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学中的“陕西经验”

论当代文学中的“陕西经验” 作者： 刘希云 来源：《关东学刊》2020年第01期

[摘要]陕西作家是当代文坛一支特色鲜明的重要生力军，因此总结其创作经验显得颇为必要。当代文坛的陕西经验是其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厚重大气的乡土写作，富有生活智慧与美学含量的艺术追求。但陕西作家的创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关键词]现实主义精神;乡土写作;生活智慧;美学含量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以类型化为方法论的鲁剧研究”（18CZWJII）。 [作者简介]刘希云（1971-），女，文学博士，德州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德州253023）。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正常发展了40年，总结其创作经验变得很有必要。当代作家在文学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已经为当代文坛奉献了很多文学经典作品。本文拟以陕西作家为例，从细部分析一下作为当代文学重镇的陕西作家的创作，总结其创作经验。

一、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就笔者的阅读所及，陕西作家大多秉承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进行写作。从历年来斩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来看，1988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是陕西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1998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是另一位陕西作家贾平凹的《秦腔》。考虑到茅盾文学奖在奖励长篇小说方面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以上三部作品，可以说是当代陕西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这三部作品都有一种直面现实的可贵精神，秉承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鲁迅先生曾这样批评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文学创作能够直面现实，秉承现实主义精神，是一种很可贵的追求，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可能是关中文化的深沉厚重，影响了陕西作家的文化品位。就这三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看，全具有端庄、厚重的美学风貌。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是笔者最喜欢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一。这部路遥先生以生命写就的作品，在90年代引起了广泛的轰动，其中大学生和文学青年是最主要的阅读群体。记忆中当时一些从农村走出来的男同学特别喜欢这部书。崛起于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中的路遥，其创作和新潮、现代之类丝毫不搭边，他的创作完全植根于陕北的黄土地，有一种苏俄文学的厚重，写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代农村青年的困惑和追求，他的代表性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引起了青年人强烈的心灵共振。苏俄文学中的强烈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苦难意识以及浓郁的诗性气质，明显地影响了路遥的文学创作。其作品中洋溢着浓郁的诗性、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积极的道德力量，特别能打动读者。在路遥看来，“从本质上说，人类生活的大厦，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所以他选择叙述那些平凡人的故事。《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属于典型的人生炼狱体验叙事，路遥通过书写他们在苦难中的体验以及对困苦的战胜来彰显人物的道德激情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精神力量。在小说中，他以质朴而不乏诗意的笔调，叙写纯洁的爱情、美好的友情、弟兄姊妹的质朴亲情，这些情感成为打动读者的重要力量。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这部诞生在80年代反思文学潮流中的小说，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考量，都是一部颇有艺术野心、厚重大气的作品。《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现代反思是作品最具思想锐气的地方。笔者甚至认为这部作品是自中国文化现代化以来出现的最优秀的作品。小说以中国近50年的历史动荡为背景，展现了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两个家族的冲突，以及20世纪外来的革命文化和传统儒家文化的激烈冲突。笔者认为白嘉轩和黑娃（鹿兆谦）这两个形象最能说明儒家文化的力量，鹿子霖是乡土文明滋长出的乡愿形象。儒家文化本来是维持汉民族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这种讲求秩序的伦理文化在社会安定时期尚能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20世纪的革命文化冲击下，儒家文化的维系力量日渐衰颓。鹿兆谦从儒家文化的反叛者成长为儒家文化的真诚信奉者，这个形象塑造得很有文化说服力。黑娃在肃反运动中的被杀，表达了作家对革命文化和儒家文化矛盾性的清醒认知。

