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正义论》评述

书名：正义论

书评：图

罗尔斯《正义论》评述

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心血之作，它把他近20年潜心研究社会正义问题的成果发展成一个逻辑严密、条理一贯的体系，并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标志着伦理学研究中的重大转折，使伦理学从脱离社会生活的元伦理学转到古典的非怀疑的传统—规范伦理学”，罗尔斯本人也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洛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西方信仰危机的一个时代，人们对社会普遍不满，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给人们提供某种借以安身立命、某种能够为之献身的价值。而元伦理学由于只研究道德语言的逻辑，不涉及它们的现实生活基础，从来没有想到要给人们的生活以某种指导;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倾向更使人感到无意义生活的无奈，各种非道德主义思潮在动摇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信仰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着无情的批判。这是不是说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过时了呢?如果没有，它的道德基础何在?如何解释当前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这些间题摆在所有西方理论家的面前，要求他们作出解答。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其中的一种。

罗尔斯认为，任何社会制度的道德基础都是正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即依赖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义的，这个社会就是正义的。他从整体的观点出发，将一种制度或它的主要部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体系的基本结构区别开来，因为整体的正义并不意味着它的部分都是正义的，反之亦然。这种方法是正确的，因为社会的正义与否，的确表现在它的政治宪法和主要经济、社会体制方面，而且部分的正义与否不能直接用以判定整体的正义与否。但是，无论是政治宪法，还是主要的经济、社会体制，都只是结果，关键在于对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结果，便是正义论。

罗尔斯所使用的方法，是逻辑构造主义。它不同于逻辑重建主义的地方在于，重建要求客观地再现，而构造只要求体系的自恰性与完满性，其前提可以是高度直觉的，虽然二者都是公理化体系。也就是说，罗尔斯是抛开社会实际生活过程而仅仅使用纯粹理性，从高度直觉的前提来构造自身完满的正义论体系的。这种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免受实际生活事件的干扰，具有一种纯粹性，这种纯粹性提供了一种能使人们从远处观察他们的目标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他们实际上接受的条件，或者既使没有接受也能被哲学的反思去接受的条件。”罗尔斯就是用这些观念作为前提，来构造他的正义论的。他试图以一种近似于自然科学中理想实验的方法来构造一个关于正义的道德几何学，而且特别推崇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方法。爱因斯坦的理想实验建立在光速不变这个事实以及相对性原理和不可能存在快于光速的速度这个假设之上的，与此相类似，罗尔斯的正义论建立在中等匾乏条件这个事实以及人性平等原理和无知之幕这个假设之上的。而且，他在构造正义论时，实际上在使用着爱因斯坦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方法的。作为一种理论方法，罗尔斯的方法论是可取的，但隐藏在他的方法论背后的哲学思想却是不科学的，因为他认为，造成当时人们道德信仰危机的真正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在于人们对这一制度的看法。他构造正义论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正义作出新的阐释，把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观念与正义原则联系起来，借助于正义原则恢复人们对自由、平等、博爱这所谓民主制度三

原则合理指导道德选择的可能性的信念。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正义论的社会性质。

罗尔斯构造的正义论主要由对以下四个方面问题的回答构成。它们是:一、正义原则是什么?

二、正义原则如何可能?三、正义原则如何实行?四、由正义原则调节的社会将是怎样的?

罗尔斯认为，在假定的原初状态条件下，人们将一致选择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个人的利益;(2)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要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实际上，第一个原则是政治正义原则，第二个原则是经济正义原则。罗尔斯认为，政治正义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而经济正义的基本原则是互利，因为在经济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11 (而收入和财富是与权力和权威紧密相关的)。这样，政治上的平等只是宪法和法律上的平等，而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到事实上的平等，只能做到公平的机会均等。如果说，宪法和法律上的平等的合理性在于人性的一般事实即潜在的对正义感的最低限度的能力，那么，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是向所有人的前途开放的并且对不利者给予了补偿利益。但实际上，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很难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是平等的，宪法和法律的平等并不能保证人们在实际政治活动中的平等，确保人们在实际政治活动中的平等的只能是经济上的平等;可罗尔斯却把实际政治活动中的平等排除在政治正义之外，而以权力职位取而代之，只要权力职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就行了，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不可能有平等，正像在经济分配中不可能做到平等一样。这样，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只有在宪法和法律上是人人平等的，也就是说，人们只是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不平等并不全是不正义的，“只要所有人都从不平等中得益，这种不平等就是正义的。”于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寻找事实上的平等的希望，就被罗尔斯悄然排除了。

