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

进入新世纪，“WTO”这短短的3个字母给中国人上了第一堂国际贸易的扫盲课。

然而，打开的贸易之门却让门内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虽然只有全球影片数量的10%，但它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凝聚各族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分享收获喜悦要到哪里听民声(人民论坛)“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最近，新闻战线正在开展“走转改”活动，新闻工作者到基层接地气、“抓活鱼”，大有收获。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领导干部要到哪里听民声？民声就是老百姓的声音，是他们的心理感受，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是他们的价值评判，臧否世道，疾恶向善；是他们的所思所盼，衣食住行，柴米油盐。

“民有所想、我有所谋，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倾听民声、体察民情，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也是为政者起码的责任。

然而在复杂的现实社会里，在那些民主气氛不那么浓郁的地方，要想听到真实的民声，把握民意的脉搏，并不是一个轻松话题。

坐在会议室或大礼堂听到的民声，多半是有组织有纪律有主题有约束的民声。

这种民声虽然也是“七嘴八舌不停口”，但应该警惕，其中有多少“一个个伸出拇指把你夸”的成分。

印刷成材料装订成书本的民声，虽然也是来自民间，但应该了解，这些经过整理和加工的民声，保留了多少原汁原味，是否沾染了官腔套话。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有次去冀南农村采访一位村支书，访问了十几个人都夸书记好。

后来，走出这个村到邻村去打听，都说我采访的那个人是当地一霸。

听不到民声很可怕，听到伪民声更可怕。

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自然就会有人拿了伪民声来哄你高兴。

有时候，我们张开臂膀欢迎老百姓提意见，甚至设立逆言奖诤言奖，但为什么千金难买民声？群众为什么开会不说会后说，为什么当面不说背后说，为什么对熟人不说对生人说？令人深思。

有些地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畸形的言路恶化了社会风气，助长了迎合拍马屁行为。

老百姓要么三缄其口，要么言不由衷。

面对那些称颂县委书记的视频、夸赞领导班子的快板书，组织部门很有必要深入了解，到底是民间自发的声音，还是少数人打着民意旗号的阿谀奉承？那些被群众“颂扬拥戴”的人，到底能不能经得住微服私访？现实生活中的民声除了黑白分明的大实话之外，还有咸言辣语型、奇谈怪论型、正话反说型，听民声也要察言观色，更要动脑筋分析思考。

民声需要挖掘，这就得放下架子、躬下身子。

跷起二郎腿、挺起将军肚容易把民声吓跑，带上录音机扛上摄像机“车辚辚马萧萧”容易让民声走调。

不仅如此，还要意识到民声也有高有低。

沸腾的民声，是共性的，具有普遍性，代表普遍利益；微弱的民声，往往是个体的，是一家一户的呻吟，很脆弱，最容易被人忽视和遗忘。

要到哪里听民声？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到鸡犬相闻的农家小院里听民声，到牛羊咩叫的田间地头听民声，到候车室和堵塞的风雪路上听民声，到码头的吊塔上和采煤的掌子面听民声，到棚户区里和低保户家里听民声。

你要亲自揭锅盖，摸炕头，看粮仓。

你要用真诚打开老百姓的话匣子，用真诚畅通群众诉求表达的渠道，用真诚保护老百姓的说话权利。

只有这样，我们听到的民声才最真实，据此作出的判断决策才最科学，党和政府的群众基础也才最稳固。

慈善行为不能“权力统筹”把慈善这一社会性的分配机制变成行政摊派、权力统筹，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无形中销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最近有两件事广受关注：其一，广东东莞政府部门集体办理“月月捐”——绑定一张银行卡，每月固定扣10元以上“捐款”。

当地一名干部称，10元标准，并不过分。

其二，沈阳、济南、西安等地群众向媒体反映，他们正在读小学的孩子被学校要求加入红十字会，并要缴纳5元会费。

针对批评质疑，东莞市民政局表示，“月月捐”可以随时参加随时退出；几个地方的红十字会也强调，中小学生入不入会，完全自愿。

然而，在政府部门、学校这种对个人表现颇有压力的场合，即使内心对这种方式并不认同，又有多少人会因为几块钱的“小事”公然退出类似的“集体活动”？小事其实不小。

“郭美美事件”之后，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公众的慈善热情，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慈善的关注程度则有了极大提升。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前一些司空见惯的“慈善模式”正在被重新打量，比如对动用权力募捐的反思，比如对善款去向的关切。

正如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所说，一系列舆论风波引发的思考，让政府部门、慈善机构和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现代社会中如何开展让人民满意的慈善有了相当程度的反思，这对于提高慈善组织规范程度、运作水平是一个促进。

近段时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慈善机构推出一系列举措，推进善款使用的公开、透明，力图重塑慈善公信力。

然而，改革不会一蹴而就，公众善心重聚需要一个过程。

在我国慈善运作“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弱”的背景下，如何还原慈善的自愿本质，如何防止“慈善初衷”被随意篡改，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慈善质量，种种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学校，可以号召、鼓励、引导慈善，但是不能将慈善作为一种“义务”去推广。

