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英国文学翻译研究
彼得.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初探
英语翻译学论文-彼得.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初探
一、引言
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1916年出生,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纽马克认为翻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1]。说它是科学,因为翻译是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具有很严格的标准,比如一些科技术语、成语、度量单位或部分社交用语已经有了特定的翻译模式;翻译又是艺术,因为在很多场合要求译者进行选择判断,不能墨守陈规,否则只能反映表层意思,触及不到深层的含义。
纽马克在分析和总结各家各派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将文体论、话语分析、符号学、格语法的理论、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和研究,对于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语言学以及翻译技巧都进行了精辟的论述。1981年,在《翻译问题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中,纽马克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1]两个重要的翻译策略,成为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尽管已经年已耄耋,纽马克仍然笔耕不辍,不断发表学术成果。20世纪90年代他又提出"关联翻译法",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翻译理论。下面本文将就纽马克的主要译论观点进行初步探析,以求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做更深层次的理解,并将相关翻译标准应用到英汉、汉英翻译中去。
二、文本功能及其分类
纽马克认为,翻译活动即是对文本的翻译,研究翻译不能离开文本。在修正布勒(Buhler)、雅各布森(Jakobson)功能模式的语言理论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纽马克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文本功能及其分类。他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号召功能(vocativefunction)。
(一)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
乔治·斯坦纳阐释理论解释王佐良《西风颂》的翻译过程
第３２卷第１期
２０１１年１月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Ｉｏｕｌ’ｈａｌ ｏｌ’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６Ｉ－３２ 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ｌｌ
乔治・斯坦纳阐释理论解释
王佐良《西风颂》的翻译过程
陈亚东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广东广州５１０４３０）
摘要：（（西风颂 是英国诗人雪莱最为人熟悉的作品，中丈译者众，当中数王佐良的译丈无论在韵律上还是意象上都
翻译得较为出色。对王佐良翻译的 西风颂 进行分析的论文很多，但皆从诗学的角度分析，论文试从阐释翻译理论的角度
来解构王佐良翻译 西风颂》的过程
关键词：乔冶・斯坦纳；阐释翻译理论；王佐良：《西风颂》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２１９（２０１１）Ｏ卜０１ ７５—０３
一乔治・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介绍
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或哲学。哲学
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翻 解总是以历史性的方
式存在的，无论是阐释的主体（读者或接受者）还是客体（文
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因此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性。”
…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偏见，而所谓偏见足指在一切对于事
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所给 的一种判
断。在传统阐释学中，偏见是阐释者应 ）克服的，以达到
对文本客观的理解；而哲学阐释学则认为，偏见是理解的前
提条件，“任何人在进入阐释过程中＃ｆｌ￣Ｖ是殳Ｉ１ 一块自板，
他／她肯定是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传统、文化意识、
道德伦理等进入阐释过程中去。” Ｊ
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将阐释学运川十翻译研究，他以
哲学阐释学为理论基础，在他的代表作 通天塔之后——语
言与翻译面面观 中提出了一种描述义学翻译过程的模式一
一阐释的运作，把翻译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信赖、侵入、吸
收和补偿。信赖就是译者相信原文足有意义的，而在理解和
表达这种意义时，译者的主观因素不免“侵入”原文，“侵
女性翻译理论对翻译的启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的启示
— 以《简爱》两个汉译本为例
[摘 要] 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理论基础，对19世纪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的两个汉译本（祝庆英版和黄源深版）进行对比分析。除了通过弗洛托提出的三个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加写前言和脚注、增补和劫持，本文还有从中国化的女性主义这方面进行对比赏析。由此发现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运用对翻译《简爱》这样女性主义小说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发现女性译者往往更能准确形象的在译文中再现女性形象。由此得到两点启示，一是类似《简爱》这样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应该提倡采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二是应该充分重视并发挥译者性别对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简爱》；译者性别
