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藏民族文化的调研报告

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与依法治国--深入学习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调研报告藏族传统法律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族建设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因素，是构筑法治社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孕育着藏族的法律文化，本质上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

藏族传统法律文化虽然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

近年来,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新的浪潮,已经对我国的安全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要实现藏区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某些阻滞因素，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使传统法律文化为藏族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一、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任何形态的文化，首先是民族性的文化，它是适应民族生存的特点而形成的，是在民族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化的精神依托和力量，它往往凝聚着民族特有的国民性格和社会心理意识，同时又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生命的存在得以凸现，并时时刻刻影响人、改造人。

藏族传统法律文化是藏族藏民族特有的，以藏传佛教思想文化为基线的，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法律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的构成体。

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的这些内容不同程度地渗透、影响着民族心理素质、风俗习惯乃至人们的思维、行为、生活方式等。

从而影响着现代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每个民族都有构成本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文化传统。

此文化传统是多层面构成的系统，在文化系统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与此系统相契合的价值判断关系。

价值判断系统往往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发展轨迹和方向起着调控、制约的作用。

价值判断的这种调控制约性，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性。

藏族封闭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人们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使得藏族的传统法律文化有着自身的价值取向性，从而形成藏族传统法律文化自身独有的特征：（一）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宗教性以宗教思想为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宗教的教义、教规贯穿在法律条文中，这是藏族阶级社会制定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

吐蕃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庞大而多彩的体系已如潮水般荡涤着藏人的意识形态领域。

统治者们开始以佛教为指导思想来制定自己的法律，尤其是佛教戒律，成为非常重要的法律内容而加以吸收，并贯穿于传统的制度法、习惯法、习俗法的始终。

如吐蕃时期在制定法律时对佛教十善律的吸收，就是把佛教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贯穿在当时法律始终的具体体现。

《吐蕃王统世系明鉴》中说：松赞干布时，从东方汉地、木雅输入工艺、历算从南方印度翻译佛经，从西方索波、尼泊尔获取饮食珍宝，从北方胡人和回纥地方引进法律及职事制度，并仿效佛教的“十善法”制定吐蕃法律。

“立十善之法，对善者予以奖励，对恶人加以惩处，对豪强大族用法律压抑，对贫弱者设法扶助。

……又令臣民皈依三宝，恭敬信奉，报父母恩，孝敬侍奉。

学习经典文字，明白其中的道理。

相信业、因果，戒绝恶行。

……是非难以判断时，请地方神抵护法作证，立誓赌咒。

仿照十善法的意义，在吉雪学玛那地方制定了吐蕃法律二十部。

”文中所说的十善法就是指佛教的不杀、不盗、不淫、不嫉妒、不仇恨、不愚痴、不慌话、不巧辨、不挑拨、不恶骂等十善律。

依据此十善律，制定了法律条文二十条。

并颁布执行。

在二十条中提到的“要虔诚皈依三宝”、“要学习佛法及文字，了解其义理”、“要信因果，戒绝恶行”都是佛教思想最为深刻的印迹。

在此后历代王朝制定的如《十六法》等法律和传统的习惯法以及民间习俗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深刻的佛教思想。

可见，佛教思想贯穿在藏族传统法律文化始终，甚至，至今在许多人的思想意识深处还有一定的影响。

这种浓重的宗教色彩是藏族传统法律区别于内地传统法律的一个重要的典型特征。

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藏传佛教在藏族的统治地位以及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使得宗教戒律成为藏族传统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藏传佛教的许多观念、好恶和戒规都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其浓厚的宗教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立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内容的传统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主要表现为：一是维护宗教特权，保护宗教礼仪，严厉处罚侵犯宗教礼仪的行为。

如《十六法》的重罪肉刑律规定，偷盗喇嘛财物的。

处以肉刑；盗窃三宝者赔偿八十倍。

二是将宗教戒律戒规视为神圣，凡触犯宗教戒律戒规的要予以严惩。

佛教称弑父、弑母、杀阿罗汉、破僧、恶意出佛身血为五无间罪，教义认为，犯有其中之一者，无疑要遭受严重的因果报应，坠入无间地狱（所以称为无间罪），对犯有无间罪的要处以挖眼、抽筋等酷刑，直至处死。

三是把宗教仪式作为法律诉讼手段，尤其是把天断作为审判的手段。

神判与天罚是宗教的产物，而在旧藏族的法律中则把它作为一种法律手段从而成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迷信思想对奴隶和平民进行统治的精神枷锁。

