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中国法制史论述

［论述］试述西周的行政法制。

（1）西周各级行政管理组织建立的最突出特点便是行政组织与宗法组织相结合，通过分封制，将政治、经济的组织套在血缘系统之上，以血缘为基础，封邦建国，构建起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

宗法制通过分封，在行政组织上体现为国家行政组织的构建，在经济上体现为土地所有权的划分。

（2）在宗法制下，周王是全国最大的族长，称为“天子”；天子之位由嫡长子继承，天子之弟及庶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将其余土地分赐给自己的兄弟和亲属，称为“卿大夫”；卿大夫又以同样的方式将土地进行分赐，受封者为“士”。

士是贵族的最低层，西周还通过分封异性诸侯和与异姓联姻等方法，使天下为一家，整个国家形成以周王为中心，下领诸侯、卿大夫、士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3）通过分封构建起全国的统治秩序的同时，各级行政管理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也确立起来，其原则是“小宗”服从“大宗”。

周王是国家政治权力的最高统治者，是全国的大宗，其他领主是小宗；在诸侯国中，诸侯王是大宗，对自己领地范围内的事务有相对独立自主权。

（4）在这种政治与血缘紧密结合的统治模式中，官吏的选拔完全采用“任人唯亲”、“世卿世禄”的原则，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确定地位与职位的高低，父死子继，世代相传，保证夺取政权的家庭对全社会进行家族式的专制统治，实现了“家天下”。

这样一来，礼制的“亲亲”、“尊尊”原则不仅在一个家族之内，在整个国家内部也得到了体现。

［论述］试述“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

（1）西周统治者深刻地体会到，天命是会转移的，天不会永远眷顾某一族姓，神的意旨或自然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天总是选择能够为民做主的统治者，从夏、商相继灭亡的经验教训来看，西周提出“德”的概念，天命总是归属于有“德”者。

（2）西周的统治者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周人想要保住所受的天命，就必须“王其疾敬德”，“以德配天”。

“德”表现于社会生活即“敬天保民”，就是要统治者尊敬上天，同时要时刻小心翼翼地以高标准的德严格要求自己，要“怀保小民”。

标榜“敬天”，最终落实到“保民”上。

“德”表现于法律上即为“明德慎罚”。

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

所谓慎罚，就是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

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定罪量刑的刑法适用原则，即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慎重从事，制定法规，任用法官，审理案件，施用刑罚，不可轻率。

与商朝末年的滥用酷刑相比，慎罚的提出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性。

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论述］试述战国时期法制指导思想。

（1）厉行法治。

作为先秦时期最重视法律作用的一个学派，法家认为法能确定名分，防止争夺。

法还能够禁止恶民乱臣犯罪，制民胜民，通过法律使民众致力于农业与战争，以求富国强兵。

因此，法家强调厉行法治，做到“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也就是不管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不管爵位贵贱，只要违法犯罪，一律按法律论罪处刑。

（2）法律公开。

法家主张用来治国的法律必须是向百姓公开的，一方面，法令要公开，力求做到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以法为教”，让官吏与民众都明白法律，“以吏为师”，由通晓法律的人担任法官，并向其他官吏和民众传授法律，教育的内容也是以法令为主要内容。

（3）轻罪重罚。

法家主张适用刑罚时采用轻罪重罚的重刑主义。

商鞅认为：对轻罪适用重刑，那么轻罪就不致产生，轻罪没有了，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这种观点也被称为“以刑去刑”。

商鞅的这一观点被法家所推崇，后世法家多采重刑主义。

在社会动荡的战国时期，法家的“法治”主张非常适合于当时社会的需要，所谓“治乱世用重典”，这使得法家在战国时期逐步成为最主流的思想。

［论述］试述秦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1）事皆决于法。

秦王朝建立后，确立“事皆决于法”的原则。

在这一法制思想指导下，秦朝在立法上越发细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调整范围非常广泛，所谓“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2）法令由一统。

秦始皇确立“法令由一统”的立法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其他人不得篡夺；二是法度统一，全国各地适用同样的法律，即“海内郡县，法令由一统”。

在这种法制思想指导下，秦朝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强调君主独断，法自君出。

（3）轻罪重刑。

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奉行重刑主义原则。

秦王朝建立后，更是将严刑峻法推向极至。

秦朝统治者将法家重刑理论诉诸实践，迷信刑罚，导致用刑的残酷和刑罚的滥用，这成为秦朝仅二世灭亡的直接导因。

［论述］试述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汉朝法制指导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汉高祖至汉武帝即位前的六十多年间，黄老“无为而治”思想居统治地位，辅之以儒、法思想；第二，自汉武帝起，强化中央集权，以儒家思想为主，礼法并用。

（1）黄老“无为而治”。

黄老学派是战国时期兴起的假托黄帝、老子为其创始人的学派，道、法兼容，排斥儒术，但至汉初黄老学派已具有道、儒、法相结合的特点，认为最高规则是“天道”，法律的权威源于自然的“道”，即“道生法”。

“道”的基本内容就是“无为而治”，即顺应自然和社会规律实行统治。

贯彻黄老“清静无为”思想，汉初统治者施行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

约法省刑，使法律内容应尽可能简单易懂，便于官民掌握。

（2）以儒为主，礼法并用。

①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至汉武帝在位时，中央政权日益巩固，社会趋于稳定，整个中国逐渐形成大一统的局面。