Translation Implications from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Jane Eyre
Abstract: The thesis 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Chinese versions(Zhu Qingying’s version
and Huang Yuanshen’s version) of Jane Eyre,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Charlotte Bronte who was
a writer in 19century from United Kingdom. Based on the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e author
make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from several aspects: the strategies concluded by flotow:
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翻译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很长时间都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这与人们对翻译以及对翻译研究的认识有关。翻译过去被认为只是交流的工具，而翻译研究，也长期停留在“如何译”、“如何译得好”这样的语言转化研究层面上。197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的空间。而人文社科学者也“发现”了翻译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出现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翻译研究转向”.不同学科领域对翻译的重视，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里应外合，多元共生，相激相荡，形成了当代翻译研究丰富而多元的繁盛局面。
在丰富而多元的当代翻译研究中，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范式。那么，翻译为何成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文学开拓了哪些翻译研究层面，它与通常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有何不同，又有何联系？翻译研究者常为这些问题感到困惑。为此，本文从梳理翻译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着手，阐释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研究目的，以揭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比较文学视域中的翻译
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传播，是比较文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而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就是由翻译而触发的。歌德发表关于“世界文学”谈话之前，他的作品已在法国、英国等国翻译发表，并且他的《塔索》、《浮士德》也刚刚在巴黎上演。而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主张更为直接的思想触发点，则是他读到了中国作品的译本。歌德看到，随着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学可能会汇合。他在这种趋势下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后来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理论滥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催生了比较文学。
意大利比较文学家梅雷加利（Franco Meregali）指出：“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特征的媒介”,“应当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1
从《简爱》第十三章看翻译技巧
1
从《简·爱》第十三章译文探翻译技巧
《简·爱》（Jane Eyre）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人们普遍认为《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诗意的生平写照”，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它成功地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第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以及宗教都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积极进取态度和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简·爱》的问世曾经轰动了十九世纪的文坛，在英国文学史上，被称为一部经典传世之作，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驱使人拿起这本书，随之深深感动，心灵也为之震颤。经过翻译传入中国后，《简·爱》也是广受好评与欢迎。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女主人公简·爱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舅舅病逝后，舅母把她视作眼中钉，最终把她送进孤儿院。孤儿院教规森严，生活艰苦，简·爱在这里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毕业后，简·爱通过在报纸上刊登求职广告而来到了桑菲尔德，在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家任家庭教师。罗切斯特先生脾气古怪，但经过几次接触后，他和简·爱相爱了。就在他们举行婚礼时，有人闯进来指出古堡顶楼的疯女人是洛奇斯特先生的妻子。于是，简·爱离开了桑菲尔德。她来到一个偏远的地方，被牧师圣约翰收留，圣约翰请求简·爱嫁给他并和他同去印度传教，简·爱拒绝了他，她始终忘不了罗切斯特。最终，她又回到了桑菲尔德。此时的古堡已成废墟，罗切斯特也受了伤且双目失明，但简·爱又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
