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高新科技与文化产业从新媒体技术的视角(doc 7页)

谈高新科技与文化产业从新媒体技术的视角(doc 7页)高新科技与文化产业从新媒体技术的视角（下）对策研究：高新科技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思路一、从区域经济的视角：高新科技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一）我国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科技基础现状分析第一部分是从理论的角度谈新媒体技术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在这一部分，本研究将关注我国具体的文化产业实践，并通过示意性的数据分析和比较研究对我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路径进行思考。

在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下，产业政策、法规等是由国家统一制定并由各省市自治区依据自身具体实际进行具体解读。

文化产业也是如此，近年来我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纷纷制订出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和适应性政策，因此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各省之间相比具有突出的地域特色和省际差别。

同样，与新媒体技术密切相关的是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信息产业发展状况，这是各省实施文化产业高科技转化的技术基础。

研究者在此采用各省市的数据，示意性地说明科技发展背景下我国各省选择自身文化产业发展路径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化产业数据上，研究者选取《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5》中的“中国2004年各地区文化产业增加值分项情况统计”为代表，因为这是国家统计局2004年3月颁布《文化及其相关分类》统计指标后的统计数字，同时因为这一数据是来自权威的年鉴，可以采信；另一方面，我国自从2005年后就没有再发布各地区的文化产业宏观数据，这也是唯一可以使用的一批数据。

在描述各省市、自治区的新媒体技术基础的数据选取上，研究者最终选择了《中国信息产业年鉴2006(电子卷)》中的“中国2005年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统计”中的“工业增加值”数据。

原因如下：一方面，信息产业是与新媒体技术最为接近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在信息、传播、媒体汇流的时代这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各地区的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可以反映各地区的信息技术应用与创新基础，这就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再有，选择“工业增加值”这一增量数据是为了与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对应，具有可对照性；最后，文化产业数据是2004年的，信息产业的数据则是2005年的，研究者在这里只是示意性地说明全国范围的产业发展态势，而从产业发展的延续性上看04、05年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可以使用的。

下表3显示了我国各地区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态势。

其中省份是按照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由低到高顺序排列的（括号中是排名）。

为了直观，研究者还在下面两个图3、4中显示了各省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信息产业发展态势，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各省文化产业在全国所处的位势及其新媒体技术基础在全国的位置。

从中我们可以将全国这30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五种类型：（1）文化产业强、科技基础好：这类省市以广东、浙江、上海、山东为代表，它们在文化产业居于全国前列，在信息产业——也即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基础上也位于全国前列；（2）文化产业强、科技基础差：这类省市以湖南、山西、云南、广西为代表，表现在其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全国位列中上，但是其科技基础只能列在中下甚至处于落后状态；联动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3）文化产业弱、科技基础好：这类省市以北京、天津最为典型，表现在其信息产业位列全国前列，但是文化产业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以北京为例，北[FS:PAGE]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聚集了优势的智力资源。

目前，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初步确立了支柱产业地位，如2005 年，文化创意产业创造增加值603.5 亿元，占全市GDP 的8.76%。

另外，北京市已经形成了一些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如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长安街沿线文艺演出聚集区、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区等等。

在2006年12月7日，北京市发改委发布了《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调整规划》，提出北京市“十一五”期间产业发展要强调高端、高效、高辐射力，以金融和文化创意产业为支柱产业，按照目前北京市文化产业年均15.1%的增幅计算，到2010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将超过1000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0%，从而成为首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按照北京市产业发展规划，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要将北京建设成为全国文艺演出中心、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中心、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中心、动漫和网络游戏研发制作中心、广告会展中心、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设计创意中心、文化旅游中心，使北京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文化名城与创意之都。

总体看来，北京市对文化产业的选择考虑到了自身的科技基础，在上文中提到，北京市信息产业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因此它可以利用自身良好的科技基础和人才优势，将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在与新媒体技术有关的动漫、网络游戏、影视、网络服务等门类，这样有助于优势产业迅速得到提升。

（4）文化产业弱、科技基础差：这类省市以青海、海南、贵州、宁夏、甘肃为典型，表现在文化产业和科技基础都比较薄弱。

对于这类省市来说，文化产业和科技基础都比较薄弱，研究者认为应该将科技发展放在第一位。

目前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不可能离开信息技术，这些省市只有科技先行，才有可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5）二者都差强人意：这类省市如辽宁、安徽、河北，文化产业和科技基础都处于中游。

这部分省市尽管在上文的分析中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在全国都处于中游，数量上看互相之间差别不大，实际上它们彼此还有很大差别。

