学术文化如生命,认为不可将学术沦为谋取功利的手段。
因此,1953年底他就是否出任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之职,口述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云:“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并向中央提出北上的条件,一是允许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
二是请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他认为“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始终认为思想自由是文章上乘的先决条件,学术不应受世局和外缘的影响。
这在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造神运动的大背景下,这种不识时务尤显金贵。
当今,学人历经几十年的社会嬗蜕,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摒弃了学术独立的原则。
而事实上,学者保持独立的品质,不屈从时世,不做刀笔吏,不做吹鼓手,既不依附各界精英,也不偏重社会弱势,在物欲横流之世,学术完全超离俗世功利,何其难哉!正如他在1950年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中所云:“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
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杂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其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由此可知,陈寅恪之甘于寂寞,是自觉的选择。
治学,不可曲学阿世,不应该以学问为谋取名利的工具,唯有这样,才能求得真知。
学风纯正,人品自高洁,这是我读此书的又一感受。
[!--empirenews.page--] 陈寅恪曾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谈到过“大师”的标志:“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
”如果说大师的标准一是能开一代风气,二是能示来者以规则的话,无疑,陈寅恪是当之无
愧的文史大师,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