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国内有如此之多的译本，这里选取两本——宋兆霖和黄源深翻译的译本来进行研究论述。宋兆霖，195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现为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省翻译协会、省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译著有长篇小说《双城记》、《呼啸山庄》、《简·爱》、《鲁米诗选》等50多种，主编《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狄更斯全集》(32卷)、“经典印象丛书”（56卷）等。译著曾多次获奖。黄源深，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著有专著《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文学论》，译著长篇小说《简·爱》、等。译著《我的光辉生涯》获1996年澳大利亚政府翻译奖。
浅析卞之琳英诗汉译之'以顿代步'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
浅析卞之琳英诗汉译之“以顿代步”白玉洁 西北大学外语学院摘 要：在中国现代诗史上，卞之琳的定位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家，一个卓越的翻译家，他以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在英诗汉译方面创造性提出“以顿代步”的翻译方法，并遵循“亦步亦趋”的翻译准则，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新诗的长足发展，对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关键词：卞之琳；英诗汉译；“以顿代步”；翻译实践作者简介：白玉洁（1991-），女，西北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生，从事英语笔译研究。[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23-02一、引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纵观古今中外，诗歌名家的翻译历来是公认最艰难的译事之一。如果翻译一首诗歌，若是逐字逐句直译出来，原文的音韵就会大为减少。因此，美国著名诗人弗洛斯曾说：“诗歌就是在翻译中丧失的东西。”因此，无论是英诗汉译或是汉诗英译都要注意保留诗歌的视觉美感，准确传达原诗的意义和意境，再现原作的艺术效果。自新中国成立至今译者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有明显提升，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是时殊风异，各有千秋。这一阶段主要从事英文诗歌翻译的代表有王佐良、卞之琳、屠岸等人，这一时期主要提倡采用格律诗形式翻译英语格律诗，其中一派主张“克隆”英文原诗的韵律，另外一派主张用汉语的顿来代替英诗中的韵律，再现原诗的节奏，这种方法即由翻译名家卞之琳所提倡的“以顿代步”。二、百年新诗史上的“第一人”——卞之琳“从技术上来说，卞之琳是中国新诗百年来的第一人！”这是著名学者，同时也是卞之琳的学生江弱水对其老师的评价。卞之琳（1910~2000）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著名诗人以及文学批评家，曾是徐志摩的学生。著有诗歌《断章》，作为其流芳百世的代表作。同时，他在莎士比亚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为现代诗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另一个重要身份即新文化运动中别具一格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作为一名译者，卞之琳译介的外国诗歌，主要来自英国和法国，特别是英国诗人莎士比亚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以及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其诗歌译作经历了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他丰富的译作当中，典型的代表作品有《英国诗选》和《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六十年代以后卞之琳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员，对于莎士比亚文学方面颇有研究。他提出要用格律诗体的诗歌形式来翻译莎剧，这一主张可以说是我国解放后莎剧翻译的最高成就，是利用诗歌体裁翻译莎剧的典范。就从翻译诗歌角度来看，卞之琳先生主张“破‘信达雅’说。但这一主张并非表示他对这些理论或学说的全盘否定。只是出于对诗歌文体特殊性的考量，他提出在进行诗歌翻译时，不能拘泥于以上这些理论，而应该量体裁衣，根据诗歌自身的特点发展出最适宜于诗歌翻译的理论或策略。在英诗汉译中，他创造性提出了“以顿代步”的翻译策略，将译诗中的诗句也划分为不同的音组以反映原诗中的节奏，从而使译诗与原诗在诗歌韵律上做到相似成为可能。三、“以顿代步”译诗法格律体英语诗歌应如何翻译,这是长期有争议而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现在来看主要可归纳为三种方式：(1)采用中国传统诗、词、曲的格律或其变体；(2)不拘格律,采取自由体或散文诗的格式；(3)移植英诗的格律,最显著的就是“以顿代步”的方式,即以汉语中的顿代替英诗中的音步(foot)以再现原诗的节奏。“以顿代步”法通常强调原文的韵式也应在译文中加以复制，以这种方法译诗，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追求形似，同时再现音美的探索创新，当然后来也的确产生了一些形神兼具的译作。在《关于诗人译诗的对话 ——文艺评论家屠岸访谈屠岸》一文中，对于如何看待翻译诗歌时所采用的“以顿代步”原则这一问题，屠岸这样讲道：“在惠特曼创作出自由体诗(free verse)之前，几乎所有的英语诗歌都是格律诗(regular verse)，连素体诗(blank verse)也是有格律的，只是不押韵而已。如果仅仅翻译诗歌的意思，仅仅忠于诗歌的内容，而不顾其形式，那就是一种偏枯，也就没有诗了。到现在为止，“以顿代步”是兼顾诗歌内容与形式的最佳译法，也可以说是翻译诗歌的基本原则。孙大雨首先提出了这一方法，用汉语的“音组”译英语的“音步”，但没有做到等行。后来，卞之琳完善了这一方法，并且用这个译法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四个悲剧和一部分十四行诗。卞之琳称“音组”为“音顿”或“顿”。卞之琳的这种译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等行、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其中，以顿代步是最主要的，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以顿代步，译诗和原诗自然就会等行了。因此，可以说卞之琳所提倡的“以顿代步”的译诗思想对于我国诗歌翻译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保持原有英语格律诗歌结构的基础上，使那些对英文不熟悉的中文读者们更好地去理解英语诗歌，并且在后世的诗歌翻译中扮演者积极的引导角色。四、翻译实践应用卞之琳不仅主张翻译英语格律诗要采用“以顿代步”的方法，而且在他的翻译实践中，也以身作则，努力实行。以他所译的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1807）第一段为例：The Solitary Reaper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Yon solitary Highland Lass!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Stop here, or gently pass!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