例如河北省200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172.1亿元，比上年增加53.3亿元,增长44.9%（当年价）,占全省GDP的1.70%，比上年提高0.30个百分点；从业人员52.5万人，比上年增加14.5万人,增长38.2%，占全省所有从业人员的比重为1.47%，比上年提高0.37个百分点；另外，河北省的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文化用品设备生产、出版发行、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用品设备销售这四个行业上，从2005年文化产业分行业统计情况看，文化用品设备生产占总量的比重位居第一位（29.8%），出版发行增加值占总量的比重位居第二（21.9%），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占总量的比重居第三位（15.7%），文化用品设备销售业位居第四（15.4%），新闻服务、网络文化服务、动漫游戏业等新兴文化产业增加值还微不足道。

相比之下，2004年至2006年三年间，安徽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平均增幅22%，高于全省GDP增幅9.8个百分点。

2007年上半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88.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

一路加速上扬的增长曲线表明，安徽省文化产业已经快速起跳，大踏步进入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此外，2006年，辽宁省国有和民营文化产业共创造增加值50.3亿元，比上年增长18%；上缴财政收入6.86亿元，比上年增长16.9%，辽宁大剧院、大连大青集团和大连动漫产业基地分别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国家动漫产业振兴基地，使辽宁省国家文化产业基地达到7个，位居全国第二位。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这批位于中游的省市各自具有属于自身的发展特色，而在科技基础相似的情况下，研究者认为它们应该首先分析自身的文化产业基础和文化资源基础，在[FS:PAGE]充分考察的基础上确立发展路径，避免误打误撞。

二、从产业集群的视角：从科技产业园到文化产业园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指数量众多的大中小企业在地区集聚，通过协同效用产生巨大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的新型企业空间组织形态，是科技人文创新与最新应用的发源地。

在文化产业领域，我国的产业集群主要有两个类型：其一是自发形成的，有的是依托大学和研究院发展设计类企业，如北京的中关村，有的是通过改造旧厂房、旧仓库开设艺术类企业，如北京的798艺术区，这类自发形成的集聚区往往具有较好的互动性、在制度与文化上趋于同质化，它们往往在发展壮大后会得到政府的认可，采用挂牌等形式成为文化产业基地；另一类是政府支持下开辟新区或改造旧区形成的文化产业园区，这类园区或者依托传统布局，在原有基础上建设新园区，如北京的雍和园，或者另起炉灶，如北京大兴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它们大多通过土地、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住，形成集聚效应，这类园区内的企业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文化趋同性，因此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聚焦于考察高新科技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我国各个省市正在风风火火地开展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热潮，我们认为应该借鉴我国高科技产业园区成熟的发展经验，将其转化到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中来。

（一）我国高科技产业园区建设经验我国现行科技园区运营模式基本上保持了以行政干预为主导的管理模式。

在科技园区成立初期，中央就对科技园区的职能定位及管理原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科技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建设是努力方向，企业主体的运行不介入。

因此，科技园区运营模式行政化虽然没有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但却实际运行中，却通过赋予科技园区超高级的审批职权、干部配置、特别是高度集中的权利安排以及对体制创新的默许等方式保证了科技园区得以高效的运作。

具体表现在：(1)“三位一体”保证权力高度集中。

科技园区党委、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和开发总公司实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领导实行交叉兼任。

(2)高级别的行政安排。

如北京市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由北京市副市长兼任，苏州工业园开发公司董事长由苏州市委书记兼任等。

(3)高层次财税制度安排。

例如高比例的税收留成、高级别的审批权限(包括对投资额的审批、大额土地出让审批权限等)。

(4)对科技园区体制改革与创新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并给予较大力度的支持。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这种政府行政管理为主的科技园区运行模式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从科技园区管理及运营机制的演变方向看，我国科技园区的运营模式总体上是在朝着政府干预逐渐弱化，市场机制逐渐起主要作用的方向发展。

科技园区运营模式逐步进行了改革，从单纯的政府权力支配过渡到政府与资本相制衡。

具体表现在科技园区运营模式上，从最初的管委会到在管委会下建立开发公司，再到管委会与开发公司并行。

但其管理权限的赋予、考核和监控的主导力量和方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依然是在政府行政框架内，以行政权力为主体对科技园区实施管理。

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对科技园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由于其承担着众多宏观目标职能，而倾向将其视作政府派出机构加以监管。

政府习惯通过行政手段来评估、调控其政策实施效果与科技园区经济效益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科技园区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参与市场交易的身份转化缺乏法律、市场、资本以及规则的支撑。

到目前为止，我国科技园区运营模式可以大致概括为三种：完全行政管理、有限市场化运作、在产权、责权框架内实行有限监督的公司化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