在陕西作家中，贾平凹是非常勤奋而多产的作家，他在80年代创作的《鸡窝洼人家》《浮躁》引领了改革文学的先声。90年代创作了以《怀念狼》为代表的不少都是基于陕西的现实生活而创作的长篇小说。进入新世纪，2008年，贾平凹以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论家王春林认为真正能代表贾平凹迄今为止长篇小说的最高思想艺术水准的，就是《废都》和《秦腔》。在《秦腔》中，贾平凹为其生活长達二十年的故乡棣花街作传，是一部有着极其深刻的自我情感投入的作品，也是一部有着大绝望、大沉痛和大悲悯的作品，小说中的核心意象“秦腔”是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象征。发源于陕西的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它高音大嗓，有穿云裂帛之势，是陕西这片黄土地上产生的特有的艺术形式，也是陕西民众健旺生命力的象征。但在《秦腔》中，作家讲述了在后改革时代的农村，秦腔走向衰落的命运。作品通过对夏天义与夏天智这两位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夏天义与土地、夏天智与秦腔与乡村传统道德之间的深厚联系的极其鲜活动人的艺术描写，真切地展示了当下时代中国乡村空前凋敝的情景及传统文化在乡村世界中的日渐衰颓。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务工，农村和农业遭遇冷落，三农问题日渐严重，农村已濒临空壳化。作品借农民君亭之口说出的清风街境况，也是当下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困境：曾经那么热爱土地的农民离开了土地，纷纷拥向城市谋生，农民的家园荒芜破败，在城市谋生但不是城市的主人，没有了做人的尊严。这种变化是惊人的，原来农村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传统农业文明所固守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也被冲击得难觅踪影。贾平凹以碎片化的描写写出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衰败，这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痛点。 在陕西作家中，叶广芩是笔者非常喜欢的作家，也是当今中国文坛很有代表性的实力派女作家。她的家族题材小说《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潇潇，雨也潇潇》《梦也何曾到谢桥》《逍遥津》《醉也无聊》《豆汁记》《状元媒》《全家福》《乾清门外》，写得篇篇精彩。作家以自己的家族生活为原型，为我们讲述了民国以来一个满族贵胄后裔的生活，清朝覆亡，金家大宅门里的十四个兄弟姐妹各奔东西，有的参加革命慷慨赴死，有的加入国民党远走台湾，有的痴迷戏剧、绘画潦倒终生，形象地展现了从晚清以来近百年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及其所带来的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作家在为一个逝去的时代留影，也在为一个华丽的家族湮没而感慨，浓郁的挽歌意味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从陕西这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看，他们都秉承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或者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面临的问题进行揭示，或者对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进行思考，或以富有才情的笔触，为逝去的一个时代唱一曲文化挽歌。