西方翻译理论翻译史
一般认为公元前3世纪72名犹太学者在亚历山大翻译圣经旧约全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或公元
前250年里维乌斯• 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 前284-204)把荷马史诗《奥德赛》译成拉丁文
看作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部译作。从公元前52到44年古罗马的西塞罗(Marcus J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前43) 发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区分“解释员翻译”到“演说
家翻译”开创了翻译理论研究。
对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中国有学者提出把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A 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区分“解释员翻译”到“演说家翻译”起到1959年：称作“传统的翻
译学阶段”。
B 从1959年罗曼• 雅科布逊(Roman Jakobson) 发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观》(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开始到1972年：称作“现代翻译学阶段”。
C 从1975年霍姆斯(James Holmes) 正式发表论文，《翻译的名称和性质》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开始至今：称作“当代翻译学阶段”。(潘文国等)
在第一阶段最重要的著作是英国的亚历山大• 弗雷泽• 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4)的专著《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他首先对“优秀的翻译”
下了一个定义，提出三大原则：复写原作思想，风格手法与原作同一，具备原作的通顺。该作成
为英国和西方翻译理论的一座里程碑。对于后来“忠实”和“自由”(即“直译”和“意译”)的
讨论，有较大的影响。这一阶段还有英国诗人麦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 针对荷马
诗作的翻译提出荷马诗作的特征和翻译原则，对19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翻译引起较大的反响。
东西方翻译三原则
1 东西方翻译“三原则”评述
学号：20090502111317 姓名：马丽峰
摘要：翻译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化交流活动。翻译原则不是永恒的，来自于翻译实践，来自于当时当地的翻译实践。翻译原则作为检验翻译实践的准绳和衡量译文好坏的尺度，从有翻译以来，就众说纷纭。一些优秀的翻译实践者逐渐形成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其中“三原则”一直为后人奉为经典之说。本文通过对东西方翻译“三原则”的分析，说明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而是在争论中发展的。
关键词：翻译实践；翻译原则；东西方翻译“三原则”
一、西方翻译“三原则”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和《新约》。《圣经》翻译在西方翻译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古罗马后期，文学创作活动逐渐衰退。统治阶层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帝国，收拢民心，加紧对基督教的利用。这样宗教翻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宗教翻译形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二大高潮。哲罗姆作为早期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对希腊宗教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最著名的是他主译的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是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成为罗马天主教所承认的惟一文本。哲罗姆既是既是出色的翻译家，又是卓越的翻译理论家。他陈述的原则和方法主要可归纳为：（1）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哲罗姆认为，各种语言在各方面都互有区别，不能采用逐词翻译的方法，在可以加以“适当更改”的作品中，译者可以掺入自己的性格色调。（2）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与“宗教翻译”。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意思。但《圣经》翻译中，主要应以直译为主，不能一概采用意译。（3）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
中古时期，蛮族国家逐个建立，民族地域逐渐划定，民族语言相继形成。意大利民族语翻译的规模不大，但其影响并不亚于其他国家。其中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家是利奥纳多·布鲁尼。他的见解主要有以下三点：（1）译者务必使自己深入作品，忠实于原作风格，用译语进行创作。（2）任何语言都可以用来进行有效翻译，优秀的译者必须精通原语和译语。（3）译者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把原文正确地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中世纪末期的德国推崇的是逐词对译，大量直译拉丁古典文学作品，其中最突出的译者和评论家是尼古拉斯·封·维尔。维尔利用名家言论印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维尔的翻译观点如下：（1）准确翻译拉丁语能 2 得出最优美的德语风格。采用逐词对译，模仿拉丁风格，译作就必然会含有拉丁原文的全部优点。（2）单懂德语是不够的，逐词对译能推广拉丁语。（3）为了忠实于原文，宁愿牺牲译文的易懂性。
严复和泰特勒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