硬性摊派不是慈善，运用权力手段搜集慈善资源必然会破坏慈善生态。

把慈善这一社会性的分配机制变成行政摊派、权力统筹，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无形中销蚀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至于那些假借慈善之名去圈钱圈地、牟取私利的行为，就更是与慈善全然无关，体现的只是权力的滥用。

正如有专家所分析的，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存在着“三低三高”的局面。

“三低”是：整体起点低，慈善组织数量低，捐款数量低。

“三高”则是：需求极高，热情极高，开放度极高，而且因为有网络支持，现在已和世界连成了一片。

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使慈善真正植根于社会、依托于普罗大众，离不开慈善环境的培育、慈善文化的涵养、慈善制度的健全。

在这方面，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部门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既是对执政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依法行政的检验。

“禁播令”别成为没牙老虎“不是看电视剧，而是看广告里插播电视剧”。

一段时间以来，广播电视广告违规播出现象愈演愈烈，广告喧宾夺主、浪费时间、影响情绪，观众对此意见很大。

广告“禁播令”的出台，切中时弊，符合民意，因而受到力挺。

然而期待之余，不免也关注这一禁令能否取得实效。

从以往看，为了净化荧屏，禁令时有所闻，比如针对电视购物广告，曾经出台过“禁播令”。

但打开电视就会发现，其执行情况难如人意。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光说不练”、有禁无罚，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和问责条款，禁令成了“没牙老虎”。

面对新出台的“禁播令”，有网友担心“执行起来空有雷声不下雨”，不是没有道理。

有关部门还应抓紧落实，做到令行禁止，以愉悦的收视体验取信于民。

地沟油尚无检测良方跳了龙门，为何不跳农门2015年，在“十二五”规划中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越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5％。

相较于农村，城市不仅意味着华灯璀璨、高楼林立，也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优质的医疗，等等。

对于农村大学生而言，考上大学农转非，跳出农门进城去，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好途径。

然而，随着中央“三农”政策的不断深入，新农村建设欣欣向荣，城乡差距在不断被缩小。

于是，在一些地方，来自农村的大学新生开始固守起农民的身份，不愿转户口变为城里人。

在他们眼里，家里的田地比一纸户口更珍贵，当个“乡下人”更实惠。

这股城市向农村逆流的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动力？心的留守更重要只跳“龙门”，不跳“农门”，把户口留在农村、甘当“农民大学生”的例子越来越多。

在长久的城乡二元结构失衡中，农村似乎渐渐挺起了腰杆。

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政策对“三农”的倾斜和补贴，让农村吸引力大增，也成为大学生选择“农民身”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不得不承认，大学生保留农村户口的主要考量，还是与户口挂钩的经济利益。

跳过“龙门”的孩子们在择业时毅然跳出“农门”的现象，与在读时对农村户口的“坚守”形成了强烈比照。

留守农门，不应仅仅因为有利可图，似乎应更多一份情系农村的眷恋，多一份心念故土的热忱。

否则，这种对农村的留守，会因为缺少温情而显得格外冷峻。

建设现代化新型农村，需要源源不断的优秀大学生投身其中。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有关部门多想办法，出台更有吸引力的政策，让他们不仅身在农门，更要心回农村。

萍乡转型路上谋发展雨后的江西萍乡，丽日蓝天，空气清新。

行走在干净整洁的萍乡市区，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是百年煤都。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萍乡因煤而兴，也与全国4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在困境中探索破解因资源枯竭所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并较早作出了城市转型的战略决策。

仲秋时节，丹桂飘香，我们来到这里，探寻这座“江南煤都”的转型发展之路。

煤都困境：因煤而兴的萍乡，曾经因煤而痛。

百年煤城走上转型之路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应坚持民生优先把全力抢救生命、保障群众生活贯穿于抢险救灾全过程以创新思维解决灾后群众安置这一紧迫的民生问题从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入手开展灾后重建工作“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这段讲话，充分说明了加强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的重要性。

生命中的不解之缘说“小”·评析小事考量大局公事公办咋异化成私怨几天前，在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党委会上，就分管范围内的人事安排表达不同意见的副局长，居然被局长在大庭广众之下施以一顿老拳，继而演变成“互殴”，实在令人瞠目。

事情原委需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公之于众，此前无法妄议，但是这种用拳头说话的蛮横家长式作风，就极大地损害了当地司法部门的公信力。

党委会本就该允许充分表达不同意见，提倡民主决策，不可变成“一言堂”，更别说如此张狂地以拳头代替党内民主。

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该副局长提的反对意见并不出格。

作为分管领导，这次调动他事先不知情，程序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拟接收单位法律援助中心要求“逢进必考”，申请者在“硬件”上有瑕疵。

理由站得住脚，提意见的方式也符合程序，这样的“公事公办”为何惹得顶头上司大打出手呢？除了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更与基层治理面临的复杂语境有关。

真正做到“公事公办”，需要十分完备的法律规定和普遍较高的法治意识。

而当两者都有欠缺，遇到事情是公事公办，还是灵活把握？这基本上就“存乎一心”了。

现实中，“灵活把握”往往不是对法定规则的合理运用，而是随意突破。

而当引发这种“灵活把握”的打招呼、托关系因普遍存在而获得合理性时，“公事公办”就会被异化成“例外”，乃至被视为有针对性的“态度”，甚至被当成“私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