二、厚重大气的乡土写作 眾所周知，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基点，其中陕西文学与乡土的关系更为密切。陕西新文学兴起于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新文学运动。提高了陕西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力的作家是柳青，他的《创业史》被认为是60年代当代农业题材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一部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的标志性作品。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的关中平原，这八百里秦川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历来农耕文化深厚，传统民风淳朴厚重，具有出产作家的天然养分。90年代初期“陕军东征”的五部作品《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热爱命运》，其中有三部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在陕西作家群体中，通过小说鲜活地呈现了20世纪陕西农民的文化心理发展史的是陈忠实。他在创作中抓住了民国时期、阶级斗争年代与新时期三个历史阶段，通过写不同政治环境中农民的生活，来展现农民的命运。民国时期，儒家文化中的宗族文化依然是农民文化心理的主体部分，《白鹿原》中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管理村民的主要手段还是宗族文化。他上任后，带领村民出资修建了宗族祠堂，又请当地有威望的文化人朱先生拟定《乡约》，带领村民在祠堂里学习族规乡约，让村民以乡约族规约束自己的行为。如若谁违反族规，就会开祠堂，把他逐出宗族。这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广大农村，乡绅以儒家文化进行宗族自治的历史。乡约族规在白鹿原村民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连曾经的宗族叛逆者黑娃，人到中年后也为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感召，修正自己以前的叛逆行为，并用儒家思想来管理自己带的军队。在阶级斗争年代，儒家文化退出历史舞台，长时间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生态，扭曲了农民的心理。中篇《梆子老太》塑造了一个人神共弃的老太太，陈忠实这样评价人物：“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扭曲了梆子老太的灵魂，使她自身潜伏的癌细胞恶性膨胀，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去扭曲生活，扭曲别人的灵魂。”到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农民逐渐从政治运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过上富裕生活而奋斗。《四妹子》中的四妹子为了改变命运、摆脱贫困远嫁到关中，但关中农村的礼行与规矩让她感到不自由。渴望富裕生活的四妹子为了改变现状，开始偷着贩卖鸡蛋，又办了养鸡场，后来因家庭变故鸡场被卖。眼看自己的心血被毁，她依然没有灰心，要继续承包村里的果园致富。不服输、有闯劲是农村女性四妹子身上最突出的特点，也是80年代初期一部分不甘贫困的农民身上具有的精神品质，他们抓住机遇，奋力一搏，最先改变了贫困的生活。从民国时期的儒家文化心理到建国初期的阶级斗争心理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农民渴望富裕、改变命运的心理，陈忠实通过小说创作生动地勾画了20世纪关中农民的心理发展史，揭示了时代风潮和农民文化心理之间的紧密关联。路遥的创作最出色的也是乡土题材，他写出了一代青年要走出贫困的乡土所付出的努力与汗水，写出了底层青年可贵的奋斗精神。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据统计，截至2017年，全国有两亿八千万农民工。如此数量庞大的外出打工者基本是农村的青壮年，其中包括一亿多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留守乡村的基本是老弱病残。村屋荒废，耕地荒芜，农村成了破败的田园。贾平凹在新世纪的乡土写作中集中表达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高老庄》《秦腔》是其代表性作品。在《秦腔》中，贾平凹表达出了现代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正在面临破裂的困境，以及对民间精神、民间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正在颓败和消失的痛惜。首先，作家表达了一种精神无处扎根的感伤与茫然。作家热爱自己的故乡，但对于这片土地的现状和未来又满怀迷茫。他想写出故乡的灵魂，但又明显感觉到故乡的灵魂已经破碎。《秦腔》写了夏天智、夏天义、白雪、引生等众多人物，也写了非常细碎、严实的日常生活。在这现实中，却表达出了作家心里同样巨大的失落和空洞。在一个精神被拔根、心灵被挂空的时代，任何想找回故土记忆、渴望精神还乡的努力，都显得异常艰难而渺茫。这何尝不是当代中国最为真切、严峻的精神处境？其次，民间文化、民间精神的颓败。秦腔曾经是关中大地上极具生命力的戏剧艺术，《秦腔》中秦腔的痴迷者夏天智的死，可以看作是这种民间文化的一种颓败。而这种衰败和消失，是一点一点地进行的。作品中夏天智死的时候，秦腔已沦落到只是用来给红白事唱曲的境地，而农村的劳动力——精壮的小伙子没有几个。人死了，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将死人抬到墓地安葬，这是何等凄凉的中国乡土现实！最后，《秦腔》选择了一种仁慈、超越善恶的立场，来重新表达中国当代的乡土现实。《秦腔》的叙事，是喧嚣的、热闹的，但这种喧嚣和热闹的背后，有凭吊和悲伤，也有矛盾和痛苦。在当代中国，少有人像贾平凹这样明晰、准确地理解农村这一复杂的现实。建立在血缘、伦理根基上的乡土文化，它是粘糊的、混沌的。这个混沌的乡土日夜都在遭受时代潮流的碾磨，它会被时代的强力意志吞噬吗？它能在时代的喧嚣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吗？《秦腔》以一个疯子引生来充当叙事者，显然是想让这个疯子扮演一个复杂的角色——他既知道一切，又什么也不知道。由他来做叙述者，最能体现作家的宽容、饶恕、仁慈和同情心，同时，他也是能将生之喜悦与生之悲哀结合为一的人。他的“至愚”，使他能够成为客观生活的观察者;他的“至神”，则使他能超越众人之上，说别人没说过的话，做别人所不做的事。贾平凹以悲悯的笔调把乡土正在衰败、行将消失的命运呈现出来，但他不知道是谁、哪种力量来为这样的衰败和消失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