2532021年10期总第554期ENGLISH ON CAMPUS【摘要】100多年来，翻译界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这三大翻译标准的内涵和来源进行了多种阐释和猜测。一些学者认为严复的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18世纪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泰特勒提出的翻译三原则。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严复、泰特勒的翻译理论，揭示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发展不断交流、互通、融合的过程。【关键词】信、达、雅； 翻译三原则【作者简介】汪晶(1981.04-)，女，四川都江堰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和英语教学。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翻译界对“信、达、雅”的诠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人们对“信、达、雅”的来源也是意见不一。归纳起来，有四个出处：源自中国古代文论、源自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源自其翻译实践、源自西方翻译理论。一些学者推断严复的“信、达、雅”来自西方。原因有三：1.严复曾经留学英国；2.他的“信、达、雅”与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有很多相似之处；3.有人指出听严复的学生伍光建和周越然说过严复的“信、达、雅”来源于泰特勒。但这仅仅是推测，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下面笔者将简单介绍严复和泰特勒的翻译理论，然后进行比较，来揭示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发展不断交流、互通、融合的过程。一、严复的翻译理论严复在翻译理论上最大的贡献是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严复的“信、达、雅”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所谓“信”，就是形式和内容上都应忠实于原著。但严复认为，为了内容上的忠实可以牺牲形式上的忠实。“达”就是译文通顺畅达。严复所指的“达”就是把原文的内容在译文中很好地表达出来，使译文的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原意。译者必须首先清楚地领会原作的精神再进行翻译，这样才会使译文通顺易懂。严复在谈到“雅”的时候，更多的是指用合乎规范的语言来进行翻译。“雅”的本义是“正”。“正”指的是“雅言”—正确、规范的语言。严复深受桐城派古文写作的影响，他的“雅言”就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他认为用古文表达易，用通俗文字表达难。在翻译实践中，除了尽量遵守“信、达、雅”这个总的原则外，严复采用了“达旨”或“译述”等“非正法”的翻译方法。“达旨”，就是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译述”就是译中有评、译中有释、译中有写、译中有编、译中有“附益”、译中有删削、译中有按语。也就是说，或评论原作的观点，或解释文中概念，或改写，或对原作增添删减，或替换(如用中国人熟悉的例子来替换原作者所举的例子)。严复这样做都是为了便于宣传西方先进的思想，以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 二、泰特勒的翻译理论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泰特勒认为，好的翻译应该完整地呈现原作的优点，使译文读者能够同原作读者一样清楚地感受和领悟原作的优点。接着，泰特勒便基于这个定义提出了翻译必须遵循的三条总原则(General Rules)：1.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和内容。泰特勒认为，为了完好无损地展现原作的思想，译者必须精通原作的语言，并十分熟悉所译题材。但对于原文中有歧义或意义模糊的地方，译者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力，联系上下文和作者一贯的思想和写作风格，选择最恰当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有权对原文进行一些增减，但增补的内容必须与原作思想密不可分且能够巩固原作的思想。而删减的内容则于原作思想关联不大，甚至有损于原作思想。 2.译文的风格和手法应具有与原作相同的特性。一个优秀的译者必须具备能够准确判断原作者风格的能力；严肃庄重的、振奋人心的、平易流畅的、生动活泼的、辞藻华丽的，还是朴素平实的。然后译者也必须具备能够准确表达原作者风格的能力。而要准确表达出原作的风格特点。译者应当常常这样想象：假如原作是用目的语写作，他会以怎样的风格和手法表现自己。3.译文应和原作一样流畅自然。译者遵循的第三原则是翻译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泰特勒把译者和画家联系起来做对照。两者都需临摹，但程度却不一样。要临摹一幅画，画家可以使用与原作相同的颜色，但要注意的是如何忠实地模仿原作的笔法和形态。然而，译者不能采用与原作相同的色彩，但必须呈现与原作同样的效果。三、严复与泰特勒翻译理论的比较1.不同点。总的来看，泰特勒似乎偏重于原作长处的保持，和译作的感受应不亚于原作的效果。而严复的翻译却是调动各种手段尽可能多地传达原作思想的基本精神，为了“阐新旧之严复和泰特勒翻译理论的比较研究文/汪 晶2542021年10期总第554期ENGLISH ON CAMPUS学”，他甚至不惜用换例方法即改变原作内容的方法以求达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不同：(1)严复追求的是宏观的“信”，泰特勒的“忠实于原作”更微观一些。严复的“信”强调译文必须反映出原文的精神实质，是整体的“信”。而泰特勒的第一条原则重在说明如何处理有歧义的词来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严复和泰特勒对怎样使译作通顺流畅有着不同的看法。严复认为译者只有充分领会原作的精神实质，才能使他的译作通顺。严复译书是为了使中国人，特别是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从而发奋自强，救亡图存。因此，他在译文中反复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等思想。而泰特勒则强调译者用自己的笔法来进行翻译，使译文通顺。(3)严复的“雅”主要是指用合乎规范的语言来进行翻译。从他的译作来看，严复不太重视保持原作特有的风格。他在译《天演论》的时候，就改变了原文的风格，使译文读起来像中国古代的史书，以此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而泰特勒的第二条原则强调译文应保持原文的风格和笔调。(4)严复的翻译理论更多的是考虑到了译文读者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严复译书的对象是封建士大夫，他们推崇典雅的古文，对西方先进的思想又一无所知。因此，严复用古文文体来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名著。在译书过程中，他又采用了“达旨”或“译述”等非正法的翻译手段，为使译作更明白易懂。而泰特勒则更重视忠实于原作的内容、风格。