可人们为什么能在原初状态中接受这样的正义原则呢?如果正义原则是自明的，也许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间题，但如果正义原则是自明的，提出正义论又有何积极意义?!罗尔斯并不认为正义原则是自明的，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认为，正义原则是在它们被选择的事实中得到证明的。于是，我们就被引入假定的原初状态中，在这个状态中，正义原则被选择成为可能。

罗尔斯是通过展示正义的信念—正义优先，自由优先，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是在原初状态中被选择的原则的推论，来证明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合理性的。经过对原初状态的分析，我们发现，原初状态并不完全是纯粹假设的，严格说来，它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思维影像。因为原初状态所描述的合作条件中，无论是“中等匾乏条件”，还是“相互冷淡的理性人”假设，抑或被用作选择对象的各种正义观念，都显示着原初状态的资本主义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当人们通过无知之幕消除了对社会和个人的主观的考虑和偏见以后，他们便自然而然地被引导，只能选择罗尔斯指定的那两个正义原则了。所ii.，关键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是合理的，因为人们实际上处在这个社会中，这是不容置疑的，人们只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合作;这样，为了在这种条件下采取一种能避免最坏情况发生并保证自由不受侵犯的形式，只须消除对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其中各种关系)的主观考虑和偏见，人们就会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由两个正义原则所解释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原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合作的最合理的、终极性原则。到此，罗尔斯正义论的主要任务便完成了。

人们是在原初状态中选择了两个正义原则的，要在现实中实行正义原则，只须依着与进入

原初状态的路径相反的路径，逐步地解除无知之幕;在解除无知之幕的过程中，确立正义的宪法和法律，划定人们自由的界限，决定实施正义的两个优先规则.在自由优先的规则中，罗尔斯一方面强调自由是不可让渡的;另一方面强调各种自由是不等价的，不利者为了实现自由的价值应当放弃一部分自由以获取某种福利补偿，同时，那些拥有较多自由的人为了自己的安宁和社会的和谐应当出资对那些把某些自由权利自动放弃的人予以补偿。这一方面是被迫承认物质福利对自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侧面默许了钱权交易的存在。正是在这一点上，罗尔斯实现了从纯粹程序正义向制度正义的转换，实现了从平等到不平等的转换，正是这一转换使罗尔斯构造道德几何学的美梦破产了。但罗尔斯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某些自由是必须得到保证的，它们同样需要一定数量的财富来支撑，这些财富对那些最不利者来说，从哪里来呢?于是，罗尔斯提出了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规则，以最低社会福利额来加以体现。这已经是人道主义的考虑了。

这就使得罗尔斯的正义论最终落脚于人道主义之上，正义的社会严格说来，首先是一个人道的社会一个由道德情感联结而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最低限度的对正义感的能力，都有对自我能力和他人态度的信任，对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所有人包括自己在内的尊重，整个社会制度是由正义原则来安排并且以道德情感为其支柱的，物质生产方式在其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改变私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分离状态只须求助于人们的正义感就行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行革命性的制度变革。

总之，罗尔斯的正义论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体系，也不是超越一切社会制度的理论，它实际上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在资本主义的思维框架中观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其主旨是通过展示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办法论证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正义性并指出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需要改进的地方，集辩护与批判于一身，以此来恢复人们对资本主义民主原则的信仰。但由此他也开创了一个对社会制度的道德基础进行深入探索的新时代，标志着伦理学研究方向的大转折。

（武汉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方永《道德与文明》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