汉初奉行的“清静无为”思想无法适应西汉中期出现的社会局面。

董仲舒应时改造儒家理论，宣扬法自君出、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性，符合汉武帝即位后的政治需求，即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并实现意识形态方面的大一统。

为此，在思想上，汉武帝认可并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

②德主刑辅、礼法并用。

董仲舒在先秦儒学基础上，吸收各家学说中有益成分而形成的以儒法合流为特色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即“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并以此为核心，形成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影响了以后各朝代的法制建设。

［论述］试述文景时期刑制改革的内容与意义。

文帝十三年正式改革刑制，主要是废除肉刑，以笞、徒、死刑来取代原有的刑罚。

具体为：把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

但文帝这次改革存在一些弊病，一是将原来的斩右趾上升为死刑，由轻改重；二是斩左趾和劓刑分别改为笞五百和笞三百，笞数过多，难保活命，往往是笞未毕人已死。

汉景帝执政之后，进一步完善文帝改制的内容。

一方面，两次减少笞的数量。

另一方面，景帝命丞相刘舍和御史大夫卫绾制定《菙令》，具体规定执行笞刑的刑具尺寸、重量、规模，行刑时中途不得更换人。

至此杖刑开始规范化，“自是笞者得全”。

汉文景帝废除残人肢体、刻人肌肤的肉刑，具有进步历史意义，不仅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且还使中国刑罚制度摆脱原始形态，由野蛮残酷走向更为人道文明的道路。

这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为后世以身体刑、劳役刑为主体的“五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汉朝的司法制度。

［论述］试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

（1）三国时期：“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三国时期，战乱不止，统治者急需以法律安定社会秩序，树立自己的权威。

因此，三国统治者在肯定礼治对法制具有指导作用的同时，格外强调法律在治理乱世、拨乱反正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张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执法从严，依法行赏罚，务使百姓相信令必行、禁必止。

（2）两晋时期：纳礼入律。

建立晋朝的司马氏集团，是东汉末年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他们以精通儒学而在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

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后，封建纲常思想、以礼治国和礼律“相须为用”等思想倍受他们的青睐，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主张的礼律合一在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为隋唐法律“一准乎礼”奠定了基础。

（3）南北朝时期，礼律进一步融合。

南北朝时，南朝继承两晋的法制，在法制指导思想上，亦是如此。

而北朝的统治者作为异族入主中原后，基于中原文化在当时的先进性，他们十分热衷于“汉化”，也注意到引礼入法对统治的重大意义，更加注重礼与律的融合，法律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德主刑辅。

北方少数民族在吸收汉文化，改造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为汉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礼律融合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创建出许多新的法律制度，促使礼与律的进一步融合，并为后世立法所继承。

因此，南北朝时期，北朝法制是中国法制儒家化的重要阶段，所以程树德曾说：“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

”［论述］试述“准五服以制罪”的内容、原则及影响。

（1）“准五服以制罪”最早在西晋的《泰始律》中出现，是按照五等服制所体现出来的亲疏远近关系来定罪量刑的一种制度。

所谓“五服”，指的是五种丧服，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

（2）运用五种丧服所体现出来的亲疏远近关系来定罪量刑是指：服制越近，以尊犯卑，处罚越轻；以卑犯尊，处罚越重。

反之，服制越远，以尊犯卑，处罚相对变重；以卑犯尊，处罚相对减轻。

（3）“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是儒家礼治与法律结合的重要标志，由于它适用于社会上的一切人，具有最广泛的普遍适用性，因此，人们把记载有该原则的《泰始律》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律。

“准五服以制罪”原则从《泰始律》确立以后，一直延续至明清。

［论述］试述“十恶”的内容。

（1）谋反。

是一种图谋、参加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犯罪行为。

（2）谋大逆。

是一种图谋、毁坏皇帝的宗庙、陵墓和宫殿的犯罪行为。

（3）谋叛。

是一种图谋、背叛国家，投靠敌方的犯罪行为。

（4）恶逆。

是一种殴打、谋杀尊亲属等的犯罪行为。

（5）不道。

是一种杀死一家非死罪三人、把人肢解、造畜蛊毒物伤杀人、以邪术诅咒人等的犯罪行为。

（6）大不敬。

是一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和尊严的犯罪行为。

（7）不孝。

是一种子孙不能善待父母、祖父母的犯罪行为。

（8）不睦。

是一种亲族之间互相侵害的犯罪行为。

（9）不义。

是一种侵犯长官和夫权等的犯罪行为。

（10）内乱。

是一种亲族之间犯奸的犯罪行为。

［论述］试述宋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1）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

唐朝的灭亡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使宋朝统治者深深忧思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他们认为“君弱臣强”是变乱的根源，强化中央集权应是保证政权长治久安的关键，并将这一思想贯彻到法律制度的构建上。

总之，加强中央集权是宋朝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而利用法制，通过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官吏的相互牵制则是宋朝采用的主要方法，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是宋朝的立法指导思想之一。

（2）崇文抑武，儒道兼用。

唐末五代以来，王风微，三纲不立，社会无序而混乱，宋朝统治者由此看到了重振传统文化中“兴王攘夷”之道的必要。

宋太祖由一介武夫变成为尊儒重文之君，后来的宋朝统治者也都崇文抑武，大力倡导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