(5)严复的“信、达、雅”，特别是“雅”字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严复“雅”的本义是指用合乎规范的语言进行翻译。在当时合乎规范的语言就是桐城派古文。严复用典雅的古文翻译是为了让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严复本人对“信、达、雅”的论述不太详尽，这也是为什么后代学者对这三个字有诸多不同的补充、发挥和修正。而泰特勒的三原则较详细，后人对它们的理解也没有什么异议。2.相同点。除了不同点，严复和泰特勒还有很多的相似点。这是一些学者认为严复的“信、达、雅”来源于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主要依据。(1)严复和泰特勒都认为，译文应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译者有对原文增减的自由；译文应通顺流畅。(2)严复和泰特勒都阐明了“信、达、雅”或“三原则”的相对重要性，并都把“信”看得最重要。严复认为，“达、雅”都是为“信”服务的，有时为了内容上的忠实要牺牲形式上的忠实。在他看来，翻译的单位是“篇段”，而非单独的“句子”。严复追求的是整体的“达”，正是为了整体的“信”。泰特勒也指出，忠实于原作思想是译者的第一要务，有时甚至可以为了达到此目的而偏离原作的笔调，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因笔调而偏离思想，也不能只顾译作文笔的流畅和优雅而牺牲原作的思想和笔调。(3)严复和泰特勒都很注重写作对翻译的影响。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三者(写文章要真诚可信、通顺达意和有文采)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不难看出，他把写作的标准看作翻译的标准。而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中用了“writing”“composition”等词。他也认为写作对翻译有一定的借鉴作用。(4)严复和泰特勒都受到了前人翻译理论的启示。严复深受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影响。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诀言简意赅，符合中国文论的特点。在中国翻译界有很多人赞同钱钟书的观点，认为“信、达、雅”来自三国支谦的《法句经序》。因为钱钟书在《法句经序》中找到了这三个字。而泰特勒则明显受到了17、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特别是17世纪英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德莱顿的影响。德莱顿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相当于艺术家，需要具备出色的艺术鉴赏力和表现力；译作必须绝对忠实原作的意思且保持原作鲜明的特点。这些都与泰特勒提出的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要保持原作的风格和手法有相通之处。四、结语笔者写这篇论文的目的不在于通过比较严复和泰特勒的翻译理论来证明严复的“信、达、雅”是否来源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这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所说，笔者希望通过中西译论的比较能获得一些启发。翻译界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在深入研究我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上，吸收外国有借鉴作用的翻译理论，使二者相互交流，从而建立现代翻译理论。刘重德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参考了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的三原则后，取其精华，并结合自身的体会，提出了“信、达、切”三字：信—信于内容；达—达如其分；切—切如风格。在他看来，严复的“雅”是指“尔雅”或“文雅”，是指原作的风格。这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上：怎样理解严复的“雅”？笔者赞同王秉钦老师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对翻译理论认识的深化，我们应不断充实和丰富“信、达、雅”的内涵。参考文献：[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3]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4]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6]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7]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8]杨全红.走近翻译大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时期，不仅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格，也在文学翻译方面有了重要的进展。在这个时期，儿童文学也开始受到重视，并有许多儿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本文将探讨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情况。
首先，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是什么？在这个时期，翻译者开始把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这些作品多来自英国、美国和俄罗斯。而这些作品的特点是语言简单易懂，寓意深刻，适合儿童阅读。翻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注重翻译的准确性，同时也保留了原作中的文化特色，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其次，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涉及哪些作品？五四时期翻译成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很多，比如美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镜中奇遇记》，英国作家卡洛琳·福尔斯贝格的《小公主》和《小公主的秘密花园》，俄罗斯作家谢里亚申的《红军宝贝》等等。这些作品在国内被广泛传播，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有什么影响？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推广了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的儿童文学资源。这些作品不仅使孩子们能够接触到外国的儿童文化，而且对他们的阅读和认知能力的提高也有积极作用。同时，翻译者们的努力也推动了中外文学交流和翻译事业的发展。