也使得审判就有了因神秘而产生的威慑力。

如杀人命价律规定，故意杀人者除要命价赔偿外，还需要给死者家属支付一定的诵经超度费，以帮助其实现宗教礼俗和仪式。

（二）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的道德性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和汉族地区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是，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进取精神。

汉族地区的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价值观念中强调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道德观念系统，在法律上也足以得到体现。

而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则更突出强调宗教道德性，其突出的表现特征是：凡是符合宗教的就视为是道德的。

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涵摄下人们对一切事实的判断活动都被纳入宗教道德规范模式中，人们复杂的思想、行为活动都必须符合宗教道德标准，并由此作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等道德性判断。

于是，无论客观事物、认识主体、还是社会现象、历史事实；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艺术的、道德的、观念的……，统统打上了宗教道德的印记。

用宗教道德的原则可以包容一切，解释一切，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

如：吐蕃时期的法律中，大多都是宗教道德的反映。

吐蕃时期的法律主要是根据佛教的十善法制定的法律条文二十条，而这个法律实际上就是藏传佛教对教徒的道德要求，但统治阶级却要求人们一律遵守。

吐蕃王朝以后的历代地方政府，也大都把宗教道德作为制定法律的依据，有些甚至直接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同时，在藏族传统的习惯法和习俗中所提倡的慈悲忍让、乐善好施、安分诚实、利人利世、诸恶莫做、诸善奉行等法律要求，其实本身是一种宗教道德。

甚至有些地方把民俗和道德习惯也纳入部落习惯法中。

如：俗人不能坐在僧人的上位，牧民不能坐在头人的上位，妇女不能坐在男子的上位。

在举行盛大的宴席或逢年过节请客时，按个人社会地位排列座次，入席和离席，依照不同等级，按秩序先后行动，不得随意违背顺序；不在神山挖药材和打猎放枪；用作祭扫的牲畜，不出卖、不宰杀；不吃奇蹄类、爪类和鳞类的动物肉等有关习俗和道德规范都作为习惯法和习俗规定不得违背。

当然，不可否认，这种宗教道德的法律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对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保护藏族的生态环境，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藏族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由于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共时性，使得传统法律文化无时无刻不对现代社会产生着影响。

因为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它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它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完全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只能在传统文化中不断探索。

不管意识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着我们，始终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传统法律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

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而更是人们的一种态度。

正如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

因此如何看待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作用问题，也是一个态度问题。

传统法律文化不仅是具体可以表现出来，构成物质形态的文化的“表层次文化”即制度文化，而且还根植于人的思想观念、积淀于人的心理结构，并时时影响约束人的思想行为的“深层次文化”，即法律意识。

在现代社会，所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更多的是指法律意识、观念形态的冲突，是传统心理与现代心理承受力之间的冲突，是人们对待传统法律文化态度上的冲突，而不是指物质层面上的制度文化的冲突。

藏族是一个大多数群众都信教的民族地区，宗教因素以及由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中国法律现代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是不可低估的。

传统的重视宗教教规、教义导致的轻法思想，与现代社会法治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无法可依已经成为历史。

但受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层影响，再加上经济、政治制度的原因，特别是宗教的原因，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

特别是在一些边远地区，法律还没有完全成为调节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法律的效力、权威、尊严还没有在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过程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树立起来。

一些非法律的传统文化如道德风俗、习惯甚至远古遗风常常不时地替代和行使着法律的功能。

因此，在认清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人类前进的阻碍作用，剔除糟粕的同时吸取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许多优秀的成分对调节当代人们之间的关系、稳定社会秩序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藏族传统的制度、习惯和习俗中都显现了藏族人民的优秀、独特的军事思想。

在藏族历史上，藏民族靠武力征服而雄踞青藏高原。

长年的争战，频繁的厮杀，使他们积累了许多的战争经验，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战法，而将这些成功的经验与战法升华到理论的高度，作为一种军事思想而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在藏族的军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特别是公元1618年藏巴汗时期制定的《十六法》中“英雄猛虎律”、“懦夫狐狸律”等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载入法典，是《十六法》的独创，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

而且这种军事思想以及崇尚武力和崇拜英雄的道德观念同当代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习英雄等道德要求是相一致的。

其次，在藏族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特别重视经济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民事法律规范，减少了刑事案件，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

在藏族传统的成文法以及习惯法和传统的习俗中，都有从刑事案件到一般的民事案件采取经济处罚的方式解决的规定。

如，盗窃追赔律、亲属离异律等法律的规定，一方面使民事法律规范不断发展和完善，在社会生活中的适用价值高。

另一方面减少了刑事司法部门的工作，又使矛盾得到及时的调解，容易缓解社会矛盾，有些做法同样值得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过程中借鉴。

第三，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比较注重对执法者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